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晚， “陸家嘴資本夜話”系列講壇第六期在中國金融資訊中心舉行。 本期講壇特邀清華大學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鞠建東教授作題為“中美貿易爭端一二三四五”的報告。 該講壇由陸家嘴金融城發展局、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上海市證券同業公會、上海市上市公司協會、上海股權投資協會、中國金融資訊中心共同主辦， 钜派投資、有魚普惠聯合主辦。
致辭
上海市證券同業公會秘書長 張偉
上海市證券同業公會秘書長張偉表示， 作為主辦方之一， 非常榮幸受邀出席並致辭。 中國金融資訊中心是資訊高地， 組織了一系列高品質的活動， 這次講壇聚焦中美貿易爭端， 主題非常好。 當前， 美國單方面發起了貿易戰， 對我們國家的經濟， 特別是證券市場也產生了很多的影響， 比如最近的中興事件已經導致其股票停牌。 今天， 在座的有很多證券公司的同仁， 相信清華大學鞠教授通過分享他對這件事情的權威解析， 一定會給大家帶來很大的收穫。
中國金融資訊中心總裁助理 潘恒甯
中國金融資訊中心總裁助理潘恒甯講到， “陸家嘴資本夜話”系列講壇是中國金融資訊中心聯合權威機構搭建的眾多平臺之一， 每次邀請一位既具實戰經驗又有理論修養的大咖來主講， 分享經驗、傳授知識、發佈資訊， 助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國家戰略。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是重要國家戰略， 金融中心的背後必定是一個知識中心、思想中心和資訊中心。
他表示， 陸家嘴資本夜話迄今為止已經舉辦了5期， 分別邀請上海黃金交易所理事長焦瑾璞、金磚新開發銀行副行長祝憲、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上海重陽投資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總裁王慶和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等圍繞黃金市場、國際金融體系、中國貿易摩擦、股票證券市場和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等熱點話題展開了精彩闡述。
今晚， 鞠建東教授則將為我們帶來有關中美貿易關係最深度的分析， 今年3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總統備忘錄，
中國金融資訊中心是新華社的直屬機構， 我們的大廈位於東方明珠東側， 被譽為“東方藍寶石”， 是新華社和上海市政府戰略合作專案， 依託新華社在政治、品牌、管道、資訊、網路、人才等方面的綜合優勢， 既服務于上海國際金融資訊中心建設的國家戰略，同時也服務於新華社打造國際一流的新型世界性通訊社的戰略目標。
主題報告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紫光講席教授、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鞠建東
鞠建東簡介：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紫光講席教授、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14-2017年擔任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院長、教授，2009-2015年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國際經濟研究中心主任，1995-2014年擔任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副教授（終身聘任）、教授，2007-2009年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常駐學者，世界銀行諮詢顧問。獲南京大學數學學士、清華大學經濟學碩士、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領域集中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和產業組織，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等國際一流學術雜誌上發表論文多篇，獲2016“浦山世界經濟學優秀論文獎”。近期就中美貿易問題受邀做客央視訪談節目。
以下為演講實錄：
當前，中美貿易爭端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美國經濟的影響和全球經濟的影響還在發展過程中。
我個人認為，中美貿易爭端對於中國而言，很可能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影響最大、最具有實質性影響的一件事情，當然，這純屬學術探討的觀點。
所以，我們過去40年的開放戰略——包括國民經濟的結構，都有可能需要從現在開始做相當實質性的調整。因而，對於這樣一個大事件本身作各種討論、研判，然後進行恰當的政策和戰略調整，是非常重要的。
引言 中美貿易爭端大事記
1、四個階段
到目前為止，中美爭端可以分為四個階段，這四個階段時間上是有重疊的。
第一個階段：特朗普的突然襲擊。
2017年8月18日，美方宣佈開始301調查，2018年2月16日，美商務部披露232調查結果，認為鋼鋁進口現在可能威脅美國家安全。3月8日，特朗普宣佈對進口鋼鋁產品徵收關稅。3月22日，特朗普簽署總統備忘錄，15天之內制定對中國商品關稅徵收方案。3月23日，美對中國鋼鋁產品關稅生效。4月2日，中減讓產品關稅清單實施。4月3日，美發佈500億美元進口產品懲罰關稅（25%）清單。
第二階段：討價還價階段。
4月3日美國發佈清單，4月4日，中國宣佈對美500億美元進口反制清單。4月5日，特朗普宣佈考慮追加1000億美元關稅。
第三階段：爭取民意階段。
美國國內政治體制的運作由利益集團所推動，美國大的政策調整需要較大範圍民意的支援。中美雙方都需要爭取民意，爭取中國人民的民意，爭取美國人民的民意，也爭取世界各國人民的民意。 4月10日，習主席在博鼇論壇宣佈中國更多開放的措施，主要是4點：大幅放寬市場准入（金融市場、製造業）；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擴大進口，降低汽車關稅。
