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彥：《中國朋黨史》， 東方出版中心， 2016年8月出版， 593頁， 75.00元。
治中國政治史， “朋黨”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但是， 以“朋黨史”為專題研究的， 並不多見。
《朋黨政治研究》
對朋黨作這樣的判斷， 與作者關於“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史同時也是一部朋黨史”的基本估計有關。
就朋黨形成的“血緣和地緣：群體結合的凝聚力”之問題， 作者從家族宗法、鄉土觀念以及封閉地域中的心理認同這幾個方面入手， 指出：“封閉的地域造成了人們心理上的隔閡， 再加上封建王朝的選官制度本身就是小農經濟結構的產物， 這些人一旦登上了政治舞臺，
就朋黨爭鬥中形成的“南北士大夫集團的對峙與抗衡”之問題， 作者則抓住了南北士族勢力的此消彼長；利益關係的變化及其歷史成因；明清時代朋黨結合的紐帶——鄉里、科舉同年或門生座師、兒女姻親；以及南北官僚勢力平衡的最終打破；南方士人集團優勢的形成諸問題，
就朋黨在官場上“結黨貪污， 敗壞吏治”之問題， 作者以朱元璋的“掌錢谷者盜錢谷， 掌刑名者出入刑名”的話頭為題， 引章學誠“州縣有千金之通融， 則胥吏得而謀萬金之利；督撫有萬金之通融， 州縣得而謀十萬金之利”語， 以具體的史料說明“不少官員一到任所， 便大力網羅黨羽， 往往在本衙門內大量擴充書吏、衙役的人數， 將許多‘頑惡潑皮’、社會渣滓委充吏役， 收為己用”， “他們‘在鄉結黨害民， 議受贓私， 密謀科斂， 夤緣作弊’”， “這些人勾結起來， 無惡不作， 無所不為， 成為一股擁有很大勢力、具有很大能量的地方性惡勢力”的歷史現象， 由此揭示了“官僚集團比官員個人的貪污能量要大得多”；“結党貪污完全是封建官僚政治體制的產物”；奉行的準則是“寧負朝廷，不負朋黨”；皇權真正顧忌的是朋黨在政治上的野心；“君主既然利用政治權力攫取經濟利益而‘富有天下’，將整個國家都視為自己的私產，而為其服務的官僚集團也同樣要分享這種權益”這樣一些基本問題，並指出官僚貪污是君主利用官僚集團的一種“特殊的再分配形式”。
導言最後以王夫之所謂“朋黨興，人心國是如亂絲之不可理”為題，論“國無黨禍而不亡”的道理。作者認為，“朋黨政治中的官僚之間的關係，就是通過無窮無盡的迎送、參謁、饋送來維繫的，而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也需要有人扶持幫襯，以便上下其手，互相奧援，徇情庇護，結成利益共同體”，從根本上“導致了封建官僚政治的極端腐朽，吏治的極端腐敗”；“朋黨敗壞吏治，破壞封建統治的穩定，干擾君主的用人行政之權，使國家政令無法有效貫徹，甚至造成亡國之禍”，必然“使歷代君主頗為痛恨”；而“進步、革新勢力與頑固、保守勢力在政治上的尖銳對立，並不能掩蓋兩者之間所具有的共同特徵，即強烈的封閉性、排他性。他們各立門戶，附己者則善，異己者則惡，儘管程度不同，但都逃不出黨同伐異的傳統窠臼，因此新舊黨爭也往往以朋黨鬥爭的形式出現”。
