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絕大多數中國人恐怕都已經忘記了橡膠、紅苕、土豆和棉花是外來的“洋作物”， 然而， 作者卻從歷史中抽出這四種外來洋作物， 抽絲剝繭、條分縷析地還原它們落戶中國的情形， 從而編織出一張燦爛如錦的地理歷史圖卷；也許， 更重要之處在於， 通過這四條歷史線索所串起的歷史事實， 心平氣和而又無可辯駁地告訴我們：從人類發展向度看， 這個世界， 大到一個國家， 小到一個部落， 沒有任何一部分是真正與世隔絕， 像荒島上的魯濱遜那樣不需要與外界溝通和交流的。 在一個改革開放的時代，
從騰沖到盈江， 公路躥高伏低， 靈動如蛇， 時而旋進深山， 時而墜入平壩。 車窗外， 陽光明媚乾燥， 氣溫如內地三四月。 花了近兩個時辰， 跑了上百公里路， 我只是為了看一株樹。 一株在動輒幾百年上千年的古樹家族裡， 樹齡只有110多歲的堪稱年輕的樹。 然而， 這株年輕的樹， 卻是第一批這種落地中國的樹中， 歷經百年風雨後的碩果僅存者。
這是一株橡膠樹。 中國橡膠母樹。
峰迴路轉， 當我終於來到盈江城外的鳳凰山麓時， 在一片起伏的橡膠林中， 陽光透過樹梢， 地上佈滿零亂的光斑， 我找到了那株被圍起來的中國最年長的橡膠樹。
那一刻， 幾句著名的詩驀然湧上心頭：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可以自全
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片
整體的一部分
是的， 從人類發展向度看， 這個世界， 大到一個國家， 小到一個部落， 沒有任何一部分是真正與世隔絕， 像荒島上的魯濱遜那樣不需要與外界溝通和交流的。 漫長歷史上， 儘管有過閉關鎖國的蒙昧， 但交流與溝通才是人間正道。 在交流與溝通中， 那些越境而來的洋作物， 它們在這片東方的土地上繁衍生長， 悄然影響了我們的生活。
中國橡膠母樹和它的子息
在盈江縣新城鄉， 在與橡膠母樹一峰之隔的山的另一端， 有一座依山而建的墓園。 墓園前， 是孫中山親筆撰寫的挽聯：邊寨偉男， 辛亥舉義冠遇春；中華精英， 癸醜同慟悲屈子。
這位被孫中山比作常遇春和屈原的逝者，
像是為了讓人聯想起刀安仁與橡膠母樹的關係， 在他的墓後， 有一條小道通往鳳凰山， 循了小道走過去， 就能看到那株二三十米高的中國橡膠第一樹。
自元朝至民國， 今天的滇西德宏一帶， 由十個土司分別統治， 刀安仁就是十大土司之一干崖土司的第二十四代繼承人。 這個從出生起就註定將是一個小王國土皇帝的人， 他的人生迥異於他的列祖列宗：早年， 他組織抗英8年。 後來， 他讓弟弟代掌土司， 自己出遊多國。 在日本， 他與孫中山結識並加入同盟會。 同盟會活動經費中， 有相當一部分即由他捐贈而來。 辛亥革命前， 刀安仁組織了騰越起義， 被公推為滇西國民軍都督。 1913年， 當他在北京去世時，
這位傳奇人物， 在當地人印象中， “是個喜歡新鮮事物的人”。 沖州撞府的經歷， 見多識廣的眼界， 使他熱衷於新事物， 並常有將新事物引進盈江的衝動。 比如， 他第一個把足球帶回盈江， 這個邊遠縣份已有超過一個世紀的足球發展歷程。 至於橡膠樹， 更是刀安仁引進史上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
很少有人會想到， 我們的生活居然與生長在熱帶的這種常綠植物息息相關。 生活中， 橡膠製品無處不在：從車輪到膠管， 從雨衣到電纜， 從電線到膠帶， 甚至包括激情似火的套套， 合成橡膠出現之前， 它們都由橡膠樹提取而來。
大戟科的橡膠樹原產美洲， 它的故鄉是高溫高濕的亞馬遜河流域。
1876年， 英國人亨利·威克姆把7萬枚橡膠樹種子從巴西運回英國， 在英國皇家植物園的溫室裡， 7萬枚種子長出了200多棵樹苗。 彼時的英國擁有廣闊的殖民地， 其中位於亞洲的馬來西亞和斯里蘭卡地處熱帶， 適合橡膠生長。 於是， 這些樹苗被帶到了東南亞， 並在那裡落地生根。 幾十年後， 其產量竟超過了原產地巴西。
1904年， 年輕的刀安仁前往日本， 當他路過當時還屬馬來西亞的新加坡時， 他看到了滿山遍野鬱鬱蔥蔥的橡膠樹。 對這種大名鼎鼎的熱帶作物， 他當然早已有所耳聞。 但它們能否在自己的家鄉茁壯成長呢？刀安仁心裡沒底，但還是決定試種。他當即買了8000株樹苗，托人運回老家，栽種在盈江鳳凰山上。這是橡膠樹漂洋過海，第一次紮根於中國土地。橡膠樹的壽命約為60年，114年後的今天，8000株當年的橡膠樹零落殆盡，只餘下最後的這一株兀立殘陽，直刺蒼穹。
就在刀安仁把橡膠樹引種到盈江的第二年，一個叫何麟書的人把橡膠樹引進到海南。海南緯度更低，更加靠近太陽直射的赤道，因而也更適合橡膠樹生長。
100多年後的今天，當初何麟書種下的橡膠樹，仍有一部分繼續存活。
橡膠分為天然橡膠和合成橡膠，天然橡膠的原料就來自於橡膠樹。天然橡膠不僅品質比合成橡膠更好，並且，合成橡膠出現之前，天然橡膠就是唯一。
歷史上，橡膠曾經深刻影響過人類進程。二戰中，各國對橡膠的需求空前增長，完全依賴進口的日本為了獲取東南亞的橡膠及其他資源，放棄了北上進攻蘇聯計畫，轉而南下——這之前，日本不得不偷襲珍珠港，以便擊敗美國太平洋艦隊，從而掃清絆腳石。倘若不是日本對包括橡膠在內的戰略資源的渴求，二戰可能將是另一種走向。
