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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犬之島》中架空的日本:是迷影情結還是“文化挪用”?

『思想界』欄目是介面文化每週一推送的固定欄目, 我們會選擇上一周被熱議的1至2個文化/思想話題, 為大家展現聚焦於此的種種爭論與觀點衝突。 本周的『思想界』, 我們關注韋斯·安德森的新片《犬之島》。

繼《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之後, “強迫症”導演韋斯·安德森的第二部動畫長片《犬之島》於4月20日和中國觀眾見面了, 與前作相比, 這部以汪星人為主角的電影更具現實批判意義。

《犬之島》的故事發生在未來的日本, 一場犬流感讓整個城市陷入恐慌, 本就是貓奴的市長小林趁機下令將城市裡的所有犬類都流放到一座名叫“垃圾島”的孤島上(導演稱“垃圾島”的原型為日本著名的無人荒島“軍艦島”),

連自己侄子小林中孝的愛犬點點也不放過。 為了找回點點, 中孝偷偷駕駛一架小型飛機前往“垃圾島”, 在五隻性格迥異的汪星人的幫助下, 中孝救回了點點, 還戳穿了市長的陰謀, 讓流離失所的狗狗們重返家園。

在影片的美術設計層面, 安德森再次展示了他的迷影情結和對細節的精雕細琢, 黑澤明、小津安二郎和宮崎駿等日本電影大師的作品都是他的靈感來源。 然而, 影片也因大量“堆砌”相撲、櫻花、壽司、俳句等日本文化元素而被詬病為一種“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 在故事層面, 影片對日本歷史和現實政治的影射, 及其“以犬喻人”對種族問題進行的反思引發了許多討論,

甚至還有評論將影片與二戰期間美國政府非法關押日裔美國人的歷史聯繫在了一起。

架空的日本:是迷弟(fanboy)的致敬還是白人導演的“文化挪用”?

韋斯·安德森的電影一向以其獨特的視覺風格和對對稱構圖“強迫症”般的苛求而聞名,

《犬之島》也不例外, 觀眾最期待看到的, 就是導演如何以他的方式來再現獨樹一幟的日本文化。 《三聯生活週刊》的評論認為, 從《穿越大吉嶺》到《布達佩斯大飯店》再到《犬之島》, 充滿異域風情的空間設計一直是韋斯·安德森電影的特色之一, 這部分源於他本人的迷影情結, 世界各國的偉大電影都是他創作的靈感來源。 《穿越大吉嶺》是致敬印度電影大師薩蒂亞吉特·雷伊, 《布達佩斯大飯店》是對那些以中歐為背景的好萊塢電影的再現, 《犬之島》則受到了黑澤明、宮崎駿等日本電影人美學風格的啟發。 除了安德森作為影迷的私心, 《犬之島》的故事中透出的那種人的孤獨感和生活的秩序感似乎也格外適合在日本文化的語境中呈現。

韋斯·安德森並不諱言黑澤明對他的影響, 但在他看來, 這種影響並不體現在影片中某個具體的場景或情節, 影響他的, 是黑澤明電影中對鈍感的日本人和黑暗的現實世界淋漓盡致的刻畫。 如果說《犬之島》的整體氣質源于黑澤明, 那麼其中的空間和建築設計則來自另一位日本電影大師小津安二郎。 小津對戰後日本家庭生活的描摹細膩而深刻, 那些親情故事大多發生在傳統的日式建築裡, 局促的空間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日本人的家庭關係。 在《犬之島》中, 人與人、人與狗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于導演對空間的運用, 藝術指導保羅·哈樂德認為, 與其說是安德森借鑒了小津, 不如說是他們本來就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擅長使用對稱的元素,

以及對角色進行結構性佈局。

儘管如此, 《犬之島》中的日本與真實的日本仍有一定距離, 在影片的美術設計埃裡卡·多恩看來, 這是韋斯·安德森故意所為。 就像當年的《布達佩斯大飯店》, 觀眾很容易從安德森使用的視覺元素中識別出電影的地域和文化背景, 但影片卻不戳破, 可以營造出一種疏離、架空的效果。

但在一些西方影評人看來, 韋斯·安德森在《犬之島》中對日本文化的處理難逃“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之嫌。 在一篇“澎湃新聞·有戲”的評論中, 作者韋伊列舉了一些西方影評人的觀點。 首先對安德森發難的《洛杉磯時報》的是亞裔影評人Justin Chang, 雖然他大體上肯定了影片的藝術水準, 但也指出,導演在塑造片中的日本人角色時,落入了種族刻板印象的窠臼。隨後,日裔影評人Jen Yamato也在推特上表示:“本片號稱是在致敬,實際卻以多種方式故意無視、挪用、排擠了日本文化和日本民眾,這真的很醜陋。”

所謂“文化挪用”,指的是處於強勢地位的某種文化,從弱勢文化那裡借用一些元素,這種借用並不是平等的文化交流,由於殖民主義和不平等權力關係的存在,它往往被認為是對弱勢文化的一種冒犯和消費。同時,判斷“文化挪用”的標準,也相對模糊,是不是所有借用了異國異族文化元素的行為都可以被扣上“文化挪用”的帽子,真誠的欣賞和致敬又是否存在呢?

