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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可能不止“風雅頌”(東平原創文章)

說起“《詩經》六義”, 我們就會想到“風雅頌賦比興”。 這個觀念較早出現在《周禮·春官·大師》中:“教六詩, 曰風, 曰賦, 曰比, 曰興, 曰雅, 曰頌。 以六德為之本,

以六律為之音”。 漢代《毛詩序》的作者, 提出了“詩之六義”說:“故詩有六義焉, 一曰風, 二曰賦, 三曰比, 四曰興, 五曰雅, 六曰頌。 ”唐代孔穎達又總結歸納, 在《毛詩正義》說:“賦比興是詩之所用, 風雅頌是詩之成形”;意思是前者是詩的作法, 後者是詩的體裁。 至此, 將《詩經》的體裁(或詩的樂調)分為風雅頌三類, 成為了相對固定的說法。

筆者近日偶讀《夢溪筆談》, 卻發現了沈括一種新鮮的說法: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 ”《周南》《召南》樂名也。 “胥鼓《南》”;“以《雅》以《南》”是也。 《關雎》《鵲巢》, 二《南》之詩, 而已有樂有舞焉。 學者之事, 其始也學《周南》《召南》, 末至於舞《大夏》《大武》。 所謂為《周南》《召南》者, 不獨誦其詩而已。

沈括在與《詩經》相關的古籍中, 發現了“南”之名的另一層含義。

歸納認為:“南”本是音樂之名, 而《周南》《召南》之詩, 是有樂有舞的特殊體裁, 是有別有“風”, 不僅用來“誦”的獨特表現形式。

沈括之後, 諸多文人繼承並發展了他對“南”的解釋。

南宋程大昌在《詩論一》中指出:“蓋《南》《雅》《頌》, 樂名也, 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 《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 本其所從得, 而還以系其國土也。 ”他又在《詩論二》中說:“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 凡舉《雅》《頌》率參以《南》。 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 則《南》為樂古矣。 ”

清人崔述在所著《讀風偶識》中則直言“南”當與風雅頌並列為一體, 他說:“《南》者詩之一體, 蓋其體本起於南方, 而北人效之, 故名曰《南》”。

大概自宋起, “風、頌、雅、南”“四詩”的解說, 成為《詩經》研究中分歧較大的一個問題。

梁啟超在前人的基礎上, 對“四詩”本義的進行了詳細的解釋。 他引《詩經·鼓鐘》“以雅以南”、《禮記·文王世子》“胥鼓《南》”《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象箾南籥(杜預注:《象箾》, 舞所執;《南籥》, 以籥舞也。 孔穎達疏:《南籥》既是文舞, 則《象箾》當是武舞也。 )”等材料為證, 否定了《毛詩序》關於《鼓鐘》之“南”為“言王化自北而南”之說, 認為“南”是與“雅”對舉的一種詩體, 是“一種音樂之名, 其節奏蓋自為一體, 與雅、頌等不同”。

《禮記·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 必時。 春夏學干戈, 秋冬學羽龠, 皆於東序。 小樂正學幹, 大胥贊之。 龠師學戈, 龠師丞贊之。 胥鼓南。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見舞《象箾》《南籥》者, 曰:“美哉!猶有憾。 ”見舞《大武》者, 曰:“美哉!周之盛也, 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 曰:“聖人之弘也, 而猶有慚德,

聖人之難也。 ”見舞《大夏》者, 曰:“美哉!勤而不德, 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 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 如地之無不載也, 雖甚盛德, 其蔑以加於此矣。 觀止矣!若有他樂, 吾不敢請已!”

他還據《儀禮·鄉飲酒禮》《燕禮》“皆於工歌間歌笙奏之後終以合樂”為《周南》諸篇的材料記載, 推測“‘南’似為一種合唱的音樂, 于樂終時歌之”。 對“風、雅、頌”三種詩體的性質與特徵, 他也列舉大量材料, 從詩與音樂的關係上予以說明, 認為“風”是“只能諷誦而不能歌者”, “雅”則為周代最通行之樂, “頌”“則歌而兼舞”。 他認為“南雅頌”為合樂的詩, 而“風”詩為徒歌, 與前三類不同, 沒有專門的音樂伴奏。 [1]

宋代沈括、程大昌, 清代崔述、梁啟超等人的觀點, 並未得到普遍認可。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文藝學碩士研究生導師黃震雲認為, 《周南》《召南》是關於周公和召公的作品。 在他的考證中, 引用的部分史料和宋代沈括相同, 得出的觀點卻不相同。

