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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明賢:為百年來中國繪畫追求“引西潤中”理論的實踐者

江明賢

1942年出生於臺灣台中縣。 早年畢業于臺灣師大美術系, 曾留學西班牙並旅居紐約多年。 曾任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所教授、主任、所長。

1988年獲“國家文藝獎”。

其作品在臺灣、巴黎、馬德里、東京、福岡、京都、紐約、三藩市、洛杉磯、香港、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廣州、澳門、太原、維坊……等地舉辦過60余次個展, 參加過百餘次重要海內外聯展。

1988年7月, 江明賢在香港新華社推薦下, 應文化部中華文化聯誼會邀請, 在中國美術館和上海美術館舉行個展, 成為四十年來首位親赴大陸舉辦個展的臺灣本土畫家, 廣泛引起兩岸文化藝術界的震撼與迴響, 開啟了兩岸文化藝術交流的先鋒。 2005年, 文化部規劃“臺灣巨匠系列展”之邀請下, 江明賢再度於中國美術館、上海美術館, 廣東美術館等舉行巡迴個展。 中國美術館亦主辦“江明賢作品學術研討會”。 2011年, 江明賢應國務院參事室邀請與著名畫家宋雨桂代表兩岸主筆合繪“新富春山居圖”長卷而飲譽兩岸。

江明賢為百年來中國繪畫追求“引西潤中”理論的實踐者。 其作品不僅表現中國水墨畫的特質與內涵, 強調意境與氣韻。 在構圖、形式、色彩、題材與表現上, 融合中西的美學精神與技法, 形式與意韻兼具而開創出個人獨特的風格。

江明賢近年自臺灣師大退休後, 全力投入創作, 並致力於臺灣與大陸及港澳的文化藝術交流之推動與參與。 2011年應聘擔任中國國家畫院院委暨研究員, 這些年來江明賢廣泛地參與了中國國家畫院舉辦的各項活動與展覽, 包括正在進行中的“一帶一路”偉大創作工程之計畫。 2012年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了“中國近現代名家畫集─江明賢”,

這是首次出版臺灣本土具有成就畫家之“大紅袍”作品集, 也是中國美術界對他藝術成就的肯定。 2014年應聘擔任“第十二屆全國美展”港、澳、台暨海外評審委員。 2016年代表臺灣美術界出席“第十屆全國文學與藝術聯合代表大會”並參與研討會。 2017年八月應聘擔任香港主辦的“全球水墨畫大展”顧問, 除特邀參展作品外並參與研討會。

江明賢(右)赴臺北外雙溪拜訪一代大師張大千(1979)

江明賢(右)拜訪李可染大師于北京(1988.7)

畫出一片新天地 ——評江明賢的繪畫創作

近百年來, 中國畫界圍繞水墨畫問題展開了無數次爭論,

持不同觀點的人從不同角度發表了許多有價值的意見。 畫界的仁人志士們也做了許多有意義的探索, 在創作實踐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20世紀水墨畫衍變的歷程清楚地顯示出, 其變革的主要途徑不外乎是以古開今和中西融合。 前者是在發掘包括文人水墨在內的傳統資源的基礎上, 推動文人水墨畫面向生活、面向現實,反映現代人的感情;而中西融合, 是從西方藝術中吸取造型觀念和手法, 來豐富中國畫的表現手法, 即人們常說的“借西潤中”。 在這方面,前50年主要吸納西方古典寫實手法, 補充文人畫忽視造型的不足。 後50年來不少畫家轉向借鑒西方現代主義流派的繪畫語言, 把新的表現、象徵、抽象手法運用到水墨中來, 以開闢新的表現途徑。水墨畫面臨的革新任務迫使我們不得不嚴肅地思考,如何認識和處理繪畫語言的普遍性和民族、地區的差異性之間的關係這樣一個問題。文人畫為主流的傳統水墨畫,以寫意為其主要美學追求,有與其他繪畫形式(如西方古典油畫)不同的、特殊的語言表述方式,但它也是屬於造型藝術的一種,它也是通過點、線、面造型形成的視覺效果去感動觀眾。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和其他畫種沒有本質的區別。但在表現手段上,它有異同於其他畫種的特色,它以筆墨的趣味和格調為其主要的評品標準。進入現代社會之後,傳統的文人水墨面臨著轉型的問題,即如何適應新時代的審美需求,在內容和形式上進行藝術革新。對這個問題比較敏感的是兩類人,青年藝術家和在國外受過西方藝術薰陶與教育的藝術家。當他們在實踐上做出回應時,往往有兩種態度和兩種做法:對傳統文人畫觀念和筆墨規範的激烈批判和徹底顛覆,重起爐灶;大膽吸取西畫的表現觀念和手法,使之與傳統文人水墨相交融,開闢水墨的新途徑。

