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忽視的傳教士因素
李希霍芬是德國知名的地質地理學家， 他在1868年至1872年間對中國進行了七次地質考察， 足跡遍及當時18個行省中的13個， 對中國的山脈、氣候、人口、經濟、交通、礦產等進行了深入的探查。 在總結考察成果的基礎上， 李希霍芬提出了著名的黃土成因說， 還是指出羅布泊位置的第一人， 而且首創了“絲綢之路”這一名稱。 關於李氏之功， 近代中國地質學創始人翁文灝曾稱其“實最先明瞭中國地文之偉大科學家也”。 但有意無意為人忽視的一點是， 李希霍芬之所以能順利完成上述考察，
1868年9月初， 李希霍芬由美國加利福尼亞抵達上海， 然後坐船去往北京。 途徑芝罘時， 他去拜訪了傳教士威廉森（Reverend A. Williamson）。 這位傳教士當時應該是從上海來此地度假， 見多識廣， 李希霍芬認為能從他那裡獲得許多有價值的關於中國的建議。 此外， 他手中還有李希霍芬大感興趣的地圖，
李希霍芬
考察途中與傳教士的密切聯繫
第一次考察始於1868年11月12日， 李希霍芬主要去了寧波、舟山群島、杭州、太湖、鎮江、南京這一帶。
次年年初的第二次考察範圍是在長江下游地區。 這一次， 李希霍芬找到一位稱心如意的比利時人翻譯， 名叫保羅•施普林格特（Paul Splingaert）。 有意思的是， 這位翻譯曾長期為蒙古地區的傳教士服務， 並學會了漢語。 此後這位保羅長期陪同李希霍芬在中國遊歷， 兩人結下深厚的友誼。 這次考察李希霍芬結識了耶穌會的兩位神父， 一個是禽類學家， 另一個是天文學家， 他們來中國的目的是打算建一所自然歷史博物館和一座觀象臺。 3月1日， 李希霍芬在給父母的家信中， 談及對傳教士工作的看法。 他認為中國人因為長期受孔子思想和迷信思想的束縛，
同年三月中旬， 李希霍芬開始第三次考察， 他從上海北上山東，接著渡海至遼東，又赴北京周邊旅行。當3月17日船經揚州時，李希霍芬顯然對去年發生的“揚州教案”印象深刻。這場教案中，英國內地會在揚州的教會被當地民眾圍困，教會房屋被毀，傳教士及家屬受傷，最終以英國領事用武力交涉，中國官方顏面盡失作結。李希霍芬認為由教案上升至外交糾紛大可不必，而且英國傳教士是咎由自取，理應背負相當責任。因此，李希霍芬雖不得不在揚州過夜，但他寧可整晚待在船上，也沒有興趣去結識那些所謂的“當代烈士們”。3月30日，李希霍芬考察了傳教士威廉森曾提及的沂州府附近的一處煤礦。4月8日，抵達濟南府後的李希霍芬拜訪了住在附近的義大利方濟各會傳教士。但他對這些傳教士的印象不佳，覺得他們設立的孤兒院太過簡陋，沒有向中國人展示出基督教的神聖。更令他不悅的是，方濟各會的傳教士對自己的同行耶穌會士不乏排擠和污蔑之情。在李希霍芬眼裡，前者明顯沒有後者那麼智慧和博學。
《李希霍芬中國旅行日記》
當年秋季，李希霍芬又考察了江西、安徽和浙江等地。這次旅行，他和傳教士之間的交集很少。在返途中，李希霍芬在杭州想要租船回滬，可當地的船老大對歐洲人很是排斥，無論大船小船，都說已被預訂了。無奈之下，李希霍芬試圖尋求教會的幫助，但這次連教會也束手無策，最後只好讓官府出面解決此事。
