1927年4月8日， 魯迅應邀到黃埔軍校演講“革命時代的文學”， 他謙虛地告訴聽眾：“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 叫我講掘煤， 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
1898年5月1日， 十八歲的周樟壽出門遠行， 懷揣著慈母多方籌借的8塊銀元， 離開家鄉紹興， 於5月7日來到了南京。 他的叔祖周椒生這時在江南水師學堂任管輪堂監督， 周樟壽就住在他家裡， 準備投考叔祖任職的這所學校。 三個月後， 周樟壽進了管輪班。
考進江南水師學堂成為試習生之前， 周椒生給周樟壽改名為“樹人”。 原因是周椒生認為“本族後輩進學堂當兵是不體面的， 不宜拿出家譜上的名字”。
半年後， 周樹人從江南水師學堂退學， 並於1899年1月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簡稱礦路學堂）。 功課是以開礦為主， 造鐵路為輔。 據魯迅同學張協和的回憶， 礦路學堂“入學考試分初試及複試兩場， 都只是作文章， 初試的題目我已忘卻，
礦路學堂為兩江總督劉坤一在張之洞所創辦的江南水師學堂基礎上創辦的一所培養礦業工程技術人才的學校， 當時與天津中西學堂（北洋大學）一起成為我國最早的礦業最高學府。 魯迅在這一直讀到1902年1月， 凡三年整。
在礦路學堂， 魯迅第一次接觸到西方現代自然科學。 三年時間裡， 不僅學習了格致（物理學）、算學、化學、金石學（礦物學）、熔煉學、測算學、繪圖學等， 還認真學習了德語， 閱讀了一些生理和醫學書籍。
1902年1月27日， 礦務鐵路學堂的學生畢業， 兩江總督劉坤一簽署了發給他們的相應“證書”。 其中， 一等學生發給《執照》， 二、三等學生只發給《考單》。 魯迅榮獲《執照》（現藏北京魯迅博物館）， 上面寫著“學生周樹人， 現年十九歲， 身中面白無須， 浙江省紹興府會稽人， 今考得一等第三名。 ”《執照》中開列的礦學等7門功課的成績都在85分以上。
魯迅最重要的學習方法是認真抄筆記。 當時， 教師把整本的書抄在黑板上， 讓學生抄在筆記上。 魯迅手抄講義《幾何學》、《開方》、《開方提要》《八線》等， 文字系蠅頭小楷， 抄寫英語、幾何、代數、三角等語言符號， 書寫極工整清晰， 可謂認真嚴格，一絲不苟。魯迅還曾將《地學淺說》（Elements of Geology）抄訂成兩本，作地質學筆記。王冶秋在1942年寫的《辛亥革命前的魯迅先生》一書中說:“他曾手抄漢譯賴耶爾的名著《地學淺說》兩大冊，圖解精密，抄摹實在不易。”1956年發現了該筆記9頁手稿，可以看出手稿作了多處修改，特別是後三四頁，改得密密麻麻，有的地方還作了反復修改 。
魯迅不滿足於課堂學習，除了抄筆記外，他還認真鑽研學科內其他專業書籍。在礦路學堂時，魯迅曾購閱江南製造局印行的《金石識別》（Text Book of Mineralogy）一書。該《金石識別》現存六卷，魯迅在書內的字裡行間作了不少批註，記下自己的學習心得。比如魯迅當年有關煉焦法的注釋，就聯繫了當時中國的煉焦的實際。
此外，魯迅的學習並不是完全脫離實踐，他自稱“聽了幾年講，下了幾回礦洞”。在1901年11月，他和同學一起到句容縣青龍山煤礦實習，下礦洞挖煤，瞭解當時新式的採煤方法，歷時13天。“為了學習的需要，魯迅還採集了不少礦石標本，每次放假都要帶回一些來，放在一個木匣裡，記得有鐵礦石，石英石，三葉蟲化石，還有象石榴子一樣的礦石。”（周建人《回憶魯迅·魯迅與自然科學》）
三、“彪悍”的課外生活魯迅在礦路學堂的課外生活主要是讀書和鍛煉兩件事，都很“彪悍”。
和許多學霸一樣，魯迅學業優異，但自稱“下課後從不複習課業”，終日閱讀小說，而對《紅樓夢》，“幾能背誦”。