上面這段話是我在欣賞江明賢先生畫作時產生的感想。江明賢是享譽海內外的著名藝術家,早在1988年,他就應國家文化部邀請,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和上海美術館舉辦個展,這是兩岸隔絕四十年後臺灣畫家首次來大陸的個人展覽,這一舉動開啟了兩岸美術交流的新氣象。當時我就領略其藝術風采,後來還有幸為江明賢先生水墨藝術撰文,略加評述。十多年過去了,又讀到他的許多新作,對這位勤奮、執著而又碩果累累的藝術家有了更多的瞭解,也有很多感想。今年,江明賢又要應邀來大陸舉辦展覽,我謹借這個機會結合在中國有特殊意義的“水墨問題”,對他的藝術歷程和成就發表些淺見。

在幾十年的藝術生涯中,江明賢歷經艱辛、上下求索,追尋革新之路。綜觀其藝術風格,他是屬於我前面說的將西法融化在傳統水墨 中來進行藝術革新的藝術家。

江明賢接受過全面、系統的美術教育。1968年他畢業於著名的臺灣師範大學藝術系,在學期間他在國畫、油畫、素描、水彩方面均有名師指導,基礎功夫扎實,成績優異,曾獲臺灣青年學藝競賽國畫第一名和師大美術系國畫第一名,畢業後不久的1972年,便在臺灣省立博物館舉行個展。江明賢有良好的國畫基礎,但是就像許多有志於革新中國畫的青年人一樣,他渴望對當代西方藝術有更深入的瞭解,以使自己的藝術能與世界藝術潮流相呼應。江明賢後來回憶說:“當時西方繪畫對我而言,無疑是一部色彩和造型的革命史篇,尤其是印象派、野獸派、表現派的色彩理論觀;後期印象派、立體派、結構派的造型理念等,衝擊出二十世紀西方畫壇一片絢麗又多彩多姿的表現形式,令充滿創作欲望的我,迫不及待想去一窺究竟。”(江明賢:《風格的挑戰與形成——我的繪畫歷程與創作理念》)他在西班牙中央藝術學院攻讀了碩士學位,全面研究了西洋古典藝術與現代藝術流派,分析它們的表現技巧和技法。之後又旅居美國,在紐約聖若望大學教授水墨畫。顯然,這期間他對美國的現代藝術特別是抽象表現主義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從華人地區赴歐美研究繪畫藝術的人,在深入地學習和研究了西方藝術之後,往往能回過頭來更客觀地體會到東方繪畫的魅力。汪明賢敏感於西方繪畫求新求變的能力,從中得到不少刺激和啟發,但他同時卻越來越明確地意識到,他與水墨有斷不了的緣分,他的藝術之根在故土,在臺灣。他的志向也越來越明確,奮鬥目標越來越清晰:繼續在水墨畫領域探索創新之路。