上世紀50年代，新興的共和國遭到西方封鎖，橡膠在禁運之列。為此，共和國決定發展天然橡膠。在刀安仁把橡膠引種盈江和何麟書引種海南之前，國際上普遍認為，橡膠只能種植在南北緯10度以內的赤道地帶。但刀安仁和何麟書的嘗試，不僅糾正了理論的謬誤，也為上世紀50年代在雲南、海南、廣西、廣東大面積發展橡膠提供了範本。
在刀安仁故居，有一幅他中年時的照片。濃眉細眼，留著那個年代很時尚的小鬍子，乍一看，有點像孫中山。這個來自邊遠山區的末代土司，引種橡膠，只是他多姿多彩一生中的一個偶然之舉。但恰好是這個偶然之舉，讓我看到了盈江和德宏遮天蔽日的橡膠林。中國的橡膠工業，也從這個偶然之舉起步，如同涓涓細流，終成萬里長河。
上帝保佑吃飽了飯的人民
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是在川南農村度過的。天底下俱是一色的紫丘陵，如同千萬隻堅挺的乳房。這本是精耕細作農業區，但在30多年前，一年裡，農民仍然有相當長的時間只能過著半饑不飽的生活。
饑餓的結束是農曆十月左右。那時候，漫山遍野的紅苕成熟了。白天，農民集體挖紅苕，晚上，大凡還走得動的人都帶了各種家什——籮筐、背兜、竹簍——前來把自家分到的那一份運回去。哪怕夜色已深，家家戶戶仍然固執地點燃柴火，煮一鍋新鮮的紅苕，一家人飽餐一頓，打著嗝扶著牆上床睡覺。這時候，雞已經叫頭遍了。
紅苕的收穫，意味著至少有半年不再餓肚子。儘管紅苕算不上可口，並且紅苕吃多了，會有燒心反酸的難受。但是，那個年代，填飽肚子就是天底下最硬的道理。
那時候，我並不知道的是，紅苕這種鄉間最普通的作物，竟然也是漂洋過海來到中國，並安撫我們這些悲傷之胃的。
紅苕學名甘薯，又稱白薯、金薯、地瓜、山芋、番薯。從最後一個名字可以看出，它來自境外。所謂番，《辭海》的解釋是：九州之外，謂之番國。這個紅苕原產的番國，據考證，就是今天南美洲的秘魯、厄瓜多爾和中美洲的墨西哥。
15世紀大航海時代，哥倫布把紅苕從美洲帶回歐洲。此後，大約在16世紀上半葉，歐洲的水手們又把它引種到了菲律賓和印尼。
1608年，長江下游的江南地區發大水，水稻幾乎顆粒無收。翰林院檢討徐光啟丁憂在鄉，當他盤算種點什麼作物應急時，他想起了江南還沒人種過的一種洋作物，那就是紅苕。這之前，他的門客、老家在福建莆田的徐某曾多次給他送過。徐光啟試種後，發現它的產量非常高。這位優秀的農學家敏銳地意識到，如果在人口眾多的地區推廣紅苕，勢必能養活更多人丁。特別是災荒之年，紅苕將成為救命糧。徐光啟總結種植經驗，寫下了如今已失傳的中國第一本關於紅苕的專著《甘薯疏》。
徐光啟是富於遠見卓識的。他在寫《甘薯疏》時，紅苕引種到中國沿海不過10多年。紅苕來到中國，根據現存史料推測，應該有幾條線路，由不同的人多次引至沿海不同地區。
紅苕引種史上，陳振龍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福建長樂人陳振龍于萬曆二十一年，也就是西元1593年，前往呂宋經商。呂宋，是菲律賓北部的一個10萬平方公里的島嶼。在那裡，陳振龍第一次看到了紅苕，並從當地人那裡得到了作為引種之用的紅苕藤，還學會了栽種之法。這樣，當他回到故鄉長樂時，紅苕被他種進自家地裡。後來，福建因大旱導致饑荒，陳振龍的兒子向福建巡撫金學曾建議廣種紅苕救災。
果然，就像徐光啟試種那樣，紅苕既耐貧瘠，又易於管理(徐光啟所謂“枝葉附地，隨節生根，風雨不能侵損也，根在深土，食苗至盡，尚能複生，蟲蝗無所奈何”)。更重要的是，紅苕產量極高，“畝可得數千斤，勝種五穀幾倍”，在饑餓線上苦苦掙扎的民眾，時時面臨倒下成為餓殍的危險，紅苕的出現，無疑雪中送炭。從此，“磽確之地，遍行栽播”。
入清後，陳振龍的後人陳世元把紅苕引種到山東和河南，陳世元的兒子陳雲和陳燮再引種到河北和北京，以至於“大河以北皆食其利矣”。
與陳振龍引種入境的輕鬆相比，另兩個引種者的經歷卻充滿艱辛甚至冒著殺頭的風險。
萬曆八年(1580)，廣東東莞人陳益與人前往安南——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到了安南，受到當地酋長盛情款待。每次宴會，總有紅苕上桌。陳益覺得它“味甘美”，動了把它引種回國的念頭。然而，當時安南不許紅苕出境。陳益悄悄賄賂酋長的僕人，才獲得了苕種。就在他帶著苕種匆匆踏上歸途時，酋長獲知了他的陰謀，發兵追捕。幸好陳益的船遇上順風，才及時逃脫。兩年後，陳益在家鄉種植紅苕，其後“種播天南，佐粒食，人無阻饑”。
另一個驚險故事也發生在安南——兩相印證，也說明安南禁止紅苕流出的規定是真實的。
《電白縣誌》說，“相傳番薯出交趾(今越南)，國人嚴禁以種入中國，違者罪死”。電白人林懷蘭的職業是醫生，他行醫於中越邊境時，醫好了越南守關將領的病。當時，越南國王之女患病已久，守關將領把他作為名醫推薦上去，林懷蘭果然妙手回春。一天，國王賞賜林懷蘭吃熟紅苕，林懷蘭表示想吃生的。在咬食幾口後，他把剩下的半截紅苕悄悄藏在懷裡帶回國。就是以這半塊還帶著林懷蘭牙印的紅苕為種，紅苕很快就“種遍於粵”。
紅苕進入中國，除了上述的海路記載外，還有陸路從印度和緬甸進入雲南的說法。
中國歷史上，即使是大一統的承平時代，人口數量也多徘徊在1億以下，直到宋朝，人口終於突破1億；明朝時則超過了兩億。但是，經過明末清初幾十年的大動亂，清朝定鼎天下時，人口已只有6500萬。從清初的6500萬飆升到乾隆時的4.3億，只用了100多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包括紅苕在內的洋作物引種中國，引起人口的爆炸式增長。