他還常跑到夫子廟狀元境去買書看。魯迅自己說：“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星期日跑到城南去買了來，白紙石印的一厚本，價五百文正。翻開一看，是寫得很好的字，開首便道:‘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機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徹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魯迅“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也出來了。感到“那麼新鮮”，過後好多年，魯迅還能背誦其中的不少篇章。
1901年，是他在礦路學堂讀書的最後一年。這一年，他接觸到了《時務報》，接觸到了嚴複的《天演論》，也接觸到了林琴南譯述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此外，《時務報》、《譯書彙編》、《全體新論》、《化學衛生論》、《科學叢書》、《日本新政考》等，均為魯迅所愛讀。可以說，這是魯迅思想上、文學上最初的啟蒙時期，魯迅之所以為魯迅，應該是與課餘廣泛的閱讀有著密切的關係。
由於家境不富裕，學堂的薪酬也不高，所以魯迅也面臨過十分拮据的境況，“沒有餘錢制衣服，以至夾褲過冬”，有時不得不以辣椒佐米飯進餐。正值生長發育期間，由於經常挨餓受凍、營養不良，所以魯迅體形瘦小，且落下胃病的頑疾，嚴重影響了一生的健康。但是，魯迅還是高度重視體育鍛煉。
那時候，學校根本不重視學生的身體健康，更談不上有多少鍛煉項目。而魯迅自己仍堅持鍛煉，他最喜愛的運動是騎馬，並自稱“戎馬書生”。
魯迅在礦路學堂的同學張協和，1956年曾撰文回憶在礦路學堂生活點滴，提及那時候的魯迅“課餘之暇，喜歡作騎馬之戲，曾因跑馬跌傷一次，但他並未因此而懼怕騎馬，相反的為了學會騎馬，馬騎得更勤了”。
後來魯迅在信中對友人說“運動原是很好的，但這是我在少年時候的事，……我是南邊人，但不會弄船，卻能騎馬，先前是每天總要跑它一、二點鐘的。”有一次他從馬上摔了下來，碰斷了一顆門牙。他常說:“落馬一次，即增一次進步。”
據周建人回憶，當年魯迅在南京讀書時，還刻了兩枚印章:“文章誤我”與“戛劍生”，。意思是說：以前一味埋首讀書，耽誤了自己的青春，現在要“戛”的一聲抽出劍來參加戰鬥了，名號中充滿赳赳武夫之生氣。
1902年，魯迅考上留日官費生，進入東京弘文學院學習。1903年10月3日，魯迅在東京上野參加浙江同鄉會聲討劉鴉、高爾伊出賣浙江礦權大會，之後以筆名索子在《浙江潮》（月刊）第八期上發表了《中國地質略論》。1904年，魯迅進入仙台醫科專門學校學醫，當年，與顧琅合著《中國礦產志》。
《中國礦產志》是中國最早運用近代自然科學理論論述我國地質礦產的科學著作，是中國第一部地質礦產專業志。它的功績，一在首創，二在完備。為了寫作這部專著，魯迅“特搜集東西秘本數十餘種。又旁參以各省通志所載。撮精刪蕪。匯為是編”。經過艱辛的努力，一部5萬餘字的《中國礦產志》終於於1906年5月由上海普及書局初版，日本東京並木活版所印刷。同年12月，增訂再版；1907年1月，增訂三版。在8個月內，連續出版3次，可見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清政府農工商部曾給予很高的評價和認可，又被學部批准為“國民必讀”書，批准為“中學堂參考書”。
魯迅當時還計畫把編著《中國礦產志》的工作繼續進行下去，力求更詳細、全面而精確。在第三版出書時又特地刊登了《〈中國礦產志〉徵求資料廣告》：“惟望披閱是書者，念吾國寶藏之將亡……凡有知某省某地之礦產所在者，或以報告，或以函牘，惠示僕等……則不第僕等之私幸，亦吾國之大幸也。”
1906年後，魯迅棄醫從文，留學歸國後，在文學界聲名遠揚。但他依然關心礦業和地質事業的發展，如曾向時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徐炳昶教授約稿寫就“中國西北考察團考察經過及工作”。
五、礦路學堂礦務鐵路學堂附設于江南陸師學堂第二期，僅於1898年招收了一期學生，共一個班24人，魯迅是其中年齡最小的一個。