前面說過,寫意的文人畫有自己獨立的美學追求和價值標準,這些美學追求和標準具有特殊的優長是毋庸置疑的。但正如一切優長之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不足和短處一樣,文人畫遠離現實的“出世”感,它空靈、超逸、高古的風格,在現代社會環境中受到嚴峻的挑戰。它的表現題材狹窄和範式化,它鄙棄形似和體量感,它忌諱鮮麗的色彩……都給企望革新傳統水墨的人們留下了大顯身手的廣闊空間。江明賢的藝術革新也是從這裡開始的。在他面前擺著的課題,是擴大題材範圍,在繪畫的造型、光影、色彩、肌理等形式語言方面做革新的努力,但同時要小心翼翼地保存水墨的特性。無疑,這是一件艱難的任務。江明賢深知這一點,強烈的個性意識和一種使命感激勵他義無反顧地向前邁進。江明賢清醒地意識到,他的新探索要不同于前輩的藝術家們,既不同於20世紀上半期的徐悲鴻、林風眠、劉海粟等探求中西融合的先驅們,也要與頗受他尊重、在20世紀中期崛起的旅居法國的著名藝術家趙無極、朱德群等人拉開距離。在這裡,有兩個因素極為重要,那就是他個人的性格與氣質,還有他受到的各種現代藝術的薰陶。他說:“與生俱來的想‘自發我之腑肺,揭我之鬚眉’的強烈創作意識,使我的水墨畫的表現、技法形式呈多元性發展,頗異于傳統中國畫的格局。特別是加上西方素描的筆觸,層次描繪和繁複的拖、拉線條;油畫般的色塊肌理和對透視與光線的掌握技巧,以及版畫的拓印、滴灑的表現。”

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江明賢開始嘗試用水墨來表現歐美古代建築遺跡(如城市古堡、教堂)以及風景名勝(如大峽谷、尼加拉大瀑布),也就是說他用水墨來表現客觀的實景,在技巧、技法上做中西融合的試驗和探索。他這樣做的目的很明確,是“將中西方的特長作一番消化,不刻意追求曲高和寡的空靈境界,只希望能傳達水墨的現代精神,解脫傳統山水中形和線條的層層束縛。”(同上)類似的試驗和探索可以說一直延續至今天,只是在各個不同階段探索的重點不同。

江明賢把自己的藝術創作歷程劃分為幾個階段:學院派時期(1958-1968),留學西班牙、旅寓歐美時期(1973-1977),返國後的鄉土題材和赴日發展時期(1977-1987),大陸風光創作時期(1988-1997),古跡巡禮時期(1997年之後)。這幾個階段不僅反映了他藝術成長的過程,而且也表明他有廣泛多元的藝術追求。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希望自己勇敢去接觸各種畫風,絕不預先設限或避難趨易,以讓自己有更加寬廣的創作空間。生活在這科技文明一日千里的世紀裡,我期許自己具有現代人的覺醒和時代的使命,創作更多具有現代感、民族性的水墨精華。”(同上)他的這段表白能幫助我們理解他具有鮮明個性的藝術風格。

綜觀江明賢幾十年的探索成果,我以為他的水墨藝術創作具有鮮明的融合性和綜合性的特色。他的水墨創作建立在全面扎實和雄厚的藝術功底之上,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水墨與油彩、素描與筆墨……凡是能用於自己創作的,他都加以利用。在他看來,這些不是彼此對立、矛盾,而是可以相互結合、相互交融的。他不惜用這些手段來加強語言表現的厚度與深度,強化畫面的表現力。形成他藝術綜合性的主要因素是他由好學積累起來的廣博修養。在藝術上他不吃“偏食”,不論傳統還是現代,學院派還是前衛,凡是好的、有表現力的藝術,他都欣賞和吸收。在歐洲,他迷戀葛雷克、維拉斯桂茲、林布蘭、哥耶、凡高、高更、塞尚,也十分喜歡康定斯基、達利;在美國,他讚歎波洛克、聖·法蘭西斯的創新精神,同時也被安德魯·懷斯鄉懷的感傷情調所感佩。在日本,他細心研究日本水墨畫的發展趨勢,虛心學習日本藝術家的敬業精神和認真態度,特別受到平山鬱夫《絲綢之旅》專題展作品構圖嚴謹、氣勢雄偉的震撼;在大陸,劉海粟畫風的宏大氣勢,尤其是李可染層層積墨在“染”上下功夫,使畫面層次豐富、渾厚華滋,更使他受到不少啟發。他的這些親身感受,既開闊了他的視野,豐富了他的繪畫技巧,更激勵了他的創造勇氣,刺激了他的創新精神。