第五次考察始於1869年底，李希霍芬從上海到香港，於12月24日入廣州，翌年1月1日從廣州出發，坐船至湖南、湖北，又經陸路赴河南、山西，6月到北京，8月返滬。原本李希霍芬是打算從廣州前往廣西、雲南，但聽聞那裡局勢不穩，遂不成行。讓他放棄的另外一點原因是在廣西幾乎沒有天主教會，而少了教會的協助，會讓旅途充滿艱辛。12月25日，李希霍芬剛到廣州就去拜訪了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明稽章（Msgr. Guillemin）主教。讓他難忘的是城中心那座哥特式建築的大教堂（即知名的廣州石室聖心大教堂，當時尚未完工），完全由大理石打造，顯得鶴立雞群。李希霍芬說，本來教堂所在地被兩廣總署府佔據，戰後又被法國人拿了回來，教堂的建造“顯示了他們在中國取得了多麼大的成就”。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正是明稽章依靠法國政府的財力和武力，強取兩廣總督府舊址並建起了這座宣示法國在華勢力的教堂。1870年2月份在湖南時，李希霍芬發現那裡的傳教士並沒有取得多大成就。原因是當地民眾非常排外，“對外國人的敵視情緒在此地尤甚，而傳教士作為外國文化的傳播者則首當其衝”。在漢口停留時，李希霍芬為使今後到達四川時旅途更方便一些，先行托人給在敘州府（宜賓市）的傳教士送去了四大箱東西。5月初，李希霍芬一行於山西平陽府以北過汾河，他發覺當地人對待他們不像在河南那樣友好，經常聽見有人喊“洋鬼子”。李希霍芬認為，這是因為傳教士威廉森及其同伴曾來此地兜售聖經的緣故，當地人談起他倆時好像在說兩個書商似的。他埋怨道：凡是之前傳教士到過的地方，當地人對我們就不歡迎。李希霍芬在北京時，恰逢“天津教案”爆發。他密切關注著局勢的進展，期待西方國家對中國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他甚至坦白地說，如果最後不得不以武力解決問題，他之前在中國的考察就可以派上用場了。不過，為了避免可能發生的排外事件，李希霍芬還是暫時離開中國，前往日本考察了一段時期。
1871年5月，李希霍芬從日本回到中國。6月12日，他登上從上海開往寧波的汽輪，開始去往浙江、安徽和江蘇的考察。當7月份行至安徽甯國附近時，李希霍芬曾專門去參觀位於水東鎮徐村的耶穌會傳教站。早在1869年3月，李希霍芬就已結識負責該傳教站的一位神父，他希望在這裡能得到些資訊以方便安排下一步行程。但那位神父恰好不在，接待他的是一位來自盧森堡的德國人，也算是老鄉了。傳教站所在的村子很破舊，而且李希霍芬驚奇地發現，在上海生活考究的耶穌會傳教士在這裡居然過著清貧如洗的生活。神父住的房屋兼作教堂，顯得局促又炎熱。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此地遭受過嚴重的損害，原先的住戶只剩下大約百分之三，後來有其他省份的人遷入，包括許多教徒。在李希霍芬眼裡，這些多來自湖北的教徒雖遵守教規，但仍像其他中國人那樣好奇、污穢和無知，女信徒也因裹腳而不便勞作。李希霍芬認為，神父應該首先將自己的信眾從髒兮兮的外表裡解脫出來，並去除信眾頭腦中原先的舊迷信。但他也認識到，這裡的傳教經費主要靠窮教徒的捐贈維持，要改變現狀談何容易。這又讓他意識到天主教傳教事業的一大失誤，即大把的錢被用於像廣州、上海、南京、北京這樣的主教區裡建造教堂以及裝點門面上，底下的小傳教站卻過這樣的苦日子。
1871年9月底起的考察是李希霍芬最後一次，也是最為漫長的中國考察。他從上海到北京，又從北京至山西、蒙古、陝西、四川，再沿長江而下回到上海。一路上，李希霍芬和各地傳教士來往相當密切。11月3日，李希霍芬途經宣化府時就曾去拜訪位於市中心的天主教傳教會。緊接著在張家口時，李希霍芬一行又遇上比利時聖母聖心會的傳教士費蘭登（Mynheer Verlinden），而後者與李希霍芬的隨從保羅是老相識。費蘭登讓教會的車輛幫忙運送眾人行李，並帶領他們前往教會駐地。從11月7日至16日，李希霍芬先後在教會駐地西灣子、西營子、二十三號居住，考察了當地的地理和煤礦井，生活也相當愜意。教會在這些地方擁有大量的土地，然後租給從山西來的移民，從而形成一個個教友村。