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增加曝光率， cherrygirls的成員參加了一檔選秀綜藝。
“And2girls安菟”由5個各有人設的漫畫形象組成。
SNH48是目前國內知名度最高的女團， 圖為部分成員正在表演。
國外盈利手段靠“握手會”， 國內難以照搬；出道、成名要過幾道關， 新京報專訪業內人士和女團成員， 解讀運營現狀
男團競演養成類真人秀《偶像練習生》和女團青春成長節目《創造101》的相繼播出， 讓觀眾持續將目光聚焦在職業偶像及其背後的產業上。
相比於近期因節目出道， 勢頭大好的男團， 女團似乎面臨著更多問題， 畢竟《天然生成是優我》《蜜蜂少女隊》《加油！美少女》《夏天甜心》等一系列的女團養成節目並沒有成功地推出一個真正爆款女團。
為此， 新京報記者專訪多位元業內人士，
偶像
精神安慰、心理投射， 但接受度有多高？
2011年秋天， 王一凡去東京大學讀研。 彼時， 關東大地震的餘波還在繼續， 大小餘震不斷， 人們在忐忑和焦慮中度過每一天， 不知道自己所處的土地明天是否依然完好無損。 身處其中的王一凡， 真切地感受到了這種低落， 在那樣的氛圍中， 正是AKB48那群蹦蹦跳跳的小姑娘， 給了人們極大的精神慰藉。 王一凡描述了他當時在電視中看到的場景， AKB48的成員去東北震區演出， 唱著歡快、青春的歌曲。 台下的孩子們跟著小姐姐們一起唱歌一起笑， 他們帶動了周圍的大人和參與救援的官兵， 所有人笑完之後就開始哭。 “那種精神震撼力是非常強的。 ”
“如果沒有大地震，
即便沒有天災， 偶像仍然能帶來很多精神安慰。 王費澌在決定加入女團之前， 是標準的女團粉絲， 喜歡日本另一個常青的女子組合早安少女。
家中收集了一屋子女團周邊的影子（化名）也有類似經歷， 2008年大學畢業時， 他看日劇、聽歌時關注到了早安少女。 影子專門去看了介紹早安少女的幕後紀實紀錄片， 這群為了夢想努力拼搏的成員打動了正處於畢業迷茫期的他， “她們特別不容易， 為了追求夢想能付出那麼多。 ”
在張紹剛看來， 偶像身上總是有粉絲的某種心理投射， 有時是自己的成長歷程， 有時則是願景甚至夢想。 偶像作為被投射的客體，很難被替代。“比如說範冰冰，她的位置太高了，很少有人會在她身上看到自己。”張紹剛舉例說。
劉勇和他的虛擬女團“And2girls安菟”是偶像市場的特殊存在。安菟由五個漫畫形象組成，組合中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設和故事。一次，9歲的小侄女跟他說，不要相信網上那些關於偶像的言論，都有團隊在背後操作。劉勇被驚到了，於是，他下定決心做一些能帶來正能量的東西。在安菟的世界中，沒有太多爾虞我詐，五個追夢的姑娘努力戰勝各種困難，實現自我的成長。劉勇認為，可以一直保證人設和敘事統一性的虛擬偶像是引領青少年精神非常好的載體。“對他們來說，偶像說的話比其他枯燥的說教有用得多。”
偶像是粉絲的榜樣，能恰到好處地鼓舞粉絲，“身邊的人如果通過努力進步了，可能會有些嫉妒的心理，很難把他們當作榜樣。”影子說。
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這種榜樣的效應，璐璐（化名）和小佳（化名）都是《女團》紀錄片的編導，紀錄片一上線，璐璐和小佳認真地看每一條彈幕，有些網友的留言讓她們難過，一些觀眾諷刺粉絲們，甚至用不友善的詞彙形容喜歡女團的男粉絲們。璐璐很不理解這種攻擊，在她看來，偶像能帶來的快樂是健康而無害的。