在創作上他試圖把自己掌握的素描、速寫能力,尤其是寫動態人物的嫺熟技巧,把油畫的鮮豔的色彩,和中國傳統的水墨神韻與技巧融於一爐,形成一種新的具有綜合性特徵的藝術。顯然,這種綜合性與傳統的水墨單純性不同,它帶有折衷的特色,即亦西亦中。江明賢努力在這綜合性的藝術語言中顯示他期待和嚮往的“民族性”。為此,他在兩方面做了努力,強化個性和追求表現語言的“形神兼備”。所謂“強化個性”,就是他堅持畫自己獨特的感受,堅持用個人獨特的筆墨,摒棄陳陳相因的筆墨模式;所謂“形神兼備”,就是他尊崇以形寫神和“似與不似之間”的理念,既不拘泥於形似,也不走向純粹的抽象,在意象的表現中探索新路。江明賢運用綜合性、融合性的藝術語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的作品給人們的視覺和心理的感受是豐富的、多層次的。

應該重視江明賢在開拓題材內容方面所做的努力。繪畫的時代性無非表現在兩個方面:新的題材內容和新的表現語言。而這兩方面又是互相關聯的。拓展新的題材內容,歷來是創新藝術家們首先關注的課題。江明賢堅持畫與傳統水墨不同的題材,且不斷變化自己作品的題材內容,其主要目的無非是為了表達現代人的感受和具有現代感的水墨語言。從他早期描繪歐美城市古堡、教堂、大峽谷景色的水墨作品兼用中西畫法之後,後來他回到臺灣把目光投向鄉土題材,畫臺灣的風土人情,畫溪頭、愛河、日月潭、橫貫公路,畫廟宇,畫鄉居野趣;到大陸旅遊畫大陸風光,畫長城、黃山、桂林山水,畫布達拉宮、樂山大佛;繼而迷戀臺灣古跡和風俗人情,畫文武廟門神、北巷朝天宮、九龍柱,畫淡水老街、迪化街景……他的畫風不斷在變化,徘徊在中西之間的技巧也隨之發生著變化。

新的題材內容和新的表現物件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線條、色彩和構圖,必須會引起形式語言的變革。因題材不同他採用不同的畫法。一般說來,他不滿足傳統筆墨的點擦皴染,而加用西畫的拓、印、噴、灑技法和肌理效果,還有素描碎細筆觸,甚至採用重彩技法:他捨棄“計白當黑”,採用“滿構圖”,在滿滿的畫面上運用筆的輕重緩急和墨的濃淡虛實,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拓印、拓染、墨染,讓畫面透氣而活潑生動。

顯然,因江明賢描寫的多為實景,考慮到表現物件之“陽剛”性質或質樸、粗獷、斑駁之特點,他常常捨棄傳統的水墨技法,用西法來表達其堅實的體積感和重量感。當需要表現煙雲變幻和帶有抒情特點的景色時,他則採用大量潑墨,用塊面渲染成半抽象,有時還加入類似素描的筆觸,以達到虛實相生的藝術效果。至於他寫古典詩詞表現文學意境的作品,常用寫意法,作品呈半抽象形態。

頗有意思的是,江明賢在一些山水畫布局中,用玉器上各種“龍”的造型來構造山勢起伏,因為“龍”的造型變化無窮,且勢態符合造型法則,使他的山水畫構圖不同於別人,再加上畫面上彌漫著的非自然光線,予人以寧靜而幽深莫測的感覺,還有他吸納的西畫成分……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使他的畫風自成一格,有獨特的面貌。

