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 三星電子發佈了2018年第一季度財報。 財報顯示， 受益於晶片業務持續走強及智慧手機業務強勁反彈的推動， 三星電子第一季度營收為60.5韓元， 較去年同期的50.5萬億韓元增長19.82%；運營利潤為15.64萬億韓元（約合144億美元）， 創歷史新高；該公司在截至3月底的季度內淨利潤增至11.6萬億韓元（107億美元）， 同比增長52.11%；三星晶片業務當季達到手機部門的3倍。 三星大約控制全球三分之二的DRAM記憶體晶片市場， 三星電子錶示， 受益於伺服器處理器及手機產業需求的復蘇， 公司晶片業務在第二季度仍將繼續增長。 該公司稱，
文/整理 生意匯商學院
與被美國制裁的中興和正在“被調查”的華為相比， 還有這兩天市值蒸發掉639億美元的蘋果相比，
4月25日， 《華爾街日報》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報導稱， 美國司法部正就華為是否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規定進行調查。 目前， 外界尚不清楚美司法部的調查進展到何種程度， 以及聯邦探員對華為的具體指控。
眾所周知， 晶片產業所製造的產品雖然並非面向消費者的終端產品， 卻運用於電子產品、數碼產品、通信設備等多個高附加值產業， 是否掌握晶片的核心技術， 也被認定為是否掌握高尖端產業命脈的關鍵點。
可以這樣說， 無晶片， 所有的電子產品都可以休息了！
目前， 全球晶片仍主要以美、日、歐企業產品為主， 高端市場幾乎被這三大主力地區壟斷。 但我們的近鄰韓國的三星活成了例外。
2017年可以說是半導體行業的“三星年”， 因為三星仲介了英特爾在半導體行業25年的霸主地位， 成為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公司；且不說它還取代了自家VIP客戶科技大佬蘋果， 成為全球最賺錢的企業。 可怕的是， 人家傲人的不僅僅是晶片， 還是全球最大的手機製造商， 在電視、記憶體、面板等20多種產品上都是全球第一， 除此之外， 三星還是韓國第一大軍火商、全球三大造船廠之一， 會造飛機、坦克， 迪拜塔、臺北101、吉隆玻雙子塔都是它蓋的。 全能發展啊！
宏基創始人施振榮和台積電老闆張忠謀公開表態說， 三星是臺灣IT業的敵人；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則聲稱， 打敗三星是他畢生的目標。 日本科技界， 同樣對三星“恨”之入骨。
三星能夠從零出發成為量產晶片產業的領導者， 絕不僅僅是一蹴而就， 而是一部由三星主導、政府支持、市場聯動的三部曲。 有人調侃， 韓國人一生有三件事情無法避免， 死亡、稅收和三星， “一手遮天”的三星， 營收占韓國GDP的20%。 其實現在在整個全球手機產業鏈， 也同樣繞不開三星的身影， 手機三大件CPU、記憶體和液晶面板， 後兩項三星都是全球第一， 晶片代工全球第四。 以記憶體為例， 三星DRAM的佔有率高達50.2%， NAND快閃記憶體也有36.6%。 只要你生產手機， 就離不開三星。 蘋果很牛， 面板和記憶體卻是三星的， CPU也找三星代工。 華為和HTC都曾因為三星斷供吃過大虧， 前者栽在UFS快閃記憶體上， 後者栽在OLED面板上。
三星主導：從借鑒到自主研發
從全球來看， 三星電子在全球量產晶片市場的市場佔有率已超過50%， 並在銷售額及營業利潤兩個指標上雙雙超過美國英特爾等競爭對手， 高居晶片產業的龍頭位置。
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 在三星依靠技術含量較低的家電起家時， 三星創始人李秉喆便開始在內部會議中， 注意到了晶片產業“點石成金”的優勢——影響家電性能的核心便在於晶片， 從此多次提及開發晶片， 並下決心投入鉅資。