以四川為例，原本人煙稠密的天府之國，清初，竟只有區區80萬人口。清政府不得不實施了長達數十年的湖廣填四川政策。隨著移民進入四川的，就有插根藤子就會結出一串串甘甜塊莖的紅苕，以及同樣來自美洲的在高寒山區也能茁壯成長的玉米，在它們的滋養下，四川人口急劇增長，很快超過前代。
在我老家，今天仍種植漫山遍野的紅苕和玉米。不過，紅苕用來喂豬喂雞，玉米喂豬喂雞外，還用來釀酒。總而言之，這兩種被鄉人稱為粗糧的東西，過去，它是果腹的救命糧，今天，除了偶爾嘗新，它早已退出了餐桌。沉默的餐桌，它是人類進步的見證。
那些吃土豆的人
印象派畫家梵古有一幅作品，題為《吃土豆的人》。畫面上，燈光昏暗，四壁黝黑，一家人圍坐桌前準備吃晚餐，主食是熱氣騰騰的土豆。這些吃土豆的人，他們面對簡單的晚餐，眼睛裡流露出渴求與感激之光。
梵古創作此畫是在1885年，其時，距法國人用土豆解決北部饑荒，剛好過去一個世紀。
土豆學名馬鈴薯，又稱山藥、山芋、山藥蛋和洋芋。和紅苕一樣，它同樣起源于美洲，是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對人類的偉大貢獻。16世紀，西班牙人在征服印加帝國的過程中，土豆也如同戰利品一樣被帶回歐洲。不過，相當長時間裡，土豆並沒有走上餐桌，至多作為一種遠隔重洋的新物種出現在王公貴族的花園裡，讓人聯想起風急浪高的大西洋彼岸，居然還存在一個剛發現的新大陸。土豆鹹魚翻身，從觀賞植物上升為農作物是在1772年。這一年，巴黎醫學院那些嚴肅得像一塊鋼板的學者們非常嚴肅地宣佈：土豆是可以食用的。
土豆從歐洲來到中國的時間，和紅苕大體相當，也是明清之際。
不過，明末留下的一批史料中，雖然有土豆之名，但因無具體說明，現在已無法斷定這種被明朝人稱為土豆的東西是否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土豆。
據何柄棣先生考證，1650年，荷蘭人斯特儒斯在臺灣時，曾見到那裡種有土豆。其時，臺灣淪為荷蘭人殖民地已有20多年。那麼，顯而易見，是荷蘭人最早把土豆引種到了臺灣。
其後，康熙年間的福建《松溪縣誌》出現了漢語文獻中對土豆的第一次具體描述，它表明這種在美洲已有幾千年種植史的洋作物終於登陸中國內地：“馬鈴薯，葉依樹生，掘取之，形有大小，略如鈴子，色黑而圓，味苦甘。”
在愛爾蘭，土豆曾創造了兩段堪稱神話的歷史。兩段歷史，一喜一悲：與其他食物相比，土豆碳水化合物高，富含蛋白質、維生素和礦物質，成人食用有利健康，兒童食用能降低死亡率。資料表明，1780年到1840年的60年間，一個愛爾蘭農民一天要食用近5公斤土豆。土豆餵養下，愛爾蘭人口從400萬激增到800萬。然而，1845年，由於土豆大面積的病害進而枯萎，以土豆為生的愛爾蘭人餓死將近100萬，另有100萬人溯了土豆的來路，從歐洲流亡美洲。
在中國，土豆同樣影響了歷史。今天，土豆已成為僅次於小麥、稻穀和玉米的全球第四大糧食作物，而中國的土豆產量，高居世界第一。
土豆收穫時節，在甘肅中部的定西，我看到堆積如山的土豆，正被大大小小的車輛運走。地處大陸腹地的定西，氣溫寒涼，晝夜溫差大，黃土乾燥，水分涵養差，許多作物都不宜生長，獨有土豆欣欣向榮。從清朝乾隆年間引種到今天，定西已成為中國三大土豆主產區之一，被稱為中國馬鈴薯之鄉，支撐起當地經濟的半壁江山。
土豆是一種適應性很強的作物，除了鹽鹼地，其他土壤都能生長。因此，國內像定西一樣，原本耕地條件較差的地區，最終幾乎都是土豆佔據一席之地，並成為當地人的主糧。在貴州，“山地遍種，民賴以濟食”；在四川，“山民倚以為糧，十室而九”；在湖北，“郡中最高之山，地氣苦寒，居民多種洋芋，各邑年歲，以高山收成業豐歉”。
事到如今，在四川大小涼山、貴州西北部和雲南東北山區，地薄天寒，山高穀深，除了土豆能夠大規模種植，其他產量較高且能正常種植的作物屈指可數。因之，土豆就是這些地區農民最重要的口糧。反過來，宜於高寒山區的土豆的引種，也使得隨著人口的激增，一部分人從平原和丘陵走向原本不宜居的山地。在土豆的幫助下，人類的種子播撒到了更為遼闊的遠方。這些身處一隅的人，他們如同一株株生命力旺盛的土豆，只要有陽光和雨水，就能在風中成長。就像前人所說的那樣：“高山地氣陰寒，麥豆包穀不甚相宜，惟洋芋種少獲多，不費耘鋤，不煩糞壅，山民賴此以供朝夕，其他燕麥、苦蕎，偶一帶種，以其收成不大，皆恃以洋芋為主。”
我如今居住的成都市地處平原腹心，平原上的糧食作物以水稻和小麥為主。但在平原西北盡頭的龍門山地區，土豆仍然是重要品種之一。1890年，當土豆已經在沿海地區種植100多年，梵古的《吃土豆的人》也問世幾十年後，一群高鼻深目的法國人不遠萬里，為了傳播上帝的福音，來到位於成都平原與龍門山接合部的彭州白鹿鎮。在那裡，他們建起一座後來成為整個四川天主教培訓中心的下書院，順便也為成都引種了土豆。據說，法國傳教士們食用土豆時削下的皮扔到地上，不久竟然生根發芽。生命力如此頑強，這種從沒見過的作物引起了周邊農民的好奇，有人便帶回去試種。從此，土豆在龍門山區代複一代地生息繁衍。今天，它已成為蔬菜基地彭州的特產之一。
衣被天下的花朵
1765年，即乾隆三十年，直隸總督方觀承令匠人精心雕刻了12件刻石。300多年後，作為中國棉花種植史乃至農業發展史上的重要文物，刻石依然保存於河北省博物館。