辛亥革命後，學堂東部舊址改為兵營，西部舊址改為江蘇高等農業學校，後為中央大學林學院標本林，1946年後中央大學附屬中學（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前身）遷入。現存中山北路的總辦辦公樓，原為大門後的第四進建築，2層，磚木結構，現屬江蘇省省級機關事務管理局，2號樓即原德籍教員樓，2011年4月29日起火燒毀。察哈爾路學堂遺存的教員樓，在總辦樓的西邊，2層，磚木結構，坐北朝南，通闊21.8米，高7.2米，屋面覆漆紅鐵皮，開拱形門窗，設內廊，現屬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已辟為魯迅紀念館。
由於種種原因，江南礦路學堂在中國教育史上曇花一現，這成了礦業教育領域的一大遺憾。所幸，1909年，焦作路礦學堂正式成立，未來的中國礦業最高學府如同一顆明星從這裡冉冉升起。
魯迅棄醫從文，離開了自然科學的前沿陣地，但礦業教育界將永遠銘記關於魯迅的傳說。我們有理由相信，礦路學堂的學習不僅為魯迅打下了科學、全面的知識基礎，還開闊了他的視野，啟發了他的思維，訓練、養成了他認真治學做人的習慣。可以說，魯迅之所以為魯迅，和礦路學堂時期的教育密不可分！
問一聲魯迅，國內學採礦、學地質的萬千學子們想叫您聲學長，您肯答應嗎？
魯迅不滿足於課堂學習，除了抄筆記外，他還認真鑽研學科內其他專業書籍。在礦路學堂時，魯迅曾購閱江南製造局印行的《金石識別》（Text Book of Mineralogy）一書。該《金石識別》現存六卷，魯迅在書內的字裡行間作了不少批註，記下自己的學習心得。比如魯迅當年有關煉焦法的注釋，就聯繫了當時中國的煉焦的實際。
此外，魯迅的學習並不是完全脫離實踐，他自稱“聽了幾年講，下了幾回礦洞”。在1901年11月，他和同學一起到句容縣青龍山煤礦實習，下礦洞挖煤，瞭解當時新式的採煤方法，歷時13天。“為了學習的需要，魯迅還採集了不少礦石標本，每次放假都要帶回一些來，放在一個木匣裡，記得有鐵礦石，石英石，三葉蟲化石，還有象石榴子一樣的礦石。”（周建人《回憶魯迅·魯迅與自然科學》）
三、“彪悍”的課外生活魯迅在礦路學堂的課外生活主要是讀書和鍛煉兩件事，都很“彪悍”。
和許多學霸一樣，魯迅學業優異，但自稱“下課後從不複習課業”，終日閱讀小說，而對《紅樓夢》，“幾能背誦”。
他還常跑到夫子廟狀元境去買書看。魯迅自己說：“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星期日跑到城南去買了來，白紙石印的一厚本，價五百文正。翻開一看，是寫得很好的字，開首便道:‘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機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徹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魯迅“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也出來了。感到“那麼新鮮”，過後好多年，魯迅還能背誦其中的不少篇章。
1901年，是他在礦路學堂讀書的最後一年。這一年，他接觸到了《時務報》，接觸到了嚴複的《天演論》，也接觸到了林琴南譯述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此外，《時務報》、《譯書彙編》、《全體新論》、《化學衛生論》、《科學叢書》、《日本新政考》等，均為魯迅所愛讀。可以說，這是魯迅思想上、文學上最初的啟蒙時期，魯迅之所以為魯迅，應該是與課餘廣泛的閱讀有著密切的關係。
由於家境不富裕，學堂的薪酬也不高，所以魯迅也面臨過十分拮据的境況，“沒有餘錢制衣服，以至夾褲過冬”，有時不得不以辣椒佐米飯進餐。正值生長發育期間，由於經常挨餓受凍、營養不良，所以魯迅體形瘦小，且落下胃病的頑疾，嚴重影響了一生的健康。但是，魯迅還是高度重視體育鍛煉。
