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下午， 第一財經·新一線城市研究所在上海發佈了《2018中國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 依據最新一年的170個品牌商業資料、19家互聯網公司的使用者行為資料及資料機構的城市大資料，
而從這份榜單來看， 不僅是新一線城市的排名出現了較大變化， 連一線城市的排名也改變了梯次（從北上廣深變成了上北深廣），
從城市商業魅力指數來看， 成都的比分一路提升， 從2016年的94.5分， 2017年的98.97分， 提升到了2018年的100分， 已經遠遠超過排在第二名的杭州。
（為保證榜單的延續性與可比性， 三份榜單都採用了相同的五大指標評判，
自《中國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發佈以來， 一線城市的位次三年來首次發生了變化， 北京不再穩占城市榜單的第一位。
在代表城市人才吸引力與創新程度的未來可塑性指數中， 北京依舊排名第一， 但北京的城市人活躍度指數卻比去年下降了一位。
深圳的商業魅力指數在今年超越了廣州， 成為榜單的第三名。
除了專利數量連年居首， GDP也在2017年突破2萬億元， 深圳的城市包容度以及所培育出的創新土壤， 使得它持久向上的生長力在中國一線城市梯隊中更加突顯出來。
在新一線城市中， 無錫經過一年的蟄伏重返新一線；重慶、蘇州、鄭州是位次連續3年上升的3個城市。
而東北城市持續衰落， 瀋陽的排名下降了1位， 大連已經跌出新一線城市名單， 落到昆明之後的第21位。
越來越多城市都充分意識到:人才是城市發展的核心。
2
今年初， 南京、杭州、成都、西安和武漢等新一線城市都相繼出臺人才新政， 吸引高校學生和專業技術人員落戶。
這是一場“人才爭奪戰”，
多樣開放的城市空間與創新人才是互為因果的共生關係。
對所有城市來說， 發展之道或許並不在於追趕當前的產業風口。
集結吸引最優質的人才和資源， 在新的機遇到來前做好準備， 才能在適當時機最大程度地激發城市能量。
而城市更新與治理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3
《中國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是根據商業資源集聚度、城市樞紐性、城市人活躍度、生活方式多樣性、未來可塑性進行排名的， 但本文， 我們只講跟城市投資未來息息相關的未來可塑性。
未來可塑性指數試圖觀察的是城市在未來能給予人們多少想像和可塑空間。
我們試圖在這一指標中觀察兩種對年輕人就業和定居產生影響的力量:良好的創業氛圍、工作環境以及志同道合的夥伴吸引著年輕人來到城市。
而空氣污染、交通擁堵等城市病，又讓人們不得不在生存與生活間作出選擇。在這兩種拉力與推力的拉鋸戰中，前者的影響力更占主導。
創新能力是城市可塑潛力的重要一環，初創公司是最主要的創新主體之一。杭州、成都創業平臺數量和融資規模僅次於一線城市，是創業環境最好的新一線城市。
高校是人才最主要和穩定的來源，然而這並不代表城市就擁有更多人才。
南京是優質高校生源最豐富的新一線城市，但卻也同時面臨較低的畢業生留存率。城市提升自己競爭力的核心是，讓人留下來。
這一指數還考慮了城市人消費行為中的商品資訊關注度、會員使用者情況。越來越多追求理性與品質的消費行為，會給城市商業帶來新的升級空間。
城市的GDP和人口資料也在這裡納入考量。
在考慮規模基數的前提下，不同級別的城市突破各自增長瓶頸的能力多少給了人們對未來的信心，也讓人們相信自己的選擇。
4
一般來說，城市未來的可塑性，無非是講這個城市未來的發展空間有多大。
而在這份名單中，各城市對人才的吸附又表現出各自的特點。
1.深圳是那只可怕的鯰魚
如果要給這場波瀾壯闊的“搶人大戰”找一個“始作俑者”的話，應該非深圳莫屬。
早在2016年，深圳就開一線城市之先河，大尺度地降低戶籍門檻，並以人才補貼、人才房等含金量極高的籌碼來招攬全國大學生，僅2016年就放開了50萬戶籍指標。
隨後是武漢的“留住百萬大學、請回百萬老校友”將這場搶人大戰推向第一個高潮，緊接著才是長沙、西安、南京、鄭州、成都等省會城市的參戰。
2.人口比人才重要
雖然各大媒體的表述是“人才爭奪戰”，但實際上用“人口爭奪戰”更準確，在很多城市大專、三本都能落戶獎錢，這已經不是“人才”的概念了，而是“人口”的概念了。
屌絲的數量勝過精英的品質，人口比人才更值錢，這應該視為一個共識。
道理很簡單，人才就像草叢中那些傲然而立的瑰麗之花，人人都想得到，問題是再瑰麗的花朵也不可脫離其依附的草叢與土壤，如果只採摘花朵，而沒有配套的草叢與土壤，瑰麗之花就會成為平庸之花。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內地名人拿了香港、新加坡綠卡之後，其實際居住仍然在內地。