三星半導體的故事開始於1974年， 李秉喆之子李健熙用自己的資金， 買下韓國半導體公司， 劍指當時正在興起的記憶體技術。 記憶體又叫記憶體， 是大多數電子產品的主要部件。 根據不同的技術， 分為很多種類，目前主流的是DRAM記憶體和NAND快閃記憶體，前者用作手機和電腦系統記憶體，後者用作手機快閃記憶體和固態硬碟（SSD）。那一年，英特爾的DRAM已經橫掃80%的市場。之後，日本人異軍突起，擊敗了英特爾。三星半導體部門一開始為手錶生產晶片。1980年，三星半導體部門併入三星電子。
當時全球晶片產業雖還處在高速成長期，不過該產業已被美國鎂光、日本三菱、夏普等企業牢牢佔據，美國依靠長期以來的系統集成的技術積累優勢，日本依靠長期積累的應用科技等，具有明顯的先發優勢；而韓國當時的經濟狀態，雖然憑藉樸正熙軍政府的新農村運動獲得巨大發展，但也僅只能說得上是解決溫飽；因此當日本三菱得知三星將開發晶片產業時，該公司CEO直接表態“對於GDP水準較低的韓國，半導體產業並不適合”，並在公開場合宣揚“三星不能開發晶片的4個原因”。
此後，李秉喆一度向美國鎂光及日本夏普派遣員工，以獲得半導體產業的初期技術，不過過程並不順利：鎂光曾表示將以400萬美元提供較為落後的產業鏈的設計圖紙，但後來以偷看文獻為藉口反悔，並將三星方面人員趕出了鎂光；夏普則雖然表面上應允三星的請求，不過實則嚴加看管，甚至不允許三星方面人員接近最新的生產線。
“當時三星的研究員們，因為夏普方面連工廠的面積等基本資料都拒絕提供，於是只能通過自己的腦子記住某些細節，比如有一位研究員通過自己的手指間距離、身高及步伐數，記錄工廠的大概面積及其他參數，（例如）工廠生產線寬為30步、長為222步。”曾在三星半導體工作多年的知情人士回憶道。“不過，這些資料，對於建設一個高科技的工廠，顯然是不夠用的”。
從美國留學歸來野心勃勃的李健熙力排眾議對父親李秉喆說：“爸，就算只有我一個人，也要試試看那件事！”，他先後50多次前往矽谷，引進技術和人才，傾注巨大的努力和投資，還是不斷虧損。但三星始終堅信，半導體才是自己的未來！
政府支持：BK21戰略及強大的產權保護機制
此時，韓國政府向三星伸出了援手：一方面，上世紀50—60年代前往歐美發達國家留學的韓國學子，在韓國政府的吸引政策下，陸續回到韓國加入產業化過程，這也成為韓國學子的第一輪回國潮（有趣的是，第二輪回國潮也是因為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三星方面則沒有錯過這次機會，招聘了近140名人才，並用了將近2年時間向三星的工程師及高管們傳授半導體產業的經驗及技術；之後三星得以開始正式建造工廠並投入量產。
韓國在產業化的過程中，推進“政府+大財團”的經濟發展模式，並推動“資金+技術+人才”的高效融合；在此過程中，韓國政府更是推動了大規模的“國退民進”流程，將大型的航空、鋼鐵等巨頭企業私有化，並分配給大財團；與此同時，向大財團提供被稱為“特惠”的措施，甚至為發展晶片產業，不惜動用日韓建交過程中日本向韓國提供的戰爭賠款。
韓國的大財團發展模式，引發了許多上下游企業的共同發展；可以說，現在的韓國晶片產業正是由三星、現代（後改名為海力士半導體，並被SK集團收購）等企業的大規模投資，帶動了整個產業的發展和興起，這也是韓國經濟發展的最明顯特徵。
此後，韓國國內雖然發生了政治巨變，政權多次易主，但吸引理工人才的基本國策以及“政府+大財團”的經濟發展模式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
1983年，歷經多年努力，三星的首個晶片工廠在京畿道器興地區落成，並在投產後很快便開始量產64位元晶片。很快，三星開發了256位元晶片、486位元晶片，並正式進入全球晶片市場的競爭中；僅時隔10年，三星的量產晶片市場份額直逼日本。1987年，苦熬多年的三星人終於迎來行業轉機。當年，美國向日本半導體企業發起反傾銷訴訟，雙方達成出口限制協議。受此影響，DRAM價格回升，三星乘勢崛起，不但實現了盈利，還開始在技術上領先日本。1992年，三星率先推出全球第一個64M DRAM，並于當年超越日本NEC，成為全球最大的DRAM製造商。兩年後，又率先推出256M DRAM。