江明賢堅持的藝術理念和實踐是有挑戰性的,從文人畫的觀念來要求江明賢的水墨作品,顯然不完全符合傳統的“規範”;從激進的角度來看他的創作,有人也會認為他的創作不夠“前衛”,沒有走到純抽象的地步,更沒有擺脫書寫和繪製。大家知道,目前不論在大陸還是在臺灣,有所謂“水墨藝術”和“水墨畫”的爭論。有一種意見認為,水墨畫停留在用水墨手段在平面上繪製,已經落伍於時代,已經不可能有任何新的作為。今天應該將水墨從平面創作、從“畫”中解放出來,做所謂“水墨藝術”。這幾年,許多觀念水墨、水墨裝置、水墨行為應運而生。我以為,水墨作為媒介,作為一種表現手段,它有廣泛的可能性。對一些年輕人正在做的帶有實驗性的水墨,只要是真誠的、健康的,我們應該採取歡迎的態度。但是,以為平面的水墨畫因此就應該被淘汰,就不能再適應時代的要求,這種看法未免失之於偏頗和武斷。我想,在這個問題上,江明賢的意見和我是不會有多大出入的。我們看到,在一片消解水墨畫的聲浪中,他仍滿懷信心地創作水墨畫,堅持走自己的路。他之所以能這樣頑強、執著,“一意孤行”,因為他有自覺的藝術追求。江明賢清楚地知道,如果亦步亦趨地按傳統規範去做,便不能擺脫前人的窠臼,不能自立門戶。同時,他的個性和他受到的教育,他的藝術素養,決定了他不會走完全叛離傳統的道路。他既不屬於新文人畫派,也不能歸納到前衛陣營中去。面向多姿多彩的現實,尊重傳統,廣泛地吸納各種藝術養分,培育自己的個性風格,是他一直在孜孜以求的。三十多年的藝術實踐和他的藝術成果,確立了他在臺灣、在華人畫壇中的位置,他的作品得到了社會的承認和畫界的好評。他已經畫出了一片天地。目前,他正在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創作臺灣本土的民俗古跡,並在此基礎上開拓新的繪畫題材,強化自己的個性風格,相信他一定能達到他的理想目標,再“畫出一片新天地”來。

□邵大箴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神秘香格里拉》

《武夷勝覽》

《宏村之春》

《清水斷崖》

《玉山清曉》

《南京閱江樓》

《麗江城與玉龍山》

《婺源民房》

《黃果樹大瀑布》

《玉山清曉》

《羅馬大劇場》

以開闢新的表現途徑。水墨畫面臨的革新任務迫使我們不得不嚴肅地思考,如何認識和處理繪畫語言的普遍性和民族、地區的差異性之間的關係這樣一個問題。文人畫為主流的傳統水墨畫,以寫意為其主要美學追求,有與其他繪畫形式(如西方古典油畫)不同的、特殊的語言表述方式,但它也是屬於造型藝術的一種,它也是通過點、線、面造型形成的視覺效果去感動觀眾。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和其他畫種沒有本質的區別。但在表現手段上,它有異同於其他畫種的特色,它以筆墨的趣味和格調為其主要的評品標準。進入現代社會之後,傳統的文人水墨面臨著轉型的問題,即如何適應新時代的審美需求,在內容和形式上進行藝術革新。對這個問題比較敏感的是兩類人,青年藝術家和在國外受過西方藝術薰陶與教育的藝術家。當他們在實踐上做出回應時,往往有兩種態度和兩種做法:對傳統文人畫觀念和筆墨規範的激烈批判和徹底顛覆,重起爐灶;大膽吸取西畫的表現觀念和手法,使之與傳統文人水墨相交融,開闢水墨的新途徑。

上面這段話是我在欣賞江明賢先生畫作時產生的感想。江明賢是享譽海內外的著名藝術家,早在1988年,他就應國家文化部邀請,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和上海美術館舉辦個展,這是兩岸隔絕四十年後臺灣畫家首次來大陸的個人展覽,這一舉動開啟了兩岸美術交流的新氣象。當時我就領略其藝術風采,後來還有幸為江明賢先生水墨藝術撰文,略加評述。十多年過去了,又讀到他的許多新作,對這位勤奮、執著而又碩果累累的藝術家有了更多的瞭解,也有很多感想。今年,江明賢又要應邀來大陸舉辦展覽,我謹借這個機會結合在中國有特殊意義的“水墨問題”,對他的藝術歷程和成就發表些淺見。