那時候，學校根本不重視學生的身體健康，更談不上有多少鍛煉項目。而魯迅自己仍堅持鍛煉，他最喜愛的運動是騎馬，並自稱“戎馬書生”。
魯迅在礦路學堂的同學張協和，1956年曾撰文回憶在礦路學堂生活點滴，提及那時候的魯迅“課餘之暇，喜歡作騎馬之戲，曾因跑馬跌傷一次，但他並未因此而懼怕騎馬，相反的為了學會騎馬，馬騎得更勤了”。
後來魯迅在信中對友人說“運動原是很好的，但這是我在少年時候的事，……我是南邊人，但不會弄船，卻能騎馬，先前是每天總要跑它一、二點鐘的。”有一次他從馬上摔了下來，碰斷了一顆門牙。他常說:“落馬一次，即增一次進步。”
據周建人回憶，當年魯迅在南京讀書時，還刻了兩枚印章:“文章誤我”與“戛劍生”，。意思是說：以前一味埋首讀書，耽誤了自己的青春，現在要“戛”的一聲抽出劍來參加戰鬥了，名號中充滿赳赳武夫之生氣。
1902年，魯迅考上留日官費生，進入東京弘文學院學習。1903年10月3日，魯迅在東京上野參加浙江同鄉會聲討劉鴉、高爾伊出賣浙江礦權大會，之後以筆名索子在《浙江潮》（月刊）第八期上發表了《中國地質略論》。1904年，魯迅進入仙台醫科專門學校學醫，當年，與顧琅合著《中國礦產志》。
《中國礦產志》是中國最早運用近代自然科學理論論述我國地質礦產的科學著作，是中國第一部地質礦產專業志。它的功績，一在首創，二在完備。為了寫作這部專著，魯迅“特搜集東西秘本數十餘種。又旁參以各省通志所載。撮精刪蕪。匯為是編”。經過艱辛的努力，一部5萬餘字的《中國礦產志》終於於1906年5月由上海普及書局初版，日本東京並木活版所印刷。同年12月，增訂再版；1907年1月，增訂三版。在8個月內，連續出版3次，可見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清政府農工商部曾給予很高的評價和認可，又被學部批准為“國民必讀”書，批准為“中學堂參考書”。
魯迅當時還計畫把編著《中國礦產志》的工作繼續進行下去，力求更詳細、全面而精確。在第三版出書時又特地刊登了《〈中國礦產志〉徵求資料廣告》：“惟望披閱是書者，念吾國寶藏之將亡……凡有知某省某地之礦產所在者，或以報告，或以函牘，惠示僕等……則不第僕等之私幸，亦吾國之大幸也。”
1906年後，魯迅棄醫從文，留學歸國後，在文學界聲名遠揚。但他依然關心礦業和地質事業的發展，如曾向時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徐炳昶教授約稿寫就“中國西北考察團考察經過及工作”。
五、礦路學堂礦務鐵路學堂附設于江南陸師學堂第二期，僅於1898年招收了一期學生，共一個班24人，魯迅是其中年齡最小的一個。
辛亥革命後，學堂東部舊址改為兵營，西部舊址改為江蘇高等農業學校，後為中央大學林學院標本林，1946年後中央大學附屬中學（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前身）遷入。現存中山北路的總辦辦公樓，原為大門後的第四進建築，2層，磚木結構，現屬江蘇省省級機關事務管理局，2號樓即原德籍教員樓，2011年4月29日起火燒毀。察哈爾路學堂遺存的教員樓，在總辦樓的西邊，2層，磚木結構，坐北朝南，通闊21.8米，高7.2米，屋面覆漆紅鐵皮，開拱形門窗，設內廊，現屬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已辟為魯迅紀念館。
由於種種原因，江南礦路學堂在中國教育史上曇花一現，這成了礦業教育領域的一大遺憾。所幸，1909年，焦作路礦學堂正式成立，未來的中國礦業最高學府如同一顆明星從這裡冉冉升起。
魯迅棄醫從文，離開了自然科學的前沿陣地，但礦業教育界將永遠銘記關於魯迅的傳說。我們有理由相信，礦路學堂的學習不僅為魯迅打下了科學、全面的知識基礎，還開闊了他的視野，啟發了他的思維，訓練、養成了他認真治學做人的習慣。可以說，魯迅之所以為魯迅，和礦路學堂時期的教育密不可分！
問一聲魯迅，國內學採礦、學地質的萬千學子們想叫您聲學長，您肯答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