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新加坡之後不久， 張惠雯開始寫作小說《古柳官河》。 那時她只有十七歲， 第一次走這麼遠， 又要適應英語的環境， 她感覺不僅是和故土隔離了，
若干年後， 張惠雯的寫作已歷經很多變化。 她生活的圈子轉移到了美國， 關於新作《在南方， 》評論家戴瑤琴說：“《在南方》拋開了中西比較的傳統寫作思路， 具體到人物塑造， 華人由從中西價值觀、文化觀的對比中確立自己的訴求， 轉向專注自我， 考慮個人所需。 ”張惠雯比較認可這個說法。 她希望成為好的小說家， 希望以後的每一篇小說出來， 都不會帶著慌張出產的粗糙和瑕疵。 “我的狀態更像個不勤奮的工匠， 想要手藝更精粹些， 在自娛自樂、自我滿足的工作狀態下， 慢工出細活。 ”
記者：你在國內發表的作品《水晶孩童》，
張惠雯：《水晶孩童》2005年獲新加坡國家金筆獎， 余華先生是評委之一。 他喜歡這篇小說， 主動推薦給《收穫》的程永新先生， 程先生也喜歡， 立即安排發在2006年第2期的《收穫》。 是這兩位先生把我領進國內文壇的， 我至今非常感念。 《水晶孩童》是一篇寓言性質的小說， 我覺得它的優點是敘事風格， 以及處理細節的踏實。 老師們欣賞的原因， 大概余華老師在推薦語裡說得很清楚：“這似乎是一個虛幻的故事， 或者說是荒誕的故事， 可是作者在處理細部時的真實筆調， 讓我們覺得這是一個現實， 當然是一個濃縮的現實。 ”
記者：從2003年至今， 已經寫了15年小說。
張惠雯：一開始是帶有實驗性質的， 寫作狀態仿佛呈發散狀態：許多題材都想寫一寫， 什麼方法都想試一下。 但慢慢地， 無論從故事選材上還是風格上， 都有了自己的趣味， 反而收斂了， 下筆更怯懼、謹慎。
記者：你現在是怎樣的生活狀態？只是寫作嗎？你覺得寫作給自己帶來什麼？
張惠雯：我現在的生活狀態是全職的家庭主婦和母親， 可能一兩個月還不能寫一個字。 孩子的嬰幼兒時間就這麼幾年， 所以當好母親是我目前的生活之重。 但寫作仍然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東西， 就像我在《在南方》小說集後序裡寫的， 它賦予我的生命意義。 福樓拜曾說：“寫作是一種生活方式。 誰把這個美好而耗費精力的才能掌握到手,他就不是為了生活而寫作,而是為了寫作而生活。
其實， 無論移民還是非移民， 他們都會經歷我在小說中寫到的那些困頓、消沉、悲傷、感動、失望與希望。 與時代性、集體性、地域性這類東西相比， 這些故事更關乎人性， 普遍的人性。
記者：可否談談短篇小說集《在南方》？取名《在南方》， 但你並未局限於寫美國南部風情， 或在此生活的華人故事。 你如何看待這一短篇小說集在你創作歷程中的特殊意義？
張惠雯：《在南方》的主要地理背景是美國南方的德克薩斯州， 人物多是中國移民。 南部風情不是重點， 但它會在人物和故事裡自然而然浮現出來。 這個小說集像是一幅移民群像。
記者：你關注過八九十年代的移民小說麼？你覺得自己的寫作，和那個時代的寫作有何區別？