1999年，韓國教育部為建設研究型高校，並最終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水準的研究中心大學及具有世界特色的專業，耗費3.6萬億韓元及13年時間，發起“BK21”（Brain Korea 21）計畫，向580所大學、專業或研究所進行精准、專項支援。
BK21以及此後進行的BK21+計畫，沿襲了韓國一直以來的“政府+大財團”的產業政策，大規模鼓勵企業及大學間的結合，並在選擇BK21支援物件、專業的過程中，將是否進行有機結合納入評選及評價的核心指標。在此影響下，韓國大學掀起半導體專業熱潮，三星對於成均館大學的投資以及半導體工學系的創辦，也是在該時段開始的。
2005年，成均館大學與三星電子合作，創辦半導體工學系，該系被指定為韓國教育部“創新型專業”，並每年為包括三星在內的韓國企業培養晶片產業的人才。
此外，韓國政府指定晶片產業及技術為影響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技術，並致力於高度保障技術及產權。
在韓國，半導體核心技術被納入國家重點管理的技術範圍當中，防止半導體技術的洩露、逮捕產業間諜，維護智慧財產權，是韓國情報機構近年來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市場聯動：發揮企業家精神
晶片產業是典型的人才密集、技術密集、資本密集型產業，其很難跳過一代晶片、進入下一代；而進入下一代的研發，則需要非常高的人力資本及研發成本，才能觸發量的優勢。後發企業剛剛開發了一代晶片，結果發達國家的先發企業直接降價，並投入新一代晶片研發。正因為這一系列怪圈，導致終端企業更加偏向於性能穩定且價格低廉的先發企業產品。沒有足夠使用量且背負大量投入的壓力下，後發企業只能面臨被市場淘汰的命運。
而無論是三星的內部人員、業界人士乃至於競爭對手都承認，如果沒有三星自身特別是企業家本人的主導作用，三星的晶片產業乃至韓國的晶片產業無法走到今天。
可以說，三星死磕晶片產業的背後，有著李秉喆、李健熙兩代企業家的拼命血拼。1983年，三星成功開發64位元晶片，落後于當時最先進的日本技術將近5年（即便是到了開發1MDRAM時，仍然落後1.5年）。三星雖然于一年後成功量產64位元晶片，不料卻遇上了半導體價格史無前例的暴跌，先發企業依靠技術及成本優勢，大幅降價，每片價格從4——5美元暴跌至最低時只有25美分，“而當時，三星生產64位元晶片的成本是1.3美元，這也就意味著，每生產一片晶片，三星需要倒貼1美元。”知情人士說道。
查閱上世紀80年代後期的三星財報發現，三星電子當年虧損近3億美元，股權資本更是全部虧空；在外界看上去，三星比任何一個競爭對手都輸不起，也更沒有繼續加碼的資本。
1987年11月，三星創始人李秉喆去世；直到他倒下，都沒有看到自己一手推進的三星半導體產業獲得成功。而半導體，既是父親沒有完成的一大遺願，也成為了擺在新任三星掌門李健熙的“心頭之患”。若換成一般企業，可能此刻會選擇放棄；而李健熙選擇了“豪賭”。
在1988年三星建立50年慶典上，李健熙宣佈集團的“二次創業”，將三星的發展方向定為21世紀世界級超一流企業。李健熙提出，要徹底改變集團“只追求商社數量而不追求品質”的壞習慣。面對臃腫複雜的公司業務體系，李健熙敢於大刀闊斧地進行整編與改革，他只保留最重要最有盈利前景的核心專案，例如消費類電子產品、金融、貿易和服務，邊緣的、虧損的領域或者非核心的領域一律放棄。李健熙帶出了整整一代韓國電子產品崇尚品質的觀念。有一次集團產品發生品質問題，遭到消費者集體投訴，他不顧老邁，帶領管理人員當場用錘子砸碎劣質產品，高喊“除了妻兒以外改變一切！”的創新口號，贏得了同行的尊敬。他對於三星更深遠的影響在於提倡基礎變革，不斷增加“世界最佳”的產品，鞏固三星公司在亞太的霸主地位，改變企業文化使之適應全球化和數字時代的要求。