在一些西方影評人看來,自稱對日本文化充滿感情的韋斯·安德森,在《犬之島》中植入了大量西方人眼中最具特色的日本文化元素,如相撲、動漫、櫻花、壽司、太鼓、俳句等等,在營造異國情調的同時,也暴露了創作者的刻板印象。《滾石》雜誌的影評人David Fear就認為,“向外國文化致敬,和把從外國電影中撿拾來的各種元素堆砌在一起,當做某種富有異域情調的背景板,根本就是兩回事,不可混為一談。這正是《犬之島》的問題所在。”

另一個爭議點在於影片中的唯一一個白人角色,美國交換生翠西。許多影評人在這個角色身上看到了“白人救世主”的影子,是她在日本民眾還被政府蒙在鼓裡的時候,第一個揭竿而起,聲討陰謀家市長,並最終伸張了正義。因此,有批評者認為,安德森所謂“《犬之島》是寫給日本的一封情書”不過是個幌子,日本只是影片的背景板,故事仍然遵循了標準的“美國白人拯救世界”的敘事套路。

有趣的是,在批評《犬之島》的聲音在西方社交媒體上最猛烈的那幾天,批評的始作俑者Justin Change接受了英國《每日電訊報》採訪,他表示自己並沒有被《犬之島》冒犯到,也無疑對它宣戰,是網友誤讀了他的影評。與此同時,供職於《紐約》雜誌的日裔影評人Emily Yoshida採訪了幾位看過《犬之島》的土生土長的日本人,他們大多表示很喜歡這部電影,認為其中對日本文化的呈現並無不敬之處。

一邊是西方影評人(少數幾位為亞裔,大多數是白人)為日本文化和日本觀眾鳴不平,另一邊,日本本土觀眾自己卻表示並未感到冒犯。事實上,早先關於《奇異博士》中的蒂爾達·斯文頓一角、《攻殼機動隊》中斯嘉麗·詹森一角以及《長城》中馬特·達蒙一角涉嫌“洗白”(whitewashing)——即用白人演員扮演亞裔角色——的爭議,也都是西方媒體和歐美吃瓜群眾炒得火熱,而亞洲觀眾反而無動於衷、見怪不怪。

評論認為,這種現象一方面是西方長期文化強勢的結果;另一方面,西方媒體在反思自身的同時,也有意無意地扮演起了“白人救世主”的角色,對於東方主義的批判,本身又呈現出某種東方主義的色彩來。

“以犬寫人”的種族寓言:《犬之島》背後的日裔美國人苦難史

《犬之島》的故事靈感來自安德森的上一部定格動畫《了不起的狐狸爸爸》,在創作《了不起的狐狸爸爸》的過程中,安德森偶然看到倫敦泰晤士河岸邊的一塊路牌上寫著“犬之島”,據說這裡曾經是國王獵狗的地方,現在已經變成了一片工業區。於是安德森想到了一個關於一群狗和孤島的故事,這就是《犬之島》的雛形。

在“澎湃新聞·有戲”的評論《犬之島:藏在溫情想像中的種族災難史》中,作者兔恰恰認為,比起《布達佩斯大飯店》對二戰歷史的匆匆一瞥,《犬之島》中對日本政治和歷史的影射則要具體得多。例如,小林中孝墜落到流放狗狗的荒島上時,島上升起了一團“蘑菇雲”,讓人聯想到美軍在日本投下的第一顆原子彈的名字就叫“小男孩”(little boy);此外,影片還諷刺了日本的“世襲”政治世家,甚至五位狗狗主角的名字,也對應著《華族令》中所劃分的五種貴族爵位。

兔恰恰認為,《犬之島》是一部以犬寫人的電影。導演對日語、英語兩種語言的安排體現了這樣的用心。片中所有的狗狗都講英語,而幾個人類角色(日本人)則講的是日語,他們的對白既沒有英文配音,也沒有英文字幕,英語世界的觀眾只能通過人物的表情、手勢來猜個大概。這種設計營造出一種有趣的效果,那就是由於語言的區隔,(除了少數能聽懂日語的觀眾之外的)大部分觀眾都自動與狗狗站到了同一陣營,仿佛大多數人都變成了狗,而只有少數人還是人——導演借人與狗的關係討論人類社會內部種族問題的意圖呼之欲出。