那一年，南巡的乾隆途經保定，在方觀承陪同下，興致勃勃地視察了王氏莊園的棉行。稍後，方觀承以乾隆的視察為背景，把棉花種植、管理、採摘，以及紡線、織染——一言以蔽之，就是從棉種到布匹的全過程——一一繪圖，並配以簡明文字製成冊頁呈乾隆御覽。乾隆閱讀後，興趣盎然，這位古往今來作詩最多的皇帝拈筆為每幅圖都題了一首詩。方觀承要匠人雕刻的，便是這本留有御筆的冊頁。歷史上，把它稱為《禦題棉花圖》。
中國雖然是栽桑養蠶的發祥地，棉花卻不僅是舶來的，而且進入中國人生活的時間並不長。在棉花登場抵擋風寒之前，我們的祖先能憑藉的是絲、麻、葛。然而絲綢太貴，遠非編戶小民所能消費；麻和葛雖便宜，保暖性卻不盡如人意。《王禎農書》曾把棉花同絲麻相比，棉花的優點一目了然：“比之蠶桑，無采養之勞，有必收之效；埒之枲麻，免績緝之功，得禦寒之益。”
《禦題棉花圖》冊頁裡，不僅有乾隆的詩，還有他的祖父康熙的一篇《木棉賦》。康熙文中的木棉，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那種高大的開滿紅碩花朵的英雄樹，而是古人對棉花的別稱。這篇賦裡，康熙追溯棉花的來歷時說它“道伽毗而遠來”。伽毗是哪裡呢？有注家引《冊府元龜》說，“(貞觀二十一年三月)伽毗國獻鬱金香”，但“今地無考”。
竊以為，伽毗很可能就是迦毗，也就是迦毗羅衛國，即佛陀的母國。康熙的賦中，用它代指印度。事實上，棉花家族中的印度棉，就是古印度人培育出來的。漢朝時，隨著陸上和海上兩條絲綢之路的貫通，棉花也像苜蓿、胡蘿蔔、葡萄等眾多中亞、南亞和西亞作物一樣流布中土。
不過，儘管漢代的典籍中就能找到棉花的記載，但在宋元以前，絕大多數中國人依然沒能把棉衣穿到身上。因為，印度棉是一種多年生木本植物，喜熱，好光，這決定了它只能生長在廣東南部等少數地區。
宋元時期，原產於歐洲的一種一年生草本棉，從西北的陸路和東南的海路分頭進入中國，從此，開始了棉花衣被中國的絢爛之旅。對此，《中國棉紡織史》認為，印度棉和宋元時傳入中國的草本棉屬同一種作物。在歐洲，它由多年生變成一年生；而在包括印度和中國南方的亞洲地區，由於氣溫高，始終未蛻變。
第一個把棉花種植提到國家高度的是元朝。1289年，忽必烈下令在浙東、江東、江西、湖廣和福建設置一個新的機構：木棉提舉司。按元朝慣例，對重要事務，一般都設專門的提舉司負責。提舉司首長級別為五品，相當於今天的地廳級。與木棉提舉司類似的還有負責茶葉的榷茶提舉司，負責海外貿易的市舶提舉司，負責教育的儒學提舉司。
及至明朝，棉花版圖已從元朝的局限于長江流域擴展到大江南北、黃河上下，南北直隸及12個布政司75個府，都有成片的棉花種植。到了清朝，棉花更是“北至幽燕，南抵楚粵，東游江淮，西及秦隴，足跡所經，無不衣棉之人，無不宜棉之土”。此時，棉花已成為中國人最普遍最主流的衣著原料。
明太祖朱元璋以他農民式的精明，為大明帝國的萬千子民作了條款非常多的規定。比如農民種什麼，土地怎麼分配，這個紫禁城裡高高在上的天子也非常操心。他下令，凡是家裡有5到10畝土地的農民，栽桑、麻、木棉各半畝，10畝以上的翻番。並且，地方官必須嚴格監督，不按規定的要處罰。
朱元璋的這種規定透露出的最明確資訊，就是此時的大明王朝還屬於完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地上所產，僅供自用。諸物皆備，不必仰於商品交換。
但是，100多年後的明朝中後期，一種遠道而來的植物卻意外地打敗了朱元璋，讓太祖高皇帝的聖旨成為一紙空文。這就是棉花。
明清之際，棉花以空前規模在全國大面積種植，最集中的是長江下游三角洲和黃河下游平原。其中，尤以長三角的蘇州府和松江府為最，能夠耕種的土地，百分之七八十種棉花，百分之二三十種水稻。水稻種得少，糧食不夠吃，就大量從鄰近地區販運而來，而農民賴以購糧的銀子，就是地裡年年豐收的棉花和它們化作的一匹匹衣被天下的棉布。農民熱衷於棄稻種棉，一個地方官洞悉了個中奧妙，那就是：“蓋緣種棉費力少而獲利多，種稻工本重而獲利輕。”至於賣布買米或是相應地賣米買布，不僅使朱元璋的自給自足模式不再鐵板一塊，農民有了初步的專業化分工，同時也促進了商業化進程。
由於種棉織布蘊藏著海量商機，其間又產生了不少前所未聞的新職業。種植者除外，專業性的職業還有軋花匠、紡紗匠、織布匠和染匠，這些姑且命名為技術工人的人數，據統計，清代中期，僅蘇州一地就多達兩萬人。他們之外，還有另一些不可或缺的角色，這就是美國史學家林達·詹森所說的“棉產品生產從農民的副業上升到手工工業，是通過掮客、工廠主和商人共同的努力發展起來的”。
今天中國最重要的城市上海，已是現代與繁榮的代名詞。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這裡還是東海中若隱若現的沙洲。隨著滄海桑田的變化，到了宋朝的1074年，上海設鎮。1292年，也就是元朝至元二十九年，上海設縣，屬松江府。當年留下的一幅地圖顯示，元朝時上海最顯眼的建築是衙門、軍營和廟宇。它還遠遠算不上城市。即使到了明朝，它的城牆庇護的城區直徑也不到1公里。
上海分佈著沙質的淤泥地，不宜水稻，卻是棉花生長的理想之地。當棉花遍及南北，包括上海在內的松江府漸漸成為全中國首屈一指的棉花產地和工廠最密集的紡織基地。此外，東海之濱的上海還是布匹出口的重要碼頭。沈從文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說，“(清初)棉花種植生產已遍及中國各地區，因之成為一般人民衣著主要材料。長江一帶生產的一種，花作紫色，纖維細長而柔軟，由農民織成的家機布，未經加工多微帶黃色，特別經久耐用，在外銷上已著名，通稱南京布”。這種南京布，其中的外銷部分，幾乎全部由上海經海路運往廣州，再從廣州出口。僅1786年一年裡，出口的南京布就達37.2萬匹；不到10年，這一數字驚人地飆升到了100萬匹。鴉片戰爭之前的1820年則達到了峰值：300萬匹。美國《紐約論壇報》的創辦者賀瑞斯·格里利曾回憶說，“在我的童年時代，中國的棉織品，被稱為南京布，在新英格蘭被廣泛使用，甚至是窮人”。
