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邀》每季邀請13位具有影響力的人物， 以許知遠偏見的視角， 通過與他們的對話， 企圖觀察和理解這個世界。 節目介紹說， 這是許知遠對時代做的思考。
許知遠（右）對話馬東， 並沒有如許知遠期待的一樣取得知識份子間的共鳴， 而是在觀眾引起了很大的分歧和爭議。
思郁
許知遠的網路訪談節目《十三邀》， 我基本上一集不落都看過了。 這些訪談與現在網路上流行的那些人物訪談有著很大的不同，
首先， 許知遠不是一個訓練有素的節目主持人， 任何主持人都知道做節目的時候是以訪談嘉賓為主的， 主持人做好一個傾聽者和問題誘導者就足夠， 主持人的作用大多數時候是隱形人， 必要的時候， 要哄著捧著嘉賓， 讓他說出觀眾想聽的內容， 但是許知遠在《十三邀》中扮演了一個詢問和質疑者的角色， 他設定了某種理想主義的立場， 當發現嘉賓與自己設定的立場相悖的時候， 他會去不停地追問， 毫不留情地質疑， 所以才有了那些偶爾看起來有些尷尬的畫面。
許知遠的“尬聊”
許知遠在訪談的時候， 與大多數同類節目不同， 他採用的是一種書面語言， 我們可以說，
其實說到這種知識份子的語言， 在這本書中有著更好的體現。 我說的是根據《十三邀》這檔訪談節目集結而成的文字版， 叫做《偏見》。 這本書收錄了《十三邀》訪談中部分嘉賓的實錄， 有羅振宇、姚晨、蔡瀾、俞飛鴻、陳嘉映、白先勇、賈樟柯、李安、馮小剛、葉准、金承志， 以及最後一篇補充的關於王小波的文字。
這些訪談視頻大都觀看過， 估計有不少讀者也會跟我一樣， 覺得沒必要再閱讀文字版。 但是， 千萬不要忽略視頻版和文字版之間巨大的差異。 閱讀的印象與觀看的印象幾乎是完全不同的， 經常寫作的人都有一個感受， 文字要落在紙上才算真正的塵埃落定。 觀看的時候， 我們可能以欣賞為主， 但是閱讀的時候會激發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另外， 許知遠的形象確實容易分散我們的注意力， 尤其是他尬聊的時候， 但是閱讀中就不會出現分散注意力的因素， 讓我們能夠把精神全都集中到了文字上。
我先聊聊許知遠為這本訪談實錄寫的一篇簡單序言《偏見與理解》，
並非專業主持人而是知識份子的本質， 在這段話裡， 又顯現了出來。
知識份子的“汙名化”
這個說法很有意思， 知識份子的邊緣化。 知識份子被邊緣化了嗎？
乍一看好像是對的， 因為就連知識份子這種說法都逐漸沒人提了。 以前，我們還經常聽到這種介紹，比如說某位名人是知識份子家庭出身，現在幾乎沒人再用知識份子形容某個人——除非罵人的時候，“你才是知識份子，你們全家都是知識份子”。在這個時代中，無論知識份子，還是公共知識份子都處於一種被汙名化的狀態中。在著作中，我們會用知識份子形容某一類才智卓絕的人群，但是在生活中，我們會用“公知”罵人。知識份子與其說是被邊緣化，倒不如說被汙名化。
我們接著追問，知識份子為何被汙名化？或者我們從這個問題出發追問，撇開歷史上眾多對知識份子的論述，現如今我們會用知識份子形容的是哪一種，或者哪一類人群？是作家、大學教授、哲學家、媒體記者這些以寫字為生的人嗎？還是科學家、工程師、經濟學家、人類學家，這些在某一領域作出成就的人呢？我們可以確認，如果你只是一位科學家，整日圍繞自己的課堂或者實驗室打轉，這樣的專家肯定不是知識份子。但是許知遠是知識份子嗎？不管別人是否贊同，許知遠應該不會反對這界定，那麼許知遠與其他作家、經濟學家、工程師相比有什麼樣的不同，讓他成為一個知識份子呢？
我們先看看許知遠的身份，我們熟知他是單向街書店的老闆，主編過報紙和雜誌，現在還主持了東方歷史評論，同時還擔任學術類叢書的主編，聽說他還在撰寫一部近代人物傳記，然後就是《十三邀》這檔節目的策劃人、主持人。這幾個身份中，哪一個才算是知識份子的表現？如果是一個單純的作家，窩在書齋裡進行寫作，好像不是知識份子的行為表現；如果他只是一個書店的老闆，好像更接近一個商人的身份；訪談節目的主持人，好像跟娛樂人物相關，也不是知識份子的表現。但是當這些身份綜合到一起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多面的人物許知遠。我們熟知的一個觀點是，知識份子是那些面對公共問題發表評論的人。
借用經濟學家湯瑪斯·索維爾的一個說法，進一步深化這個定義，知識份子可以看作是“理念的處理者”。知識份子的工作開始於理念並終結於理念，不管這些理念可能會對具體事情帶來何種影響。還要注意一點的就是，理念所帶來的後果，知識份子並不承擔，而是由別人承擔。