李健熙的“豪賭”體現在兩點上：一是對於人才的選拔。李健熙曾對外聲稱：“我的一生，80%時間都用在育人選賢上。”現在，三星已經建成覆蓋全球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三星綜合技術院（SAIT），並每年巡迴在各個國家推行專家制度，在派遣優秀人才出國的同時，還在包括中國北京大學等多所海外知名高校開設專場招聘。
李健熙最高明的地方是在於用人。他非常開明，為才是用，扶植了很多家族以外的經理人。“庶民”人才感恩圖報，為整個集團的繁榮做出了貢獻。為了提高集團的透明度，李健熙任命一些外籍人士為集團董事。
他大力提拔年輕的儲備幹部擔任領導崗位，造就了三星集團內部人才鼎盛。例如三星電子副會長兼CEO尹鐘龍、三星電子旗下數位多媒體網路部社長兼CEO陳大濟（被人們稱為“DRAM先生”，他是在短時間內追趕在DRAM領域領先一步的日本，並使三星電子一躍而成為全球市場佔有率第一位的主要功臣）、設備解決方案網路部社長兼CEO李潤雨、通訊網路部社長兼CEO李基太、數位家電網路部社長兼CEO韓龍外等，都是他一手提拔的愛將。
三星集團中國區的負責人李亨道也受到了李健熙的大力支持。以地位而言，李亨道在三星集團排在第三，原來是三星電機的總裁、三星副會長，他在三星工作整整29年，很受李健熙器重。
知情人士舉了一個例子：上世紀90年代初，三星曾面臨被美國控訴傾銷的情況；結果當時的三星掌門人李健熙敏銳地抓住克林頓總統重視矽谷的特徵，向美國派遣人員進行大規模遊說，對象包括美國白宮、議會、貿易及科技部門的有關人士，並表態“如果三星無法正常製造晶片，日本企業佔據市場的趨勢將更加明顯，競爭者的減少將進一步抬高美國企業購入晶片的價格，對於美國企業將更加不利”，最終美國僅象徵性向三星收取0.74%的反傾銷關稅，三星最終度過了這場危機；此後，三星開始重視對外宣傳，並建立了覆蓋全球的公關及宣傳團隊。
“三星在韓國企業中，最早瞭解到國際化的過程中需要擁有全球化團隊的必要性；如今，三星擁有最領先的一套全球性的公關團隊，這套團隊不僅針對韓國國內，更是面向全球的受眾。”這位知情人士補充說。
2002年的國際半導體學術會議（ISSCC）上，三星更是在“每18個月晶片上的電晶體數量就會翻一番，而成本卻下降到一半”的摩爾定律的基礎上，提出“每12個月晶片上的電晶體數量就會翻一番”的新定律，並準確預測這一系列的晶片產業變革將起源於移動終端、數碼家電等非PC領域，並以時任三星電子半導體總管社長黃昌奎的姓，取名“黃定律”（Hwang’s Law），震驚世界。
這一舉動也意味著，三星在量產晶片產業取得巨大成就：成功脫離由美國企業設置的技術壁壘，從後發企業跳躍成為先發企業，並開始引導產業發展。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DRAM價格雪崩，從2.25美刀狂跌至0.31美刀。就在眾廠商哀鴻遍野時，三星卻做出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決定：將三星電子上一年的利潤全部用於擴大產能，故意擴大行業的虧損！很快，DRAM價格就跌破材料成本，大多數玩家都被三星砸死或廢了。至此，整個DRAM行業只剩下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三大玩家。其中，三星和SK海力士兩大韓國巨頭獨佔75%的份額，成為名副其實的行業霸主。
除了在產品和人才上下功夫，三星在晶片供應鏈的上游設備上也早有所佈局。2012年，三星投資全球頂級晶片設備商荷蘭ASML（(全稱：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terial Lithography，中文名稱為阿斯麥（中國大陸）、艾司摩爾（中國臺灣）），持有ASML 3%的股權（向ASML投資6.3億美元），台積電和英特爾也是後者的股東。這一投資項目為雙方帶來了雙贏。目前，ASML的微影設備在全球市占率超過80%，是整個晶圓製造和半導體產業的關鍵機台，壟斷了高端光刻機市場。而在各大晶圓代工廠先進制程向10 納米，甚至更進一步的7 納米或5 納米制程進展之際，ASML 握有的極紫外光檢測技術，更是延續半導體制程摩爾定律的重要技術。對於三星來說，享有ASML的設備優先供貨權就是最好的福利。巧婦有了足夠的米還做不出美味的飯嗎？
