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寇的書讀得很雜， 魯迅、卡夫卡、唐代小說都是他的選擇。
法治週末特約撰稿 狗子
“無聊現實主義”是先鋒作家曹寇的標籤， 這位出版了《割稻子的人總是彎腰駝背》《能幫我把這袋垃圾帶下樓扔了嗎》《屋頂長的一棵樹》《十七年表》等多部作品的青年作家卻並不這麼認為，
曹寇認為寫作的初衷是對美的追求——文字之美， 思想之美；其次是對平庸的深惡痛絕。
儘管被譽為最具才華和潛力的當代青年小說家， 但是他卻坦言自己最傷心的地方是在“創造性”面前還是一個“小混混”， 創造性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問題， 更重要的是一個美學問題， 甚至是一個世界觀問題。
他從不避諱十多年來在《南方都市報》《新京報》《時尚先生》《晶報》等雜誌報刊上的專欄、隨筆是為了養活自己的小說而寫作。 而他也從不在小說中刻意追求功名利祿， 文學評論家認為曹寇是一個懂得自嘲的虛無主義寫作者， 他的寫作沒有明顯的文學目的性和流行的“野心勃勃”， 也不刻意建構“旗幟”“符號”， “無中生有又毫無用處”“降低到一隻枯葉的重量”。
小說和詩歌， 在他的排序裡享有絕對位置， 因此必須賦予某種純粹性。 他希望寫出“問道之心”， 這是他全部目標之所在。
在追求小說語言獨樹一幟， 簡潔直接， 粗野而不失優雅之外， 真實的曹寇是誰， 我們與他進行了一次關於寫作、生命和愛情的對話。
文學是一種品質
法治週末：我一直抱著這樣一種看法， “文學已死”， 我也不太確定是否能這麼說， 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曹寇：文學已死， 我覺得這不可能。 文學首先是一種品質。 比如， 《詩經》裡面的“風”原本只是各地的民歌， 收集起來並且覺得它有文學價值， 繼而變成文學經典；我們說司馬遷的《史記》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其實是說這個東西是有文學品質的；再比如說看一些電影， 評價它們好， 好的原因我覺得關鍵核心就是它有文學品質。
你說的“已死”， 可以說是隨著媒介的變化， 人們關注的形式有變化， 比如說現在大家更關注視頻， 更喜歡看視頻， 這只是傳統的文學品質的注入方式的改變， 以前文學的注入方式都是文字，
法治週末：從這個角度來說， 我當然是同意的， 我說的就是這種以文字為主的注入方式已經基本要消亡了， 而不是說文學的那種品質， 以文字為媒介的方式你認為會死亡嗎？
曹寇：我覺得這應該會是必然的吧， 以文字為載體的文學肯定日漸衰落的， 我指的是以紙質載體、以文字載體的文學， 這是必然的。
法治週末：那麼， 寫作會死嗎？
曹寇：寫作不會死， 寫作不會死的， 或者說你把它說大一點， 創作永遠是不會死的。
經典就是非常個人化的東西
法治週末：如果說寫作是你命運當中的一部分的話， 你是什麼時候作出從事寫作這樣一個決定的？
曹寇：雖然我二十多歲才開始寫作， 但是我大概十幾歲的時候就有了這個意識。 當時這個意識的產生還是跟閱讀、跟家庭有關的。
就農村家庭而言， 我家的書種類還是比較多的， 因為我舅舅是作家， 我二叔年輕的時候也是一個文學青年， 我看過他的退稿信， 覺得是件很新奇很好玩的事情。 還有我姐姐十幾歲的時候會摘抄汪國真這些詩人、作家的作品。
