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劉心武。
1977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學》以頭條位置推出了北京市作者劉心武的《班主任》。 視覺中國
法治週末記者 武傑
“你不是講《紅樓夢》的那個老頭兒嗎；原來劉心武那老頭兒， 還寫小說耶。 ”在回顧“劉心武改革開放40年的文學腳步”的分享活動中， 已經76歲的劉心武看著現場滿是“小年輕”的讀者， 爽朗地講起人們對他在紅樓夢研究領域的熟悉和對他在其他創作領域的陌生。
2005年起， 劉心武在中央電視臺的《百家講壇》欄目主講“紅學”系列講座《劉心武揭密〈紅樓夢〉》，
但是對於“60後”讀者吳超瑩來說， 《班主任》《鐘鼓樓》等小說才是她冒雨前來的原因， “共鳴， 非常強烈的共鳴。 講述了一代人想說又不敢說的話”。
發表於1977年年底的《班主任》， 不僅是劉心武的成名之作， 更是“傷痕文學”的開端之作， “傷痕文學”成為上世紀80年代文學特有的一種形式， 也真實記錄了一代人對“文革”的心酸記憶。
劉心武小說寫作的生涯其實更早， 處女作是在1958年發表的《談〈第四十一〉》， 那年他16歲， 距今已經整整60年。
如今， 劉心武的創作生涯依舊在繼續。 他說， 在改革開放的文學發展歷程中， 他沒有被市場拋棄過，
開創“傷痕文學”
1977年的夏天， 劉心武在家中那十平方米的小屋裡， 偷偷鋪開稿紙寫了一篇名為《班主任》的小說。 當時他已經是北京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室的編輯， 在此之前， 他曾在北京市第十三中學做了十幾年的中學教師。 教師、學生、校園生活正是他所熟悉的。
小說寫的便是發生在北京一所中學師生間的小故事， 中學教師張俊石決定接受剛從拘留所釋放的“小流氓”宋寶琦， 但是班裡的團支書謝惠敏對於這個決定和宋寶琦的行為有著種種的抗拒和不滿。
文章寫得很順利， 但是當夜深人靜， 劉心武把《班主任》再讀上幾遍， 卻又不禁擔憂起來：“這樣的稿子能夠公開發表嗎？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嗎？”
因為《班主任》的訴求是要結束“文革”期間“四人幫”推行的政策， 結束對青少年的心靈毒害， 他希望“救救孩子們”。
1977年， 中國剛剛邁入粉碎“四人幫”的第二個年頭， 當時“文革”的陰霾並沒有完全散去。 但是當時已經開始有人自覺的發出“希望向更好的方向發展”的聲音， 劉心武不懂別的， 但是他瞭解文學， 瞭解成長在“文革”時期的學生， 《班主任》正是他在感覺到當時文學復蘇的可能性與徵兆時創作的。
“當時覺得寫一點， 說出心裡的真實想法的作品。 我自己一想也嚇一跳， 當時怎麼那麼膽大， 我覺得大家為什麼現在還覺得它值得一提， 因為當時我那種創作狀態應該說有點超越的。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文化大革命”定性之前， 《人民文學》發表了劉心武的小說， 小說不僅震憾了當時荒蕪已久的文壇， 也震動了剛剛經歷“文革”劫難的中國社會， 《班主任》也成為了“傷痕文學”的發軔之作。
由劍橋大學出版的《劍橋中國史》中還專門提到了《1976年和“傷痕文學”的出現》， 書中的觀點認為：“在新作家中， 劉心武是第一個批判性地觸及‘文化大革命’不良後果的作家”， 並稱“劉心武向來是正脫穎而出的一代青年作家雄辯的代言人”。
提起這段記載， 劉心武說自己有點難為情， 但是“傷痕文學”能夠在一部中國相關的通史之中佔據一席之地， 可見“傷痕文學”在當時的影響之深。
到1978年， 文壇開始湧現從各種角度控訴“文革”的作品， 與《班主任》相呼應。
1978年8月，上海《文匯報》用一整版刊發了還是復旦大學學生的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使得那股文學潮流獲得了一個為絕大多數人認同的文學符號——“傷痕文學”。