張惠雯：我讀過那時期的移民小說，包括更早的如於梨華、白先勇他們的臺灣移民小說。那個時期移民小說的“羈旅”、“鄉愁”色彩很濃，因為當時中美無論是物質還是文化的差異都非常大，這意味著移民生活更艱辛，更多不適和掙扎。譬如我們讀八九十年代的移民小說，會讀到很多知識份子為生計所迫去餐館打黑工的情節，如何在美國生存下去還是許多人面臨的問題。而且當時文化差異造成的震盪很激烈，所以很多小說著眼于東西方文化差異的比較。但我們今天的移民則不同，首先全球化使文化更融合，西方文化並不是多麼新鮮、刺激的東西。此外，今天中國到美國的移民大部分是技術移民，他們拿獎學金、做博士後，然後在學院或者企業工作，穩妥地進入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對這些人來說，生存不是問題，問題是別的東西。所以，我們這代移民和八十年代來的移民面臨的問題不一樣，那麼小說要表現的東西自然不一樣。在我的小說裡，東、西方只是提供一種背景，而非重點所在，最終，小說回歸到“人”這裡。
記者：從走上文學之路到現在，感覺你是一路暢通，不知在具體寫作過程中，有沒有遇到過困難或瓶頸，又是如何突破？你覺得自己的寫作，存在怎樣的問題？
張惠雯：寫作不可能是暢通的。寫的過程中總是充滿困難、停滯、自我懷疑、失望和焦慮。當然，收穫的快樂也是對等的。基本上，它比任何艱難的戀愛都持久，它會讓你持續吃苦但保持激情。寫作上遭遇的問題只能是隱私，因為那是你在找不到一個恰當的詞、合適的語序、意味深長的場景時遭遇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作者只能自己一一克服，在此過程中暗自成熟，變得隱忍。我最大的瓶頸是懶散，我絕不會早上六點爬起來碼字、每天堅持幾小時，我還是嚴重的拖延症患者。我深知我做不了一個勤奮、產量多而穩定的作家。目前的困難則是沒時間寫，太久不寫，寫作的功夫從某種程度上荒疏了。有時候一個小說念頭浮現出來，一些句子也出來了，但我沒法坐下來、安靜地把它整理出來。這種感覺不太好，仿佛籠中困獸，所以我雖然決定了照看孩子、放下寫作，有時仍會焦慮、暴躁……不過，我相信以後能把荒疏的東西慢慢找回來。
記者：在我有限的閱讀中，孤獨是你書寫的關鍵字之一。你如何看待孤獨之于作家，尤其是海外作家的意義？
張惠雯：我覺得小說對人應該有強烈的興趣，樂於接觸人，因為小說仍然是要寫人的。同時，寫作這個活兒只能獨自幹，需要大量不受干擾的時間，獨立的空間，這註定孤獨對於小說家來說非常重要。和人們在一起的時候，你就盡力觀察，但只有在孤獨的時候，你才能揣摩他們、梳理出他們的特點以及可能存在的故事性。孤獨的時候，往往是沉澱、分層、一切更清晰化的時候，感覺和想像的觸角都更敏銳。其實，寫作者怕的往往是熱鬧，是在生活表層的浮華泡沫上浮著、不得沉靜。
記者：《夜色》《暮色溫柔》小說中描寫的母女或父子關係是緊張的。不知是否是偶然的現象？
張惠雯：一般來說，母女、父子關係都會存在問題，這不僅是代溝問題，而是那種慣常的交流的缺失、觀念的差異。緊張只是外在的表現。如果一方表現出來抵抗，那就緊張，如果選擇避開問題選擇隱忍，那就不會緊張。《夜色》體現的更是一種種族矛盾，因為女兒找了黑人男朋友，這個華人家庭兩代之間的隔閡、價值觀差異就被激化了。
記者：感覺閱讀你的小說，還是相對簡單，無論是人物塑造還是故事情節、語言，你覺得呢？也許是我讀得比較匆忙，感覺不夠準確。