在導言所呈現的上述中國歷史上朋黨之爭的問題中，作者逐章討論了自先秦到明清的朋黨爭鬥的特點。其研究的方法，是將個案分析與時代政治格局的整體把握相結合。作者坦陳自己“對東漢、三國及明代的黨爭著墨較多，用力較勤”。但通觀全書，作者對中國歷史上的朋黨問題，既有具體分析，又有整體性把握。比如，對於北宋時期因變法而形成的新舊黨之爭，作者在做了詳細的分析之後，對於民國學者王桐齡將當時“新舊黨傾軋之禍”一概歸之於“意氣相競”的意見是否定的，而認為慶曆至熙豐時期新舊黨“確實圍繞著北宋王朝是否需要變革而展開鬥爭，與‘意氣相競’毫無關聯”，“元祐之後的新舊黨爭才算得上‘無智愚賢不肖，悉自投於蜩螗沸羹之中’，而難有是非曲直之分”。作者還從分析中國傳統社會長期形成的“惰性”入手，一方面強調“恪守傳統的思想觀念不僅存在於統治階級內部，同時還深深地紮根於社會各階層人們的觀念之中，凝結、積澱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層結構裡”；一方面又強調使舊黨“感到切膚之痛的是，如果一旦大規模地改革舊制，就會損害他們的許多特權”，並引嚴複“小人非不知變法之利國也，顧不變則通國失其公利，變則一己被其近災。公利遠而難見，近災切而可憂，則終不以之相易”的道理，以說明後來的新黨之中佈滿小人，亦皆唯利是圖的“地地道道的中山狼”，北宋王朝就亡于他們“得志便倡狂”的追求私利之中，由此而對“寧負朝廷，不負朋黨”的朋黨之爭的性質作了深刻揭露。
明朝滅亡的時候，有人哀歎：過去“漢與外戚共天下，唐與女後、宦官共天下，魏晉以下與膏梁子弟共天下，宋與奸臣共天下，元與族類共天下”，而明朝沒有這些問題，是皇帝乾綱獨斷，又怎麼也會弄到亡國的呢！讀此《中國朋黨史》，我們就可以明白清楚地知道，歷朝得與帝王“共天下”者，都不過是朋黨。明朝的皇帝雖不欲不與人“共天下”，而只依靠宮奴(宦官)和家臣（內閣大學士）直接控制政府，結果卻是党爭之盛，曠古所未有。蓋皇權越是專制，執行者就越是權重；執行者越是權重，也就越傾向於結黨營私，以至於朋黨之間的衝突變得越來越你死我活。你看明末的時候，不僅士大夫各皆為朋黨，後來甚至與宦官結成了閹黨。明朝的官僚士大夫普遍地“寧負朝廷，而不敢犯眾議”，“寧負朝廷之恩，不敢犯大臣之怒”，就是由於他們心中“有朋黨而無是非”。這種極端的情況，一旦因權力失衡而引發爆炸性的利益衝突，“寧負朝廷，不負朋黨”，就成為朋黨鬥爭的唯一選擇。總而言之，朋黨導源於統治集團內部矛盾；而權力越是專制，朋黨鬥爭就越是厲害。
中國歷史上的朋黨鬥爭，一方面固然是皇權專制的必然產物，其激烈程度亦與皇權專制的程度成正比；而另一方面，即當這種鬥爭達到一定程度之後，就會反過來削弱皇權，並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導致皇權崩潰的決定性力量。正是在這兩個方面，朱子彥先生的這部《中國朋黨史》，對於中國歷史上各種形式的朋黨鬥爭的來龍去脈、各時期因統治階級集團內部矛盾而形成的朋黨鬥爭的特點，以及皇權不斷強化與朋黨鬥爭之間關係，提供了一種新穎、具體而深入的解釋。它不僅對以往中國歷史上朋黨問題研究作了一個很好的總結，亦將這一研究整體性地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由此揭示了“官僚集團比官員個人的貪污能量要大得多”；“結党貪污完全是封建官僚政治體制的產物”；奉行的準則是“寧負朝廷，不負朋黨”；皇權真正顧忌的是朋黨在政治上的野心；“君主既然利用政治權力攫取經濟利益而‘富有天下’，將整個國家都視為自己的私產，而為其服務的官僚集團也同樣要分享這種權益”這樣一些基本問題，並指出官僚貪污是君主利用官僚集團的一種“特殊的再分配形式”。導言最後以王夫之所謂“朋黨興，人心國是如亂絲之不可理”為題，論“國無黨禍而不亡”的道理。作者認為，“朋黨政治中的官僚之間的關係，就是通過無窮無盡的迎送、參謁、饋送來維繫的，而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也需要有人扶持幫襯，以便上下其手，互相奧援，徇情庇護，結成利益共同體”，從根本上“導致了封建官僚政治的極端腐朽，吏治的極端腐敗”；“朋黨敗壞吏治，破壞封建統治的穩定，干擾君主的用人行政之權，使國家政令無法有效貫徹，甚至造成亡國之禍”，必然“使歷代君主頗為痛恨”；而“進步、革新勢力與頑固、保守勢力在政治上的尖銳對立，並不能掩蓋兩者之間所具有的共同特徵，即強烈的封閉性、排他性。他們各立門戶，附己者則善，異己者則惡，儘管程度不同，但都逃不出黨同伐異的傳統窠臼，因此新舊黨爭也往往以朋黨鬥爭的形式出現”。