三星死磕晶片之路對“中國芯”的啟示
此前，曾供職于韓國通信運營商的業界人士談起中企進入境外通信設備市場的事情，表示“承認中國通信裝備在性能上，已經接近于國際水準”，但“從現在的局勢看來，要決定使用中國設備的公司，應當考慮好準備如何處理和美國的關係”。
從三星的例子中，我們不難看出，若沒有三星自身的產業一體化的戰略佈局及企業內部的決策，三星乃至韓國晶片產業也很難獲得成就。
“雖然三星的半導體產業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三星在系統半導體等非量產晶片行業，仍然處在為設計的晶片提供代工服務的階段，很明顯，代工並不能使三星掌握核心技術。不過沒有人可以否定近幾十年的發展；可以說，三星若沒有持續性的投入，那麼三星的半導體產業無法走到今天。而投入的背後，則體現的是三星高層堅定的信心；在過程中，重要的是：投入的重點在於持久，而非一次性的投入；畢竟，創新要以足夠的信心為基礎，而投資，才是體現信心最好的方式。”知情人士總結道。
另外，近年來三星消費產品在全球範圍內的銷售量上升，一定程度上也為三星繼續在晶片產業進行投入提供了重要的基礎，而非源自風投、基金的投資。
可以說，三星的逆襲背後，是市場化力量的成功，也是三星構建以三星為核心、上下游韓國企業共同打造及構建重點扶持、長期計畫所得來的成功；在此過程中，三星、政府、高校乃至許多奮鬥在一線的工程師、研究員，缺一不可。
固然，中興事件對於中國晶片產業乃至中國科技發展史，都是一場痛苦的教訓，但我們也不應太過悲觀，畢竟，我們看到了受制於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我們也從此知道了“中國芯”應當改進、應當進步的方向。
整理：生意匯商學院
分為很多種類，目前主流的是DRAM記憶體和NAND快閃記憶體，前者用作手機和電腦系統記憶體，後者用作手機快閃記憶體和固態硬碟（SSD）。那一年，英特爾的DRAM已經橫掃80%的市場。之後，日本人異軍突起，擊敗了英特爾。三星半導體部門一開始為手錶生產晶片。1980年，三星半導體部門併入三星電子。
當時全球晶片產業雖還處在高速成長期，不過該產業已被美國鎂光、日本三菱、夏普等企業牢牢佔據，美國依靠長期以來的系統集成的技術積累優勢，日本依靠長期積累的應用科技等，具有明顯的先發優勢；而韓國當時的經濟狀態，雖然憑藉樸正熙軍政府的新農村運動獲得巨大發展，但也僅只能說得上是解決溫飽；因此當日本三菱得知三星將開發晶片產業時，該公司CEO直接表態“對於GDP水準較低的韓國，半導體產業並不適合”，並在公開場合宣揚“三星不能開發晶片的4個原因”。
此後，李秉喆一度向美國鎂光及日本夏普派遣員工，以獲得半導體產業的初期技術，不過過程並不順利：鎂光曾表示將以400萬美元提供較為落後的產業鏈的設計圖紙，但後來以偷看文獻為藉口反悔，並將三星方面人員趕出了鎂光；夏普則雖然表面上應允三星的請求，不過實則嚴加看管，甚至不允許三星方面人員接近最新的生產線。
“當時三星的研究員們，因為夏普方面連工廠的面積等基本資料都拒絕提供，於是只能通過自己的腦子記住某些細節，比如有一位研究員通過自己的手指間距離、身高及步伐數，記錄工廠的大概面積及其他參數，（例如）工廠生產線寬為30步、長為222步。”曾在三星半導體工作多年的知情人士回憶道。“不過，這些資料，對於建設一個高科技的工廠，顯然是不夠用的”。
從美國留學歸來野心勃勃的李健熙力排眾議對父親李秉喆說：“爸，就算只有我一個人，也要試試看那件事！”，他先後50多次前往矽谷，引進技術和人才，傾注巨大的努力和投資，還是不斷虧損。但三星始終堅信，半導體才是自己的未來！
政府支持：BK21戰略及強大的產權保護機制