李希霍芬透露，這些田產是傳教士的有力權柄，教會從田地收成中抽取十分之一二，收入頗豐。11月17日，李希霍芬又在費蘭登神父的陪同下去往山西大同，於20日抵達目的地。22日，費蘭登還親自帶他下煤礦井，礦井裡溫度很高，讓從頭到腳穿著皮衣的神父揮汗如雨。12月8日，李希霍芬到達山西太原，住進了義大利方濟各會的駐地房屋裡。雖然心存感激，但李希霍芬對這裡並不太滿意，他覺得傳教士的見識不高，伙食太差，而且在臨別之前教會的代理主教居然還向其要錢。在給父母的信中，李希霍芬不禁抱怨道：儘管他住教會那裡是免費的，但他平時經常請傳教士吃飯，還塞給他們小費，想不到這些傳教士還要向他這樣身在半路的旅人索要“施捨”，且至少想要50兩。最後他沒給這筆“施捨”，但還是付了小費。相比之下，比利時傳教士們的待客之道要高尚許多。次年1月3日，李希霍芬到達西安。因受回亂影響，沿途村莊盡毀，人煙稀少。西安城內也有義大利方濟各會的傳教站，傳教士們邀請李希霍芬去吃飯，還特地上了歐洲菜。但李希霍芬還是有點心有餘悸。其中一位神父幫他租好了去四川的牲口，買好了15份“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拓片。其實李希霍芬原先的計畫是從西安出發穿過甘肅和伊犁回到歐洲，但從神父那裡得知回亂的詳情後，他放棄了這一打算。
考察途中李希霍芬自畫像
1月15日，李希霍芬離開西安。2月13日，他在四川梓潼縣投宿，當晚有基督徒來訪，李希霍芬認為他們很有教養，禮貌而聰明。2月18日，李希霍芬進入成都府。因為當地客棧不願收留，他不得不住進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傳教站裡，之後呆了將近十天才搬去客棧。這裡的法國主教說話漂亮，內心深處卻壓根不歡迎他來成都，原因就是主教要推行法國政策，將其他外國人特別是德國人排除在四川省之外。法國主教對李希霍芬充滿戒備和猜忌，甚至派出不同的密探跟蹤他們。因為受阻擾，李希霍芬想要瞭解一些必要的資訊也相當困難。比如在博物學方面，李希霍芬很羡慕遣使會的大衛神父，因為他能得到教會的支持，在成都往西的雅安穆坪傳教站獲取了大量的動植物標本。就在三年前，大衛神父在此發現了後來聞名於世的大熊貓標本。李希霍芬說，大衛神父在穆坪時幾乎不需要四處旅行，因為眾多的基督徒會進山為他搜集東西。李希霍芬還發現，天主教會和本地官府、民眾的關係也很緊張，結果就是主教試圖更多的依賴法國政府的保護。李希霍芬認為，主教這樣做很可能會招來厄運。3月13日，李希霍芬離開成都到邛州。晚上，當地的中國神父先是寫信後又親自跑來找李希霍芬。原來他以為李希霍芬是位法國公使或領事，會幫他為基督徒到衙門討公道。李希霍芬諷刺道：這些基督徒期望受到政治保護，他們一定程度上將自己視作法國人的奴才。3月29日，李希霍芬抵達敘州府，造訪了當地天主教會的傳教站。此時他才知道，原先自漢口寄來的四大箱子東西都已被傳教士瓜分一空。李希霍芬對這些法國神父們的行為感到既生氣又滑稽，他認為這件事再次證明法國人即便身著教袍仍舊是個政客。4月17日，李希霍芬至重慶。他發現有天主教神父在指導當地的基督徒家庭如何從貿易的銀子中提取少量的金子。傳教士這種幫基督徒發家致富的舉動很合李希霍芬的胃口，他仔細記錄下提取的具體方法，同時將這個教會視作工業性質的傳教會的第一個實例。4月23日，李希霍芬離開重慶，順江而下返回上海。他的最後一次中國考察也就此劃上句點。
殊途同歸的“使命”