正是潔白的棉花，給了後來成為遠東明珠的上海第一推動力，就像林達·詹森斷言的那樣：棉花和商業是清代上海經濟復蘇的第一階段的主要原因。19世紀之初的上海，已從一個荒涼的濱海小鎮，發展成一座擁有12萬居民的名副其實的城市。這一時代留下來的地圖上，除了象徵皇權的衙門和軍營，以及象徵神權的廟宇，更多的，是象徵商權的各種公所——布業公所、茶業公所、絲業公所、成衣公所、南北貨公所，以及因商權的空前發達而催生的商人們款敘鄉情的各地會館——江西會館、潮惠會館、浙紹公所、泉漳會館、潮州會館、建汀會館……可以說，棉花催生了商業，商業帶來了繁榮，繁榮點燃了平民的人間煙火。
400多年前，當上海還是一座咸腥海風吹拂的江南小鎮時，那一年，為母守孝的徐光啟在他濱江的老宅裡，為他的《甘薯疏》寫序。他感慨說，“方輿之內，山陬海澨，麗土之毛，足以活人者多矣”，但是，大多數人卻固執地認為，一種作物只能生長於一個特定地方，誤以為就像貉越過汶水就會凍死，桔移栽到淮北就變成枳那樣有著天然的鴻溝。與這些膠柱鼓瑟的認識截然不同，徐光啟堅信，能夠引種的作物是大多數，不能引種的只是極少數。如果不畫地為牢，如果積極引種，那麼“世可無慮不足，民可無饑殣”。
仿佛是為了應驗徐光啟的預言，踏浪而來的洋作物在中國大地上紛紛落地生根，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許，其中還包含著另一個簡單的隱喻：與時俱進既包括自身的進步，也包括對先進的東西採取拿來主義。古人的總結要言不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聶作平）<> 但它們能否在自己的家鄉茁壯成長呢？刀安仁心裡沒底，但還是決定試種。他當即買了8000株樹苗，托人運回老家，栽種在盈江鳳凰山上。這是橡膠樹漂洋過海，第一次紮根於中國土地。橡膠樹的壽命約為60年，114年後的今天，8000株當年的橡膠樹零落殆盡，只餘下最後的這一株兀立殘陽，直刺蒼穹。
就在刀安仁把橡膠樹引種到盈江的第二年，一個叫何麟書的人把橡膠樹引進到海南。海南緯度更低，更加靠近太陽直射的赤道，因而也更適合橡膠樹生長。
100多年後的今天，當初何麟書種下的橡膠樹，仍有一部分繼續存活。
橡膠分為天然橡膠和合成橡膠，天然橡膠的原料就來自於橡膠樹。天然橡膠不僅品質比合成橡膠更好，並且，合成橡膠出現之前，天然橡膠就是唯一。
歷史上，橡膠曾經深刻影響過人類進程。二戰中，各國對橡膠的需求空前增長，完全依賴進口的日本為了獲取東南亞的橡膠及其他資源，放棄了北上進攻蘇聯計畫，轉而南下——這之前，日本不得不偷襲珍珠港，以便擊敗美國太平洋艦隊，從而掃清絆腳石。倘若不是日本對包括橡膠在內的戰略資源的渴求，二戰可能將是另一種走向。
上世紀50年代，新興的共和國遭到西方封鎖，橡膠在禁運之列。為此，共和國決定發展天然橡膠。在刀安仁把橡膠引種盈江和何麟書引種海南之前，國際上普遍認為，橡膠只能種植在南北緯10度以內的赤道地帶。但刀安仁和何麟書的嘗試，不僅糾正了理論的謬誤，也為上世紀50年代在雲南、海南、廣西、廣東大面積發展橡膠提供了範本。
在刀安仁故居，有一幅他中年時的照片。濃眉細眼，留著那個年代很時尚的小鬍子，乍一看，有點像孫中山。這個來自邊遠山區的末代土司，引種橡膠，只是他多姿多彩一生中的一個偶然之舉。但恰好是這個偶然之舉，讓我看到了盈江和德宏遮天蔽日的橡膠林。中國的橡膠工業，也從這個偶然之舉起步，如同涓涓細流，終成萬里長河。
上帝保佑吃飽了飯的人民
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是在川南農村度過的。天底下俱是一色的紫丘陵，如同千萬隻堅挺的乳房。這本是精耕細作農業區，但在30多年前，一年裡，農民仍然有相當長的時間只能過著半饑不飽的生活。
饑餓的結束是農曆十月左右。那時候，漫山遍野的紅苕成熟了。白天，農民集體挖紅苕，晚上，大凡還走得動的人都帶了各種家什——籮筐、背兜、竹簍——前來把自家分到的那一份運回去。哪怕夜色已深，家家戶戶仍然固執地點燃柴火，煮一鍋新鮮的紅苕，一家人飽餐一頓，打著嗝扶著牆上床睡覺。這時候，雞已經叫頭遍了。
紅苕的收穫，意味著至少有半年不再餓肚子。儘管紅苕算不上可口，並且紅苕吃多了，會有燒心反酸的難受。但是，那個年代，填飽肚子就是天底下最硬的道理。
那時候，我並不知道的是，紅苕這種鄉間最普通的作物，竟然也是漂洋過海來到中國，並安撫我們這些悲傷之胃的。
紅苕學名甘薯，又稱白薯、金薯、地瓜、山芋、番薯。從最後一個名字可以看出，它來自境外。所謂番，《辭海》的解釋是：九州之外，謂之番國。這個紅苕原產的番國，據考證，就是今天南美洲的秘魯、厄瓜多爾和中美洲的墨西哥。
15世紀大航海時代，哥倫布把紅苕從美洲帶回歐洲。此後，大約在16世紀上半葉，歐洲的水手們又把它引種到了菲律賓和印尼。