當時，回歸文壇的王蒙、陸文夫以及新銳作家賈平凹、賈大山等也都成為“傷痕文學”的見證者和參與者，為人們津津樂道的“傷痕文學”作品還有王亞平的《神聖的使命》、陳國凱的《我應該怎麼辦》、宗璞的《弦上的夢》等。
平淡回憶當時的爭議
但是“傷痕文學”也並非一帆風順，反對的聲音隨之而來。劉心武看了一眼參加沙龍之前專門準備的材料，繼續說道：“那個時候就有人反對，有人給中央有關部門寫信，也有人公開發表文章。”
劉心武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提及這段經歷：反對人士指斥《班主任》等“傷痕文學”作品是“解凍文學”；也有身份相當重要的人指責有的“傷痕文學”作品是“政治手淫”；更有公開發表文章，批判這些作品“缺德”。
提起當時的經歷，劉心武語氣裡都是平淡和自信，但是當時，面對“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是‘歌德’——歌頌黨、國家、社會主義和人民大眾，而不是‘缺德’——專門揭露陰暗面”的指責，劉心武坦白，他們一些“傷痕文學”和發表這類作品的雜誌報紙還是承受著很大的壓力。
直到1979年，復蘇的文學界第一次評選全國優秀小說，劉心武的《班主任》獲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首獎，同時有多篇“傷痕文學”一起獲獎，算是文學界對劉心武和“傷痕文學”的一種認可和支持。
其實，過了40年，劉心武已經不太願意頻繁的提及《班主任》這篇文章，“《班主任》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古董，嚴格來說它的審美價值已經越來越微弱了，以今天的文學標準來看，她的文學形象極為蒼白”，但是劉心武也在不斷強調著它的文學史價值，“裡面的主人公們是作為訴求的載體，對改革開放的進程起到了很大的啟蒙和推動作用”。
《班主任》不是中性敘述，而是一種激昂的真理敘述，劉心武說到這裡，不自覺的提高了音量，激動起來，“就是覺得自己掌握了道理，掌握了真相，掌握了真理，於是慷慨激昂地對讀者說教。只不過因為說出了許多讀者想說不會說，想說又沒有勇氣說出的話，這是一種共鳴，但是後來這樣的文本就不行了”。
對此，劉心武一直有著清晰的認知：“從文學本質上來說，它更多的是表達一種思想、一種看法、一種觀點，而不是真正在文學本性上深入挖掘，特別是在文本革新上，往往是不足的，所以有人說‘傷痕文學’只是一個一度出現的引起轟動的社會需要文學現象，是討論改革開放繞不過去的一個文學現象，但是現在來看，它已經文學史化。”
此後，又出現了反思文學、尋根文學等，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加快，文學屆的步伐也越來越快，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拒絕跟風“看不懂”潮流
改革開放以後，“文革”前曾經出版過的外國文學作品大量再版，新的外國文學譯作也開始呈現幾何量級的增加，當然這些書籍也讓中國新一代作家非常癡迷。一些現代主義作家開始追求荒誕主義，追求不講故事、反故事，追求文章無主題、“看不懂”。
當時的作家們在文本上做著各種各樣的嘗試，如果還是古典寫法，還在談論巴爾扎克、雨果、托爾斯泰等，那同行們可是能將“嘴角咧到耳根去”。
作為編輯的劉心武，見識過很多這樣的投稿。有人學喬伊絲的《尤利西斯》，不用標點、不分段落，編輯要求加點標點符號，直接被作者拒絕，“你這是什麼要求，你懂行嗎？就是不要標點符號”。
劉心武見過最極端的則是一副撲克牌的投稿，在每張牌上寫一些詞句，讀者買了之後可以隨意的組合，這樣讀一遍，那樣讀一遍，劉心武當然拒絕了作者出版的要求，“太極端了”。也有一些投稿的小標題是30……20……10，最後到零，當編輯們以為這是頁碼弄錯了的時候，作者堅持就這樣的順序。後來這本書還真出版了，當然不是在劉心武這裡。
