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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榮達先生書稿捐贈晉中高師

政史

趙榮達先生, 1944年出生於山西太谷, 祖籍榆次東陽, 山西大學歷史系畢業, 原晉中市委黨校常務副校長、教授, 山西省科社學會特約研究員, 晉中歷史學會會長。 多年從事行政幹部教育和理論宣傳工作, 熱愛和潛心于地方史志研究, 業餘從事對地方名人孔祥熙和晉商資料的收集和寫作。 著有《孔祥熙述評》、《晉商萬里古茶路》、《晉商牛耳——金太谷百處遺址往事名人》等九部著作, 在省地級書刊上發表《試從歷史的廣角析晉商》、《明清晉中商業發展緣由初探》等論文十餘篇, 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晉中乃至全省屈指可數、頗有造詣的地方歷史文化學者和專家。

特別是先生在晉商歷史文化研究中浸染多年, 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資料, 見解獨到、著述豐厚, 在國內外晉商研究領域享有聲譽。

4月13日的捐贈儀式由副校長趙介平主持, 張潤喜校長首先代表學校對趙榮達先生表達了崇高的敬意和誠摯的祝福。

他說, 此次捐贈真是天作之合、有緣來會, 先生和我校前身太谷師範學校有著“太谷之緣、祥熙之緣、教育之緣、晉商之緣”的四方面深厚緣份,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仰之彌高, 鑽之彌堅。 這些書稿是趙先生博學篤行的真實記錄, 是先生愛國愛鄉的生動寫照, 是我們研究晉商歷史文化的寶貴資源, 是能夠滋養一代一代學子的金礦, 也是我們加強師德建設的道德明鏡。 因此, 我們要保護好、傳承好、學習好、研究好這些珍貴資料, 打造鮮明的文化育人辦學特色。 他強調, 要充分利用多出成果, 要出學而不倦、誨人不倦、孜孜不倦的科研精神;出精益求精、潛精研思、篤實好學的人才;出全市一流、全省前列、全國知名的晉商文化研究成果,
全面提升我校科研水準。

趙榮達先生之子趙磐代父親對我校接受先生書稿捐贈表示欣慰與感謝!他說, 父親常常告訴他, 他們那輩學人集一生心血的研究, 也只是揭開了塵封已久的晉商歷史文化的冰山一角, 晉商歷史文化博大精深, 值得後輩深入挖掘, 廣泛研究。 先生此次捐贈的舉動, 也是他身體力行實現資源分享, 為同道後輩鋪路搭橋, 作嫁衣裳。 趙磐表達了對父親治學為人的敬愛之情, 也讓我們感受到了趙榮達先生骨子裡浸潤了晉商魂的大義!

捐贈儀式上最令人動容的是魏永軒主任。 他在榆次古玩舊貨市場上偶然發現了散落的趙榮達先生部分手稿資料卡片, 雖然與先生素昧平生, 但以他對文化的熱愛和敏銳, 他知道這批資料的價值, 於是自費買下所有資料, 條分縷析整理成冊, 輾轉打聽到先生其他的書稿已經計畫捐贈我校, 便主動提出將先生所有的書稿合璧, 無償捐贈, 只為了先生畢生研究能夠得到更加深入發掘和充分有效的利用。

在儀式上當魏主任以《見字如面——如晤趙榮達先生》為題講述這段故事時, 在場人員無不為魏永軒主任保護傳承文化的情懷和義舉所感動!

孟慶雯書記深情地回憶了趙榮達先生“一心研究、孜孜不倦”的敬業精神和高尚品德。 她表示, 感動于文化的力量和文化的傳承, 喚醒了塵封在舊貨市場的手稿, 讓它成為我們研究的重要資料;感謝魏永軒先生的舉動, 把傳統文化視如珍寶;感恩在我們的土地上有著這樣一群人, 留給我們後人太多有價值的東西, 這些有價值的東西才是我們的根, 我們要用我們的文化滋養自己。