習主席提出的四項開放政策，顯示出我們對於中國持續的對外開放的誠意。4月10日，特朗普推文表示感謝習主席，希望取得進展。第三階段一直在進行當中，現在也還處在爭取民意階段。
第四階段：貿易爭端實施階段。
美方懲罰關稅具體措施討論到5月23日結束，5月15日召開聽證會，但我個人認為從後面的事情來看，實際上貿易爭端的實施階段已經開始了。
眾所周知，4月16日晚間，美國商務部發佈對中興通訊的出口禁令。由於中興在2012年參與對伊朗的出口，違背了美國對伊朗禁止出口規定，已經受過懲罰，現在又舊話重提，而且美國給出了出口禁令，中興董事長說這個禁令將使中興立即休克。此事量刑過重，非常極端，這與美國前面所表達的對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進行限制的戰略是一致的，所以這應該看成是中美貿易爭端的一部分。
其他方面，我們還需要注意的是金融市場，比如說港幣的匯率。最近，由於美聯儲調高利息，美國放水的資本開始回流，會導致發展中國家遭遇金融危機的衝擊。假如美聯儲繼續加息，也會對港幣的聯繫匯率造成一定的衝擊。這從側面提醒我們，中國國際金融體系還相當脆弱。
2、美對華301調查的實質分析
美國政府曾明確承諾雙邊多邊貿易爭端在WTO框架之下進行，中國駐WTO的代表團指出美國301調查的做法是違背了WTO框架的。美國301調查的報告內容主要是兩點，第一個是完全針對中國2025的製造專案，針對中國的高科技產業。比如新一代資訊技術，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太航空設備等等，無一例外在美國的懲罰清單上。
301清單中涉及的高科技行業，根據2016年的資料，其進口總值占美國從中國進口總值的94%。
美國按照兩個原則排序列出清單，第一個原則是中國的高科技領域，第二個是影響美國的消費市場，即中國進口在美國消費市場的比例較小。明顯看出，美國希望限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不希望影響美國國內的消費市場。我們從2016年的統計資料中看出，301清單中涉及的高科技行業，其進口總值占美國從中國進口總值的94%。
有討論認為，特朗普挑起貿易爭端是出於中期選舉。美國的中期選舉是11月份，特朗普有短期政治上的考慮。但我認為，中美貿易爭端更多的是長期戰略調整，我將從從下面幾個方面討論。
一個中心
美國301調查結果很明確，這次貿易爭端的核心問題是阻止、減緩甚至打斷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如果中國高科技行業能夠延續過去三年到五年的發展態勢，繼續向前發展，中國就打贏“貿易戰”了；如果發展態勢被美國挑起的貿易爭端減緩或打斷了，中國就打輸“貿易戰”了。
為什麼說中美貿易的爭端是以中國的高科技產業為核心？這裡從三個背景討論。
1、全球化的結構新變化
全球化結構的舊常態是高速增長，以美國為核心，中國驅動。上一波的全球化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每年以1-2億的低成本勞動力湧入世界生產體系，是這次全球化的最重要動力之一，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要素稟賦結構變化，也根據改變了全球的生產格局。
隨著過去30到40年的發展，全球化結構已經從美國核心逐步變成了增速放緩、三足鼎立、區塊結構的新常態。全球逐漸形成北美價值鏈，歐洲價值鏈和亞洲價值鏈的三足鼎立的全球生產格局。
首先，看一下全球國際貿易的增長。2012年是一個分界點，全球貨物貿易增速（按總出口計算）已連續5年下滑，自2013年起連續4年低於3%。2015年的全球貿易已出現了降幅達13.6%的負增長，其嚴重程度僅次於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2016年雖有反彈，但仍為負增長；2017年首次出現3.8%的恢復性增長，為2011年以來最快增速。
其次，我們可以看出，全球貿易結構發生了變化，從貨物貿易轉成服務貿易，服務貿易本身增長速度就比較慢。
此外，在全球的貿易垂直分工裡面，中間產品的貿易份額在緩慢下降。
基於以上3點，我們得出結論，全球化的速度在下降。
我們認為，自2012年以來，北美價值鏈、歐洲價值鏈和亞洲價值鏈“三足鼎立”新結構已經形成。這種全球貿易的常態性、結構性變化，反映了全球經濟的發展與治理格局正在發生根本性、結構性的演變。
中美貿易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
2000年，美國的貿易占全球貿易的比是15.48%，比第二大貿易國德國的7.96%和第三大貿易國日本的6.51%之和還要多。
到2016年，完全發生變化，美國是11.48%，中國是11.44%，德國是11.75%。2014年，最多的國家將中國作為最大交易夥伴，其次是美國，然後是德國。2014年以後，全球已經呈現出三足鼎立的結構，北美價值鏈、歐洲價值鏈和亞洲價值鏈“三足鼎立”新結構已經形成。
比較1995年和2015年的變化可以看到，亞洲地區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多，特別重要的是，中國取代了日本成為亞洲幾乎所有國家的貿易核心國。
從全球的生產依存網路也可以很清楚看到，1995年的日本是亞洲大部分國家的核心國，德國是歐洲國家的核心國，美國是北美的核心國。
到2015年，中國取代了日本成為了核心國。
2000年前後三大核心國，美國在北美，德國在歐洲，日本在亞洲，但是美國在德、日都是有駐軍，所以那時美國是全球貿易的主導國家。
現在，全球經濟不僅出現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而且中國在政治上、軍事上是獨立的，不像德國和日本在政治、軍事上依賴美國，因此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和貿易的主導地位被打破了，這個是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
中國的貿易發展歷程是否與日本相似？
日本的貿易也曾經歷高速增長。從1955年到1975年，日本經歷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長，並達到70-75年的平均23%的驚人增長率。此後逐年向下，從80年代開始回歸到發達國家的6%左右的平均值。
日本“路易斯拐點”的出現大致位於1975年前後。日本勞動力人口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停滯現象與70-75年貿易增長的拐點同步出現