“漂亮姑娘在那兒蹦蹦跳跳，大家總會賦予它更複雜的意義，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人們不瞭解這種文化產品”，張紹剛解釋說，但他旋即提出了一個新的疑問，“市場對這個產品真的做好準備了嗎？”
風險
不能談戀愛、想紅靠機遇
決定正式加入SNH48之後，王費澌跟男朋友分了手，為了告別過去，她甚至重新換了一個微信號。多年之後，早已離開女團，即將從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畢業的她，說起這段往事，雖然覺得有些對不起當時的男朋友，卻並不後悔這個決定。
“戀愛禁止”是偶像行業一條不成文的規定，2017年，在日本知名女子偶像組合AKB48的人氣總選上，旗下組合NMB48的成員須藤凜凜花突然當眾宣佈結婚，一片譁然的除了粉絲，還有其他團員，團內前輩大島優子直接在社交平臺上炮轟了這種行為。
這個準則有不合情理的地方。藝人經紀品牌“中櫻桃”的創始人張展豪運營著多個女團，做了9年藝人經紀的他坦言，偶像的培養和管理有些許違背人情之處，比如禁止戀愛、限制飲食等等。
主持人張紹剛把這些限制解讀成風險，他前段時間參與了一檔名為《女團》的紀錄片的拍攝，跟著製作組走訪了國內外女團的運營者、女團成員和家長，試圖從多個維度找到“中國女團運營舉步維艱”的答案。在他看來，任何一個職業選擇的背後，都有風險，偶像也不例外。選擇成為偶像，就意味著做好了承擔風險的準備。
然而，偶像的風險，並不止於此。被視為頂尖偶像的鹿晗，在公佈戀情後，引發了一場娛樂圈“大地震”，縱然有各種聲音叫衰他的發展前景，但成為頂尖的流量偶像，已經是種成功。因為大多數人直至偶像生涯終結，都籍籍無名。“不努力一定沒戲，努力了也不一定有戲”，不少業已成名的偶像們，也會將自己的成功歸因於運氣。
女子偶像面臨的環境更為嚴苛，25歲被不少人認為是天花板年齡。余穬曾是偶像團體“蜜蜂少女隊”上海二隊的隊長，這個從小學舞蹈，在上海外國語大學主修日語，還輔修了上海戲劇學院播音主持專業的女孩，大四加入女團後，就因為各方面的出色表現獲得了公司的關注。但一年合約期滿之後，餘穬還是選擇離開女團，轉型成為脫口秀演員。作為團裡的“大齡成員”，感受到了年齡帶來的潛在瓶頸，是她離開的重要原因，她說與其在女團這個領域等待難以預知的機遇，不如去另一個生命週期更長，更容易通過努力帶來好結果的行業。
家裡有個一心想做女團的女兒，張楚寒的爸爸有著更多父母式的擔憂。張父並不反對女兒以偶像為目標，父女倆的爭執源自實現目標的途徑。張楚寒加入了女團Hello Girls，跟隨團體積極展開演藝活動，通過實戰演練磨煉各項技能。但父親希望她報考北京舞蹈學院的研究生，通過學校的正規教育提升能力後，再走向市場。在他看來，女團這個市場存在太多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商人，滿懷夢想的孩子們，在這樣的市場中，可能會遭遇巨大的打擊。“她們做的這件事需要社會的認可，如果社會回饋她們的不是想像的那樣，受打擊的是精神，這是很可怕的。”
如果在女團市場非常成熟的國家，這樣的擔憂或許是多慮的，比如在日本，女子偶像已經被視作一個全日制職業，擁有成熟的培訓和評價體系，代表人物也具備一定的社會影響力。
AKB48在日本被稱為“國民女團”，這個稱號並不是個宣傳噱頭，在團體最鼎盛的時期，大街小巷的店面都放著她們的歌曲，成員們出現在各種知名品牌的廣告裡，在電視劇中則跟木村拓哉這樣成名已久的前輩合作。可以說，AKB48的出現，擴展了人們對偶像影響力的想像。