再比如，阿裡巴巴的蔡崇信、騰訊的劉熾平、順豐的王衛都是一等一的人才，但他們如果沒有與中國內地結緣，而是繼續待在香港或者華爾街，到現在很可能仍是一個高級打工仔。
所以，城市更需要的不是蔡崇信和劉熾平，而是能夠冒出馬雲、馬化騰、丁磊等草根創業家的神奇土壤。
3.“一城獨大”是正義的
很多人擔心“搶人大戰”會加劇中小城市的人口與資源向省會城市聚集，認為這是不正義的，他們喜歡用“抽血”這個詞來形容這種關係，正義感滿滿。
殊不知，不讓人口與資源自由流動，才是最大的不正義。
省會城市抽吸中小城市的人口，是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必然結果，”一城獨大“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這個過程符合人性、符合正義，應該鼓勵與支持。
更何況，中小城市的人才便不被省會城市搶走，也會被北上廣深搶走，被省會城市搶走，好待能爭取到一些省內的轉移支付。
在很多省份，都是從省會城市貢獻的稅收中拿出一部分給中小城市修路修橋。
事實上，很多省會城市給省內小兄弟的”輸血“，遠遠超過前者對後者的”抽血“。
所以，“正義”這筆賬永遠也算不清楚。
在有經濟學思維的人看來，中西部地區的”一城獨大“是正義的，沿海地區的多中心發展也是正義的，因為二者發展的階段完全不同，不可用同一個標準來衡量。
經濟學思維，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做到對立統一、矛盾共存。
當前，中西部地區與沿海地區在經濟發展上還存在明顯的時差，前者最緊迫的仍然是解決好“集約發展”的問題。
首先得有一個大城市來和其他省份爭奪人才與政策，然後才有條件通過“以大帶小”實現均衡發展，切不可本末倒置，在城市化的初級階段就搞平均主義。
4.省會城市的賣點是什麼？
人口從一千萬到三千萬的超級紅利。
像武漢、成都、鄭州這樣的省會城市，最大的機遇和賣點不是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不是大基建，也不是互聯網＋，而是最簡單粗暴的人口紅利——人口規模從1000萬膨脹到3000萬的那種翻三倍的超級紅利。
這個量級的人口紅利，北京上海暫時不會有，因為二者已經有3000萬了，再往上做增量，很難，因為全世界還沒有一個人口超過3000萬的單體城市——這很可能說明3000萬就是現代城市在技術上能達到的一個極限值。
所以，大家看得到，北京上海在趕人，再無節制地允許人口湧入，無論是交通設施、物資供應還是管理水準都承受不了。
這個量級的人口紅利，天津、重慶也不會有，因為二者缺少一個超級大省作為人口供應的腹地。
中小城市以及廣袤農村的人口，如果要去大城市謀生，第一選擇肯定還是省會城市，這裡面有交通便利的因素，有戶籍、社保、教育等各種政策因素，也有情感認同的因素。
如果覺得省會城市不好，也會直接去到北上廣深。
二流直轄市不如一流省會城市，我非常贊同。
這個量級的人口紅利，只有省會城市才會有。
比如，武漢現在的常住人口大概是1060萬人，大約占全省的18%，做到3000萬人之後，也只是剛過50%。
如果是廣州、鄭州、濟南、成都這些億級人口大省，其省會人口做到3000萬，只佔據全省的30%左右，相比大東京占日本人口的比例，也還好啦。
而人才，就是這些“新一線城市”未來成為名副其實的新一線城市最大的籌碼，也是這個城市的“股票”——房價，還會繼續火的最大籌碼。
附：中國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
未來可塑性指數試圖觀察的是城市在未來能給予人們多少想像和可塑空間。
我們試圖在這一指標中觀察兩種對年輕人就業和定居產生影響的力量:良好的創業氛圍、工作環境以及志同道合的夥伴吸引著年輕人來到城市。
而空氣污染、交通擁堵等城市病，又讓人們不得不在生存與生活間作出選擇。在這兩種拉力與推力的拉鋸戰中，前者的影響力更占主導。
創新能力是城市可塑潛力的重要一環，初創公司是最主要的創新主體之一。杭州、成都創業平臺數量和融資規模僅次於一線城市，是創業環境最好的新一線城市。
高校是人才最主要和穩定的來源，然而這並不代表城市就擁有更多人才。
南京是優質高校生源最豐富的新一線城市，但卻也同時面臨較低的畢業生留存率。城市提升自己競爭力的核心是，讓人留下來。
這一指數還考慮了城市人消費行為中的商品資訊關注度、會員使用者情況。越來越多追求理性與品質的消費行為，會給城市商業帶來新的升級空間。
城市的GDP和人口資料也在這裡納入考量。
在考慮規模基數的前提下，不同級別的城市突破各自增長瓶頸的能力多少給了人們對未來的信心，也讓人們相信自己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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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城市未來的可塑性，無非是講這個城市未來的發展空間有多大。