在幾十年的藝術生涯中,江明賢歷經艱辛、上下求索,追尋革新之路。綜觀其藝術風格,他是屬於我前面說的將西法融化在傳統水墨 中來進行藝術革新的藝術家。

江明賢接受過全面、系統的美術教育。1968年他畢業於著名的臺灣師範大學藝術系,在學期間他在國畫、油畫、素描、水彩方面均有名師指導,基礎功夫扎實,成績優異,曾獲臺灣青年學藝競賽國畫第一名和師大美術系國畫第一名,畢業後不久的1972年,便在臺灣省立博物館舉行個展。江明賢有良好的國畫基礎,但是就像許多有志於革新中國畫的青年人一樣,他渴望對當代西方藝術有更深入的瞭解,以使自己的藝術能與世界藝術潮流相呼應。江明賢後來回憶說:“當時西方繪畫對我而言,無疑是一部色彩和造型的革命史篇,尤其是印象派、野獸派、表現派的色彩理論觀;後期印象派、立體派、結構派的造型理念等,衝擊出二十世紀西方畫壇一片絢麗又多彩多姿的表現形式,令充滿創作欲望的我,迫不及待想去一窺究竟。”(江明賢:《風格的挑戰與形成——我的繪畫歷程與創作理念》)他在西班牙中央藝術學院攻讀了碩士學位,全面研究了西洋古典藝術與現代藝術流派,分析它們的表現技巧和技法。之後又旅居美國,在紐約聖若望大學教授水墨畫。顯然,這期間他對美國的現代藝術特別是抽象表現主義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從華人地區赴歐美研究繪畫藝術的人,在深入地學習和研究了西方藝術之後,往往能回過頭來更客觀地體會到東方繪畫的魅力。汪明賢敏感於西方繪畫求新求變的能力,從中得到不少刺激和啟發,但他同時卻越來越明確地意識到,他與水墨有斷不了的緣分,他的藝術之根在故土,在臺灣。他的志向也越來越明確,奮鬥目標越來越清晰:繼續在水墨畫領域探索創新之路。

前面說過,寫意的文人畫有自己獨立的美學追求和價值標準,這些美學追求和標準具有特殊的優長是毋庸置疑的。但正如一切優長之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不足和短處一樣,文人畫遠離現實的“出世”感,它空靈、超逸、高古的風格,在現代社會環境中受到嚴峻的挑戰。它的表現題材狹窄和範式化,它鄙棄形似和體量感,它忌諱鮮麗的色彩……都給企望革新傳統水墨的人們留下了大顯身手的廣闊空間。江明賢的藝術革新也是從這裡開始的。在他面前擺著的課題,是擴大題材範圍,在繪畫的造型、光影、色彩、肌理等形式語言方面做革新的努力,但同時要小心翼翼地保存水墨的特性。無疑,這是一件艱難的任務。江明賢深知這一點,強烈的個性意識和一種使命感激勵他義無反顧地向前邁進。江明賢清醒地意識到,他的新探索要不同于前輩的藝術家們,既不同於20世紀上半期的徐悲鴻、林風眠、劉海粟等探求中西融合的先驅們,也要與頗受他尊重、在20世紀中期崛起的旅居法國的著名藝術家趙無極、朱德群等人拉開距離。在這裡,有兩個因素極為重要,那就是他個人的性格與氣質,還有他受到的各種現代藝術的薰陶。他說:“與生俱來的想‘自發我之腑肺,揭我之鬚眉’的強烈創作意識,使我的水墨畫的表現、技法形式呈多元性發展,頗異于傳統中國畫的格局。特別是加上西方素描的筆觸,層次描繪和繁複的拖、拉線條;油畫般的色塊肌理和對透視與光線的掌握技巧,以及版畫的拓印、滴灑的表現。”

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江明賢開始嘗試用水墨來表現歐美古代建築遺跡(如城市古堡、教堂)以及風景名勝(如大峽谷、尼加拉大瀑布),也就是說他用水墨來表現客觀的實景,在技巧、技法上做中西融合的試驗和探索。他這樣做的目的很明確,是“將中西方的特長作一番消化,不刻意追求曲高和寡的空靈境界,只希望能傳達水墨的現代精神,解脫傳統山水中形和線條的層層束縛。”(同上)類似的試驗和探索可以說一直延續至今天,只是在各個不同階段探索的重點不同。