張惠雯：我的小說總體而言是“容易讀”的。詞句和結構，並沒有什麼晦澀難懂的。在選擇詞語的時候，在準確度相似的前提下，我一定會選更簡單常用的那個詞。小說結構上也沒有採用什麼令人費解的實驗方法。所以，要讀這些小說很容易，但如果讀得更深一些，讀出那些“略去”的東西和語言的留白，理解那些並不那麼明顯表達出來的暗喻和意境，那還是需要延展一個人的理解力和感受力的。容易讀的東西不一定簡單。我舉一個經典的例子，譬如喬伊絲的《都柏林人》。每個故事本身一點兒也不複雜，一個人的英語詞彙量不需要很大就能讀原文。但許多人讀不出它的好，覺得它並沒有寫什麼像樣的故事、深奧的技巧啊。喬伊絲那種絢爛之極的平淡、豐富之極的素樸、激情之極的冷鬱，需要的不僅是深刻的感受力和理解力，甚至還要求一個讀者有豐厚的閱讀積累。沒有閱讀過《都柏林人》之前的大量古典小說文本，就不容易理解《都柏林人》的價值所在和它開創性的文體風格。所以，這樣的小說，你可以說它容易讀，但讀出其味道其實更難。
記者：有沒有計畫寫作長篇？對未來有何規劃？你心目中的好小說是怎樣的？
張惠雯：沒有，我不覺得我非得寫個長篇，沒有什麼急迫性，所以暫時也沒有具體的規劃。以後也許會突然產生寫長篇的興趣，那就到時再寫。過去三四年無暇寫作的時間裡，我腦子裡盤旋過一些小說的念頭，有些永遠消失了，有些還殘留下來一點兒。等兒子上學之後，我會著手寫些短篇，然後寫幾個中篇，如果時間允許，也許再翻譯幾篇自己喜歡的小說。我心目中的好小說很多，但一些基本的標準是：它的語言必然是好的，它是有強烈風格的，它的細節是豐厚的、它是有詩意的，它對這世界是懷著善意的……（來源|中華讀書報 作者|魯大智）
記者：你關注過八九十年代的移民小說麼？你覺得自己的寫作，和那個時代的寫作有何區別？
張惠雯：我讀過那時期的移民小說，包括更早的如於梨華、白先勇他們的臺灣移民小說。那個時期移民小說的“羈旅”、“鄉愁”色彩很濃，因為當時中美無論是物質還是文化的差異都非常大，這意味著移民生活更艱辛，更多不適和掙扎。譬如我們讀八九十年代的移民小說，會讀到很多知識份子為生計所迫去餐館打黑工的情節，如何在美國生存下去還是許多人面臨的問題。而且當時文化差異造成的震盪很激烈，所以很多小說著眼于東西方文化差異的比較。但我們今天的移民則不同，首先全球化使文化更融合，西方文化並不是多麼新鮮、刺激的東西。此外，今天中國到美國的移民大部分是技術移民，他們拿獎學金、做博士後，然後在學院或者企業工作，穩妥地進入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對這些人來說，生存不是問題，問題是別的東西。所以，我們這代移民和八十年代來的移民面臨的問題不一樣，那麼小說要表現的東西自然不一樣。在我的小說裡，東、西方只是提供一種背景，而非重點所在，最終，小說回歸到“人”這裡。
記者：從走上文學之路到現在，感覺你是一路暢通，不知在具體寫作過程中，有沒有遇到過困難或瓶頸，又是如何突破？你覺得自己的寫作，存在怎樣的問題？
張惠雯：寫作不可能是暢通的。寫的過程中總是充滿困難、停滯、自我懷疑、失望和焦慮。當然，收穫的快樂也是對等的。基本上，它比任何艱難的戀愛都持久，它會讓你持續吃苦但保持激情。寫作上遭遇的問題只能是隱私，因為那是你在找不到一個恰當的詞、合適的語序、意味深長的場景時遭遇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作者只能自己一一克服，在此過程中暗自成熟，變得隱忍。我最大的瓶頸是懶散，我絕不會早上六點爬起來碼字、每天堅持幾小時，我還是嚴重的拖延症患者。我深知我做不了一個勤奮、產量多而穩定的作家。目前的困難則是沒時間寫，太久不寫，寫作的功夫從某種程度上荒疏了。有時候一個小說念頭浮現出來，一些句子也出來了，但我沒法坐下來、安靜地把它整理出來。這種感覺不太好，仿佛籠中困獸，所以我雖然決定了照看孩子、放下寫作，有時仍會焦慮、暴躁……不過，我相信以後能把荒疏的東西慢慢找回來。