另外我從小就看很多書， 小學的時候看唐代小說選， 像《虯髯客傳》， 以及王小波的《紅拂夜奔》之類的。 我記得家裡面還有佛洛德的《夢的解析》， 蘇聯人寫的《佛洛德主義批判》等心理學、哲學類的書籍， 我覺得這些東西好玩， 身邊的那些同齡人， 他們對這些又是一無所知， 所以我當時就意識到，說不定我將來會幹跟他們不一樣的事，有這樣一個朦朧的想法，但具體幹什麼還不知道。
法治週末：這大概也就是你的宿命之一，除了寫作之外，其他還有什麼宿命的東西嗎？情感上，生活上？
曹寇：肯定都有啊，我覺得都有吧。但這個你要真的去把它捋清是很難的，因為命運是很神秘的嘛。
比如說西西弗斯，他肯定也知道這個石頭永遠推不上山，他的命運就是永遠推不上山，但他的行為是反復推，永恆地在推，我覺得可能人活著也就是這麼點意思，就是說你也知道你必然是死，但是你還是使勁地活。
法治週末：那你會對死亡本身這件事恐懼嗎？
曹寇：當然了，目前有點怕死，特別怕死。早些年我從來沒想過會死這個事，最近這些年確實想到了，可能跟年齡稍長有關吧。而且我們看的各種書，裡面有個核心就是談生死，死還是挺可怕的。
有一次我在家看書，看得正起勁，突然有朋友來電話說喝酒去，我把書就隨手放在那兒了。我在路上走的時候，突然一輛車從我身邊呼嘯而去，差點就把我撞了，當時我想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假如我死了，那個書我還扣在桌上，之後到底會發生什麼呢？是不是我死了，我家人就會把它合上，然後插到其他書中去了，我想到這些畫面，覺得死亡有點瘮人。
法治週末：其實你還是特別在意自己死後的世界，你死後留給世界什麼樣的東西，是嗎？
曹寇：我覺得對於我來說，死了最多能留下點什麼，就是在某些個小圖書館裡面，可能有我們的哪一本書。比如說再過50年，有一個人抽出一本我們的書，看了，覺得，這個人有點意思，我覺得像我們這種人死掉之後，唯一能留下的可能就這麼點意思了。
就像很多年前，我在一本書裡看到郁達夫的《春風沉醉的夜晚》，我當時就覺得好的不得了，好到什麼地步呢，我不希望推薦給別人看，就我看，就我知道。結果等我讀大學中文系的時候才知道，原來這是個名篇，大家都看過了。
法治週末：當你寫作的一些想法已經實現了，比如可以想像死以後，我的書能夠在未來某一天被人翻到，你會覺得人生有意義，減弱對於死亡的恐懼嗎？
曹寇：不是這樣的意義。比如我們說什麼叫文學的經典，說某個作家開創了一個時代，但我看他可能渾然無覺，不覺得有多麼經典，多麼重要，那麼經典到底是什麼呢？我覺得經典可能就是，一個人在圖書館翻了一本書，他就看中了這個人，就像我看郁達夫的《春風沉醉的夜晚》，就像中國某個山溝裡面的一個小孩，他看中了一個叫韓寒的作家，他就覺得韓寒好，那韓寒和他的作品就是經典。經典是個人化的，我的意思是說經典可能有大眾的理解，但對於我來說，經典就是非常個人化的東西。
法治週末：那假如你寫出了你認為的真正的經典呢？
曹寇：不可能，因為經典與否，不是你自己能判斷出來的。這麼說吧，比如說我們現在公認《悲慘世界》是一部經典，我現在也寫出來一個這樣的作品，但是我肯定不會認為是經典。經典這個東西確實也不是活著的人自己能夠確定的，能掌握的。總不能奔著經典去寫吧，說我要寫一部當代經典。
權力美學的婚姻與文學表現
法治週末：你相信愛情嗎？
曹寇：我有點信，我覺得還是信吧。這個東西肯定是有道理的，但是，就我所知，愛情都沒有好下場。自古以來人們都在謳歌愛情，我也謳歌愛情，但是我們所謳歌的愛情全是悲劇。你仔細想一想，凡是被記錄下來的愛情都是悲劇。
法治週末：但是如果愛情註定是個悲劇的話，我們還要不要繼續去嘗試愛情？