亞洲乃至全球的貿易增長並沒有受到日本在70年代的轉型拖累。
中國的經濟改革迅速給世界市場提供了巨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中國也迅速接過日本的角色，推動全球貿易更加快速地增長。
時至2011年，中國也來到了“路易斯拐點”，貿易增長率也開始下降。
但中國與日本存在顯著不同。
日本在經濟增長速度達到頂峰時，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外貿總額，均與美國存在明顯的差距，所以未能改變“美國核心”的舊格局。
中國在經歷了30餘年的高速增長之後，外貿總量已穩居世界首位，經濟總量亦達到全球第二。
“美國核心”的舊格局已被打破，而東亞、北美及歐洲“三足鼎立”的新經貿格局已經開啟。
2、用兩個國家GDP比較，中美互動分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49年到1972-1979年，這一階段中國和美國是敵對國，在經濟上中國的經濟體系完全不進入美國的經濟體系。
第二階段定義為小國與大國的階段，小國定義是中國的GDP是小於美國GDP的1/2，1980年的時候中國GDP不到美國的10%，但是2010的時候是美國的1/2。在小國與大國的階段，小國無論做什麼對大國經濟沒有太大影響，所以在小國與大國的階段最優的策略就是韜光養晦。
第三階段是潛在大國和大國的階段，中國的GDP大於美國GDP的1/2，但小於美國GDP，基本上判斷是2010年-2023年。預計中國GDP將於2023年追上美國。這個階段是合作與競爭共存的階段，產品變成競爭性的產品，不只是替代性的產品。
第四階段是兩大國階段，預計是2023年-2040年。中國GDP大於美國，但小於美國GDP的兩倍。
第五階段是共建新世界階段，如果順利的話2060年中國GDP將接近美國的三倍。2100年，美國人口將達到4億-6億，中國人口將達到10億-15億，兩國人均GDP接近。
從這個分析來看，2060年以後會有很大的變化，取決於中國人口怎麼變，但是2060年之前的分析沒有太大的變化，因為人口的變化在這個時候還沒有體現出來，所以第三階段，第四階段沒有太大的變化。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的看法是以2018年3月23日為標誌，中美關係引入了一個新階段，這個階段是潛在大國與大國或者是兩個大國的競爭階段，我稱之為合作與競爭共存的階段，尤其在中國GDP沒有達到美國GDP之前，在2018年到2023年中美關係很有可能是由競爭主導。
3、全球面臨以人工智慧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
誰在工業革命裡面佔有主導地位，誰就主導全球經濟的格局。
從上世紀80年代到現在，全球經濟經歷了一個黃金的發展時期，無論中國人民、美國人民還是全球的其他國家人民都在生活水準上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如果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的格局均沒有大的變化，到2060年全球經濟將由美國主導轉變成現在已經開始的三足鼎立的格局，進入個新的時代。
2018年前後，如果沒有大的政策變化話，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隨著全球貿易經濟格局的變化，中美關係的變化、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和發展，全球整體經濟水準會有大的提升。第二，美國逐漸失去了全球經濟主導地位。如果美國要繼續保持在全球經濟的主導地位，它必須對這樣的發展進行干預。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中美貿易爭端是長期的，帶有戰略意義的。而且中美貿易爭端的本身也在美國已經討論過很多年了，從小布希的戰略合作者改成戰略競爭者，到奧巴馬推出的PPP，其目的都是使得美國在亞太地區重新掌握貿易規則和經濟的主導權。
這次美國301貿易調查的報告非常明確，目的非常簡單，就是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迅速發展已經影響到美國在全球經濟尤其是高科技領域的主導地位和霸權地位。對於這樣的發展態勢，美國社會表示擔心和不滿，希望改變。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美貿易爭端在美國有相當的民意基礎，兩黨也有相當一致的看法。
中國應對美貿易爭端，必須緊緊抓住發展高科技產業這個核心利益。不管白貓黑貓，能發展高科技產業就是好貓。
兩個基本點
1、在戰略上，堅持中美合作共贏。
我們需要看到，中美雙方是整個世界經濟體系的基石，是全球價值鏈的基石，中美互為最大交易夥伴，中美互為中間產品最大交易夥伴，共同構成全球價值鏈的基礎，目前這種全球分工是經濟自然發展的結果，而且也符合各個廠商的利益，符合企業家的利益，也符合人民的利益，是自然發展的結果，因此中美是有合作共贏的基礎。
這個是中美的中間產品貿易來源，2014年的時候，第一大是加拿大，然後是中國，已經占中間貿易產品的16.3%，還在增加，說明中美貿易之間是非常互相依賴的。
2、在戰術上，堅持“競爭對抗、以戰止戰”。
在貿易爭端中的最優策略是什麼？那就是怎麼做才能使得收益是最大的。過去的學術研究通常的做法就是最優關稅理論。我覺得這一次中國打貿易戰的目的不是這個，或不僅僅是這個。我們的目的是止戰，以戰止戰。
中美兩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是不一樣的，美國的貿易戰是由利益集團影響的，有可能將國內矛盾轉移國外，不會放棄美國對全球經濟的主導地位。
中國的貿易政策就是中央政府決定，而不是利益集團決定，中國是一盤棋。通過鏡像策略，可以讓美國不同利益集團先爭起來，然後達到他不打貿易戰的目的。以戰止戰使得對方貿易爭端的成本高於收益，從而使得他打不下去。
三個防止和三個危險
基於前面對於世界格局、中美關係、高科技發展的分析和判斷，我認為，在中美貿易爭端上，我們一定要堅持三個防止。
第一個防止在戰術上輕視退讓。從歷史上看，美國對第二大生產大國——德國、日本、前蘇聯——發動的經濟爭端，都達到了目標。前蘇聯是所謂星球大戰，德國和日本是貿易戰，美國到現在為止在貿易戰上沒有戰敗的記錄。所以從歷史上來看，我們沒有資料來支援這次美國貿易戰它會輸，也不能盲目樂觀中國一定會贏，因此，不可輕視。因為輕視和退讓，日本經濟長期受到了美國對日貿易戰的負面影響，所以，防止在戰術上的輕視退讓，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個防止在戰略上的情緒化的過度反應，從而看不到中美具有廣泛的合作基礎和共同利益。中美貿易之爭是利益之爭，情緒化是沒有意義的。中美之爭是實力之爭，如果是意識形態之爭的話，就不容易找到解決的思路了。如果中美之間關係越好的話，能使貿易之爭更容易結束，如果中美之間關係越差的話，貿易之爭更難解決，將中美之爭理解為主要是利益之爭，可以使大家回歸理性。