王費澌
譚妍喆
餘穬
困境
產業鏈完成度低、曝光機會少
但國內的市場並沒做好準備。
女團的製造有兩種模式，常見於韓國團體的練習生模式，經紀公司招募到一群成員後，進行長時間的封閉式訓練，達到要求的成員將以組合的形式出道。公司會調動各種資源推廣出道的團體，換言之，出道即成名。
這種模式的弊端是前期投入過大，一大批練習生最後能出道的寥寥無幾。日本的女團則是另外一種運營模式，通過選拔招募一批成員後即可出道，通過線下劇場表演、巡迴演唱會、參與綜藝和電視劇拍攝等方式展開活動，成員的能力會在以演代練的過程中不斷提升，這種模式可以更早地獲得營收，這也是國內不少女團選擇的模式。
但學習了日本模式的中國女團，不僅沒有快速盈利，反而陷入了燒錢和虧損的困境。女團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辨識度卻有限，真正獲得大眾認可的寥寥無幾，2017年底，曾被重金打造的女團1931組合宣佈解散，為女團的慘澹增加了一個無奈的注腳。
女團難以為繼的背後，是產業鏈的缺失。音樂產業的不發達，大幅增加了女團的音樂創作成本。“國內好音樂人匱乏，想做一首精品的歌曲，只能花大價錢請頂尖音樂人或者海外音樂人製作，IdolSchool最貴的一首歌光成本就30萬，同樣的品質，日本的女團製作費用要低很多。”王一凡舉例說。
鏈條上缺失的條塊不僅僅是音樂，還有完善的曝光體系，音樂打歌節目的缺位使得大價錢做出的歌曲無法廣泛傳播。張展豪最頭疼的一件事就是女團成員們缺乏曝光的平臺，電視臺和網站的主要綜藝節目和電視劇中活躍的大多還是明星和演員，而女團成員中除了少數人氣較高的頭部成員能獲得影視劇和綜藝的青睞，大部分人只能通過經紀公司自製的網路節目和觀眾有限的劇場演出獲得曝光。
譚妍喆是極創引力文化旗下女子組合加減乘除的成員，經歷了一年多的培訓之後，2017年正式出道。但她卻說，走上女團這條路之後最迷茫的一段時間就是出道之後，“日子跟之前相比沒有任何變化，開完發佈會就結束了。”
產業鏈完成度低導致女團內容產出成本大幅增加，羸弱的版權保護機制和尚未成熟的粉絲群體則影響著收入。音樂版權是AKB48系團體重要的收入來源，她們的歌曲在KTV點唱度很高，每一次被點唱都會給團體帶來版權收入。
日本的模式可以照搬，日本的粉絲卻不能複製。紀錄片《女團》的總導演劉柳提供了一種理解思路，相比日本，中國的宅男文化相對較弱，而宅男向來被認為是女團付費的主力人群。“日本是高度老齡化社會，很多年輕人其實也沒有太多激情和夢想，販賣夢想的偶像團體就是為了刺激他們產生欲望，但中國的年輕人不缺乏欲望和夢想。”
不論是男粉還是女粉，對於女團的要求會更苛刻些，他們希望看到成長、努力和敬業，這是付費的重要前提。影子曾經是SNH48的粉絲，飯了兩年之後出坑。“成員們在第一次總選舉（粉絲通過投票應援各自的偶像）之後心態變了很多，不關注如何在舞臺上好好表演，反而更在意票數。”在為喜歡的成員投票上，影子並不吝嗇，但打動他的還是成員為提升唱跳能力做出的努力，投票只是附屬。“第一年唱跳都不好沒關係，第二年還這樣就說不過去了。”
未來
靠衍生品授權、代言變現
女團是門慢生意，認識到這個道理的從業者們開始安心回到自己的偶像事業中。