江明賢把自己的藝術創作歷程劃分為幾個階段:學院派時期(1958-1968),留學西班牙、旅寓歐美時期(1973-1977),返國後的鄉土題材和赴日發展時期(1977-1987),大陸風光創作時期(1988-1997),古跡巡禮時期(1997年之後)。這幾個階段不僅反映了他藝術成長的過程,而且也表明他有廣泛多元的藝術追求。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希望自己勇敢去接觸各種畫風,絕不預先設限或避難趨易,以讓自己有更加寬廣的創作空間。生活在這科技文明一日千里的世紀裡,我期許自己具有現代人的覺醒和時代的使命,創作更多具有現代感、民族性的水墨精華。”(同上)他的這段表白能幫助我們理解他具有鮮明個性的藝術風格。

綜觀江明賢幾十年的探索成果,我以為他的水墨藝術創作具有鮮明的融合性和綜合性的特色。他的水墨創作建立在全面扎實和雄厚的藝術功底之上,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水墨與油彩、素描與筆墨……凡是能用於自己創作的,他都加以利用。在他看來,這些不是彼此對立、矛盾,而是可以相互結合、相互交融的。他不惜用這些手段來加強語言表現的厚度與深度,強化畫面的表現力。形成他藝術綜合性的主要因素是他由好學積累起來的廣博修養。在藝術上他不吃“偏食”,不論傳統還是現代,學院派還是前衛,凡是好的、有表現力的藝術,他都欣賞和吸收。在歐洲,他迷戀葛雷克、維拉斯桂茲、林布蘭、哥耶、凡高、高更、塞尚,也十分喜歡康定斯基、達利;在美國,他讚歎波洛克、聖·法蘭西斯的創新精神,同時也被安德魯·懷斯鄉懷的感傷情調所感佩。在日本,他細心研究日本水墨畫的發展趨勢,虛心學習日本藝術家的敬業精神和認真態度,特別受到平山鬱夫《絲綢之旅》專題展作品構圖嚴謹、氣勢雄偉的震撼;在大陸,劉海粟畫風的宏大氣勢,尤其是李可染層層積墨在“染”上下功夫,使畫面層次豐富、渾厚華滋,更使他受到不少啟發。他的這些親身感受,既開闊了他的視野,豐富了他的繪畫技巧,更激勵了他的創造勇氣,刺激了他的創新精神。

在創作上他試圖把自己掌握的素描、速寫能力,尤其是寫動態人物的嫺熟技巧,把油畫的鮮豔的色彩,和中國傳統的水墨神韻與技巧融於一爐,形成一種新的具有綜合性特徵的藝術。顯然,這種綜合性與傳統的水墨單純性不同,它帶有折衷的特色,即亦西亦中。江明賢努力在這綜合性的藝術語言中顯示他期待和嚮往的“民族性”。為此,他在兩方面做了努力,強化個性和追求表現語言的“形神兼備”。所謂“強化個性”,就是他堅持畫自己獨特的感受,堅持用個人獨特的筆墨,摒棄陳陳相因的筆墨模式;所謂“形神兼備”,就是他尊崇以形寫神和“似與不似之間”的理念,既不拘泥於形似,也不走向純粹的抽象,在意象的表現中探索新路。江明賢運用綜合性、融合性的藝術語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的作品給人們的視覺和心理的感受是豐富的、多層次的。

應該重視江明賢在開拓題材內容方面所做的努力。繪畫的時代性無非表現在兩個方面:新的題材內容和新的表現語言。而這兩方面又是互相關聯的。拓展新的題材內容,歷來是創新藝術家們首先關注的課題。江明賢堅持畫與傳統水墨不同的題材,且不斷變化自己作品的題材內容,其主要目的無非是為了表達現代人的感受和具有現代感的水墨語言。從他早期描繪歐美城市古堡、教堂、大峽谷景色的水墨作品兼用中西畫法之後,後來他回到臺灣把目光投向鄉土題材,畫臺灣的風土人情,畫溪頭、愛河、日月潭、橫貫公路,畫廟宇,畫鄉居野趣;到大陸旅遊畫大陸風光,畫長城、黃山、桂林山水,畫布達拉宮、樂山大佛;繼而迷戀臺灣古跡和風俗人情,畫文武廟門神、北巷朝天宮、九龍柱,畫淡水老街、迪化街景……他的畫風不斷在變化,徘徊在中西之間的技巧也隨之發生著變化。