第三個防止偏離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大局。中美貿易爭端之後，尤其要防止產生“不敢開放，不敢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想法，這種想法不可取的。我們要沿著既定的對外開放步伐前進，要堅持推進“中國製造2025”，佔領高科技產業的制高點。我們需要防止三個危險。
第一個危險是日本式。日本在過去20多年裡，經濟發展呈現幾個特徵，第一是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緩慢，尤其是高科技產業結構的調整緩慢。第二是國內投資緩慢，都到國外去投了，第三是經濟增長遲緩。假如發生日本式的危險，將會使2060年的全球經濟格局發展趨勢得到改變。
第二個危險是前蘇聯式的。蘇聯經濟在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越來越差。為了達到快速發展，蘇聯採取了激進的體制改革，結果反而導致了社會和政治動盪。
我們要用“兩彈一星”的精神，但不能照搬“兩彈一星”的方法，大會戰的方法，不一定適合消費行業的產業發展。我們過去的產業政策需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比如說光伏產業、新能源汽車的一些教訓需要吸取。每個省都搞光伏產業，全民都搞新能源汽車，反而造成資源的浪費。
第三個危險是國際金融危機，我們資本市場在一步步的開放，但同時必須注意國際金融危機的風險。
如果出現這三個危險，中國的經濟有可能出現大規模下滑，金融危機一旦發生，一兩個星期就會使GDP下降25%以上，中國要做的事情無非是排除美國對中國經濟和全球經濟的干擾，繼續過去的漸進式的改革開放與發展。
四個任務
基於以上分析，我提出四個主要任務。
第一個是推動中國高科技產業的迅速發展。
中國的人工智慧發展為什麼這麼快，第一是規模優勢，比如說人臉識別，人工智慧的技術取決於流量的大小，中國人口本身就有規模優勢。第二是中國有相對靈活的市場，到現在為止中國對個人資料的使用限制不是那麼嚴格，這個是雙刃劍，一方面有一些負面的社會影響，另一方面也推動了這個行業的發展。第三是中國在電腦和機電行業上擁有技術積累。中國有巨大的市場規模——14億人的國內市場和20-30億的亞洲市場，我們完全有可能去推動技術的發展。
目前，很多高科技行業的技術關鍵設備不在我們手上，國內的市場佔有率是0%，比如，美國的高通公司在有些細分市場擁有100%的佔有率。我建議我們逐步採取進口替代的方法，來保證中國經濟上的安全和技術體系上的安全。
第二個任務，推進全球治理體系的重構。
G7框架下“一超多強”的全球經濟治理格局，已不能反映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的發展演變。美國，歐盟和中國三足鼎立的全球經濟體系正在逐漸形成。歐洲有歐盟，美國有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但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經濟的深度合作一直沒有發生，所以我們建議成立亞洲共同體，建立以中國為核心的亞洲國家地區的深度合作。
借鑒NAFTA及歐盟經驗，深度的FTA合作均存在一個明顯的核心國家（美國和德國），在區域生產和貿易活動中發揮中樞作用，其餘經濟體則以“輻條”形式，與這一核心國緊密聯繫在一起。
但由於中國和日本這兩個大國對東亞地區經貿主導權的爭奪——複雜的東亞地區政治關係、中日政治互信的脆弱、美日政治軍事同盟的約束，都使得中日近期在東亞經濟治理上的深度合作希望式微。為了推動一個有效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建立，中國有必要率先建立一個中國大陸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深度自由貿易區，推動東亞地區的深度經濟合作。
第三個任務，推動中國開放新戰略。
中國開放戰略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勞動力成本優勢喪失，所以通過“一帶一路”轉移過剩產能，進行全球的產業分工。
第二個更加嚴厲的挑戰是技術升級的上升空間被發達國家壓制，這就要求以巨大的市場規模來打破束縛，通過組建亞洲共同體，形成以中國為核心的超過20億人以上的市場，在此規模上實現技術的升級換代。用規模來換取技術上升的空間，打造亞洲價值鏈，衝破技術升級阻礙。
我們要推動“一體兩翼”的開發新戰略，建設“亞洲共同體”，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為兩翼。
第四個任務是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的重構。
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綁定使美元能代表了世界兩大經濟體，造成其在全世界無與比倫的強勢地位。既然中美之間的關係現在已經進入競爭階段，人民幣和美元應該儘快結束目前綁定的狀態，以免繼續被美國的貨幣政策制約。
此外，從競爭風險上來看，固定匯率隱藏著很大的國際金融危機的風險。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應該儘快浮動。
資本帳戶的開放一定要謹慎，在此之前要先建造金融資本跨境流動防火牆。對於中美貿易爭端，我最擔心的是金融危機。
五項措施
第一，糾正特朗普行政當局對輿論的錯誤導向。
美國失去對全球經濟的主導地位是一個歷史的選擇和進程，美國非要打斷這個歷史的進程從而挑起貿易爭端是非正義的。中國的崛起和經濟增長只是全球人力資本配置的自然表現，中國有14億人，在校大學生數量有4000多萬，這麼多的人力資本，自然會顯示在全球經濟實力的配置變化，這不是意識形態之爭。所以，我們需要糾正特朗普行政當局對輿論的錯誤導向。
第二，用鏡像策略（以戰止戰）制定對美貿易報復清單。
比如中興倒下了，中國要不要找美國報復？在通用汽車最困難的時候，由於中國市場使得它免予破產。
中國市場對於全球的跨國公司的重要性是無法忽略的。如果美國公司對中國的高科技公司採取打擊的手段，那麼中國應該很明確，我們會選擇美國的公司，在適當的時間點也會給予它反制性打擊，從而使各大跨國公司認清美國對中國公司打擊的危害。