在導言所呈現的上述中國歷史上朋黨之爭的問題中，作者逐章討論了自先秦到明清的朋黨爭鬥的特點。其研究的方法，是將個案分析與時代政治格局的整體把握相結合。作者坦陳自己“對東漢、三國及明代的黨爭著墨較多，用力較勤”。但通觀全書，作者對中國歷史上的朋黨問題，既有具體分析，又有整體性把握。比如，對於北宋時期因變法而形成的新舊黨之爭，作者在做了詳細的分析之後，對於民國學者王桐齡將當時“新舊黨傾軋之禍”一概歸之於“意氣相競”的意見是否定的，而認為慶曆至熙豐時期新舊黨“確實圍繞著北宋王朝是否需要變革而展開鬥爭，與‘意氣相競’毫無關聯”，“元祐之後的新舊黨爭才算得上‘無智愚賢不肖，悉自投於蜩螗沸羹之中’，而難有是非曲直之分”。作者還從分析中國傳統社會長期形成的“惰性”入手，一方面強調“恪守傳統的思想觀念不僅存在於統治階級內部，同時還深深地紮根於社會各階層人們的觀念之中，凝結、積澱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層結構裡”；一方面又強調使舊黨“感到切膚之痛的是，如果一旦大規模地改革舊制，就會損害他們的許多特權”，並引嚴複“小人非不知變法之利國也，顧不變則通國失其公利，變則一己被其近災。公利遠而難見，近災切而可憂，則終不以之相易”的道理，以說明後來的新黨之中佈滿小人，亦皆唯利是圖的“地地道道的中山狼”，北宋王朝就亡于他們“得志便倡狂”的追求私利之中，由此而對“寧負朝廷，不負朋黨”的朋黨之爭的性質作了深刻揭露。
明朝滅亡的時候，有人哀歎：過去“漢與外戚共天下，唐與女後、宦官共天下，魏晉以下與膏梁子弟共天下，宋與奸臣共天下，元與族類共天下”，而明朝沒有這些問題，是皇帝乾綱獨斷，又怎麼也會弄到亡國的呢！讀此《中國朋黨史》，我們就可以明白清楚地知道，歷朝得與帝王“共天下”者，都不過是朋黨。明朝的皇帝雖不欲不與人“共天下”，而只依靠宮奴(宦官)和家臣（內閣大學士）直接控制政府，結果卻是党爭之盛，曠古所未有。蓋皇權越是專制，執行者就越是權重；執行者越是權重，也就越傾向於結黨營私，以至於朋黨之間的衝突變得越來越你死我活。你看明末的時候，不僅士大夫各皆為朋黨，後來甚至與宦官結成了閹黨。明朝的官僚士大夫普遍地“寧負朝廷，而不敢犯眾議”，“寧負朝廷之恩，不敢犯大臣之怒”，就是由於他們心中“有朋黨而無是非”。這種極端的情況，一旦因權力失衡而引發爆炸性的利益衝突，“寧負朝廷，不負朋黨”，就成為朋黨鬥爭的唯一選擇。總而言之，朋黨導源於統治集團內部矛盾；而權力越是專制，朋黨鬥爭就越是厲害。
中國歷史上的朋黨鬥爭，一方面固然是皇權專制的必然產物，其激烈程度亦與皇權專制的程度成正比；而另一方面，即當這種鬥爭達到一定程度之後，就會反過來削弱皇權，並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導致皇權崩潰的決定性力量。正是在這兩個方面，朱子彥先生的這部《中國朋黨史》，對於中國歷史上各種形式的朋黨鬥爭的來龍去脈、各時期因統治階級集團內部矛盾而形成的朋黨鬥爭的特點，以及皇權不斷強化與朋黨鬥爭之間關係，提供了一種新穎、具體而深入的解釋。它不僅對以往中國歷史上朋黨問題研究作了一個很好的總結，亦將這一研究整體性地向前推進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