在幾乎所有評論都聚焦於《犬之島》與日本歷史、政治的關係時,豆瓣網友Kaka2011卻認為,儘管安德森用大量日本元素為《犬之島》定制了一件華麗的和服,但在這件和服下面還隱藏著一段“美國往事”,那就是二戰期間日裔美國人被關押的歷史。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美國社會產生了強烈的反日情緒,甚至出現了在美生活的日本人正在幫助日軍發動進攻的謠言。羅斯福總統于1942年2月19日下達行政命令,將國內部分地區劃定為戰區,軍方有權對戰區內的居民進行限制,甚至強制他們遷出戰區。由於戰時的緊張局勢以及羅斯福本人極高的威望,他治下的美國政府權力之大,在美國歷史上都是罕見的。於是,美國西海岸的11萬日裔美國人在西部防區長官約翰·德維特(John L. DeWitt)的命令下,被強行遣送至位於深山荒漠之中的集中營。

德維特在這次“撤離”行動的最終報告中稱,日裔美國人的種族特徵使“我們”無法判斷其對美國是否忠誠,德維特無視大量日裔美國人擁有美國公民身份的事實,僅基於所謂的“種族特徵”,就對他們進行“流放”,與《犬之島》中小林市長驅趕犬類的做法如出一轍。而在現實中,身處集中營的日裔美國人也像影片中的狗狗一樣,樂觀地面對憑空降臨在他們身上的災難,他們堅持每天升美國國旗,學習知識、勤於鍛煉,為日後自由的生活做準備。

在美國正式參戰之後,以日裔美國人為主力的422軍團戰功卓著,是美國歷史上受到嘉獎最多的軍團。422軍團最早由夏威夷的日裔美國人整編而成,後來開赴歐洲與德國和義大利的法西斯英勇作戰,以犧牲將近800人的代價,救出了200多名被圍困的德克薩斯軍團士兵。儘管他們中的很多人仍有親人被關在集中營裡(夏威夷也設有日裔集中營,但相對美國本土而言關押的人數較少),但他們在戰場上證明了自己對美國的忠誠,讓種族歧視的當權派編造的謠言不攻自破,為自己和族群贏得了自由和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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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指出,導演在塑造片中的日本人角色時,落入了種族刻板印象的窠臼。隨後,日裔影評人Jen Yamato也在推特上表示:“本片號稱是在致敬,實際卻以多種方式故意無視、挪用、排擠了日本文化和日本民眾,這真的很醜陋。”

所謂“文化挪用”,指的是處於強勢地位的某種文化,從弱勢文化那裡借用一些元素,這種借用並不是平等的文化交流,由於殖民主義和不平等權力關係的存在,它往往被認為是對弱勢文化的一種冒犯和消費。同時,判斷“文化挪用”的標準,也相對模糊,是不是所有借用了異國異族文化元素的行為都可以被扣上“文化挪用”的帽子,真誠的欣賞和致敬又是否存在呢?

在一些西方影評人看來,自稱對日本文化充滿感情的韋斯·安德森,在《犬之島》中植入了大量西方人眼中最具特色的日本文化元素,如相撲、動漫、櫻花、壽司、太鼓、俳句等等,在營造異國情調的同時,也暴露了創作者的刻板印象。《滾石》雜誌的影評人David Fear就認為,“向外國文化致敬,和把從外國電影中撿拾來的各種元素堆砌在一起,當做某種富有異域情調的背景板,根本就是兩回事,不可混為一談。這正是《犬之島》的問題所在。”

另一個爭議點在於影片中的唯一一個白人角色,美國交換生翠西。許多影評人在這個角色身上看到了“白人救世主”的影子,是她在日本民眾還被政府蒙在鼓裡的時候,第一個揭竿而起,聲討陰謀家市長,並最終伸張了正義。因此,有批評者認為,安德森所謂“《犬之島》是寫給日本的一封情書”不過是個幌子,日本只是影片的背景板,故事仍然遵循了標準的“美國白人拯救世界”的敘事套路。

有趣的是,在批評《犬之島》的聲音在西方社交媒體上最猛烈的那幾天,批評的始作俑者Justin Change接受了英國《每日電訊報》採訪,他表示自己並沒有被《犬之島》冒犯到,也無疑對它宣戰,是網友誤讀了他的影評。與此同時,供職於《紐約》雜誌的日裔影評人Emily Yoshida採訪了幾位看過《犬之島》的土生土長的日本人,他們大多表示很喜歡這部電影,認為其中對日本文化的呈現並無不敬之處。