1608年，長江下游的江南地區發大水，水稻幾乎顆粒無收。翰林院檢討徐光啟丁憂在鄉，當他盤算種點什麼作物應急時，他想起了江南還沒人種過的一種洋作物，那就是紅苕。這之前，他的門客、老家在福建莆田的徐某曾多次給他送過。徐光啟試種後，發現它的產量非常高。這位優秀的農學家敏銳地意識到，如果在人口眾多的地區推廣紅苕，勢必能養活更多人丁。特別是災荒之年，紅苕將成為救命糧。徐光啟總結種植經驗，寫下了如今已失傳的中國第一本關於紅苕的專著《甘薯疏》。
徐光啟是富於遠見卓識的。他在寫《甘薯疏》時，紅苕引種到中國沿海不過10多年。紅苕來到中國，根據現存史料推測，應該有幾條線路，由不同的人多次引至沿海不同地區。
紅苕引種史上，陳振龍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福建長樂人陳振龍于萬曆二十一年，也就是西元1593年，前往呂宋經商。呂宋，是菲律賓北部的一個10萬平方公里的島嶼。在那裡，陳振龍第一次看到了紅苕，並從當地人那裡得到了作為引種之用的紅苕藤，還學會了栽種之法。這樣，當他回到故鄉長樂時，紅苕被他種進自家地裡。後來，福建因大旱導致饑荒，陳振龍的兒子向福建巡撫金學曾建議廣種紅苕救災。
果然，就像徐光啟試種那樣，紅苕既耐貧瘠，又易於管理(徐光啟所謂“枝葉附地，隨節生根，風雨不能侵損也，根在深土，食苗至盡，尚能複生，蟲蝗無所奈何”)。更重要的是，紅苕產量極高，“畝可得數千斤，勝種五穀幾倍”，在饑餓線上苦苦掙扎的民眾，時時面臨倒下成為餓殍的危險，紅苕的出現，無疑雪中送炭。從此，“磽確之地，遍行栽播”。
入清後，陳振龍的後人陳世元把紅苕引種到山東和河南，陳世元的兒子陳雲和陳燮再引種到河北和北京，以至於“大河以北皆食其利矣”。
與陳振龍引種入境的輕鬆相比，另兩個引種者的經歷卻充滿艱辛甚至冒著殺頭的風險。
萬曆八年(1580)，廣東東莞人陳益與人前往安南——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到了安南，受到當地酋長盛情款待。每次宴會，總有紅苕上桌。陳益覺得它“味甘美”，動了把它引種回國的念頭。然而，當時安南不許紅苕出境。陳益悄悄賄賂酋長的僕人，才獲得了苕種。就在他帶著苕種匆匆踏上歸途時，酋長獲知了他的陰謀，發兵追捕。幸好陳益的船遇上順風，才及時逃脫。兩年後，陳益在家鄉種植紅苕，其後“種播天南，佐粒食，人無阻饑”。
另一個驚險故事也發生在安南——兩相印證，也說明安南禁止紅苕流出的規定是真實的。
《電白縣誌》說，“相傳番薯出交趾(今越南)，國人嚴禁以種入中國，違者罪死”。電白人林懷蘭的職業是醫生，他行醫於中越邊境時，醫好了越南守關將領的病。當時，越南國王之女患病已久，守關將領把他作為名醫推薦上去，林懷蘭果然妙手回春。一天，國王賞賜林懷蘭吃熟紅苕，林懷蘭表示想吃生的。在咬食幾口後，他把剩下的半截紅苕悄悄藏在懷裡帶回國。就是以這半塊還帶著林懷蘭牙印的紅苕為種，紅苕很快就“種遍於粵”。
紅苕進入中國，除了上述的海路記載外，還有陸路從印度和緬甸進入雲南的說法。
中國歷史上，即使是大一統的承平時代，人口數量也多徘徊在1億以下，直到宋朝，人口終於突破1億；明朝時則超過了兩億。但是，經過明末清初幾十年的大動亂，清朝定鼎天下時，人口已只有6500萬。從清初的6500萬飆升到乾隆時的4.3億，只用了100多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包括紅苕在內的洋作物引種中國，引起人口的爆炸式增長。
以四川為例，原本人煙稠密的天府之國，清初，竟只有區區80萬人口。清政府不得不實施了長達數十年的湖廣填四川政策。隨著移民進入四川的，就有插根藤子就會結出一串串甘甜塊莖的紅苕，以及同樣來自美洲的在高寒山區也能茁壯成長的玉米，在它們的滋養下，四川人口急劇增長，很快超過前代。
在我老家，今天仍種植漫山遍野的紅苕和玉米。不過，紅苕用來喂豬喂雞，玉米喂豬喂雞外，還用來釀酒。總而言之，這兩種被鄉人稱為粗糧的東西，過去，它是果腹的救命糧，今天，除了偶爾嘗新，它早已退出了餐桌。沉默的餐桌，它是人類進步的見證。
那些吃土豆的人
印象派畫家梵古有一幅作品，題為《吃土豆的人》。畫面上，燈光昏暗，四壁黝黑，一家人圍坐桌前準備吃晚餐，主食是熱氣騰騰的土豆。這些吃土豆的人，他們面對簡單的晚餐，眼睛裡流露出渴求與感激之光。
梵古創作此畫是在1885年，其時，距法國人用土豆解決北部饑荒，剛好過去一個世紀。
土豆學名馬鈴薯，又稱山藥、山芋、山藥蛋和洋芋。和紅苕一樣，它同樣起源于美洲，是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對人類的偉大貢獻。16世紀，西班牙人在征服印加帝國的過程中，土豆也如同戰利品一樣被帶回歐洲。不過，相當長時間裡，土豆並沒有走上餐桌，至多作為一種遠隔重洋的新物種出現在王公貴族的花園裡，讓人聯想起風急浪高的大西洋彼岸，居然還存在一個剛發現的新大陸。土豆鹹魚翻身，從觀賞植物上升為農作物是在1772年。這一年，巴黎醫學院那些嚴肅得像一塊鋼板的學者們非常嚴肅地宣佈：土豆是可以食用的。
土豆從歐洲來到中國的時間，和紅苕大體相當，也是明清之際。
不過，明末留下的一批史料中，雖然有土豆之名，但因無具體說明，現在已無法斷定這種被明朝人稱為土豆的東西是否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土豆。
據何柄棣先生考證，1650年，荷蘭人斯特儒斯在臺灣時，曾見到那裡種有土豆。其時，臺灣淪為荷蘭人殖民地已有20多年。那麼，顯而易見，是荷蘭人最早把土豆引種到了臺灣。