在李希霍芬的七次中國考察中，他和西方在華傳教士的交往可謂比比皆是。這也反映出當時基督教會勢力的無所不在，傳教士深入中國的步伐已然走在李希霍芬這個探險家之前。同時，各地傳教士的工作和生活狀態也絕非千編一律，而是隨著教會性質和傳教地域上的差異而呈現出多元化色彩。更有意思的是，李希霍芬和傳教士之間的關係也是耐人尋味。李希霍芬需要傳教士的説明，同時他儼然又是歐洲工業文明和科學技術的化身，因而對傳教士群體的生活方式和傳教方式多有詬病。而傳教士方面，既有真誠接待李希霍芬的，也有對他的到來憂心忡忡而加以阻擾的。傳教士這種態度背後隱現出西方國家在華利益的相爭。不過，無論是李希霍芬的地質考察還是傳教士的傳播福音，雙方只不過是在用各自的方法服務于同一個崇高的“使命”——按照西方人的意願改變中國。
（本文作者系杭州電子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主要參考資料：[德]李希霍芬著，[德]E. 蒂森選編，李岩、王彥會譯：《李希霍芬中國旅行日記》，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
他從上海北上山東，接著渡海至遼東，又赴北京周邊旅行。當3月17日船經揚州時，李希霍芬顯然對去年發生的“揚州教案”印象深刻。這場教案中，英國內地會在揚州的教會被當地民眾圍困，教會房屋被毀，傳教士及家屬受傷，最終以英國領事用武力交涉，中國官方顏面盡失作結。李希霍芬認為由教案上升至外交糾紛大可不必，而且英國傳教士是咎由自取，理應背負相當責任。因此，李希霍芬雖不得不在揚州過夜，但他寧可整晚待在船上，也沒有興趣去結識那些所謂的“當代烈士們”。3月30日，李希霍芬考察了傳教士威廉森曾提及的沂州府附近的一處煤礦。4月8日，抵達濟南府後的李希霍芬拜訪了住在附近的義大利方濟各會傳教士。但他對這些傳教士的印象不佳，覺得他們設立的孤兒院太過簡陋，沒有向中國人展示出基督教的神聖。更令他不悅的是，方濟各會的傳教士對自己的同行耶穌會士不乏排擠和污蔑之情。在李希霍芬眼裡，前者明顯沒有後者那麼智慧和博學。《李希霍芬中國旅行日記》
當年秋季，李希霍芬又考察了江西、安徽和浙江等地。這次旅行，他和傳教士之間的交集很少。在返途中，李希霍芬在杭州想要租船回滬，可當地的船老大對歐洲人很是排斥，無論大船小船，都說已被預訂了。無奈之下，李希霍芬試圖尋求教會的幫助，但這次連教會也束手無策，最後只好讓官府出面解決此事。
第五次考察始於1869年底，李希霍芬從上海到香港，於12月24日入廣州，翌年1月1日從廣州出發，坐船至湖南、湖北，又經陸路赴河南、山西，6月到北京，8月返滬。原本李希霍芬是打算從廣州前往廣西、雲南，但聽聞那裡局勢不穩，遂不成行。讓他放棄的另外一點原因是在廣西幾乎沒有天主教會，而少了教會的協助，會讓旅途充滿艱辛。12月25日，李希霍芬剛到廣州就去拜訪了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明稽章（Msgr. Guillemin）主教。讓他難忘的是城中心那座哥特式建築的大教堂（即知名的廣州石室聖心大教堂，當時尚未完工），完全由大理石打造，顯得鶴立雞群。李希霍芬說，本來教堂所在地被兩廣總署府佔據，戰後又被法國人拿了回來，教堂的建造“顯示了他們在中國取得了多麼大的成就”。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正是明稽章依靠法國政府的財力和武力，強取兩廣總督府舊址並建起了這座宣示法國在華勢力的教堂。1870年2月份在湖南時，李希霍芬發現那裡的傳教士並沒有取得多大成就。原因是當地民眾非常排外，“對外國人的敵視情緒在此地尤甚，而傳教士作為外國文化的傳播者則首當其衝”。在漢口停留時，李希霍芬為使今後到達四川時旅途更方便一些，先行托人給在敘州府（宜賓市）的傳教士送去了四大箱東西。