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建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但基建投資又與政府債務密切相關， 在嚴控地方債務風險的當下， 基建規模總體是否過度？地方基建又存在怎樣的不平衡狀態？
4月23日，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舉行季度宏觀政策報告會， CF40高級研究員張斌在研究報告中指出， 中國當前基建投資處於較高水準， 但難以判定是否過高， 從另一角度看， 這也不失為一種次優選擇。 從功能視角來看， 當前大城市基建投資率偏低， 小城市基建投資率偏高， 存在大量人口流出而且基建投資率高企的四線和其他類型城市。
基建投資處於高位
當前基建增速逐步下降， 但基建投資結構發生顯著變化。 基建投資主要包括三類：（1）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及供應；（2）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3）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 張斌指出， 基建主體不是“鐵公機”， （1）類在全部基建投資中占比持續下降， 從2005奶牛的33%下降到2017的17%， （2）類占比緩慢下降， 從2005年的40%下降到2017年的35%， （3）類占比快速上升， 從2005年的27%上升到2017年的48%。
基建中份額最大且增長最快的是公共設施管理業。 截至2017年，
中國基建投資是否過高？報告對比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 以政府公共投資形成在GDP中的比重， 與城市化率為座標進行比較。 在城市化率達到較高水準以前， 公共投資資本形成/GDP之比持續提升， 峰值在6%-10%之間， 城市化率較高水準後這一比例開始持續下降。
在日本， 城市化率達到75%以前， 基建投資和公共資本形成在GDP裡的占比是持續提高。 但到了城市化率75%以後就慢慢下降。 韓國這一比例在4%-6%之間箱體波動， 當城市化率超過80%後向下調整。 在中國臺灣， 這一比例在20世紀90年代初接近8%對應城市化率提升至68%，
以上述國家和地區經驗作為參照， 中國基建類固定資產投資/GDP占比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6.7%持續上升， 目前達到20.4%的高位。 需要指出的是， 日韓等公共部門資本形成對於基建投資並未全覆蓋， 如國企參與固定投資， 此外中國存在消費低估的情況， 綜合來看， 中國基建投資率可能偏高但不必擔心。
另一種看法是， 中國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不到位、土地和住房市場扭曲、金融市場發育不足等系列原因遏制了居民部門消費增長， 居民消費及投資總體上不足以帶來維持充分就業所需要的總需求增長。 如果外需乏力， 就需要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維持總需求水準。 儘管基建對民營投資並未看到有明顯的擠出效應，
大量四線及以下城市基建效率堪憂
基建的作用在於服務人的生活和經濟發展。 如果一個地區人口流入、產業興旺， 意味著居民和經濟活動從基建中受益， 反之基建效率堪憂。
報告從人口流入與基建投資、經濟增速與基建投資兩個維度考察基建水準。 樣本城市共計155個， 包括5個一線城市、20個二線城市、23個三線城市以及107個四線及以下類型城市。
比較發現， 相對於人口流入， 大城市基建投資率偏低， 小城市基建投資率偏高， 存在大量人口流出且基建投資率高企的四線和其他類型城市。
報告指出， 一線城市深圳人口流入最快而基建投資率處於樣本城市中最低水準行列。
相對於經濟增長， 大城市基建投資率偏低， 部分三、四線和其他類型城市基建投資率偏高。
綜合來看， 報告將同時滿足人口流入、相對於GDP增速基建投資率偏低的城市列為基建投資功能潛力大的城市。 3個一線城市和8個二線城市入圍。 人口流出且相較GDP增速基建投資率偏高的城市定為潛力小的城市， 其中有1個二線城市外， 其他均是三四線和其他類型城市。 其餘城市為潛力模糊城市。
部分四線城市為基建過度舉債
基礎設施投資項目收到融資約束，在當前城投公司成為基建主體單位的背景下，從各地城投公司的債務可持續情況可以反映地方是否過度舉債進行基建。
報告選取城投公司總債務和當地GDP比率以及城投公司的資產負債率、利息保障倍數和流動比例等指標來判斷城投公司的債務風險狀況。
結果發現，在261個樣本城市中，156個城市城市債務率低於25%，70個城市債務率處於25%-50%之間，18個城市債務率處於50%-75%之間，17個城市債務率超過75%，7個城市高於100%。