第三，在WTO框架下，團結大多數（美國國內大多數，世界大多數），共同反對貿易戰。
我們只是希望避免貿易戰、希望維持以前的增長態勢，所以我們所做的事情是符合美國大多數、中國大多數、世界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毛主席《在論持久戰》裡面講過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什麼時候美國人民反對中美貿易戰，什麼時間中美貿易戰就停止了。所以，我覺得，應該在WTO框架下團結大多數，中美兩國人民共同反對貿易戰。
第四，對受到貿易戰影響的中國企業進行政策性保護，減少企業損失。對於中興應該怎麼做，現在有很多討論，我個人認為對於受到中美貿易爭端影響的企業需要受到政策性的保護，寧可養著也不能倒了，減少企業的損失，因為這關係到企業對貿易爭端信心的問題。如果今後貿易爭端很殘酷，會有兩到三年經濟的波動，對於核心企業的保護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適度退讓。
在有利於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原則下，我們可以做適度退讓。
文字整理：吳天宇
攝影：金偉良
統籌：李志琴
既服務于上海國際金融資訊中心建設的國家戰略，同時也服務於新華社打造國際一流的新型世界性通訊社的戰略目標。主題報告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紫光講席教授、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鞠建東
鞠建東簡介：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紫光講席教授、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14-2017年擔任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院長、教授，2009-2015年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國際經濟研究中心主任，1995-2014年擔任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副教授（終身聘任）、教授，2007-2009年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常駐學者，世界銀行諮詢顧問。獲南京大學數學學士、清華大學經濟學碩士、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領域集中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和產業組織，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等國際一流學術雜誌上發表論文多篇，獲2016“浦山世界經濟學優秀論文獎”。近期就中美貿易問題受邀做客央視訪談節目。
以下為演講實錄：
當前，中美貿易爭端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美國經濟的影響和全球經濟的影響還在發展過程中。
我個人認為，中美貿易爭端對於中國而言，很可能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影響最大、最具有實質性影響的一件事情，當然，這純屬學術探討的觀點。
所以，我們過去40年的開放戰略——包括國民經濟的結構，都有可能需要從現在開始做相當實質性的調整。因而，對於這樣一個大事件本身作各種討論、研判，然後進行恰當的政策和戰略調整，是非常重要的。
引言 中美貿易爭端大事記
1、四個階段
到目前為止，中美爭端可以分為四個階段，這四個階段時間上是有重疊的。
第一個階段：特朗普的突然襲擊。
2017年8月18日，美方宣佈開始301調查，2018年2月16日，美商務部披露232調查結果，認為鋼鋁進口現在可能威脅美國家安全。3月8日，特朗普宣佈對進口鋼鋁產品徵收關稅。3月22日，特朗普簽署總統備忘錄，15天之內制定對中國商品關稅徵收方案。3月23日，美對中國鋼鋁產品關稅生效。4月2日，中減讓產品關稅清單實施。4月3日，美發佈500億美元進口產品懲罰關稅（25%）清單。
第二階段：討價還價階段。
4月3日美國發佈清單，4月4日，中國宣佈對美500億美元進口反制清單。4月5日，特朗普宣佈考慮追加1000億美元關稅。
第三階段：爭取民意階段。
美國國內政治體制的運作由利益集團所推動，美國大的政策調整需要較大範圍民意的支援。中美雙方都需要爭取民意，爭取中國人民的民意，爭取美國人民的民意，也爭取世界各國人民的民意。 4月10日，習主席在博鼇論壇宣佈中國更多開放的措施，主要是4點：大幅放寬市場准入（金融市場、製造業）；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擴大進口，降低汽車關稅。
習主席提出的四項開放政策，顯示出我們對於中國持續的對外開放的誠意。4月10日，特朗普推文表示感謝習主席，希望取得進展。第三階段一直在進行當中，現在也還處在爭取民意階段。
第四階段：貿易爭端實施階段。
美方懲罰關稅具體措施討論到5月23日結束，5月15日召開聽證會，但我個人認為從後面的事情來看，實際上貿易爭端的實施階段已經開始了。
眾所周知，4月16日晚間，美國商務部發佈對中興通訊的出口禁令。由於中興在2012年參與對伊朗的出口，違背了美國對伊朗禁止出口規定，已經受過懲罰，現在又舊話重提，而且美國給出了出口禁令，中興董事長說這個禁令將使中興立即休克。此事量刑過重，非常極端，這與美國前面所表達的對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進行限制的戰略是一致的，所以這應該看成是中美貿易爭端的一部分。
其他方面，我們還需要注意的是金融市場，比如說港幣的匯率。最近，由於美聯儲調高利息，美國放水的資本開始回流，會導致發展中國家遭遇金融危機的衝擊。假如美聯儲繼續加息，也會對港幣的聯繫匯率造成一定的衝擊。這從側面提醒我們，中國國際金融體系還相當脆弱。
2、美對華301調查的實質分析
美國政府曾明確承諾雙邊多邊貿易爭端在WTO框架之下進行，中國駐WTO的代表團指出美國301調查的做法是違背了WTO框架的。美國301調查的報告內容主要是兩點，第一個是完全針對中國2025的製造專案，針對中國的高科技產業。比如新一代資訊技術，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太航空設備等等，無一例外在美國的懲罰清單上。