5月初，李希霍芬一行於山西平陽府以北過汾河，他發覺當地人對待他們不像在河南那樣友好，經常聽見有人喊“洋鬼子”。李希霍芬認為，這是因為傳教士威廉森及其同伴曾來此地兜售聖經的緣故，當地人談起他倆時好像在說兩個書商似的。他埋怨道：凡是之前傳教士到過的地方，當地人對我們就不歡迎。李希霍芬在北京時，恰逢“天津教案”爆發。他密切關注著局勢的進展，期待西方國家對中國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他甚至坦白地說，如果最後不得不以武力解決問題，他之前在中國的考察就可以派上用場了。不過，為了避免可能發生的排外事件，李希霍芬還是暫時離開中國，前往日本考察了一段時期。
1871年5月，李希霍芬從日本回到中國。6月12日，他登上從上海開往寧波的汽輪，開始去往浙江、安徽和江蘇的考察。當7月份行至安徽甯國附近時，李希霍芬曾專門去參觀位於水東鎮徐村的耶穌會傳教站。早在1869年3月，李希霍芬就已結識負責該傳教站的一位神父，他希望在這裡能得到些資訊以方便安排下一步行程。但那位神父恰好不在，接待他的是一位來自盧森堡的德國人，也算是老鄉了。傳教站所在的村子很破舊，而且李希霍芬驚奇地發現，在上海生活考究的耶穌會傳教士在這裡居然過著清貧如洗的生活。神父住的房屋兼作教堂，顯得局促又炎熱。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此地遭受過嚴重的損害，原先的住戶只剩下大約百分之三，後來有其他省份的人遷入，包括許多教徒。在李希霍芬眼裡，這些多來自湖北的教徒雖遵守教規，但仍像其他中國人那樣好奇、污穢和無知，女信徒也因裹腳而不便勞作。李希霍芬認為，神父應該首先將自己的信眾從髒兮兮的外表裡解脫出來，並去除信眾頭腦中原先的舊迷信。但他也認識到，這裡的傳教經費主要靠窮教徒的捐贈維持，要改變現狀談何容易。這又讓他意識到天主教傳教事業的一大失誤，即大把的錢被用於像廣州、上海、南京、北京這樣的主教區裡建造教堂以及裝點門面上，底下的小傳教站卻過這樣的苦日子。
1871年9月底起的考察是李希霍芬最後一次，也是最為漫長的中國考察。他從上海到北京，又從北京至山西、蒙古、陝西、四川，再沿長江而下回到上海。一路上，李希霍芬和各地傳教士來往相當密切。11月3日，李希霍芬途經宣化府時就曾去拜訪位於市中心的天主教傳教會。緊接著在張家口時，李希霍芬一行又遇上比利時聖母聖心會的傳教士費蘭登（Mynheer Verlinden），而後者與李希霍芬的隨從保羅是老相識。費蘭登讓教會的車輛幫忙運送眾人行李，並帶領他們前往教會駐地。從11月7日至16日，李希霍芬先後在教會駐地西灣子、西營子、二十三號居住，考察了當地的地理和煤礦井，生活也相當愜意。教會在這些地方擁有大量的土地，然後租給從山西來的移民，從而形成一個個教友村。李希霍芬透露，這些田產是傳教士的有力權柄，教會從田地收成中抽取十分之一二，收入頗豐。11月17日，李希霍芬又在費蘭登神父的陪同下去往山西大同，於20日抵達目的地。22日，費蘭登還親自帶他下煤礦井，礦井裡溫度很高，讓從頭到腳穿著皮衣的神父揮汗如雨。12月8日，李希霍芬到達山西太原，住進了義大利方濟各會的駐地房屋裡。雖然心存感激，但李希霍芬對這裡並不太滿意，他覺得傳教士的見識不高，伙食太差，而且在臨別之前教會的代理主教居然還向其要錢。在給父母的信中，李希霍芬不禁抱怨道：儘管他住教會那裡是免費的，但他平時經常請傳教士吃飯，還塞給他們小費，想不到這些傳教士還要向他這樣身在半路的旅人索要“施捨”，且至少想要50兩。最後他沒給這筆“施捨”，但還是付了小費。相比之下，比利時傳教士們的待客之道要高尚許多。次年1月3日，李希霍芬到達西安。因受回亂影響，沿途村莊盡毀，人煙稀少。西安城內也有義大利方濟各會的傳教站，傳教士們邀請李希霍芬去吃飯，還特地上了歐洲菜。但李希霍芬還是有點心有餘悸。其中一位神父幫他租好了去四川的牲口，買好了15份“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拓片。其實李希霍芬原先的計畫是從西安出發穿過甘肅和伊犁回到歐洲，但從神父那裡得知回亂的詳情後，他放棄了這一打算。
