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對於“盛世”有一妙論。
西漢《淮南子》說：“亡國似盛”。
清末民初，
著作甚豐的學者陳慶年對此作論：“此言極有味。
盛者，
即囂然群噪之意。
士無綱紀，
官無綱紀，
兵無綱紀，
此像遂成矣。
哀哉。
”
陳的說法從字義引申到了失綱紀， “盛”即囂然群噪。 假如把“盛”比作自然界草木之茂、自然界草木等同於社會各業的庶民的話， 那麼， 這種“盛”， 是統治者最不願意的失控狀態， 因而有了“亡國之盛”的定義。 統治者要的， 是自上而下的“權力”之盛， 即所謂的一統的綱紀。 然而， 當權力成了一統之“盛”時， 社會各業的庶民百姓則猶如自然界一樣了，
對於“盛”字， 不同的人會產生不同的理解。 回顧清末那段落後、挨打的悲慘史， 現代人很難理解洋務買辦者鄭觀應會把自己面對強盛西方而對清政府的建言著作起名為“盛世危言”。
時代翻過一頁， 現在回過頭去看， 整個有清一朝， 是西學東漸的一個歷史階段。 清初康熙朝開始建築的圓明園西洋樓， 便是王公貴族驚歎西方物質文明的產物。 自此以後， 西方器物首先流入的， 便是皇族豪門。 哪個豪門， 不為自己有幾件洋器而鑽營？那種先進科技， 工業革命的產物， 由光、電、聲、磁、化學製作的洋器， 清朝體系一萬年的夢也是做不到的。 不同的經濟生產力水準， 發展成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狀態。 這種“發展”， 就當時中國來說， 只能指人文觀念而非其他：對西方科技， 驚羨；對中國固有人文， 自傲。 其實， 這種人文物質觀只真實地反映一種觀念：對西方文明的驚歎，
西方古代文明也經歷過專制強權的盛世時代；西方古代文明的毀滅便緣於專制強權的爭奪。 撇開其他， 就西方人文觀而言， 與其在眾多的強權中爭得你死我活而不亦樂乎， 不如為了各方的利益“追求”平等。 外部的平等觀產生了內部的平等觀， 這應該是一個歷史發展階段。 而內部的“平等”觀促進了西方科技的發展， 這也應該是一個歷史發展階段。 這便是舉世聞名的西方17世紀開始的思想啟蒙運動和18世紀的工業革命。 當人文科技發展之時， 西方人來到了遙遠而傳說中的“天朝”。 滋生在小農經濟之上的生產力水準的落後，
中國傳承幾千年的人文觀念， 對西方的物質和精神文明， 是難於理解的；已從中世紀落後中發展起來的西方， 對中國的統治之綱——君臣父子綱常倫理， 也是難於理解的。
民國以前皇朝傳統思維中的“盛世”，指的就是皇統“綱紀”，它掩蔽了小農經濟生產力社會中占絕大多數百姓的生存狀態。這也是產生儒學“迴圈史”觀的土壤。迴圈史觀實在是一種可笑的思維觀。它的邏輯是：說給百姓聽，這個王朝最終要滅亡的；說給皇權聽，每個朝代都這樣的。
陳慶年在他著的《橫山鄉人日記》中斥責清末的維新變法：“康長素（康有為）輩主張素王改制，自謂尊孔，適足誣聖。平等，平權，一萬年做不到，一味囈語云云。”對西方物質和人文的認識觀上，只在同等水準。
對於學習西方，自清朝末期洋務開始，士大夫誰說“學習”便引來“漢奸”稱謂的砸磚（稱恭親王為“鬼子六”），即要求與西方“不一樣”，進步舉步維艱；但說到腐敗、頑政及官貪時，便又稱西方也是一樣的。這種“不一樣”與“一樣”，是怎樣的一種邏輯思維？其實，清末自1906年“預備立憲”開始，清政府就被迫公開承認了專制皇權不如西方制度優越。學習，是客觀內外時勢的要求。
對於清政府所追求的“盛世”，當代署名為瀋陽的學者在其“改良與革命的龜兔賽跑——‘預備立項’為什麼救不了清政府”一文中說：“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行政制度改革，說到底只是朝廷的私事。如果政府權力不被限制，即使國富兵強了，也只能增加統治者侵犯個人自由的能力，增加統治者的驕傲自滿情緒，進一步敗壞民族精神”（引自《晚清變局與民國亂象》主編：向熹 2011年1月出版）。其實，這種“盛世”，就是中國歷史皇道儒學者口中表達的真實意思，但它阻礙了國家與民族的真正強盛。這對幾千年來相對封閉的國家來說，也許可行；但面臨清末世界戰國時代式的“大變局”之際，這種“盛世”，只能是千年舊世界“日有所想夜有所夢”的夢囈而已。
也是難於理解的。民國以前皇朝傳統思維中的“盛世”，指的就是皇統“綱紀”，它掩蔽了小農經濟生產力社會中占絕大多數百姓的生存狀態。這也是產生儒學“迴圈史”觀的土壤。迴圈史觀實在是一種可笑的思維觀。它的邏輯是：說給百姓聽，這個王朝最終要滅亡的；說給皇權聽，每個朝代都這樣的。
陳慶年在他著的《橫山鄉人日記》中斥責清末的維新變法：“康長素（康有為）輩主張素王改制，自謂尊孔，適足誣聖。平等，平權，一萬年做不到，一味囈語云云。”對西方物質和人文的認識觀上，只在同等水準。
對於學習西方，自清朝末期洋務開始，士大夫誰說“學習”便引來“漢奸”稱謂的砸磚（稱恭親王為“鬼子六”），即要求與西方“不一樣”，進步舉步維艱；但說到腐敗、頑政及官貪時，便又稱西方也是一樣的。這種“不一樣”與“一樣”，是怎樣的一種邏輯思維？其實，清末自1906年“預備立憲”開始，清政府就被迫公開承認了專制皇權不如西方制度優越。學習，是客觀內外時勢的要求。
對於清政府所追求的“盛世”，當代署名為瀋陽的學者在其“改良與革命的龜兔賽跑——‘預備立項’為什麼救不了清政府”一文中說：“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行政制度改革，說到底只是朝廷的私事。如果政府權力不被限制，即使國富兵強了，也只能增加統治者侵犯個人自由的能力，增加統治者的驕傲自滿情緒，進一步敗壞民族精神”（引自《晚清變局與民國亂象》主編：向熹 2011年1月出版）。其實，這種“盛世”，就是中國歷史皇道儒學者口中表達的真實意思，但它阻礙了國家與民族的真正強盛。這對幾千年來相對封閉的國家來說，也許可行；但面臨清末世界戰國時代式的“大變局”之際，這種“盛世”，只能是千年舊世界“日有所想夜有所夢”的夢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