其實從這個定義，我們就可以看出知識份子日漸邊緣化、汙名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知識份子提出理念，傳播理念，但是對理念所造成的後果，無論或好或壞，他們並不承擔，比如亞當·斯密從未經營過商業，卡爾·馬克思從未管理過國家，但是他們都可歸到知識份子這個群體中。知識份子這個詞彙現在逐漸被汙名化就在於，他只提出問題，指出傷疤，但是對任何問題，他不提供解決方案。還有一個原因，知識份子針對公共議題發表評論的時候，如果超出了他自己職業範疇，他的言論很可能缺乏有力的職業能力支撐，僅靠一股強烈的感情做後盾，造成的結果顯然是有些不靠譜的。
許知遠的知識份子情懷
從這個觀念出發，我們也能窺得許知遠做《十三邀》訪談節目的一個野心。當這個大資料時代中，大多數人都忙著生活、掙錢、焦慮的時候，幾乎沒有人再對公共議題發表意見。許知遠想借助這種公共人物的影響和力量，重新引發公眾對那些熟悉議題的關注。許知遠總是在節目中對嘉賓窮追不捨，甚至不惜讓他們感到尷尬，因為從任何角度看，他的問題都顯得不合時宜。我們生活在一個實用主義的時代裡，沒人會說自己的理想主義，沒人在意公眾人物應該承擔的責任，更不會大言不慚地說我生來就是為了改變世界，我們談的最多的就是被世界和周圍改變。
這點其實在採訪羅振宇、蔡瀾、馬東、李誕的時候對照更為明顯。我總覺得許知遠是在尬聊，因為他想追問的問題，這些嘉賓通通回避掉了，就算不回避，也會像兩條平行線，各說各話。比如羅振宇，羅輯思維成功了，許知遠想知道這位新媒體浪潮中的紅人，他是否還殘存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種知識精英的理想主義信念，但是羅振宇只說他就是一名商人；在採訪蔡瀾，這位以吃喝玩樂為主的享樂主義者的時候，許知遠總想知道他內心是否還有舊時代文人的那種情懷，但是蔡瀾只說享樂，不談理想和主義。馬東的那一期造成了很多爭議，因為馬東出身相聲世家，留學歸來之後，跟羅振宇一樣在央視工作，這幾年才離開央視獨立創業，《奇葩說》在“90後”後的眼裡，儼然就是他們的代言節目。但是馬東在接受許知遠的訪談時，把姿態放得很低很低，只談自己身上商人的身份，從不過度賦予自己公眾人物的這種影響力。
這個大概就是許知遠一直想追問的東西。他採訪這些公眾人物，希望他們在關注自己的專業和事業的同時，可以喚醒他們內心的知識份子的情懷——這裡的情懷當然不是矯揉造作的評論、假大空的姿態等，因為知識份子在新媒體的環境下已經不是一種群體身份，應該更多指向一種素養，一種態度，一種行動。具體來說，就是把自己的影響力從自己專業的圈子拓展到圈子以外。
我們對當下的知識份子存在很深的誤解，我們嘲弄知識份子的不作為，譏諷知識份子的無知和犬儒，當然這些問題都存在，這是因為——借用歷史學家托尼·朱特的話說，知識份子並不比其他人更好或更壞。他們甚至不是特立獨行的。他們在共同體中生活，尋求尊重，害怕他人的否定，他們追求事業，他們期望成功，他們敬畏權力。他們也是我們中的一員，我們記住，當我們嘲諷知識份子無所作為的時候，有沒有想過自己去投身其中，略盡綿薄之力。這大概就是許知遠說“報復”知識份子邊緣化的意義所在，他想喚起更多的人參與其中，包括那些他一直追問的採訪對象。
責任編輯：高恒濤
以前，我們還經常聽到這種介紹，比如說某位名人是知識份子家庭出身，現在幾乎沒人再用知識份子形容某個人——除非罵人的時候，“你才是知識份子，你們全家都是知識份子”。在這個時代中，無論知識份子，還是公共知識份子都處於一種被汙名化的狀態中。在著作中，我們會用知識份子形容某一類才智卓絕的人群，但是在生活中，我們會用“公知”罵人。知識份子與其說是被邊緣化，倒不如說被汙名化。我們接著追問，知識份子為何被汙名化？或者我們從這個問題出發追問，撇開歷史上眾多對知識份子的論述，現如今我們會用知識份子形容的是哪一種，或者哪一類人群？是作家、大學教授、哲學家、媒體記者這些以寫字為生的人嗎？還是科學家、工程師、經濟學家、人類學家，這些在某一領域作出成就的人呢？我們可以確認，如果你只是一位科學家，整日圍繞自己的課堂或者實驗室打轉，這樣的專家肯定不是知識份子。但是許知遠是知識份子嗎？不管別人是否贊同，許知遠應該不會反對這界定，那麼許知遠與其他作家、經濟學家、工程師相比有什麼樣的不同，讓他成為一個知識份子呢？