此時，韓國政府向三星伸出了援手：一方面，上世紀50—60年代前往歐美發達國家留學的韓國學子，在韓國政府的吸引政策下，陸續回到韓國加入產業化過程，這也成為韓國學子的第一輪回國潮（有趣的是，第二輪回國潮也是因為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三星方面則沒有錯過這次機會，招聘了近140名人才，並用了將近2年時間向三星的工程師及高管們傳授半導體產業的經驗及技術；之後三星得以開始正式建造工廠並投入量產。
韓國在產業化的過程中，推進“政府+大財團”的經濟發展模式，並推動“資金+技術+人才”的高效融合；在此過程中，韓國政府更是推動了大規模的“國退民進”流程，將大型的航空、鋼鐵等巨頭企業私有化，並分配給大財團；與此同時，向大財團提供被稱為“特惠”的措施，甚至為發展晶片產業，不惜動用日韓建交過程中日本向韓國提供的戰爭賠款。
韓國的大財團發展模式，引發了許多上下游企業的共同發展；可以說，現在的韓國晶片產業正是由三星、現代（後改名為海力士半導體，並被SK集團收購）等企業的大規模投資，帶動了整個產業的發展和興起，這也是韓國經濟發展的最明顯特徵。
此後，韓國國內雖然發生了政治巨變，政權多次易主，但吸引理工人才的基本國策以及“政府+大財團”的經濟發展模式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
1983年，歷經多年努力，三星的首個晶片工廠在京畿道器興地區落成，並在投產後很快便開始量產64位元晶片。很快，三星開發了256位元晶片、486位元晶片，並正式進入全球晶片市場的競爭中；僅時隔10年，三星的量產晶片市場份額直逼日本。1987年，苦熬多年的三星人終於迎來行業轉機。當年，美國向日本半導體企業發起反傾銷訴訟，雙方達成出口限制協議。受此影響，DRAM價格回升，三星乘勢崛起，不但實現了盈利，還開始在技術上領先日本。1992年，三星率先推出全球第一個64M DRAM，並于當年超越日本NEC，成為全球最大的DRAM製造商。兩年後，又率先推出256M DRAM。
1999年，韓國教育部為建設研究型高校，並最終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水準的研究中心大學及具有世界特色的專業，耗費3.6萬億韓元及13年時間，發起“BK21”（Brain Korea 21）計畫，向580所大學、專業或研究所進行精准、專項支援。
BK21以及此後進行的BK21+計畫，沿襲了韓國一直以來的“政府+大財團”的產業政策，大規模鼓勵企業及大學間的結合，並在選擇BK21支援物件、專業的過程中，將是否進行有機結合納入評選及評價的核心指標。在此影響下，韓國大學掀起半導體專業熱潮，三星對於成均館大學的投資以及半導體工學系的創辦，也是在該時段開始的。
2005年，成均館大學與三星電子合作，創辦半導體工學系，該系被指定為韓國教育部“創新型專業”，並每年為包括三星在內的韓國企業培養晶片產業的人才。
此外，韓國政府指定晶片產業及技術為影響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技術，並致力於高度保障技術及產權。
在韓國，半導體核心技術被納入國家重點管理的技術範圍當中，防止半導體技術的洩露、逮捕產業間諜，維護智慧財產權，是韓國情報機構近年來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市場聯動：發揮企業家精神
晶片產業是典型的人才密集、技術密集、資本密集型產業，其很難跳過一代晶片、進入下一代；而進入下一代的研發，則需要非常高的人力資本及研發成本，才能觸發量的優勢。後發企業剛剛開發了一代晶片，結果發達國家的先發企業直接降價，並投入新一代晶片研發。正因為這一系列怪圈，導致終端企業更加偏向於性能穩定且價格低廉的先發企業產品。沒有足夠使用量且背負大量投入的壓力下，後發企業只能面臨被市場淘汰的命運。
而無論是三星的內部人員、業界人士乃至於競爭對手都承認，如果沒有三星自身特別是企業家本人的主導作用，三星的晶片產業乃至韓國的晶片產業無法走到今天。