劉心武表示，這其實也能理解，當時才剛打開大門，作家們覺得這一切太新鮮了。“有一隻瘋狗正追著中國的作家一路跑，這只瘋狗就是現代派”，台下的讀者被劉心武的比喻引得一陣陣笑聲。
但是劉心武的作品並沒有受到太多的影響，他說這是他刻意與此保持了距離，老頭狡猾的嘿嘿一下，“別人用過的，抱歉我不用。我跟你坦白，我寫《鐘鼓樓》(1985年)的時候，已經進入到了後現代主義，就是超現實主義，非常現實，現實到逼真的程度”。也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羅中立以一幅超現實主義繪畫《父親》震驚中國畫壇，當時在中國美術館展覽的時候，人們排著隊去感受這種新的藝術形式。
1979年以後，劉心武多次到國外訪問交流，在羅馬尼亞、日本、德國、法國、美國等國家，見識了歐美洲視角的世界地圖，看到了後現代主義的建築，超現實風格的藝術作品，他在文學中找到了自己的軌跡，“就像超現實主義繪畫，不僅要逼真，而且還放大了臉上的每條皺紋，每一個疙瘩，衣服上的每一道布紋。我的故事也是，從他們的早上寫到晚上，寫很多家庭中每個人的生活苦惱、悲歡離合，就像一個個橘子瓣，最後成為一個完整的橘子”。
這部以關注現實為特徵的《鐘鼓樓》，後來獲得了第二屆茅盾文學獎。
在現實之外，創新性的“中性敘述”的寫法也是劉心武的小小心思。當時茅盾文學獎一位年長的評委還曾專門問過劉心武，“《鐘鼓樓》中有一位女士，一會兒想嫁給這個人，一會又想嫁另一個人，好像每次都有她的道理，你的道德判斷是什麼”？ 劉心武當時只是一笑並沒有回答，他在活動現場說出了其中的緣由，“如果是《班主任》的那種寫法，就一定要有黑有白，有是有非，一定要有意義，但是《鐘鼓樓》其實是寫出了生活中的無奈，塑造活生生的人的形象。人生活中總會遇到這種無是無非，不對不錯的事情，這正是對人性的探索。但是在當時可能很難跟這位老評委溝通清楚”。
成為《人民文學》新主編
當近代新潮的文學風格興起，劉心武依舊選擇保持自己的風格，但是作為《人民文學》的主編，他為一些新潮的作品，新的寫法形式提供了陣地。當然，如果沒有《人民文學》，也就不會有《班主任》，也許劉心武的人生也會改寫。
“文革”之後，張光年作為《人民文學》的主編，努力重建文學秩序，推動文學的復興。而到劉心武的上一任主編王蒙，則是致力於推動新型文學，劉心武認為，“在推動新型文學的發展中，王蒙所起的作用，無論如何高估都不會過分。他在任期間，做了很多新的嘗試，像是意識流的寫法、寓言式的寫法等，因為王蒙有了發表的可能”。劉心武舉例說，作家、音樂家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作家徐星的《無主題變奏》，都是在當時發表的作品，成為中國先鋒文學的開山作品。
《你別無選擇》是現代派主義作品，劉心武說他現在都無法敘述這個小說講了什麼，因為這篇小說，第一不講故事，第二沒有思想，就是書寫了改革開放以後，處於青春期的青年們的生活狀態、生命狀態、心理狀態，呈現出很多細微、豐富、秘密的青春，與《青春之歌》是完全不同的作品，但是“沒有害處，能夠啟迪我們的心智，開拓我們的審美”。
而《無主題變奏》就如同它的題目一樣，描寫了很多的生活片段，沒有統一的主題，裡面甚至還有一些很刻薄的描寫，是過去的作家不能寫的，讓人讀起來很痛快。從這兩部作品就能看出王蒙對先鋒文學在外延展拓、內涵深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王蒙組建的新編委會，在告讀者的《不僅僅是為了文學》一文中表示：“我們希望奉獻給讀者一期期夠水準的、賞心悅目的文學刊物，我們更希望奉獻給讀者的是億萬人民的心聲和時代的壯麗而又斑駁的畫卷。”後來這些都成為了現實。
後來王蒙到文化部任職，多次邀請後，正值創作高峰期的劉心武成為《人民文學》新一任的主編，劉心武選擇承襲王蒙的主張，擴展外延，深入內涵。劉心武語氣堅定地說：“我自己不喜歡的作品，我也不會這麼寫，但是我知道這是一個嚴肅的嘗試，只要作品能成，我就給他發。”
“正是爭議成就了我”