劉勇覺得，偶像歸根到底是種敘事創作，要做好這件事，首先要遵循內容創作的規律和思路。在他看來，三種錯誤的思維正在主導著中國的內容產業，第一種是製造業思維，比如‘既然一個編劇寫一個劇本要十個月，那十個編劇一個月能寫完了’。第二種是投行思維，“在這種思維下文化是商品，是可以像炒股票一樣炒作的概念，概念被炒火之後，從預期價值中盈利”。第三種是互聯網思維，強調覆蓋更廣泛的受眾，“用這種思維做內容會引來一大波的圍觀用戶，但用戶對平臺沒有情感。”
“領先半步是先驅，領先一步是先烈”。王一凡引用了他在中國傳媒大學讀本科時任課老師張紹剛的一句話。王一凡最初做IdolSchool時，希望能把日系偶像制度完整地帶入中國，經歷過了產業不完善帶來的困境後，他開始反思自己的運營模式，劇場模式曾經是日系女團模式的核心所在，現在他開始重新衡量運營劇場的性價比，尋找到適合中國市場的女團運營模式是當務之急。
適宜中國的女團運營模式已經在從業者們的實踐中逐漸清晰起來：暫時放棄從大眾手中賺錢，通過衍生品授權、代言等方式從商家和品牌處完成變現。劉勇正在為安菟接洽各種遊戲、衍生品授權和品牌代言，王一凡和張展豪也積極跟品牌洽談代言合作、廣告片出演等等。在這種模式下，他們可以更安心地做好優質內容。
采寫/新京報記者 王雪琦
偶像作為被投射的客體，很難被替代。“比如說範冰冰，她的位置太高了，很少有人會在她身上看到自己。”張紹剛舉例說。劉勇和他的虛擬女團“And2girls安菟”是偶像市場的特殊存在。安菟由五個漫畫形象組成，組合中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設和故事。一次，9歲的小侄女跟他說，不要相信網上那些關於偶像的言論，都有團隊在背後操作。劉勇被驚到了，於是，他下定決心做一些能帶來正能量的東西。在安菟的世界中，沒有太多爾虞我詐，五個追夢的姑娘努力戰勝各種困難，實現自我的成長。劉勇認為，可以一直保證人設和敘事統一性的虛擬偶像是引領青少年精神非常好的載體。“對他們來說，偶像說的話比其他枯燥的說教有用得多。”
偶像是粉絲的榜樣，能恰到好處地鼓舞粉絲，“身邊的人如果通過努力進步了，可能會有些嫉妒的心理，很難把他們當作榜樣。”影子說。
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這種榜樣的效應，璐璐（化名）和小佳（化名）都是《女團》紀錄片的編導，紀錄片一上線，璐璐和小佳認真地看每一條彈幕，有些網友的留言讓她們難過，一些觀眾諷刺粉絲們，甚至用不友善的詞彙形容喜歡女團的男粉絲們。璐璐很不理解這種攻擊，在她看來，偶像能帶來的快樂是健康而無害的。
“漂亮姑娘在那兒蹦蹦跳跳，大家總會賦予它更複雜的意義，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人們不瞭解這種文化產品”，張紹剛解釋說，但他旋即提出了一個新的疑問，“市場對這個產品真的做好準備了嗎？”
風險
不能談戀愛、想紅靠機遇
決定正式加入SNH48之後，王費澌跟男朋友分了手，為了告別過去，她甚至重新換了一個微信號。多年之後，早已離開女團，即將從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畢業的她，說起這段往事，雖然覺得有些對不起當時的男朋友，卻並不後悔這個決定。
“戀愛禁止”是偶像行業一條不成文的規定，2017年，在日本知名女子偶像組合AKB48的人氣總選上，旗下組合NMB48的成員須藤凜凜花突然當眾宣佈結婚，一片譁然的除了粉絲，還有其他團員，團內前輩大島優子直接在社交平臺上炮轟了這種行為。
這個準則有不合情理的地方。藝人經紀品牌“中櫻桃”的創始人張展豪運營著多個女團，做了9年藝人經紀的他坦言，偶像的培養和管理有些許違背人情之處，比如禁止戀愛、限制飲食等等。