可以說，三星死磕晶片產業的背後，有著李秉喆、李健熙兩代企業家的拼命血拼。1983年，三星成功開發64位元晶片，落後于當時最先進的日本技術將近5年（即便是到了開發1MDRAM時，仍然落後1.5年）。三星雖然于一年後成功量產64位元晶片，不料卻遇上了半導體價格史無前例的暴跌，先發企業依靠技術及成本優勢，大幅降價，每片價格從4——5美元暴跌至最低時只有25美分，“而當時，三星生產64位元晶片的成本是1.3美元，這也就意味著，每生產一片晶片，三星需要倒貼1美元。”知情人士說道。
查閱上世紀80年代後期的三星財報發現，三星電子當年虧損近3億美元，股權資本更是全部虧空；在外界看上去，三星比任何一個競爭對手都輸不起，也更沒有繼續加碼的資本。
1987年11月，三星創始人李秉喆去世；直到他倒下，都沒有看到自己一手推進的三星半導體產業獲得成功。而半導體，既是父親沒有完成的一大遺願，也成為了擺在新任三星掌門李健熙的“心頭之患”。若換成一般企業，可能此刻會選擇放棄；而李健熙選擇了“豪賭”。
在1988年三星建立50年慶典上，李健熙宣佈集團的“二次創業”，將三星的發展方向定為21世紀世界級超一流企業。李健熙提出，要徹底改變集團“只追求商社數量而不追求品質”的壞習慣。面對臃腫複雜的公司業務體系，李健熙敢於大刀闊斧地進行整編與改革，他只保留最重要最有盈利前景的核心專案，例如消費類電子產品、金融、貿易和服務，邊緣的、虧損的領域或者非核心的領域一律放棄。李健熙帶出了整整一代韓國電子產品崇尚品質的觀念。有一次集團產品發生品質問題，遭到消費者集體投訴，他不顧老邁，帶領管理人員當場用錘子砸碎劣質產品，高喊“除了妻兒以外改變一切！”的創新口號，贏得了同行的尊敬。他對於三星更深遠的影響在於提倡基礎變革，不斷增加“世界最佳”的產品，鞏固三星公司在亞太的霸主地位，改變企業文化使之適應全球化和數字時代的要求。
李健熙的“豪賭”體現在兩點上：一是對於人才的選拔。李健熙曾對外聲稱：“我的一生，80%時間都用在育人選賢上。”現在，三星已經建成覆蓋全球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三星綜合技術院（SAIT），並每年巡迴在各個國家推行專家制度，在派遣優秀人才出國的同時，還在包括中國北京大學等多所海外知名高校開設專場招聘。
李健熙最高明的地方是在於用人。他非常開明，為才是用，扶植了很多家族以外的經理人。“庶民”人才感恩圖報，為整個集團的繁榮做出了貢獻。為了提高集團的透明度，李健熙任命一些外籍人士為集團董事。
他大力提拔年輕的儲備幹部擔任領導崗位，造就了三星集團內部人才鼎盛。例如三星電子副會長兼CEO尹鐘龍、三星電子旗下數位多媒體網路部社長兼CEO陳大濟（被人們稱為“DRAM先生”，他是在短時間內追趕在DRAM領域領先一步的日本，並使三星電子一躍而成為全球市場佔有率第一位的主要功臣）、設備解決方案網路部社長兼CEO李潤雨、通訊網路部社長兼CEO李基太、數位家電網路部社長兼CEO韓龍外等，都是他一手提拔的愛將。
三星集團中國區的負責人李亨道也受到了李健熙的大力支持。以地位而言，李亨道在三星集團排在第三，原來是三星電機的總裁、三星副會長，他在三星工作整整29年，很受李健熙器重。
知情人士舉了一個例子：上世紀90年代初，三星曾面臨被美國控訴傾銷的情況；結果當時的三星掌門人李健熙敏銳地抓住克林頓總統重視矽谷的特徵，向美國派遣人員進行大規模遊說，對象包括美國白宮、議會、貿易及科技部門的有關人士，並表態“如果三星無法正常製造晶片，日本企業佔據市場的趨勢將更加明顯，競爭者的減少將進一步抬高美國企業購入晶片的價格，對於美國企業將更加不利”，最終美國僅象徵性向三星收取0.74%的反傾銷關稅，三星最終度過了這場危機；此後，三星開始重視對外宣傳，並建立了覆蓋全球的公關及宣傳團隊。
“三星在韓國企業中，最早瞭解到國際化的過程中需要擁有全球化團隊的必要性；如今，三星擁有最領先的一套全球性的公關團隊，這套團隊不僅針對韓國國內，更是面向全球的受眾。”這位知情人士補充說。