曹寇：那肯定可以啊，人不可能——像我們中國人說的，人是趨利避禍的，這只是一個市井法則，人肯定不是完全趨利避禍的。比如說，我們都知道抽煙對身體有害，我們幹嗎還抽它呢？所以人並非都是如此被規則化的，我不相信人是趨利避禍的。
法治週末：所以愛情基本上不是以組成家庭為一個圓滿結局，而分開是一種正常或者必然？
曹寇：家庭跟這個沒什麼關係吧。家庭是一種秩序，婚姻是一種世俗秩序，它是一個制度。愛情不是秩序，愛情是精神活動。
以我的理解，比如婚禮儀式上互戴戒指時，底下的小姑娘感動得流淚了，這是什麼呢，按一種時髦說法叫權力美學。就像我們看奧運上運動員拿到獎牌，國旗升起，運動員站上領獎臺的時候，我沒准也會感動得流淚，這個流淚肯定不僅僅是這個旗幟的原因，那是一個整體的制度，你在這個制度上獲得了巨大的承認，我覺得它也屬於權力美學範疇。
這種權力用一種審美方式表達出來了，哪怕這個審美是最世俗的，但是這些儀式本身就是一個審美，審美是能讓人感動的。包括文學，需要各種獎項，需要鮮花、掌聲。
法治週末：也有並不是如此的，比如卡夫卡，他只發表過幾篇文章，並不看重這些。
曹寇：卡夫卡跟中國是不一樣的，歐洲人都有那種基本的美學教育和文學教育，講究審美。他寫作肯定不是為了發表，他的目的肯定不是我要當作協主席，因為西方人講究精神活動。
他也能發表，只要他想，他的作品都可以發表，關鍵是他覺得發表對他有什麼意義呢，他考慮的不是發表的問題，不是揚名立萬，所以他才會寫出那些作品，這也是一個因果。
而在中國，我寫一篇東西在《人民文學》發表了，《小說選刊》轉載了，獲得魯迅文學獎了等，它會帶來巨大的世俗利益。
卡夫卡不指著這些活，他的家庭條件非常好，出生於一個猶太商人家庭，他自己有本職工作，還有許多非文學的成就，屬於早慧的類型。而且，卡夫卡起碼還有他的沙龍，這個沙龍給他帶來了巨大的榮譽感或者滿足感。
責任編輯：高恒濤
所以我當時就意識到，說不定我將來會幹跟他們不一樣的事，有這樣一個朦朧的想法，但具體幹什麼還不知道。法治週末：這大概也就是你的宿命之一，除了寫作之外，其他還有什麼宿命的東西嗎？情感上，生活上？
曹寇：肯定都有啊，我覺得都有吧。但這個你要真的去把它捋清是很難的，因為命運是很神秘的嘛。
比如說西西弗斯，他肯定也知道這個石頭永遠推不上山，他的命運就是永遠推不上山，但他的行為是反復推，永恆地在推，我覺得可能人活著也就是這麼點意思，就是說你也知道你必然是死，但是你還是使勁地活。
法治週末：那你會對死亡本身這件事恐懼嗎？
曹寇：當然了，目前有點怕死，特別怕死。早些年我從來沒想過會死這個事，最近這些年確實想到了，可能跟年齡稍長有關吧。而且我們看的各種書，裡面有個核心就是談生死，死還是挺可怕的。
有一次我在家看書，看得正起勁，突然有朋友來電話說喝酒去，我把書就隨手放在那兒了。我在路上走的時候，突然一輛車從我身邊呼嘯而去，差點就把我撞了，當時我想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假如我死了，那個書我還扣在桌上，之後到底會發生什麼呢？是不是我死了，我家人就會把它合上，然後插到其他書中去了，我想到這些畫面，覺得死亡有點瘮人。
法治週末：其實你還是特別在意自己死後的世界，你死後留給世界什麼樣的東西，是嗎？
曹寇：我覺得對於我來說，死了最多能留下點什麼，就是在某些個小圖書館裡面，可能有我們的哪一本書。比如說再過50年，有一個人抽出一本我們的書，看了，覺得，這個人有點意思，我覺得像我們這種人死掉之後，唯一能留下的可能就這麼點意思了。
