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傅立葉把婦女的解放提升到人性解放的高度， 強調“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標準”。 馬克思接受了傅立葉的這一觀點， 但拋棄了其中的空想成分， 把它置於現實的社會關係中， 尤其是置於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中加以考察， 闡明了婦女解放的崇高使命， 揭示了婦女受壓迫、受歧視的經濟根源和婦女解放的現實條件、路徑， 使婦女解放成為社會主義革命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重視婦女解放的社會意義
在馬克思看來， 婦女解放運動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 天然地具有了社會主義的性質。 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70年代， 婦女解放運動始終承擔著雙重的使命， 一重是無產階級解放的使命；一重是婦女自身解放的使命。 前者是第一位的， 後者是從屬於前者的。 因此， 婦女解放運動的社會性質變得十分突出。 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
現代女性主義立足于當代婦女的生存和發展問題， 提出了女性自身解放的許多新問題， 比如， 婦女取得法律上的平等後， 還存在著一個事實上的平等問題。 這些問題的提出， 極大地豐富了婦女解放問題的研究， 從中發展出各種各樣的女性主義理論， 如存在主義的女性主義、結構主義的女性主義等。
然而， 這些女性主義理論沒有充分重視婦女解放的社會意義，
以“女性主義”概念取代馬克思的“婦女解放”概念， 絕非單純的概念變化， 而是包含著一個世紀以來婦女解放運動及其理論內容和形式的轉變。 但這並不意味著馬克思的婦女解放的觀念過時了， 相反， 馬克思的婦女解放觀對於克服當代女性主義的缺點， 推動婦女解放運動的健康發展， 是極其有益的。
解放的前提是消滅私有制
馬克思高度重視婦女解放的問題， 他在1868年12月12日致路·庫格曼的信中寫道， 每個瞭解一點歷史的人也都知道，
馬克思始終把婦女解放置於唯物史觀的框架下加以探討。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 馬克思把家庭關係看作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第三種關係， 強調家庭“是生產自己生命的人們開始生產另外一些人”的生產， 這種生產當然是一種自然關係， 但它同時也是一種社會關係。 因此， 人們不能把家庭關係與人們的物質資料的生產分離開， 應該把它置於物質資料的生產中， 置於工業和交換的歷史活動中，
婦女解放與人類解放是一致的， 人類解放是婦女解放的最高目標， 而婦女解放也就成為了人類解放的尺度。 而婦女作為階級社會的一個階層， 必然要受到社會關係的制約， 因此， 婦女所受的壓迫和剝削， 本質上是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由此決定，婦女解放的前提是消滅私有制。
因而，婦女解放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婦女解放與無產階級的階級解放的關係：婦女解放是無產階級的階級解放的一部分，並且是以階級解放為前提的。二是婦女自身的解放：她不再作為生育的工具附屬于男人，而成為獨立的、自由發展的個人。這兩個方面的內容共同構成了人類解放的內容。這就是說，馬克思的人類解放概念，既包括階級解放的內容，也包括人性解放的內容，其中最深刻的是婦女的階級解放和人性的解放。
馬克思有關婦女解放的理論框架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得到了系統的闡發。這本書的副標題，即“就路易士·亨·摩爾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表達了兩層意思：其一，這部著作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唯物史觀研究的共同成果，也是他們研究婦女解放問題的成熟成果；其二，這部著作的研究方式不單是政治經濟學的，同時也是人類學的，是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方法與考察人類文明史的起源學方法的有機結合。恩格斯正是把這兩種研究方式結合起來，從人類文明史的演進來考察家庭形式的變化，進而論述了婦女解放的實質和路徑。
根據恩格斯的論述，婦女受壓迫、受歧視以及婦女的解放，與家庭形式的變化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在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家庭中，婦女是受到尊重的；婦女受壓迫、受歧視是家庭成為經濟單位、父權制取代母權制的結果，而這兩個變化都是由於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的出現和私有制的產生而造成的。因此，“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業中去；而要達到這一點，又要求消除個體家庭作為社會的經濟單位的屬性”。在這裡，恩格斯通過家庭史的研究，通過考察家庭的社會化、現代化過程，發現了婦女受壓迫、受歧視的社會歷史根源，同時，也找到了婦女解放的切實可行的路徑。這一思想無疑是馬克思婦女解放觀的深化。
將婦女解放融入社會歷史變革
馬克思、恩格斯對婦女解放的論述表明，婦女解放的實質是社會的解放，因此，婦女解放運動只有融入社會歷史的變革之中，才是積極的、有益的，才能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對一定時代、一定民族的社會變革，起積極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的婦女解放觀，對於我們思考當前的中國婦女解放問題有著重要的方法論啟示。