我們先看看許知遠的身份，我們熟知他是單向街書店的老闆，主編過報紙和雜誌，現在還主持了東方歷史評論，同時還擔任學術類叢書的主編，聽說他還在撰寫一部近代人物傳記，然後就是《十三邀》這檔節目的策劃人、主持人。這幾個身份中，哪一個才算是知識份子的表現？如果是一個單純的作家，窩在書齋裡進行寫作，好像不是知識份子的行為表現；如果他只是一個書店的老闆，好像更接近一個商人的身份；訪談節目的主持人，好像跟娛樂人物相關，也不是知識份子的表現。但是當這些身份綜合到一起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多面的人物許知遠。我們熟知的一個觀點是，知識份子是那些面對公共問題發表評論的人。
借用經濟學家湯瑪斯·索維爾的一個說法，進一步深化這個定義，知識份子可以看作是“理念的處理者”。知識份子的工作開始於理念並終結於理念，不管這些理念可能會對具體事情帶來何種影響。還要注意一點的就是，理念所帶來的後果，知識份子並不承擔，而是由別人承擔。
其實從這個定義，我們就可以看出知識份子日漸邊緣化、汙名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知識份子提出理念，傳播理念，但是對理念所造成的後果，無論或好或壞，他們並不承擔，比如亞當·斯密從未經營過商業，卡爾·馬克思從未管理過國家，但是他們都可歸到知識份子這個群體中。知識份子這個詞彙現在逐漸被汙名化就在於，他只提出問題，指出傷疤，但是對任何問題，他不提供解決方案。還有一個原因，知識份子針對公共議題發表評論的時候，如果超出了他自己職業範疇，他的言論很可能缺乏有力的職業能力支撐，僅靠一股強烈的感情做後盾，造成的結果顯然是有些不靠譜的。
許知遠的知識份子情懷
從這個觀念出發，我們也能窺得許知遠做《十三邀》訪談節目的一個野心。當這個大資料時代中，大多數人都忙著生活、掙錢、焦慮的時候，幾乎沒有人再對公共議題發表意見。許知遠想借助這種公共人物的影響和力量，重新引發公眾對那些熟悉議題的關注。許知遠總是在節目中對嘉賓窮追不捨，甚至不惜讓他們感到尷尬，因為從任何角度看，他的問題都顯得不合時宜。我們生活在一個實用主義的時代裡，沒人會說自己的理想主義，沒人在意公眾人物應該承擔的責任，更不會大言不慚地說我生來就是為了改變世界，我們談的最多的就是被世界和周圍改變。
這點其實在採訪羅振宇、蔡瀾、馬東、李誕的時候對照更為明顯。我總覺得許知遠是在尬聊，因為他想追問的問題，這些嘉賓通通回避掉了，就算不回避，也會像兩條平行線，各說各話。比如羅振宇，羅輯思維成功了，許知遠想知道這位新媒體浪潮中的紅人，他是否還殘存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種知識精英的理想主義信念，但是羅振宇只說他就是一名商人；在採訪蔡瀾，這位以吃喝玩樂為主的享樂主義者的時候，許知遠總想知道他內心是否還有舊時代文人的那種情懷，但是蔡瀾只說享樂，不談理想和主義。馬東的那一期造成了很多爭議，因為馬東出身相聲世家，留學歸來之後，跟羅振宇一樣在央視工作，這幾年才離開央視獨立創業，《奇葩說》在“90後”後的眼裡，儼然就是他們的代言節目。但是馬東在接受許知遠的訪談時，把姿態放得很低很低，只談自己身上商人的身份，從不過度賦予自己公眾人物的這種影響力。
這個大概就是許知遠一直想追問的東西。他採訪這些公眾人物，希望他們在關注自己的專業和事業的同時，可以喚醒他們內心的知識份子的情懷——這裡的情懷當然不是矯揉造作的評論、假大空的姿態等，因為知識份子在新媒體的環境下已經不是一種群體身份，應該更多指向一種素養，一種態度，一種行動。具體來說，就是把自己的影響力從自己專業的圈子拓展到圈子以外。
我們對當下的知識份子存在很深的誤解，我們嘲弄知識份子的不作為，譏諷知識份子的無知和犬儒，當然這些問題都存在，這是因為——借用歷史學家托尼·朱特的話說，知識份子並不比其他人更好或更壞。他們甚至不是特立獨行的。他們在共同體中生活，尋求尊重，害怕他人的否定，他們追求事業，他們期望成功，他們敬畏權力。他們也是我們中的一員，我們記住，當我們嘲諷知識份子無所作為的時候，有沒有想過自己去投身其中，略盡綿薄之力。這大概就是許知遠說“報復”知識份子邊緣化的意義所在，他想喚起更多的人參與其中，包括那些他一直追問的採訪對象。
責任編輯：高恒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