主持人張紹剛把這些限制解讀成風險，他前段時間參與了一檔名為《女團》的紀錄片的拍攝，跟著製作組走訪了國內外女團的運營者、女團成員和家長，試圖從多個維度找到“中國女團運營舉步維艱”的答案。在他看來，任何一個職業選擇的背後，都有風險，偶像也不例外。選擇成為偶像，就意味著做好了承擔風險的準備。
然而，偶像的風險，並不止於此。被視為頂尖偶像的鹿晗，在公佈戀情後，引發了一場娛樂圈“大地震”，縱然有各種聲音叫衰他的發展前景，但成為頂尖的流量偶像，已經是種成功。因為大多數人直至偶像生涯終結，都籍籍無名。“不努力一定沒戲，努力了也不一定有戲”，不少業已成名的偶像們，也會將自己的成功歸因於運氣。
女子偶像面臨的環境更為嚴苛，25歲被不少人認為是天花板年齡。余穬曾是偶像團體“蜜蜂少女隊”上海二隊的隊長，這個從小學舞蹈，在上海外國語大學主修日語，還輔修了上海戲劇學院播音主持專業的女孩，大四加入女團後，就因為各方面的出色表現獲得了公司的關注。但一年合約期滿之後，餘穬還是選擇離開女團，轉型成為脫口秀演員。作為團裡的“大齡成員”，感受到了年齡帶來的潛在瓶頸，是她離開的重要原因，她說與其在女團這個領域等待難以預知的機遇，不如去另一個生命週期更長，更容易通過努力帶來好結果的行業。
家裡有個一心想做女團的女兒，張楚寒的爸爸有著更多父母式的擔憂。張父並不反對女兒以偶像為目標，父女倆的爭執源自實現目標的途徑。張楚寒加入了女團Hello Girls，跟隨團體積極展開演藝活動，通過實戰演練磨煉各項技能。但父親希望她報考北京舞蹈學院的研究生，通過學校的正規教育提升能力後，再走向市場。在他看來，女團這個市場存在太多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商人，滿懷夢想的孩子們，在這樣的市場中，可能會遭遇巨大的打擊。“她們做的這件事需要社會的認可，如果社會回饋她們的不是想像的那樣，受打擊的是精神，這是很可怕的。”
如果在女團市場非常成熟的國家，這樣的擔憂或許是多慮的，比如在日本，女子偶像已經被視作一個全日制職業，擁有成熟的培訓和評價體系，代表人物也具備一定的社會影響力。
AKB48在日本被稱為“國民女團”，這個稱號並不是個宣傳噱頭，在團體最鼎盛的時期，大街小巷的店面都放著她們的歌曲，成員們出現在各種知名品牌的廣告裡，在電視劇中則跟木村拓哉這樣成名已久的前輩合作。可以說，AKB48的出現，擴展了人們對偶像影響力的想像。
王費澌
譚妍喆
餘穬
困境
產業鏈完成度低、曝光機會少
但國內的市場並沒做好準備。
女團的製造有兩種模式，常見於韓國團體的練習生模式，經紀公司招募到一群成員後，進行長時間的封閉式訓練，達到要求的成員將以組合的形式出道。公司會調動各種資源推廣出道的團體，換言之，出道即成名。
這種模式的弊端是前期投入過大，一大批練習生最後能出道的寥寥無幾。日本的女團則是另外一種運營模式，通過選拔招募一批成員後即可出道，通過線下劇場表演、巡迴演唱會、參與綜藝和電視劇拍攝等方式展開活動，成員的能力會在以演代練的過程中不斷提升，這種模式可以更早地獲得營收，這也是國內不少女團選擇的模式。
但學習了日本模式的中國女團，不僅沒有快速盈利，反而陷入了燒錢和虧損的困境。女團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辨識度卻有限，真正獲得大眾認可的寥寥無幾，2017年底，曾被重金打造的女團1931組合宣佈解散，為女團的慘澹增加了一個無奈的注腳。