其後，康熙年間的福建《松溪縣誌》出現了漢語文獻中對土豆的第一次具體描述，它表明這種在美洲已有幾千年種植史的洋作物終於登陸中國內地：“馬鈴薯，葉依樹生，掘取之，形有大小，略如鈴子，色黑而圓，味苦甘。”
在愛爾蘭，土豆曾創造了兩段堪稱神話的歷史。兩段歷史，一喜一悲：與其他食物相比，土豆碳水化合物高，富含蛋白質、維生素和礦物質，成人食用有利健康，兒童食用能降低死亡率。資料表明，1780年到1840年的60年間，一個愛爾蘭農民一天要食用近5公斤土豆。土豆餵養下，愛爾蘭人口從400萬激增到800萬。然而，1845年，由於土豆大面積的病害進而枯萎，以土豆為生的愛爾蘭人餓死將近100萬，另有100萬人溯了土豆的來路，從歐洲流亡美洲。
在中國，土豆同樣影響了歷史。今天，土豆已成為僅次於小麥、稻穀和玉米的全球第四大糧食作物，而中國的土豆產量，高居世界第一。
土豆收穫時節，在甘肅中部的定西，我看到堆積如山的土豆，正被大大小小的車輛運走。地處大陸腹地的定西，氣溫寒涼，晝夜溫差大，黃土乾燥，水分涵養差，許多作物都不宜生長，獨有土豆欣欣向榮。從清朝乾隆年間引種到今天，定西已成為中國三大土豆主產區之一，被稱為中國馬鈴薯之鄉，支撐起當地經濟的半壁江山。
土豆是一種適應性很強的作物，除了鹽鹼地，其他土壤都能生長。因此，國內像定西一樣，原本耕地條件較差的地區，最終幾乎都是土豆佔據一席之地，並成為當地人的主糧。在貴州，“山地遍種，民賴以濟食”；在四川，“山民倚以為糧，十室而九”；在湖北，“郡中最高之山，地氣苦寒，居民多種洋芋，各邑年歲，以高山收成業豐歉”。
事到如今，在四川大小涼山、貴州西北部和雲南東北山區，地薄天寒，山高穀深，除了土豆能夠大規模種植，其他產量較高且能正常種植的作物屈指可數。因之，土豆就是這些地區農民最重要的口糧。反過來，宜於高寒山區的土豆的引種，也使得隨著人口的激增，一部分人從平原和丘陵走向原本不宜居的山地。在土豆的幫助下，人類的種子播撒到了更為遼闊的遠方。這些身處一隅的人，他們如同一株株生命力旺盛的土豆，只要有陽光和雨水，就能在風中成長。就像前人所說的那樣：“高山地氣陰寒，麥豆包穀不甚相宜，惟洋芋種少獲多，不費耘鋤，不煩糞壅，山民賴此以供朝夕，其他燕麥、苦蕎，偶一帶種，以其收成不大，皆恃以洋芋為主。”
我如今居住的成都市地處平原腹心，平原上的糧食作物以水稻和小麥為主。但在平原西北盡頭的龍門山地區，土豆仍然是重要品種之一。1890年，當土豆已經在沿海地區種植100多年，梵古的《吃土豆的人》也問世幾十年後，一群高鼻深目的法國人不遠萬里，為了傳播上帝的福音，來到位於成都平原與龍門山接合部的彭州白鹿鎮。在那裡，他們建起一座後來成為整個四川天主教培訓中心的下書院，順便也為成都引種了土豆。據說，法國傳教士們食用土豆時削下的皮扔到地上，不久竟然生根發芽。生命力如此頑強，這種從沒見過的作物引起了周邊農民的好奇，有人便帶回去試種。從此，土豆在龍門山區代複一代地生息繁衍。今天，它已成為蔬菜基地彭州的特產之一。
衣被天下的花朵
1765年，即乾隆三十年，直隸總督方觀承令匠人精心雕刻了12件刻石。300多年後，作為中國棉花種植史乃至農業發展史上的重要文物，刻石依然保存於河北省博物館。
那一年，南巡的乾隆途經保定，在方觀承陪同下，興致勃勃地視察了王氏莊園的棉行。稍後，方觀承以乾隆的視察為背景，把棉花種植、管理、採摘，以及紡線、織染——一言以蔽之，就是從棉種到布匹的全過程——一一繪圖，並配以簡明文字製成冊頁呈乾隆御覽。乾隆閱讀後，興趣盎然，這位古往今來作詩最多的皇帝拈筆為每幅圖都題了一首詩。方觀承要匠人雕刻的，便是這本留有御筆的冊頁。歷史上，把它稱為《禦題棉花圖》。
中國雖然是栽桑養蠶的發祥地，棉花卻不僅是舶來的，而且進入中國人生活的時間並不長。在棉花登場抵擋風寒之前，我們的祖先能憑藉的是絲、麻、葛。然而絲綢太貴，遠非編戶小民所能消費；麻和葛雖便宜，保暖性卻不盡如人意。《王禎農書》曾把棉花同絲麻相比，棉花的優點一目了然：“比之蠶桑，無采養之勞，有必收之效；埒之枲麻，免績緝之功，得禦寒之益。”
《禦題棉花圖》冊頁裡，不僅有乾隆的詩，還有他的祖父康熙的一篇《木棉賦》。康熙文中的木棉，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那種高大的開滿紅碩花朵的英雄樹，而是古人對棉花的別稱。這篇賦裡，康熙追溯棉花的來歷時說它“道伽毗而遠來”。伽毗是哪裡呢？有注家引《冊府元龜》說，“(貞觀二十一年三月)伽毗國獻鬱金香”，但“今地無考”。
竊以為，伽毗很可能就是迦毗，也就是迦毗羅衛國，即佛陀的母國。康熙的賦中，用它代指印度。事實上，棉花家族中的印度棉，就是古印度人培育出來的。漢朝時，隨著陸上和海上兩條絲綢之路的貫通，棉花也像苜蓿、胡蘿蔔、葡萄等眾多中亞、南亞和西亞作物一樣流布中土。
不過，儘管漢代的典籍中就能找到棉花的記載，但在宋元以前，絕大多數中國人依然沒能把棉衣穿到身上。因為，印度棉是一種多年生木本植物，喜熱，好光，這決定了它只能生長在廣東南部等少數地區。
宋元時期，原產於歐洲的一種一年生草本棉，從西北的陸路和東南的海路分頭進入中國，從此，開始了棉花衣被中國的絢爛之旅。對此，《中國棉紡織史》認為，印度棉和宋元時傳入中國的草本棉屬同一種作物。在歐洲，它由多年生變成一年生；而在包括印度和中國南方的亞洲地區，由於氣溫高，始終未蛻變。
第一個把棉花種植提到國家高度的是元朝。1289年，忽必烈下令在浙東、江東、江西、湖廣和福建設置一個新的機構：木棉提舉司。按元朝慣例，對重要事務，一般都設專門的提舉司負責。提舉司首長級別為五品，相當於今天的地廳級。與木棉提舉司類似的還有負責茶葉的榷茶提舉司，負責海外貿易的市舶提舉司，負責教育的儒學提舉司。