301清單中涉及的高科技行業，根據2016年的資料，其進口總值占美國從中國進口總值的94%。
美國按照兩個原則排序列出清單，第一個原則是中國的高科技領域，第二個是影響美國的消費市場，即中國進口在美國消費市場的比例較小。明顯看出，美國希望限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不希望影響美國國內的消費市場。我們從2016年的統計資料中看出，301清單中涉及的高科技行業，其進口總值占美國從中國進口總值的94%。
有討論認為，特朗普挑起貿易爭端是出於中期選舉。美國的中期選舉是11月份，特朗普有短期政治上的考慮。但我認為，中美貿易爭端更多的是長期戰略調整，我將從從下面幾個方面討論。
一個中心
美國301調查結果很明確，這次貿易爭端的核心問題是阻止、減緩甚至打斷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如果中國高科技行業能夠延續過去三年到五年的發展態勢，繼續向前發展，中國就打贏“貿易戰”了；如果發展態勢被美國挑起的貿易爭端減緩或打斷了，中國就打輸“貿易戰”了。
為什麼說中美貿易的爭端是以中國的高科技產業為核心？這裡從三個背景討論。
1、全球化的結構新變化
全球化結構的舊常態是高速增長，以美國為核心，中國驅動。上一波的全球化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每年以1-2億的低成本勞動力湧入世界生產體系，是這次全球化的最重要動力之一，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要素稟賦結構變化，也根據改變了全球的生產格局。
隨著過去30到40年的發展，全球化結構已經從美國核心逐步變成了增速放緩、三足鼎立、區塊結構的新常態。全球逐漸形成北美價值鏈，歐洲價值鏈和亞洲價值鏈的三足鼎立的全球生產格局。
首先，看一下全球國際貿易的增長。2012年是一個分界點，全球貨物貿易增速（按總出口計算）已連續5年下滑，自2013年起連續4年低於3%。2015年的全球貿易已出現了降幅達13.6%的負增長，其嚴重程度僅次於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2016年雖有反彈，但仍為負增長；2017年首次出現3.8%的恢復性增長，為2011年以來最快增速。
其次，我們可以看出，全球貿易結構發生了變化，從貨物貿易轉成服務貿易，服務貿易本身增長速度就比較慢。
此外，在全球的貿易垂直分工裡面，中間產品的貿易份額在緩慢下降。
基於以上3點，我們得出結論，全球化的速度在下降。
我們認為，自2012年以來，北美價值鏈、歐洲價值鏈和亞洲價值鏈“三足鼎立”新結構已經形成。這種全球貿易的常態性、結構性變化，反映了全球經濟的發展與治理格局正在發生根本性、結構性的演變。
中美貿易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
2000年，美國的貿易占全球貿易的比是15.48%，比第二大貿易國德國的7.96%和第三大貿易國日本的6.51%之和還要多。
到2016年，完全發生變化，美國是11.48%，中國是11.44%，德國是11.75%。2014年，最多的國家將中國作為最大交易夥伴，其次是美國，然後是德國。2014年以後，全球已經呈現出三足鼎立的結構，北美價值鏈、歐洲價值鏈和亞洲價值鏈“三足鼎立”新結構已經形成。
比較1995年和2015年的變化可以看到，亞洲地區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多，特別重要的是，中國取代了日本成為亞洲幾乎所有國家的貿易核心國。
從全球的生產依存網路也可以很清楚看到，1995年的日本是亞洲大部分國家的核心國，德國是歐洲國家的核心國，美國是北美的核心國。
到2015年，中國取代了日本成為了核心國。
2000年前後三大核心國，美國在北美，德國在歐洲，日本在亞洲，但是美國在德、日都是有駐軍，所以那時美國是全球貿易的主導國家。
現在，全球經濟不僅出現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而且中國在政治上、軍事上是獨立的，不像德國和日本在政治、軍事上依賴美國，因此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和貿易的主導地位被打破了，這個是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
中國的貿易發展歷程是否與日本相似？
日本的貿易也曾經歷高速增長。從1955年到1975年，日本經歷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長，並達到70-75年的平均23%的驚人增長率。此後逐年向下，從80年代開始回歸到發達國家的6%左右的平均值。
日本“路易斯拐點”的出現大致位於1975年前後。日本勞動力人口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停滯現象與70-75年貿易增長的拐點同步出現
亞洲乃至全球的貿易增長並沒有受到日本在70年代的轉型拖累。
中國的經濟改革迅速給世界市場提供了巨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中國也迅速接過日本的角色，推動全球貿易更加快速地增長。
時至2011年，中國也來到了“路易斯拐點”，貿易增長率也開始下降。
但中國與日本存在顯著不同。
日本在經濟增長速度達到頂峰時，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外貿總額，均與美國存在明顯的差距，所以未能改變“美國核心”的舊格局。
中國在經歷了30餘年的高速增長之後，外貿總量已穩居世界首位，經濟總量亦達到全球第二。
“美國核心”的舊格局已被打破，而東亞、北美及歐洲“三足鼎立”的新經貿格局已經開啟。
2、用兩個國家GDP比較，中美互動分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49年到1972-1979年，這一階段中國和美國是敵對國，在經濟上中國的經濟體系完全不進入美國的經濟體系。
第二階段定義為小國與大國的階段，小國定義是中國的GDP是小於美國GDP的1/2，1980年的時候中國GDP不到美國的10%，但是2010的時候是美國的1/2。在小國與大國的階段，小國無論做什麼對大國經濟沒有太大影響，所以在小國與大國的階段最優的策略就是韜光養晦。