一邊是西方影評人(少數幾位為亞裔,大多數是白人)為日本文化和日本觀眾鳴不平,另一邊,日本本土觀眾自己卻表示並未感到冒犯。事實上,早先關於《奇異博士》中的蒂爾達·斯文頓一角、《攻殼機動隊》中斯嘉麗·詹森一角以及《長城》中馬特·達蒙一角涉嫌“洗白”(whitewashing)——即用白人演員扮演亞裔角色——的爭議,也都是西方媒體和歐美吃瓜群眾炒得火熱,而亞洲觀眾反而無動於衷、見怪不怪。

評論認為,這種現象一方面是西方長期文化強勢的結果;另一方面,西方媒體在反思自身的同時,也有意無意地扮演起了“白人救世主”的角色,對於東方主義的批判,本身又呈現出某種東方主義的色彩來。

“以犬寫人”的種族寓言:《犬之島》背後的日裔美國人苦難史

《犬之島》的故事靈感來自安德森的上一部定格動畫《了不起的狐狸爸爸》,在創作《了不起的狐狸爸爸》的過程中,安德森偶然看到倫敦泰晤士河岸邊的一塊路牌上寫著“犬之島”,據說這裡曾經是國王獵狗的地方,現在已經變成了一片工業區。於是安德森想到了一個關於一群狗和孤島的故事,這就是《犬之島》的雛形。

在“澎湃新聞·有戲”的評論《犬之島:藏在溫情想像中的種族災難史》中,作者兔恰恰認為,比起《布達佩斯大飯店》對二戰歷史的匆匆一瞥,《犬之島》中對日本政治和歷史的影射則要具體得多。例如,小林中孝墜落到流放狗狗的荒島上時,島上升起了一團“蘑菇雲”,讓人聯想到美軍在日本投下的第一顆原子彈的名字就叫“小男孩”(little boy);此外,影片還諷刺了日本的“世襲”政治世家,甚至五位狗狗主角的名字,也對應著《華族令》中所劃分的五種貴族爵位。

兔恰恰認為,《犬之島》是一部以犬寫人的電影。導演對日語、英語兩種語言的安排體現了這樣的用心。片中所有的狗狗都講英語,而幾個人類角色(日本人)則講的是日語,他們的對白既沒有英文配音,也沒有英文字幕,英語世界的觀眾只能通過人物的表情、手勢來猜個大概。這種設計營造出一種有趣的效果,那就是由於語言的區隔,(除了少數能聽懂日語的觀眾之外的)大部分觀眾都自動與狗狗站到了同一陣營,仿佛大多數人都變成了狗,而只有少數人還是人——導演借人與狗的關係討論人類社會內部種族問題的意圖呼之欲出。

在幾乎所有評論都聚焦於《犬之島》與日本歷史、政治的關係時,豆瓣網友Kaka2011卻認為,儘管安德森用大量日本元素為《犬之島》定制了一件華麗的和服,但在這件和服下面還隱藏著一段“美國往事”,那就是二戰期間日裔美國人被關押的歷史。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美國社會產生了強烈的反日情緒,甚至出現了在美生活的日本人正在幫助日軍發動進攻的謠言。羅斯福總統于1942年2月19日下達行政命令,將國內部分地區劃定為戰區,軍方有權對戰區內的居民進行限制,甚至強制他們遷出戰區。由於戰時的緊張局勢以及羅斯福本人極高的威望,他治下的美國政府權力之大,在美國歷史上都是罕見的。於是,美國西海岸的11萬日裔美國人在西部防區長官約翰·德維特(John L. DeWitt)的命令下,被強行遣送至位於深山荒漠之中的集中營。

德維特在這次“撤離”行動的最終報告中稱,日裔美國人的種族特徵使“我們”無法判斷其對美國是否忠誠,德維特無視大量日裔美國人擁有美國公民身份的事實,僅基於所謂的“種族特徵”,就對他們進行“流放”,與《犬之島》中小林市長驅趕犬類的做法如出一轍。而在現實中,身處集中營的日裔美國人也像影片中的狗狗一樣,樂觀地面對憑空降臨在他們身上的災難,他們堅持每天升美國國旗,學習知識、勤於鍛煉,為日後自由的生活做準備。

在美國正式參戰之後,以日裔美國人為主力的422軍團戰功卓著,是美國歷史上受到嘉獎最多的軍團。422軍團最早由夏威夷的日裔美國人整編而成,後來開赴歐洲與德國和義大利的法西斯英勇作戰,以犧牲將近800人的代價,救出了200多名被圍困的德克薩斯軍團士兵。儘管他們中的很多人仍有親人被關在集中營裡(夏威夷也設有日裔集中營,但相對美國本土而言關押的人數較少),但他們在戰場上證明了自己對美國的忠誠,讓種族歧視的當權派編造的謠言不攻自破,為自己和族群贏得了自由和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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