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始於1919年，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自1919年到1980年，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可分為兩個階段。1949年以前，中國婦女解放運動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一個重要方面；1949年以後，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又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這兩個時期的婦女解放運動儘管內容和形式有所不同，但本質上是相同的，即都是為了階級、為了民族和國家，中國婦女也由此成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支主要力量。可以說，這兩個時期的中國婦女解放運動都是積極的、健康的。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雖然有了新的發展，卻沒有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究其原因，還是我們的女性教育和女性理論的研究中發生了價值傾斜，即過分地強調女性作為性別群體的特殊性，而忽略了女性作為社會的人所具有的普遍性。因此，在婦女解放的訴求上，常常以女性的性別為尺度來談論問題，而不是以社會發展為尺度來談論問題，這就使女性發展陷入了自然主義的困境，難以得到社會的認同。因此，我們要改變中國婦女發展的這一狀況，就需要用馬克思的婦女解放觀來分析當下中國婦女發展的狀況，確立婦女發展的新的價值理念，把中國婦女的發展融入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革之中，建構適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婦女解放理論。
原標題：馬克思的婦女解放觀及其當代意義
作者：何萍
聲明：本文圖片來源於“東方IC”
本質上是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由此決定，婦女解放的前提是消滅私有制。因而，婦女解放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婦女解放與無產階級的階級解放的關係：婦女解放是無產階級的階級解放的一部分，並且是以階級解放為前提的。二是婦女自身的解放：她不再作為生育的工具附屬于男人，而成為獨立的、自由發展的個人。這兩個方面的內容共同構成了人類解放的內容。這就是說，馬克思的人類解放概念，既包括階級解放的內容，也包括人性解放的內容，其中最深刻的是婦女的階級解放和人性的解放。
馬克思有關婦女解放的理論框架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得到了系統的闡發。這本書的副標題，即“就路易士·亨·摩爾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表達了兩層意思：其一，這部著作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唯物史觀研究的共同成果，也是他們研究婦女解放問題的成熟成果；其二，這部著作的研究方式不單是政治經濟學的，同時也是人類學的，是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方法與考察人類文明史的起源學方法的有機結合。恩格斯正是把這兩種研究方式結合起來，從人類文明史的演進來考察家庭形式的變化，進而論述了婦女解放的實質和路徑。
根據恩格斯的論述，婦女受壓迫、受歧視以及婦女的解放，與家庭形式的變化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在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家庭中，婦女是受到尊重的；婦女受壓迫、受歧視是家庭成為經濟單位、父權制取代母權制的結果，而這兩個變化都是由於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的出現和私有制的產生而造成的。因此，“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業中去；而要達到這一點，又要求消除個體家庭作為社會的經濟單位的屬性”。在這裡，恩格斯通過家庭史的研究，通過考察家庭的社會化、現代化過程，發現了婦女受壓迫、受歧視的社會歷史根源，同時，也找到了婦女解放的切實可行的路徑。這一思想無疑是馬克思婦女解放觀的深化。
將婦女解放融入社會歷史變革
馬克思、恩格斯對婦女解放的論述表明，婦女解放的實質是社會的解放，因此，婦女解放運動只有融入社會歷史的變革之中，才是積極的、有益的，才能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對一定時代、一定民族的社會變革，起積極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的婦女解放觀，對於我們思考當前的中國婦女解放問題有著重要的方法論啟示。
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始於1919年，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自1919年到1980年，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可分為兩個階段。1949年以前，中國婦女解放運動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一個重要方面；1949年以後，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又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這兩個時期的婦女解放運動儘管內容和形式有所不同，但本質上是相同的，即都是為了階級、為了民族和國家，中國婦女也由此成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支主要力量。可以說，這兩個時期的中國婦女解放運動都是積極的、健康的。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雖然有了新的發展，卻沒有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究其原因，還是我們的女性教育和女性理論的研究中發生了價值傾斜，即過分地強調女性作為性別群體的特殊性，而忽略了女性作為社會的人所具有的普遍性。因此，在婦女解放的訴求上，常常以女性的性別為尺度來談論問題，而不是以社會發展為尺度來談論問題，這就使女性發展陷入了自然主義的困境，難以得到社會的認同。因此，我們要改變中國婦女發展的這一狀況，就需要用馬克思的婦女解放觀來分析當下中國婦女發展的狀況，確立婦女發展的新的價值理念，把中國婦女的發展融入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革之中，建構適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婦女解放理論。
原標題：馬克思的婦女解放觀及其當代意義
作者：何萍
聲明：本文圖片來源於“東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