考察途中李希霍芬自畫像
1月15日，李希霍芬離開西安。2月13日，他在四川梓潼縣投宿，當晚有基督徒來訪，李希霍芬認為他們很有教養，禮貌而聰明。2月18日，李希霍芬進入成都府。因為當地客棧不願收留，他不得不住進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傳教站裡，之後呆了將近十天才搬去客棧。這裡的法國主教說話漂亮，內心深處卻壓根不歡迎他來成都，原因就是主教要推行法國政策，將其他外國人特別是德國人排除在四川省之外。法國主教對李希霍芬充滿戒備和猜忌，甚至派出不同的密探跟蹤他們。因為受阻擾，李希霍芬想要瞭解一些必要的資訊也相當困難。比如在博物學方面，李希霍芬很羡慕遣使會的大衛神父，因為他能得到教會的支持，在成都往西的雅安穆坪傳教站獲取了大量的動植物標本。就在三年前，大衛神父在此發現了後來聞名於世的大熊貓標本。李希霍芬說，大衛神父在穆坪時幾乎不需要四處旅行，因為眾多的基督徒會進山為他搜集東西。李希霍芬還發現，天主教會和本地官府、民眾的關係也很緊張，結果就是主教試圖更多的依賴法國政府的保護。李希霍芬認為，主教這樣做很可能會招來厄運。3月13日，李希霍芬離開成都到邛州。晚上，當地的中國神父先是寫信後又親自跑來找李希霍芬。原來他以為李希霍芬是位法國公使或領事，會幫他為基督徒到衙門討公道。李希霍芬諷刺道：這些基督徒期望受到政治保護，他們一定程度上將自己視作法國人的奴才。3月29日，李希霍芬抵達敘州府，造訪了當地天主教會的傳教站。此時他才知道，原先自漢口寄來的四大箱子東西都已被傳教士瓜分一空。李希霍芬對這些法國神父們的行為感到既生氣又滑稽，他認為這件事再次證明法國人即便身著教袍仍舊是個政客。4月17日，李希霍芬至重慶。他發現有天主教神父在指導當地的基督徒家庭如何從貿易的銀子中提取少量的金子。傳教士這種幫基督徒發家致富的舉動很合李希霍芬的胃口，他仔細記錄下提取的具體方法，同時將這個教會視作工業性質的傳教會的第一個實例。4月23日，李希霍芬離開重慶，順江而下返回上海。他的最後一次中國考察也就此劃上句點。
殊途同歸的“使命”
在李希霍芬的七次中國考察中，他和西方在華傳教士的交往可謂比比皆是。這也反映出當時基督教會勢力的無所不在，傳教士深入中國的步伐已然走在李希霍芬這個探險家之前。同時，各地傳教士的工作和生活狀態也絕非千編一律，而是隨著教會性質和傳教地域上的差異而呈現出多元化色彩。更有意思的是，李希霍芬和傳教士之間的關係也是耐人尋味。李希霍芬需要傳教士的説明，同時他儼然又是歐洲工業文明和科學技術的化身，因而對傳教士群體的生活方式和傳教方式多有詬病。而傳教士方面，既有真誠接待李希霍芬的，也有對他的到來憂心忡忡而加以阻擾的。傳教士這種態度背後隱現出西方國家在華利益的相爭。不過，無論是李希霍芬的地質考察還是傳教士的傳播福音，雙方只不過是在用各自的方法服務于同一個崇高的“使命”——按照西方人的意願改變中國。
（本文作者系杭州電子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主要參考資料：[德]李希霍芬著，[德]E. 蒂森選編，李岩、王彥會譯：《李希霍芬中國旅行日記》，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