2002年的國際半導體學術會議（ISSCC）上，三星更是在“每18個月晶片上的電晶體數量就會翻一番，而成本卻下降到一半”的摩爾定律的基礎上，提出“每12個月晶片上的電晶體數量就會翻一番”的新定律，並準確預測這一系列的晶片產業變革將起源於移動終端、數碼家電等非PC領域，並以時任三星電子半導體總管社長黃昌奎的姓，取名“黃定律”（Hwang’s Law），震驚世界。
這一舉動也意味著，三星在量產晶片產業取得巨大成就：成功脫離由美國企業設置的技術壁壘，從後發企業跳躍成為先發企業，並開始引導產業發展。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DRAM價格雪崩，從2.25美刀狂跌至0.31美刀。就在眾廠商哀鴻遍野時，三星卻做出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決定：將三星電子上一年的利潤全部用於擴大產能，故意擴大行業的虧損！很快，DRAM價格就跌破材料成本，大多數玩家都被三星砸死或廢了。至此，整個DRAM行業只剩下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三大玩家。其中，三星和SK海力士兩大韓國巨頭獨佔75%的份額，成為名副其實的行業霸主。
除了在產品和人才上下功夫，三星在晶片供應鏈的上游設備上也早有所佈局。2012年，三星投資全球頂級晶片設備商荷蘭ASML（(全稱：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terial Lithography，中文名稱為阿斯麥（中國大陸）、艾司摩爾（中國臺灣）），持有ASML 3%的股權（向ASML投資6.3億美元），台積電和英特爾也是後者的股東。這一投資項目為雙方帶來了雙贏。目前，ASML的微影設備在全球市占率超過80%，是整個晶圓製造和半導體產業的關鍵機台，壟斷了高端光刻機市場。而在各大晶圓代工廠先進制程向10 納米，甚至更進一步的7 納米或5 納米制程進展之際，ASML 握有的極紫外光檢測技術，更是延續半導體制程摩爾定律的重要技術。對於三星來說，享有ASML的設備優先供貨權就是最好的福利。巧婦有了足夠的米還做不出美味的飯嗎？
三星死磕晶片之路對“中國芯”的啟示
此前，曾供職于韓國通信運營商的業界人士談起中企進入境外通信設備市場的事情，表示“承認中國通信裝備在性能上，已經接近于國際水準”，但“從現在的局勢看來，要決定使用中國設備的公司，應當考慮好準備如何處理和美國的關係”。
從三星的例子中，我們不難看出，若沒有三星自身的產業一體化的戰略佈局及企業內部的決策，三星乃至韓國晶片產業也很難獲得成就。
“雖然三星的半導體產業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三星在系統半導體等非量產晶片行業，仍然處在為設計的晶片提供代工服務的階段，很明顯，代工並不能使三星掌握核心技術。不過沒有人可以否定近幾十年的發展；可以說，三星若沒有持續性的投入，那麼三星的半導體產業無法走到今天。而投入的背後，則體現的是三星高層堅定的信心；在過程中，重要的是：投入的重點在於持久，而非一次性的投入；畢竟，創新要以足夠的信心為基礎，而投資，才是體現信心最好的方式。”知情人士總結道。
另外，近年來三星消費產品在全球範圍內的銷售量上升，一定程度上也為三星繼續在晶片產業進行投入提供了重要的基礎，而非源自風投、基金的投資。
可以說，三星的逆襲背後，是市場化力量的成功，也是三星構建以三星為核心、上下游韓國企業共同打造及構建重點扶持、長期計畫所得來的成功；在此過程中，三星、政府、高校乃至許多奮鬥在一線的工程師、研究員，缺一不可。
固然，中興事件對於中國晶片產業乃至中國科技發展史，都是一場痛苦的教訓，但我們也不應太過悲觀，畢竟，我們看到了受制於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我們也從此知道了“中國芯”應當改進、應當進步的方向。
整理：生意匯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