第三階段是潛在大國和大國的階段，中國的GDP大於美國GDP的1/2，但小於美國GDP，基本上判斷是2010年-2023年。預計中國GDP將於2023年追上美國。這個階段是合作與競爭共存的階段，產品變成競爭性的產品，不只是替代性的產品。
第四階段是兩大國階段，預計是2023年-2040年。中國GDP大於美國，但小於美國GDP的兩倍。
第五階段是共建新世界階段，如果順利的話2060年中國GDP將接近美國的三倍。2100年，美國人口將達到4億-6億，中國人口將達到10億-15億，兩國人均GDP接近。
從這個分析來看，2060年以後會有很大的變化，取決於中國人口怎麼變，但是2060年之前的分析沒有太大的變化，因為人口的變化在這個時候還沒有體現出來，所以第三階段，第四階段沒有太大的變化。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的看法是以2018年3月23日為標誌，中美關係引入了一個新階段，這個階段是潛在大國與大國或者是兩個大國的競爭階段，我稱之為合作與競爭共存的階段，尤其在中國GDP沒有達到美國GDP之前，在2018年到2023年中美關係很有可能是由競爭主導。
3、全球面臨以人工智慧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
誰在工業革命裡面佔有主導地位，誰就主導全球經濟的格局。
從上世紀80年代到現在，全球經濟經歷了一個黃金的發展時期，無論中國人民、美國人民還是全球的其他國家人民都在生活水準上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如果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的格局均沒有大的變化，到2060年全球經濟將由美國主導轉變成現在已經開始的三足鼎立的格局，進入個新的時代。
2018年前後，如果沒有大的政策變化話，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隨著全球貿易經濟格局的變化，中美關係的變化、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和發展，全球整體經濟水準會有大的提升。第二，美國逐漸失去了全球經濟主導地位。如果美國要繼續保持在全球經濟的主導地位，它必須對這樣的發展進行干預。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中美貿易爭端是長期的，帶有戰略意義的。而且中美貿易爭端的本身也在美國已經討論過很多年了，從小布希的戰略合作者改成戰略競爭者，到奧巴馬推出的PPP，其目的都是使得美國在亞太地區重新掌握貿易規則和經濟的主導權。
這次美國301貿易調查的報告非常明確，目的非常簡單，就是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迅速發展已經影響到美國在全球經濟尤其是高科技領域的主導地位和霸權地位。對於這樣的發展態勢，美國社會表示擔心和不滿，希望改變。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美貿易爭端在美國有相當的民意基礎，兩黨也有相當一致的看法。
中國應對美貿易爭端，必須緊緊抓住發展高科技產業這個核心利益。不管白貓黑貓，能發展高科技產業就是好貓。
兩個基本點
1、在戰略上，堅持中美合作共贏。
我們需要看到，中美雙方是整個世界經濟體系的基石，是全球價值鏈的基石，中美互為最大交易夥伴，中美互為中間產品最大交易夥伴，共同構成全球價值鏈的基礎，目前這種全球分工是經濟自然發展的結果，而且也符合各個廠商的利益，符合企業家的利益，也符合人民的利益，是自然發展的結果，因此中美是有合作共贏的基礎。
這個是中美的中間產品貿易來源，2014年的時候，第一大是加拿大，然後是中國，已經占中間貿易產品的16.3%，還在增加，說明中美貿易之間是非常互相依賴的。
2、在戰術上，堅持“競爭對抗、以戰止戰”。
在貿易爭端中的最優策略是什麼？那就是怎麼做才能使得收益是最大的。過去的學術研究通常的做法就是最優關稅理論。我覺得這一次中國打貿易戰的目的不是這個，或不僅僅是這個。我們的目的是止戰，以戰止戰。
中美兩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是不一樣的，美國的貿易戰是由利益集團影響的，有可能將國內矛盾轉移國外，不會放棄美國對全球經濟的主導地位。
中國的貿易政策就是中央政府決定，而不是利益集團決定，中國是一盤棋。通過鏡像策略，可以讓美國不同利益集團先爭起來，然後達到他不打貿易戰的目的。以戰止戰使得對方貿易爭端的成本高於收益，從而使得他打不下去。
三個防止和三個危險
基於前面對於世界格局、中美關係、高科技發展的分析和判斷，我認為，在中美貿易爭端上，我們一定要堅持三個防止。
第一個防止在戰術上輕視退讓。從歷史上看，美國對第二大生產大國——德國、日本、前蘇聯——發動的經濟爭端，都達到了目標。前蘇聯是所謂星球大戰，德國和日本是貿易戰，美國到現在為止在貿易戰上沒有戰敗的記錄。所以從歷史上來看，我們沒有資料來支援這次美國貿易戰它會輸，也不能盲目樂觀中國一定會贏，因此，不可輕視。因為輕視和退讓，日本經濟長期受到了美國對日貿易戰的負面影響，所以，防止在戰術上的輕視退讓，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個防止在戰略上的情緒化的過度反應，從而看不到中美具有廣泛的合作基礎和共同利益。中美貿易之爭是利益之爭，情緒化是沒有意義的。中美之爭是實力之爭，如果是意識形態之爭的話，就不容易找到解決的思路了。如果中美之間關係越好的話，能使貿易之爭更容易結束，如果中美之間關係越差的話，貿易之爭更難解決，將中美之爭理解為主要是利益之爭，可以使大家回歸理性。
第三個防止偏離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大局。中美貿易爭端之後，尤其要防止產生“不敢開放，不敢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想法，這種想法不可取的。我們要沿著既定的對外開放步伐前進，要堅持推進“中國製造2025”，佔領高科技產業的制高點。我們需要防止三個危險。
第一個危險是日本式。日本在過去20多年裡，經濟發展呈現幾個特徵，第一是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緩慢，尤其是高科技產業結構的調整緩慢。第二是國內投資緩慢，都到國外去投了，第三是經濟增長遲緩。假如發生日本式的危險，將會使2060年的全球經濟格局發展趨勢得到改變。
第二個危險是前蘇聯式的。蘇聯經濟在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越來越差。為了達到快速發展，蘇聯採取了激進的體制改革，結果反而導致了社會和政治動盪。