女團難以為繼的背後，是產業鏈的缺失。音樂產業的不發達，大幅增加了女團的音樂創作成本。“國內好音樂人匱乏，想做一首精品的歌曲，只能花大價錢請頂尖音樂人或者海外音樂人製作，IdolSchool最貴的一首歌光成本就30萬，同樣的品質，日本的女團製作費用要低很多。”王一凡舉例說。
鏈條上缺失的條塊不僅僅是音樂，還有完善的曝光體系，音樂打歌節目的缺位使得大價錢做出的歌曲無法廣泛傳播。張展豪最頭疼的一件事就是女團成員們缺乏曝光的平臺，電視臺和網站的主要綜藝節目和電視劇中活躍的大多還是明星和演員，而女團成員中除了少數人氣較高的頭部成員能獲得影視劇和綜藝的青睞，大部分人只能通過經紀公司自製的網路節目和觀眾有限的劇場演出獲得曝光。
譚妍喆是極創引力文化旗下女子組合加減乘除的成員，經歷了一年多的培訓之後，2017年正式出道。但她卻說，走上女團這條路之後最迷茫的一段時間就是出道之後，“日子跟之前相比沒有任何變化，開完發佈會就結束了。”
產業鏈完成度低導致女團內容產出成本大幅增加，羸弱的版權保護機制和尚未成熟的粉絲群體則影響著收入。音樂版權是AKB48系團體重要的收入來源，她們的歌曲在KTV點唱度很高，每一次被點唱都會給團體帶來版權收入。
日本的模式可以照搬，日本的粉絲卻不能複製。紀錄片《女團》的總導演劉柳提供了一種理解思路，相比日本，中國的宅男文化相對較弱，而宅男向來被認為是女團付費的主力人群。“日本是高度老齡化社會，很多年輕人其實也沒有太多激情和夢想，販賣夢想的偶像團體就是為了刺激他們產生欲望，但中國的年輕人不缺乏欲望和夢想。”
不論是男粉還是女粉，對於女團的要求會更苛刻些，他們希望看到成長、努力和敬業，這是付費的重要前提。影子曾經是SNH48的粉絲，飯了兩年之後出坑。“成員們在第一次總選舉（粉絲通過投票應援各自的偶像）之後心態變了很多，不關注如何在舞臺上好好表演，反而更在意票數。”在為喜歡的成員投票上，影子並不吝嗇，但打動他的還是成員為提升唱跳能力做出的努力，投票只是附屬。“第一年唱跳都不好沒關係，第二年還這樣就說不過去了。”
未來
靠衍生品授權、代言變現
女團是門慢生意，認識到這個道理的從業者們開始安心回到自己的偶像事業中。
劉勇覺得，偶像歸根到底是種敘事創作，要做好這件事，首先要遵循內容創作的規律和思路。在他看來，三種錯誤的思維正在主導著中國的內容產業，第一種是製造業思維，比如‘既然一個編劇寫一個劇本要十個月，那十個編劇一個月能寫完了’。第二種是投行思維，“在這種思維下文化是商品，是可以像炒股票一樣炒作的概念，概念被炒火之後，從預期價值中盈利”。第三種是互聯網思維，強調覆蓋更廣泛的受眾，“用這種思維做內容會引來一大波的圍觀用戶，但用戶對平臺沒有情感。”
“領先半步是先驅，領先一步是先烈”。王一凡引用了他在中國傳媒大學讀本科時任課老師張紹剛的一句話。王一凡最初做IdolSchool時，希望能把日系偶像制度完整地帶入中國，經歷過了產業不完善帶來的困境後，他開始反思自己的運營模式，劇場模式曾經是日系女團模式的核心所在，現在他開始重新衡量運營劇場的性價比，尋找到適合中國市場的女團運營模式是當務之急。
適宜中國的女團運營模式已經在從業者們的實踐中逐漸清晰起來：暫時放棄從大眾手中賺錢，通過衍生品授權、代言等方式從商家和品牌處完成變現。劉勇正在為安菟接洽各種遊戲、衍生品授權和品牌代言，王一凡和張展豪也積極跟品牌洽談代言合作、廣告片出演等等。在這種模式下，他們可以更安心地做好優質內容。
采寫/新京報記者 王雪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