記者：在我有限的閱讀中，孤獨是你書寫的關鍵字之一。你如何看待孤獨之于作家，尤其是海外作家的意義？
張惠雯：我覺得小說對人應該有強烈的興趣，樂於接觸人，因為小說仍然是要寫人的。同時，寫作這個活兒只能獨自幹，需要大量不受干擾的時間，獨立的空間，這註定孤獨對於小說家來說非常重要。和人們在一起的時候，你就盡力觀察，但只有在孤獨的時候，你才能揣摩他們、梳理出他們的特點以及可能存在的故事性。孤獨的時候，往往是沉澱、分層、一切更清晰化的時候，感覺和想像的觸角都更敏銳。其實，寫作者怕的往往是熱鬧，是在生活表層的浮華泡沫上浮著、不得沉靜。
記者：《夜色》《暮色溫柔》小說中描寫的母女或父子關係是緊張的。不知是否是偶然的現象？
張惠雯：一般來說，母女、父子關係都會存在問題，這不僅是代溝問題，而是那種慣常的交流的缺失、觀念的差異。緊張只是外在的表現。如果一方表現出來抵抗，那就緊張，如果選擇避開問題選擇隱忍，那就不會緊張。《夜色》體現的更是一種種族矛盾，因為女兒找了黑人男朋友，這個華人家庭兩代之間的隔閡、價值觀差異就被激化了。
記者：感覺閱讀你的小說，還是相對簡單，無論是人物塑造還是故事情節、語言，你覺得呢？也許是我讀得比較匆忙，感覺不夠準確。
張惠雯：我的小說總體而言是“容易讀”的。詞句和結構，並沒有什麼晦澀難懂的。在選擇詞語的時候，在準確度相似的前提下，我一定會選更簡單常用的那個詞。小說結構上也沒有採用什麼令人費解的實驗方法。所以，要讀這些小說很容易，但如果讀得更深一些，讀出那些“略去”的東西和語言的留白，理解那些並不那麼明顯表達出來的暗喻和意境，那還是需要延展一個人的理解力和感受力的。容易讀的東西不一定簡單。我舉一個經典的例子，譬如喬伊絲的《都柏林人》。每個故事本身一點兒也不複雜，一個人的英語詞彙量不需要很大就能讀原文。但許多人讀不出它的好，覺得它並沒有寫什麼像樣的故事、深奧的技巧啊。喬伊絲那種絢爛之極的平淡、豐富之極的素樸、激情之極的冷鬱，需要的不僅是深刻的感受力和理解力，甚至還要求一個讀者有豐厚的閱讀積累。沒有閱讀過《都柏林人》之前的大量古典小說文本，就不容易理解《都柏林人》的價值所在和它開創性的文體風格。所以，這樣的小說，你可以說它容易讀，但讀出其味道其實更難。
記者：有沒有計畫寫作長篇？對未來有何規劃？你心目中的好小說是怎樣的？
張惠雯：沒有，我不覺得我非得寫個長篇，沒有什麼急迫性，所以暫時也沒有具體的規劃。以後也許會突然產生寫長篇的興趣，那就到時再寫。過去三四年無暇寫作的時間裡，我腦子裡盤旋過一些小說的念頭，有些永遠消失了，有些還殘留下來一點兒。等兒子上學之後，我會著手寫些短篇，然後寫幾個中篇，如果時間允許，也許再翻譯幾篇自己喜歡的小說。我心目中的好小說很多，但一些基本的標準是：它的語言必然是好的，它是有強烈風格的，它的細節是豐厚的、它是有詩意的，它對這世界是懷著善意的……（來源|中華讀書報 作者|魯大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