我們要用“兩彈一星”的精神，但不能照搬“兩彈一星”的方法，大會戰的方法，不一定適合消費行業的產業發展。我們過去的產業政策需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比如說光伏產業、新能源汽車的一些教訓需要吸取。每個省都搞光伏產業，全民都搞新能源汽車，反而造成資源的浪費。
第三個危險是國際金融危機，我們資本市場在一步步的開放，但同時必須注意國際金融危機的風險。
如果出現這三個危險，中國的經濟有可能出現大規模下滑，金融危機一旦發生，一兩個星期就會使GDP下降25%以上，中國要做的事情無非是排除美國對中國經濟和全球經濟的干擾，繼續過去的漸進式的改革開放與發展。
四個任務
基於以上分析，我提出四個主要任務。
第一個是推動中國高科技產業的迅速發展。
中國的人工智慧發展為什麼這麼快，第一是規模優勢，比如說人臉識別，人工智慧的技術取決於流量的大小，中國人口本身就有規模優勢。第二是中國有相對靈活的市場，到現在為止中國對個人資料的使用限制不是那麼嚴格，這個是雙刃劍，一方面有一些負面的社會影響，另一方面也推動了這個行業的發展。第三是中國在電腦和機電行業上擁有技術積累。中國有巨大的市場規模——14億人的國內市場和20-30億的亞洲市場，我們完全有可能去推動技術的發展。
目前，很多高科技行業的技術關鍵設備不在我們手上，國內的市場佔有率是0%，比如，美國的高通公司在有些細分市場擁有100%的佔有率。我建議我們逐步採取進口替代的方法，來保證中國經濟上的安全和技術體系上的安全。
第二個任務，推進全球治理體系的重構。
G7框架下“一超多強”的全球經濟治理格局，已不能反映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的發展演變。美國，歐盟和中國三足鼎立的全球經濟體系正在逐漸形成。歐洲有歐盟，美國有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但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經濟的深度合作一直沒有發生，所以我們建議成立亞洲共同體，建立以中國為核心的亞洲國家地區的深度合作。
借鑒NAFTA及歐盟經驗，深度的FTA合作均存在一個明顯的核心國家（美國和德國），在區域生產和貿易活動中發揮中樞作用，其餘經濟體則以“輻條”形式，與這一核心國緊密聯繫在一起。
但由於中國和日本這兩個大國對東亞地區經貿主導權的爭奪——複雜的東亞地區政治關係、中日政治互信的脆弱、美日政治軍事同盟的約束，都使得中日近期在東亞經濟治理上的深度合作希望式微。為了推動一個有效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建立，中國有必要率先建立一個中國大陸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深度自由貿易區，推動東亞地區的深度經濟合作。
第三個任務，推動中國開放新戰略。
中國開放戰略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勞動力成本優勢喪失，所以通過“一帶一路”轉移過剩產能，進行全球的產業分工。
第二個更加嚴厲的挑戰是技術升級的上升空間被發達國家壓制，這就要求以巨大的市場規模來打破束縛，通過組建亞洲共同體，形成以中國為核心的超過20億人以上的市場，在此規模上實現技術的升級換代。用規模來換取技術上升的空間，打造亞洲價值鏈，衝破技術升級阻礙。
我們要推動“一體兩翼”的開發新戰略，建設“亞洲共同體”，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為兩翼。
第四個任務是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的重構。
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綁定使美元能代表了世界兩大經濟體，造成其在全世界無與比倫的強勢地位。既然中美之間的關係現在已經進入競爭階段，人民幣和美元應該儘快結束目前綁定的狀態，以免繼續被美國的貨幣政策制約。
此外，從競爭風險上來看，固定匯率隱藏著很大的國際金融危機的風險。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應該儘快浮動。
資本帳戶的開放一定要謹慎，在此之前要先建造金融資本跨境流動防火牆。對於中美貿易爭端，我最擔心的是金融危機。
五項措施
第一，糾正特朗普行政當局對輿論的錯誤導向。
美國失去對全球經濟的主導地位是一個歷史的選擇和進程，美國非要打斷這個歷史的進程從而挑起貿易爭端是非正義的。中國的崛起和經濟增長只是全球人力資本配置的自然表現，中國有14億人，在校大學生數量有4000多萬，這麼多的人力資本，自然會顯示在全球經濟實力的配置變化，這不是意識形態之爭。所以，我們需要糾正特朗普行政當局對輿論的錯誤導向。
第二，用鏡像策略（以戰止戰）制定對美貿易報復清單。
比如中興倒下了，中國要不要找美國報復？在通用汽車最困難的時候，由於中國市場使得它免予破產。
中國市場對於全球的跨國公司的重要性是無法忽略的。如果美國公司對中國的高科技公司採取打擊的手段，那麼中國應該很明確，我們會選擇美國的公司，在適當的時間點也會給予它反制性打擊，從而使各大跨國公司認清美國對中國公司打擊的危害。
第三，在WTO框架下，團結大多數（美國國內大多數，世界大多數），共同反對貿易戰。
我們只是希望避免貿易戰、希望維持以前的增長態勢，所以我們所做的事情是符合美國大多數、中國大多數、世界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毛主席《在論持久戰》裡面講過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什麼時候美國人民反對中美貿易戰，什麼時間中美貿易戰就停止了。所以，我覺得，應該在WTO框架下團結大多數，中美兩國人民共同反對貿易戰。
第四，對受到貿易戰影響的中國企業進行政策性保護，減少企業損失。對於中興應該怎麼做，現在有很多討論，我個人認為對於受到中美貿易爭端影響的企業需要受到政策性的保護，寧可養著也不能倒了，減少企業的損失，因為這關係到企業對貿易爭端信心的問題。如果今後貿易爭端很殘酷，會有兩到三年經濟的波動，對於核心企業的保護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適度退讓。
在有利於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原則下，我們可以做適度退讓。
文字整理：吳天宇
攝影：金偉良
統籌：李志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