最後,趙磐及魏永軒鄭重地將趙榮達先生畢生珍貴手稿及書籍捐贈給我校永久珍藏,張潤喜校長向兩位捐贈者頒發了榮譽證書,並將一幅題為“高山仰止”的字畫贈送給趙榮達先生,再次表達對先生的敬重與感謝!隨後,大家一起瞻仰了先生的部分手稿,雖然都是一張張小小的紙片,但字跡工整清晰,內容豐富,大家無不敬佩嘆服,對先生“晉商文化研究”的人格魅力和學術精神有了更為深刻的體會和感悟。

神晤趙榮達教授

魏永軒

隨著新媒體對紙質媒體的衝擊,一切與傳統書寫有關的方式都將可能逐步淡出人們的視野。作為傳統意義上的讀書愛好者,每見到帶文字的東西,我都感到一份親切。

2018年1月13日,我參加晉中中華文化促進會的年會。正好是週六,喜歡逛舊地攤的我,利用會前的一段兒時間,我就近前往榆次老城“淘寶”。所謂“淘寶”,對我來說,就是買些與人文、歷史、地理或武術有關的“舊書”。每次的書攤邂逅都會讓我驚喜。這一天的“邂逅”,是一堆裝在半舊信封裡手寫的學術卡片,夾雜著一些手稿和剪報。因為開會時間就要到了,匆匆翻閱,卡片是關於孔祥熙、晉商、太谷的一些內容,直覺有價值,來不及細看,花了三百元,拎起來就急急忙忙趕往會場。開會前幾分鐘,我忍耐不住衝動和好奇,從拎著的包裡,打開幾個信封翻看,還跟身旁的一位參會老者分享剛才的收藏故事。老人拿過信封和卡片看了看,指著信封肯定地說,“這是黨校趙榮達的東西”。我問趙榮達的近況,老人不知情,但告訴我趙榮達的兒子叫趙磐,在晉中日報社工作。“趙榮達”自此走進我的視野,而對初來榆次的我,還很陌生。

當天的微信朋友圈裡,我發了一則感慨:“榆次所遇文化的三大悲哀:一是老城公園(兒童公園)雜草叢生,三是晉華紡織廠部分檔案散在民間,三是黨校老專家學術研究卡片流散老城地攤”。跟帖的微友們講:“典守者不得辭其咎”“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晉華的更不用說了,幾麻袋照片都賣了廢品”“已經走了不少了,包括趙榮達老師的《孔祥熙述評》手稿”。

好友暢澤文認識趙磐,而且對趙榮達十分瞭解。他看到朋友圈我發出的資訊後,給我打來電話介紹趙榮達的基本情況,並把趙磐和我單獨拉進了一個微群,讓我們私聊,看如何善待這批資料。私聊中,我跟趙磐表示:“第一,可以物歸原主;第二,如果方便,願意更多瞭解老人一生的治學成就;第三,如有可能,想去當面向老人求教。”趙磐表示感謝,同時告知老人身體欠佳,現在太谷一家敬老院,已不方便見面,更無法進行有效溝通。而且,家裡的書籍和資料已捐贈給晉中師範專科學校。

事也湊巧,趙磐約我和澤文第一次見面時,透露說晉中師範專科學校的蔣靜(我的微友)是他的愛人。之前,我通過晉中師範專科學校圖書館的郭洪岩老師打聽到了學校接收趙榮達教授捐贈的,是政史系的吳紅梅老師,但郭洪岩老師沒有吳紅梅老師的聯繫方式。於是,我通過蔣靜與吳紅梅老師取得了聯繫,並正式表達了把手中資料同樣捐贈晉中師範專科學校的願望。吳紅梅老師及時與院領導進行了彙報,得到院領導的高度重視。

就在我與吳紅梅老師洽談、對接捐贈事宜的過程中,春節前後,一直到3月底,我在老城地攤同一個書商手裡,又分三次買到了趙榮達教授的另外的一些學術資料。儘管好像是在開玩笑,書商或許有他的狡黠,我還是見一次買一次,直到全部歸藏。驅使我的,不僅是敬惜字紙的文化情懷,更多的是對趙老治學精神的感動。