黃震雲考《史記》卷33《魯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認為:周公、召公分陝而治都在岐山之南, 所以有周南、召南之說。 他又引《莊子·天運第十四》:“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自以為久矣, 孰知其故矣, 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 一君無所鉤用。 甚矣乎!人之難說也, 道之難明邪!”莊子雖然沒有說二南是周公、召公, 但是二人連稱, 說明二人的影響很大, 確是值得注意。

黃震雲也引用了《論語·陽貨》:“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 其猶正牆而立也歟?”“子曰:‘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

黃震雲歸納,《論語》中引詩7次,評詩4次,從音樂的角度說詩4次,都是討論比較重要的作品。從情理上說,孔子強調二南,也就是強調周公、召公之道,這也是周代文化的核心問題,一般沒有理由說他會強調南方蠻夷的事情。

他又引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劄觀樂的故事,進一步闡明了這一觀點: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黃震雲認為,季劄觀樂是《詩經》研究的最重要的資料之一,但我們往往把研究的視野放在孔子刪詩上,其實,還有很多方面的學術意義有待開掘。就二南來看,雲:“美哉!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對昭周公、召公的事蹟,尤其始基之之說,見上引本傳,非常吻合,而配以南方蠻夷,怎麼也按不上去。作為諸侯奏樂以周公、召公為先,也十分合乎情理。[2]

從黃震雲先生的考證中,我們可以發現,他一方面論證了《周南》《召南》是關於周公和召公的作品,另一方面,也印證了“南”是《詩經》與樂緊密相關的表現形式。

關於《詩經》中“南”的理解,還不止這兩種說法,歸納起來,對“南”的認識,大概有六種觀點:

一、《南》為南化說。

《毛詩·關雎序》曰:“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一、《南》為南樂說。

二、《南》為南土說。

三、《南》為南面說。

四、《南》為詩體說。

五、《南》為樂器說。

《南》本是樂器(鈴)之名,後孽乳為汝、漢、沱、江一帶的南方樂調之名,是南國之風。不妨視為《風》詩之一體。[3]

綜上所述,筆者比較認同沈括和黃震雲先生的觀點,即《詩經》中《周南》《召南》的“南”:從表達的形式上來說可能是配樂舞的獨特表現形式,從表達的內容上來說可能與孔子讚賞的周公、召公有關。(作者:山東省東平縣 卜慶振)

參考資料:

[1]略論梁啟超的《詩》學研究 韓高年

[2]《周南》《召南》的寫作時地和《詩經》的構成 黃震雲

[3]論《詩經》“二南”的特殊地位及其成因 金榮權

其猶正牆而立也歟?”“子曰:‘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

黃震雲歸納,《論語》中引詩7次,評詩4次,從音樂的角度說詩4次,都是討論比較重要的作品。從情理上說,孔子強調二南,也就是強調周公、召公之道,這也是周代文化的核心問題,一般沒有理由說他會強調南方蠻夷的事情。

他又引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劄觀樂的故事,進一步闡明了這一觀點: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黃震雲認為,季劄觀樂是《詩經》研究的最重要的資料之一,但我們往往把研究的視野放在孔子刪詩上,其實,還有很多方面的學術意義有待開掘。就二南來看,雲:“美哉!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對昭周公、召公的事蹟,尤其始基之之說,見上引本傳,非常吻合,而配以南方蠻夷,怎麼也按不上去。作為諸侯奏樂以周公、召公為先,也十分合乎情理。[2]

從黃震雲先生的考證中,我們可以發現,他一方面論證了《周南》《召南》是關於周公和召公的作品,另一方面,也印證了“南”是《詩經》與樂緊密相關的表現形式。

關於《詩經》中“南”的理解,還不止這兩種說法,歸納起來,對“南”的認識,大概有六種觀點:

一、《南》為南化說。

《毛詩·關雎序》曰:“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一、《南》為南樂說。

二、《南》為南土說。

三、《南》為南面說。

四、《南》為詩體說。

五、《南》為樂器說。

《南》本是樂器(鈴)之名,後孽乳為汝、漢、沱、江一帶的南方樂調之名,是南國之風。不妨視為《風》詩之一體。[3]

綜上所述,筆者比較認同沈括和黃震雲先生的觀點,即《詩經》中《周南》《召南》的“南”:從表達的形式上來說可能是配樂舞的獨特表現形式,從表達的內容上來說可能與孔子讚賞的周公、召公有關。(作者:山東省東平縣 卜慶振)

參考資料:

[1]略論梁啟超的《詩》學研究 韓高年

[2]《周南》《召南》的寫作時地和《詩經》的構成 黃震雲

[3]論《詩經》“二南”的特殊地位及其成因 金榮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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