於是，在劉心武主編《人民文學》期間，莫言、劉震雲等一批作家開始通過《人民文學》嶄露頭角。
劉心武現在還記得30年前收到莫言的中篇小說《歡樂》投稿時心情。“他是很新潮的，他就是寫髒，寫屎尿，寫蒼蠅蛆，言辭粗俗，這個在以前是不可想像，但是我知道他是故意的，他就是想走向世界。因為這種有新銳意識而堅持嘗試的作家，往往能夠成為世界文學的巔峰人物。”
後來的故事顯而易見，莫言獲得了201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他是在玩新概念但不是胡來，他寫髒，寫出了人類生存的困境”。
既然莫言在做這種極限嘗試，那麼作為一家雜誌能做的就是提供版面，讓這種嘗試見天日。活動現場，劉心武並沒有說這篇文章，這種嘗試，當時有很多保守派文人無法接受，《歡樂》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判物件，而他自己也因此遭到停職檢查。
在擔任《人民文學》主編期間，劉心武的創作之路也沒有停下，他常說自己在種植“四棵樹”，即“小說樹”“隨筆樹”“建築評論樹”和“《紅樓夢》研究樹”。在不同的領域，劉心武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雖然引起過很多的爭議，但是他坦然面對，“一個沒有爭議的作家，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著名的有成就的專家。正是爭議成就了我”。
2012年以後，劉心武進入了新的階段，開始不再著急創作，而是自覺的冷靜下來，總結多年來作品，做一些彙集、總結工作。
聲音洪亮，精神矍鑠的“老頭兒”劉心武又補充了一句，“但是，我不是停止我的文學創作了，馬拉松依舊在進行當中，還沒有達到終點”
責任編輯：高恒濤
與《班主任》相呼應。1978年8月，上海《文匯報》用一整版刊發了還是復旦大學學生的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使得那股文學潮流獲得了一個為絕大多數人認同的文學符號——“傷痕文學”。
當時，回歸文壇的王蒙、陸文夫以及新銳作家賈平凹、賈大山等也都成為“傷痕文學”的見證者和參與者，為人們津津樂道的“傷痕文學”作品還有王亞平的《神聖的使命》、陳國凱的《我應該怎麼辦》、宗璞的《弦上的夢》等。
平淡回憶當時的爭議
但是“傷痕文學”也並非一帆風順，反對的聲音隨之而來。劉心武看了一眼參加沙龍之前專門準備的材料，繼續說道：“那個時候就有人反對，有人給中央有關部門寫信，也有人公開發表文章。”
劉心武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提及這段經歷：反對人士指斥《班主任》等“傷痕文學”作品是“解凍文學”；也有身份相當重要的人指責有的“傷痕文學”作品是“政治手淫”；更有公開發表文章，批判這些作品“缺德”。
提起當時的經歷，劉心武語氣裡都是平淡和自信，但是當時，面對“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是‘歌德’——歌頌黨、國家、社會主義和人民大眾，而不是‘缺德’——專門揭露陰暗面”的指責，劉心武坦白，他們一些“傷痕文學”和發表這類作品的雜誌報紙還是承受著很大的壓力。
直到1979年，復蘇的文學界第一次評選全國優秀小說，劉心武的《班主任》獲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首獎，同時有多篇“傷痕文學”一起獲獎，算是文學界對劉心武和“傷痕文學”的一種認可和支持。
其實，過了40年，劉心武已經不太願意頻繁的提及《班主任》這篇文章，“《班主任》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古董，嚴格來說它的審美價值已經越來越微弱了，以今天的文學標準來看，她的文學形象極為蒼白”，但是劉心武也在不斷強調著它的文學史價值，“裡面的主人公們是作為訴求的載體，對改革開放的進程起到了很大的啟蒙和推動作用”。