我所購的這些資料裡有趙老手填檔案的初稿和一些個人、家庭的照片,尤其是1500多張分門別類的學術卡片,一筆不苟的筆記,讓我深感上一代晉中學人治學的嚴謹。在我按照吳紅霞老師的要求,整理這批資料的清單過程中,趙榮達教授的形象,漸漸清晰起來,他胖胖的身軀,思索的情狀,伏案的身影,時常在我腦海裡閃現。

趙榮達(1944年——),山西榆次人,中共黨員,曾任中共晉中地委黨校校長,教授,山西省科社學會特約研究員,晉中地區歷史學會會長,1968年,山西大學歷史系畢業,曾參軍,1984年以前曾在太谷縣縣委辦、宣傳部、縣誌辦、黨史徵集辦等多部門工作,1984年調晉中地委黨校,直至退休。從1980年代起,趙榮達開始致力於現代人物孔祥熙、地方誌、黨史和科學社會主義等方面的研究,先後出版專著《孔祥熙述評》《晉商牛耳》《票號商幫解讀》《晉商萬里古茶路》《金匾背後的故事》《山西近代企業家第一人——渠本翹》《山西晉商與他們的宅院》《孔祥熙宅園》《晉商故事》等,在省、地級書刊上發表《試從歷史的廣角析晉商》(山西省晉商文化研討會論文)《晉商的經濟史定位及其它》《明清晉中商業發展緣由初探》《社會轉型與晉商》《中國農業合作化的歷史回顧及啟示>《對太谷貿易中心“四放開”改革的思考》等論文數十篇,是1980年代以來晉中乃至全省為數不多、學有所成的學術專家。而且,從我收集的資料來看,趙老還向晉中地委積極建言獻策,提出《圍繞晉商可做的文化文章》《關於建設學習型晉中的建議》《師家大院旅遊開發芻議》《關於開發祁太平晉商歷史文化特色旅遊的建議》等重大建議,有的還得到了當時地委主要領導的親筆批示。此外,趙老的這批資料裡還有《晉商文化博物館講解詞》《晉商文化博物館陳展方案(徵求意見稿)》《晉商文化廣場水簾幕牆浮雕創意》《關於“晉商標俗與銀爐”布展創意》《“晉商茶路”創意詳解》等創意方案,還有趙老為研究所收集的大量學術資料,比如《中國票號博物館中國票號簡史》(平遙縣文物局)《論晉商的人本思想對今日企業的啟示》(郭齊文著)《中國監政史》(曾仰豐著)《“太原白居易”考》(孟繁仁著)《關於“太原王”氏的研究報告》(王劍霓著)《山西文史資料目錄》(第六十輯—第七十七輯)等。尤為珍貴的,還有100多個剪成半截的舊信封裡裝著的1000多張學術卡片,所分門類僅當代學科就有60多類,包括中國環境污染、對外開放和依存度、紡錘形社會、世界遺產、情商、人口理論、民國人物、中國的區域差、知識經濟、全球化、奧柏林大學、人權理論、世博會、可持續發展、宗教、經濟學學說史、文物保護、歷史研究、博物館、企業家、亞洲金融危機、社會學(中國國情資料)、科學發展、中國資源狀況、中西雕塑、精神文明、三次科學技術革命、文化產業、哲學(人生觀)、權力的制約與監督、歷史人物評價、經濟問題、腐敗問題、經濟學(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馬克思論股份制、學習型社會、市場經濟、鄧小平特色理論、競爭、關於現代化、溫州經濟、週期理論、新加坡、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等,涉略範圍之廣,令我十分感佩。其中,還有部分關於孔祥熙、太谷人文、歷史、地理的大量資料。