就像很多年前，我在一本書裡看到郁達夫的《春風沉醉的夜晚》，我當時就覺得好的不得了，好到什麼地步呢，我不希望推薦給別人看，就我看，就我知道。結果等我讀大學中文系的時候才知道，原來這是個名篇，大家都看過了。
法治週末：當你寫作的一些想法已經實現了，比如可以想像死以後，我的書能夠在未來某一天被人翻到，你會覺得人生有意義，減弱對於死亡的恐懼嗎？
曹寇：不是這樣的意義。比如我們說什麼叫文學的經典，說某個作家開創了一個時代，但我看他可能渾然無覺，不覺得有多麼經典，多麼重要，那麼經典到底是什麼呢？我覺得經典可能就是，一個人在圖書館翻了一本書，他就看中了這個人，就像我看郁達夫的《春風沉醉的夜晚》，就像中國某個山溝裡面的一個小孩，他看中了一個叫韓寒的作家，他就覺得韓寒好，那韓寒和他的作品就是經典。經典是個人化的，我的意思是說經典可能有大眾的理解，但對於我來說，經典就是非常個人化的東西。
法治週末：那假如你寫出了你認為的真正的經典呢？
曹寇：不可能，因為經典與否，不是你自己能判斷出來的。這麼說吧，比如說我們現在公認《悲慘世界》是一部經典，我現在也寫出來一個這樣的作品，但是我肯定不會認為是經典。經典這個東西確實也不是活著的人自己能夠確定的，能掌握的。總不能奔著經典去寫吧，說我要寫一部當代經典。
權力美學的婚姻與文學表現
法治週末：你相信愛情嗎？
曹寇：我有點信，我覺得還是信吧。這個東西肯定是有道理的，但是，就我所知，愛情都沒有好下場。自古以來人們都在謳歌愛情，我也謳歌愛情，但是我們所謳歌的愛情全是悲劇。你仔細想一想，凡是被記錄下來的愛情都是悲劇。
法治週末：但是如果愛情註定是個悲劇的話，我們還要不要繼續去嘗試愛情？
曹寇：那肯定可以啊，人不可能——像我們中國人說的，人是趨利避禍的，這只是一個市井法則，人肯定不是完全趨利避禍的。比如說，我們都知道抽煙對身體有害，我們幹嗎還抽它呢？所以人並非都是如此被規則化的，我不相信人是趨利避禍的。
法治週末：所以愛情基本上不是以組成家庭為一個圓滿結局，而分開是一種正常或者必然？
曹寇：家庭跟這個沒什麼關係吧。家庭是一種秩序，婚姻是一種世俗秩序，它是一個制度。愛情不是秩序，愛情是精神活動。
以我的理解，比如婚禮儀式上互戴戒指時，底下的小姑娘感動得流淚了，這是什麼呢，按一種時髦說法叫權力美學。就像我們看奧運上運動員拿到獎牌，國旗升起，運動員站上領獎臺的時候，我沒准也會感動得流淚，這個流淚肯定不僅僅是這個旗幟的原因，那是一個整體的制度，你在這個制度上獲得了巨大的承認，我覺得它也屬於權力美學範疇。
這種權力用一種審美方式表達出來了，哪怕這個審美是最世俗的，但是這些儀式本身就是一個審美，審美是能讓人感動的。包括文學，需要各種獎項，需要鮮花、掌聲。
法治週末：也有並不是如此的，比如卡夫卡，他只發表過幾篇文章，並不看重這些。
曹寇：卡夫卡跟中國是不一樣的，歐洲人都有那種基本的美學教育和文學教育，講究審美。他寫作肯定不是為了發表，他的目的肯定不是我要當作協主席，因為西方人講究精神活動。
他也能發表，只要他想，他的作品都可以發表，關鍵是他覺得發表對他有什麼意義呢，他考慮的不是發表的問題，不是揚名立萬，所以他才會寫出那些作品，這也是一個因果。
而在中國，我寫一篇東西在《人民文學》發表了，《小說選刊》轉載了，獲得魯迅文學獎了等，它會帶來巨大的世俗利益。
卡夫卡不指著這些活，他的家庭條件非常好，出生於一個猶太商人家庭，他自己有本職工作，還有許多非文學的成就，屬於早慧的類型。而且，卡夫卡起碼還有他的沙龍，這個沙龍給他帶來了巨大的榮譽感或者滿足感。
責任編輯：高恒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