《班主任》不是中性敘述，而是一種激昂的真理敘述，劉心武說到這裡，不自覺的提高了音量，激動起來，“就是覺得自己掌握了道理，掌握了真相，掌握了真理，於是慷慨激昂地對讀者說教。只不過因為說出了許多讀者想說不會說，想說又沒有勇氣說出的話，這是一種共鳴，但是後來這樣的文本就不行了”。
對此，劉心武一直有著清晰的認知：“從文學本質上來說，它更多的是表達一種思想、一種看法、一種觀點，而不是真正在文學本性上深入挖掘，特別是在文本革新上，往往是不足的，所以有人說‘傷痕文學’只是一個一度出現的引起轟動的社會需要文學現象，是討論改革開放繞不過去的一個文學現象，但是現在來看，它已經文學史化。”
此後，又出現了反思文學、尋根文學等，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加快，文學屆的步伐也越來越快，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拒絕跟風“看不懂”潮流
改革開放以後，“文革”前曾經出版過的外國文學作品大量再版，新的外國文學譯作也開始呈現幾何量級的增加，當然這些書籍也讓中國新一代作家非常癡迷。一些現代主義作家開始追求荒誕主義，追求不講故事、反故事，追求文章無主題、“看不懂”。
當時的作家們在文本上做著各種各樣的嘗試，如果還是古典寫法，還在談論巴爾扎克、雨果、托爾斯泰等，那同行們可是能將“嘴角咧到耳根去”。
作為編輯的劉心武，見識過很多這樣的投稿。有人學喬伊絲的《尤利西斯》，不用標點、不分段落，編輯要求加點標點符號，直接被作者拒絕，“你這是什麼要求，你懂行嗎？就是不要標點符號”。
劉心武見過最極端的則是一副撲克牌的投稿，在每張牌上寫一些詞句，讀者買了之後可以隨意的組合，這樣讀一遍，那樣讀一遍，劉心武當然拒絕了作者出版的要求，“太極端了”。也有一些投稿的小標題是30……20……10，最後到零，當編輯們以為這是頁碼弄錯了的時候，作者堅持就這樣的順序。後來這本書還真出版了，當然不是在劉心武這裡。
劉心武表示，這其實也能理解，當時才剛打開大門，作家們覺得這一切太新鮮了。“有一隻瘋狗正追著中國的作家一路跑，這只瘋狗就是現代派”，台下的讀者被劉心武的比喻引得一陣陣笑聲。
但是劉心武的作品並沒有受到太多的影響，他說這是他刻意與此保持了距離，老頭狡猾的嘿嘿一下，“別人用過的，抱歉我不用。我跟你坦白，我寫《鐘鼓樓》(1985年)的時候，已經進入到了後現代主義，就是超現實主義，非常現實，現實到逼真的程度”。也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羅中立以一幅超現實主義繪畫《父親》震驚中國畫壇，當時在中國美術館展覽的時候，人們排著隊去感受這種新的藝術形式。
1979年以後，劉心武多次到國外訪問交流，在羅馬尼亞、日本、德國、法國、美國等國家，見識了歐美洲視角的世界地圖，看到了後現代主義的建築，超現實風格的藝術作品，他在文學中找到了自己的軌跡，“就像超現實主義繪畫，不僅要逼真，而且還放大了臉上的每條皺紋，每一個疙瘩，衣服上的每一道布紋。我的故事也是，從他們的早上寫到晚上，寫很多家庭中每個人的生活苦惱、悲歡離合，就像一個個橘子瓣，最後成為一個完整的橘子”。
這部以關注現實為特徵的《鐘鼓樓》，後來獲得了第二屆茅盾文學獎。
在現實之外，創新性的“中性敘述”的寫法也是劉心武的小小心思。當時茅盾文學獎一位年長的評委還曾專門問過劉心武，“《鐘鼓樓》中有一位女士，一會兒想嫁給這個人，一會又想嫁另一個人，好像每次都有她的道理，你的道德判斷是什麼”？ 劉心武當時只是一笑並沒有回答，他在活動現場說出了其中的緣由，“如果是《班主任》的那種寫法，就一定要有黑有白，有是有非，一定要有意義，但是《鐘鼓樓》其實是寫出了生活中的無奈，塑造活生生的人的形象。人生活中總會遇到這種無是無非，不對不錯的事情，這正是對人性的探索。但是在當時可能很難跟這位老評委溝通清楚”。
成為《人民文學》新主編