而在這份名單中，各城市對人才的吸附又表現出各自的特點。
1.深圳是那只可怕的鯰魚
如果要給這場波瀾壯闊的“搶人大戰”找一個“始作俑者”的話，應該非深圳莫屬。
早在2016年，深圳就開一線城市之先河，大尺度地降低戶籍門檻，並以人才補貼、人才房等含金量極高的籌碼來招攬全國大學生，僅2016年就放開了50萬戶籍指標。
隨後是武漢的“留住百萬大學、請回百萬老校友”將這場搶人大戰推向第一個高潮，緊接著才是長沙、西安、南京、鄭州、成都等省會城市的參戰。
2.人口比人才重要
雖然各大媒體的表述是“人才爭奪戰”，但實際上用“人口爭奪戰”更準確，在很多城市大專、三本都能落戶獎錢，這已經不是“人才”的概念了，而是“人口”的概念了。
屌絲的數量勝過精英的品質，人口比人才更值錢，這應該視為一個共識。
道理很簡單，人才就像草叢中那些傲然而立的瑰麗之花，人人都想得到，問題是再瑰麗的花朵也不可脫離其依附的草叢與土壤，如果只採摘花朵，而沒有配套的草叢與土壤，瑰麗之花就會成為平庸之花。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內地名人拿了香港、新加坡綠卡之後，其實際居住仍然在內地。
再比如，阿裡巴巴的蔡崇信、騰訊的劉熾平、順豐的王衛都是一等一的人才，但他們如果沒有與中國內地結緣，而是繼續待在香港或者華爾街，到現在很可能仍是一個高級打工仔。
所以，城市更需要的不是蔡崇信和劉熾平，而是能夠冒出馬雲、馬化騰、丁磊等草根創業家的神奇土壤。
3.“一城獨大”是正義的
很多人擔心“搶人大戰”會加劇中小城市的人口與資源向省會城市聚集，認為這是不正義的，他們喜歡用“抽血”這個詞來形容這種關係，正義感滿滿。
殊不知，不讓人口與資源自由流動，才是最大的不正義。
省會城市抽吸中小城市的人口，是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必然結果，”一城獨大“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這個過程符合人性、符合正義，應該鼓勵與支持。
更何況，中小城市的人才便不被省會城市搶走，也會被北上廣深搶走，被省會城市搶走，好待能爭取到一些省內的轉移支付。
在很多省份，都是從省會城市貢獻的稅收中拿出一部分給中小城市修路修橋。
事實上，很多省會城市給省內小兄弟的”輸血“，遠遠超過前者對後者的”抽血“。
所以，“正義”這筆賬永遠也算不清楚。
在有經濟學思維的人看來，中西部地區的”一城獨大“是正義的，沿海地區的多中心發展也是正義的，因為二者發展的階段完全不同，不可用同一個標準來衡量。
經濟學思維，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做到對立統一、矛盾共存。
當前，中西部地區與沿海地區在經濟發展上還存在明顯的時差，前者最緊迫的仍然是解決好“集約發展”的問題。
首先得有一個大城市來和其他省份爭奪人才與政策，然後才有條件通過“以大帶小”實現均衡發展，切不可本末倒置，在城市化的初級階段就搞平均主義。
4.省會城市的賣點是什麼？
人口從一千萬到三千萬的超級紅利。
像武漢、成都、鄭州這樣的省會城市，最大的機遇和賣點不是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不是大基建，也不是互聯網＋，而是最簡單粗暴的人口紅利——人口規模從1000萬膨脹到3000萬的那種翻三倍的超級紅利。
這個量級的人口紅利，北京上海暫時不會有，因為二者已經有3000萬了，再往上做增量，很難，因為全世界還沒有一個人口超過3000萬的單體城市——這很可能說明3000萬就是現代城市在技術上能達到的一個極限值。
所以，大家看得到，北京上海在趕人，再無節制地允許人口湧入，無論是交通設施、物資供應還是管理水準都承受不了。
這個量級的人口紅利，天津、重慶也不會有，因為二者缺少一個超級大省作為人口供應的腹地。
中小城市以及廣袤農村的人口，如果要去大城市謀生，第一選擇肯定還是省會城市，這裡面有交通便利的因素，有戶籍、社保、教育等各種政策因素，也有情感認同的因素。
如果覺得省會城市不好，也會直接去到北上廣深。
二流直轄市不如一流省會城市，我非常贊同。
這個量級的人口紅利，只有省會城市才會有。
比如，武漢現在的常住人口大概是1060萬人，大約占全省的18%，做到3000萬人之後，也只是剛過50%。
如果是廣州、鄭州、濟南、成都這些億級人口大省，其省會人口做到3000萬，只佔據全省的30%左右，相比大東京占日本人口的比例，也還好啦。
而人才，就是這些“新一線城市”未來成為名副其實的新一線城市最大的籌碼，也是這個城市的“股票”——房價，還會繼續火的最大籌碼。
附：中國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