及至明朝，棉花版圖已從元朝的局限于長江流域擴展到大江南北、黃河上下，南北直隸及12個布政司75個府，都有成片的棉花種植。到了清朝，棉花更是“北至幽燕，南抵楚粵，東游江淮，西及秦隴，足跡所經，無不衣棉之人，無不宜棉之土”。此時，棉花已成為中國人最普遍最主流的衣著原料。
明太祖朱元璋以他農民式的精明，為大明帝國的萬千子民作了條款非常多的規定。比如農民種什麼，土地怎麼分配，這個紫禁城裡高高在上的天子也非常操心。他下令，凡是家裡有5到10畝土地的農民，栽桑、麻、木棉各半畝，10畝以上的翻番。並且，地方官必須嚴格監督，不按規定的要處罰。
朱元璋的這種規定透露出的最明確資訊，就是此時的大明王朝還屬於完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地上所產，僅供自用。諸物皆備，不必仰於商品交換。
但是，100多年後的明朝中後期，一種遠道而來的植物卻意外地打敗了朱元璋，讓太祖高皇帝的聖旨成為一紙空文。這就是棉花。
明清之際，棉花以空前規模在全國大面積種植，最集中的是長江下游三角洲和黃河下游平原。其中，尤以長三角的蘇州府和松江府為最，能夠耕種的土地，百分之七八十種棉花，百分之二三十種水稻。水稻種得少，糧食不夠吃，就大量從鄰近地區販運而來，而農民賴以購糧的銀子，就是地裡年年豐收的棉花和它們化作的一匹匹衣被天下的棉布。農民熱衷於棄稻種棉，一個地方官洞悉了個中奧妙，那就是：“蓋緣種棉費力少而獲利多，種稻工本重而獲利輕。”至於賣布買米或是相應地賣米買布，不僅使朱元璋的自給自足模式不再鐵板一塊，農民有了初步的專業化分工，同時也促進了商業化進程。
由於種棉織布蘊藏著海量商機，其間又產生了不少前所未聞的新職業。種植者除外，專業性的職業還有軋花匠、紡紗匠、織布匠和染匠，這些姑且命名為技術工人的人數，據統計，清代中期，僅蘇州一地就多達兩萬人。他們之外，還有另一些不可或缺的角色，這就是美國史學家林達·詹森所說的“棉產品生產從農民的副業上升到手工工業，是通過掮客、工廠主和商人共同的努力發展起來的”。
今天中國最重要的城市上海，已是現代與繁榮的代名詞。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這裡還是東海中若隱若現的沙洲。隨著滄海桑田的變化，到了宋朝的1074年，上海設鎮。1292年，也就是元朝至元二十九年，上海設縣，屬松江府。當年留下的一幅地圖顯示，元朝時上海最顯眼的建築是衙門、軍營和廟宇。它還遠遠算不上城市。即使到了明朝，它的城牆庇護的城區直徑也不到1公里。
上海分佈著沙質的淤泥地，不宜水稻，卻是棉花生長的理想之地。當棉花遍及南北，包括上海在內的松江府漸漸成為全中國首屈一指的棉花產地和工廠最密集的紡織基地。此外，東海之濱的上海還是布匹出口的重要碼頭。沈從文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說，“(清初)棉花種植生產已遍及中國各地區，因之成為一般人民衣著主要材料。長江一帶生產的一種，花作紫色，纖維細長而柔軟，由農民織成的家機布，未經加工多微帶黃色，特別經久耐用，在外銷上已著名，通稱南京布”。這種南京布，其中的外銷部分，幾乎全部由上海經海路運往廣州，再從廣州出口。僅1786年一年裡，出口的南京布就達37.2萬匹；不到10年，這一數字驚人地飆升到了100萬匹。鴉片戰爭之前的1820年則達到了峰值：300萬匹。美國《紐約論壇報》的創辦者賀瑞斯·格里利曾回憶說，“在我的童年時代，中國的棉織品，被稱為南京布，在新英格蘭被廣泛使用，甚至是窮人”。
正是潔白的棉花，給了後來成為遠東明珠的上海第一推動力，就像林達·詹森斷言的那樣：棉花和商業是清代上海經濟復蘇的第一階段的主要原因。19世紀之初的上海，已從一個荒涼的濱海小鎮，發展成一座擁有12萬居民的名副其實的城市。這一時代留下來的地圖上，除了象徵皇權的衙門和軍營，以及象徵神權的廟宇，更多的，是象徵商權的各種公所——布業公所、茶業公所、絲業公所、成衣公所、南北貨公所，以及因商權的空前發達而催生的商人們款敘鄉情的各地會館——江西會館、潮惠會館、浙紹公所、泉漳會館、潮州會館、建汀會館……可以說，棉花催生了商業，商業帶來了繁榮，繁榮點燃了平民的人間煙火。
400多年前，當上海還是一座咸腥海風吹拂的江南小鎮時，那一年，為母守孝的徐光啟在他濱江的老宅裡，為他的《甘薯疏》寫序。他感慨說，“方輿之內，山陬海澨，麗土之毛，足以活人者多矣”，但是，大多數人卻固執地認為，一種作物只能生長於一個特定地方，誤以為就像貉越過汶水就會凍死，桔移栽到淮北就變成枳那樣有著天然的鴻溝。與這些膠柱鼓瑟的認識截然不同，徐光啟堅信，能夠引種的作物是大多數，不能引種的只是極少數。如果不畫地為牢，如果積極引種，那麼“世可無慮不足，民可無饑殣”。
仿佛是為了應驗徐光啟的預言，踏浪而來的洋作物在中國大地上紛紛落地生根，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許，其中還包含著另一個簡單的隱喻：與時俱進既包括自身的進步，也包括對先進的東西採取拿來主義。古人的總結要言不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聶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