當近代新潮的文學風格興起，劉心武依舊選擇保持自己的風格，但是作為《人民文學》的主編，他為一些新潮的作品，新的寫法形式提供了陣地。當然，如果沒有《人民文學》，也就不會有《班主任》，也許劉心武的人生也會改寫。
“文革”之後，張光年作為《人民文學》的主編，努力重建文學秩序，推動文學的復興。而到劉心武的上一任主編王蒙，則是致力於推動新型文學，劉心武認為，“在推動新型文學的發展中，王蒙所起的作用，無論如何高估都不會過分。他在任期間，做了很多新的嘗試，像是意識流的寫法、寓言式的寫法等，因為王蒙有了發表的可能”。劉心武舉例說，作家、音樂家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作家徐星的《無主題變奏》，都是在當時發表的作品，成為中國先鋒文學的開山作品。
《你別無選擇》是現代派主義作品，劉心武說他現在都無法敘述這個小說講了什麼，因為這篇小說，第一不講故事，第二沒有思想，就是書寫了改革開放以後，處於青春期的青年們的生活狀態、生命狀態、心理狀態，呈現出很多細微、豐富、秘密的青春，與《青春之歌》是完全不同的作品，但是“沒有害處，能夠啟迪我們的心智，開拓我們的審美”。
而《無主題變奏》就如同它的題目一樣，描寫了很多的生活片段，沒有統一的主題，裡面甚至還有一些很刻薄的描寫，是過去的作家不能寫的，讓人讀起來很痛快。從這兩部作品就能看出王蒙對先鋒文學在外延展拓、內涵深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王蒙組建的新編委會，在告讀者的《不僅僅是為了文學》一文中表示：“我們希望奉獻給讀者一期期夠水準的、賞心悅目的文學刊物，我們更希望奉獻給讀者的是億萬人民的心聲和時代的壯麗而又斑駁的畫卷。”後來這些都成為了現實。
後來王蒙到文化部任職，多次邀請後，正值創作高峰期的劉心武成為《人民文學》新一任的主編，劉心武選擇承襲王蒙的主張，擴展外延，深入內涵。劉心武語氣堅定地說：“我自己不喜歡的作品，我也不會這麼寫，但是我知道這是一個嚴肅的嘗試，只要作品能成，我就給他發。”
“正是爭議成就了我”
於是，在劉心武主編《人民文學》期間，莫言、劉震雲等一批作家開始通過《人民文學》嶄露頭角。
劉心武現在還記得30年前收到莫言的中篇小說《歡樂》投稿時心情。“他是很新潮的，他就是寫髒，寫屎尿，寫蒼蠅蛆，言辭粗俗，這個在以前是不可想像，但是我知道他是故意的，他就是想走向世界。因為這種有新銳意識而堅持嘗試的作家，往往能夠成為世界文學的巔峰人物。”
後來的故事顯而易見，莫言獲得了201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他是在玩新概念但不是胡來，他寫髒，寫出了人類生存的困境”。
既然莫言在做這種極限嘗試，那麼作為一家雜誌能做的就是提供版面，讓這種嘗試見天日。活動現場，劉心武並沒有說這篇文章，這種嘗試，當時有很多保守派文人無法接受，《歡樂》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判物件，而他自己也因此遭到停職檢查。
在擔任《人民文學》主編期間，劉心武的創作之路也沒有停下，他常說自己在種植“四棵樹”，即“小說樹”“隨筆樹”“建築評論樹”和“《紅樓夢》研究樹”。在不同的領域，劉心武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雖然引起過很多的爭議，但是他坦然面對，“一個沒有爭議的作家，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著名的有成就的專家。正是爭議成就了我”。
2012年以後，劉心武進入了新的階段，開始不再著急創作，而是自覺的冷靜下來，總結多年來作品，做一些彙集、總結工作。
聲音洪亮，精神矍鑠的“老頭兒”劉心武又補充了一句，“但是，我不是停止我的文學創作了，馬拉松依舊在進行當中，還沒有達到終點”
責任編輯：高恒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