報告指出，總體來看，城市越大資產負債率越高，然而資產負債率超70%的城市集中在三四線和其他類型城市。
大部分城市利息保障倍數有保障，部分三、四線城市利息保障倍數低於安全線。絕大部分城市短期償債能力有保障。
深圳基建空間最大
將基建功能實繳和債務視角綜合考慮，報告將城市分為六大類型：I類，潛力大，風險低；II類，潛力大、風險高； III類，潛力模糊、風險低；IV類，潛力模糊、風險高；V類，潛力小，風險低；VI類，潛力小、風險高。
具體來看：
I類：包括一線城市深圳，二線城市中的重慶、長沙、南京、鄭州、武漢、合肥、蘇州，以及15個三、四線及其他類型城市，在109個樣本城市中占比21%。
II類：包括一線城市天津、廣州，二線城市寧波以及另2個中小城市。張斌指出，天津在2017年後人口轉向負增長，如果這一勢頭繼續其城市潛力會下降一個等級。廣州是因為城投公司流動資產較低，但這一局面很容易改善並轉向I類城市。
III類：包括一線北京、上海，二線城市中的瀋陽、大連、無錫、溫州，還有28個三、四線及其他類型城市。北京、上海、溫州等地在這一類型主要是近年來出現了常住人口負增長的情況，無錫、大連、瀋陽則是GDP增速跟不上。這類城市占樣本數30%。
IV類：沒有一線城市，有東莞和佛山2個二線城市，3個四線及其他類型城市。東莞因常住人口負增長，地方平臺流動性資產占比過低；佛山因GDP增速相對基建過高，地方平臺流動性資產占比過低。考慮到流動資產占比容易調整，東莞2017年後人口開始正增長，佛山GDP增速2017年有明顯起色，容易擺脫這一類型。
V類：沒有一線城市，有唐山一個二線城市，29個四線和其他類型城市。
VI類：全部是三線、四線和其他類型城市。
報告指出，前三類城市有進一步擴大基建投資的空間，尤其是深圳這樣人口流入、基建投資率低且債務可持續性高的一線城市，大部分一線和二線城市都在前三類城市，後三類城市可能面臨過度基建。主要集中在三線、四線和其他類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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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城市為潛力模糊城市。部分四線城市為基建過度舉債
基礎設施投資項目收到融資約束，在當前城投公司成為基建主體單位的背景下，從各地城投公司的債務可持續情況可以反映地方是否過度舉債進行基建。
報告選取城投公司總債務和當地GDP比率以及城投公司的資產負債率、利息保障倍數和流動比例等指標來判斷城投公司的債務風險狀況。
結果發現，在261個樣本城市中，156個城市城市債務率低於25%，70個城市債務率處於25%-50%之間，18個城市債務率處於50%-75%之間，17個城市債務率超過75%，7個城市高於100%。
報告指出，總體來看，城市越大資產負債率越高，然而資產負債率超70%的城市集中在三四線和其他類型城市。
大部分城市利息保障倍數有保障，部分三、四線城市利息保障倍數低於安全線。絕大部分城市短期償債能力有保障。
深圳基建空間最大
將基建功能實繳和債務視角綜合考慮，報告將城市分為六大類型：I類，潛力大，風險低；II類，潛力大、風險高； III類，潛力模糊、風險低；IV類，潛力模糊、風險高；V類，潛力小，風險低；VI類，潛力小、風險高。
具體來看：
I類：包括一線城市深圳，二線城市中的重慶、長沙、南京、鄭州、武漢、合肥、蘇州，以及15個三、四線及其他類型城市，在109個樣本城市中占比21%。
II類：包括一線城市天津、廣州，二線城市寧波以及另2個中小城市。張斌指出，天津在2017年後人口轉向負增長，如果這一勢頭繼續其城市潛力會下降一個等級。廣州是因為城投公司流動資產較低，但這一局面很容易改善並轉向I類城市。
III類：包括一線北京、上海，二線城市中的瀋陽、大連、無錫、溫州，還有28個三、四線及其他類型城市。北京、上海、溫州等地在這一類型主要是近年來出現了常住人口負增長的情況，無錫、大連、瀋陽則是GDP增速跟不上。這類城市占樣本數30%。
IV類：沒有一線城市，有東莞和佛山2個二線城市，3個四線及其他類型城市。東莞因常住人口負增長，地方平臺流動性資產占比過低；佛山因GDP增速相對基建過高，地方平臺流動性資產占比過低。考慮到流動資產占比容易調整，東莞2017年後人口開始正增長，佛山GDP增速2017年有明顯起色，容易擺脫這一類型。
V類：沒有一線城市，有唐山一個二線城市，29個四線和其他類型城市。
VI類：全部是三線、四線和其他類型城市。
報告指出，前三類城市有進一步擴大基建投資的空間，尤其是深圳這樣人口流入、基建投資率低且債務可持續性高的一線城市，大部分一線和二線城市都在前三類城市，後三類城市可能面臨過度基建。主要集中在三線、四線和其他類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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