新的題材內容和新的表現物件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線條、色彩和構圖,必須會引起形式語言的變革。因題材不同他採用不同的畫法。一般說來,他不滿足傳統筆墨的點擦皴染,而加用西畫的拓、印、噴、灑技法和肌理效果,還有素描碎細筆觸,甚至採用重彩技法:他捨棄“計白當黑”,採用“滿構圖”,在滿滿的畫面上運用筆的輕重緩急和墨的濃淡虛實,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拓印、拓染、墨染,讓畫面透氣而活潑生動。

顯然,因江明賢描寫的多為實景,考慮到表現物件之“陽剛”性質或質樸、粗獷、斑駁之特點,他常常捨棄傳統的水墨技法,用西法來表達其堅實的體積感和重量感。當需要表現煙雲變幻和帶有抒情特點的景色時,他則採用大量潑墨,用塊面渲染成半抽象,有時還加入類似素描的筆觸,以達到虛實相生的藝術效果。至於他寫古典詩詞表現文學意境的作品,常用寫意法,作品呈半抽象形態。

頗有意思的是,江明賢在一些山水畫布局中,用玉器上各種“龍”的造型來構造山勢起伏,因為“龍”的造型變化無窮,且勢態符合造型法則,使他的山水畫構圖不同於別人,再加上畫面上彌漫著的非自然光線,予人以寧靜而幽深莫測的感覺,還有他吸納的西畫成分……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使他的畫風自成一格,有獨特的面貌。

江明賢堅持的藝術理念和實踐是有挑戰性的,從文人畫的觀念來要求江明賢的水墨作品,顯然不完全符合傳統的“規範”;從激進的角度來看他的創作,有人也會認為他的創作不夠“前衛”,沒有走到純抽象的地步,更沒有擺脫書寫和繪製。大家知道,目前不論在大陸還是在臺灣,有所謂“水墨藝術”和“水墨畫”的爭論。有一種意見認為,水墨畫停留在用水墨手段在平面上繪製,已經落伍於時代,已經不可能有任何新的作為。今天應該將水墨從平面創作、從“畫”中解放出來,做所謂“水墨藝術”。這幾年,許多觀念水墨、水墨裝置、水墨行為應運而生。我以為,水墨作為媒介,作為一種表現手段,它有廣泛的可能性。對一些年輕人正在做的帶有實驗性的水墨,只要是真誠的、健康的,我們應該採取歡迎的態度。但是,以為平面的水墨畫因此就應該被淘汰,就不能再適應時代的要求,這種看法未免失之於偏頗和武斷。我想,在這個問題上,江明賢的意見和我是不會有多大出入的。我們看到,在一片消解水墨畫的聲浪中,他仍滿懷信心地創作水墨畫,堅持走自己的路。他之所以能這樣頑強、執著,“一意孤行”,因為他有自覺的藝術追求。江明賢清楚地知道,如果亦步亦趨地按傳統規範去做,便不能擺脫前人的窠臼,不能自立門戶。同時,他的個性和他受到的教育,他的藝術素養,決定了他不會走完全叛離傳統的道路。他既不屬於新文人畫派,也不能歸納到前衛陣營中去。面向多姿多彩的現實,尊重傳統,廣泛地吸納各種藝術養分,培育自己的個性風格,是他一直在孜孜以求的。三十多年的藝術實踐和他的藝術成果,確立了他在臺灣、在華人畫壇中的位置,他的作品得到了社會的承認和畫界的好評。他已經畫出了一片天地。目前,他正在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創作臺灣本土的民俗古跡,並在此基礎上開拓新的繪畫題材,強化自己的個性風格,相信他一定能達到他的理想目標,再“畫出一片新天地”來。

□邵大箴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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