籍振芳在《孔祥熙述評》《序》中說:“榮達同志在1978年底,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東風,經過解放思想的洗禮,馭馬馳騁,闖入孔祥熙這一歷史人物的研究禁區。他憑藉在孔祥熙的故鄉——山西省太谷縣工作的方便機會,幾番單車代步,實地考證,深入市井鄉間廣泛尋訪眾多孔氏家族的見證人,搜集到關於孔祥熙早年的歷史資料。”“從1979年到1988年,榮達同志工作之余十年不懈,以一種咬住青山不放鬆的精神,潛心研究,廣征資料,辛勤筆耕,完成了近20萬字的孔祥熙傳稿。”。對照我收藏的資料中有關的“孔祥熙的出身”“孔祥熙年譜”“孔祥熙通貨膨脹”“祥記公司成立時間”“孔祥吉”“孔祥熙46年返谷”“孔繁思”“重慶孔公館”“南京孔公館”“上海孔公館”“孔祥熙論財務人員素”“世人評論孔祥熙”“孔祥熙家世”“孔祥熙詞條”“孔祥熙行刺慈禧”等資料卡片,可見,趙榮達教授當年的治學是多麼得艱辛和不易。當我捧讀這本《孔祥熙述評》時,更有一種內心的感動。

4月3日,我與吳紅霞老師如約見面,把花了近千元的這批學術資料送到了晉中師範專科學校政史系資料室。當我編寫的《晉中市委黨校趙榮達教授學術資料捐贈清單》與吳老師提供的《趙榮達教授捐贈書目》雙壁合一時,睹物思人,趙榮達教授的學術人格與風範,令我們這些後學心懷敬仰之情。參觀完政史系資料室後,吳紅霞老師贈送了我一本她的專著《晉商》,我們還共同探討了晉商研究的很多話題。我們都願意共用包括趙榮達教授在內的學術資源,繼承趙榮達教授等老一代晉中學人的治學品格,動員更多的尤其是本土的晉商研究專家,把多年來晉商研究的成果做一個綜合集成,以體現晉商研究的“晉軍崛起”。

4月13日,晉中師範專科學校將為趙榮達教授舉辦一個捐贈儀式,吳紅霞老師代表學校特邀我參加,見字如面,如晤其人,有感而發,隨成此文。

2018年4月11日

最後,趙磐及魏永軒鄭重地將趙榮達先生畢生珍貴手稿及書籍捐贈給我校永久珍藏,張潤喜校長向兩位捐贈者頒發了榮譽證書,並將一幅題為“高山仰止”的字畫贈送給趙榮達先生,再次表達對先生的敬重與感謝!隨後,大家一起瞻仰了先生的部分手稿,雖然都是一張張小小的紙片,但字跡工整清晰,內容豐富,大家無不敬佩嘆服,對先生“晉商文化研究”的人格魅力和學術精神有了更為深刻的體會和感悟。

神晤趙榮達教授

魏永軒

隨著新媒體對紙質媒體的衝擊,一切與傳統書寫有關的方式都將可能逐步淡出人們的視野。作為傳統意義上的讀書愛好者,每見到帶文字的東西,我都感到一份親切。

2018年1月13日,我參加晉中中華文化促進會的年會。正好是週六,喜歡逛舊地攤的我,利用會前的一段兒時間,我就近前往榆次老城“淘寶”。所謂“淘寶”,對我來說,就是買些與人文、歷史、地理或武術有關的“舊書”。每次的書攤邂逅都會讓我驚喜。這一天的“邂逅”,是一堆裝在半舊信封裡手寫的學術卡片,夾雜著一些手稿和剪報。因為開會時間就要到了,匆匆翻閱,卡片是關於孔祥熙、晉商、太谷的一些內容,直覺有價值,來不及細看,花了三百元,拎起來就急急忙忙趕往會場。開會前幾分鐘,我忍耐不住衝動和好奇,從拎著的包裡,打開幾個信封翻看,還跟身旁的一位參會老者分享剛才的收藏故事。老人拿過信封和卡片看了看,指著信封肯定地說,“這是黨校趙榮達的東西”。我問趙榮達的近況,老人不知情,但告訴我趙榮達的兒子叫趙磐,在晉中日報社工作。“趙榮達”自此走進我的視野,而對初來榆次的我,還很陌生。

當天的微信朋友圈裡,我發了一則感慨:“榆次所遇文化的三大悲哀:一是老城公園(兒童公園)雜草叢生,三是晉華紡織廠部分檔案散在民間,三是黨校老專家學術研究卡片流散老城地攤”。跟帖的微友們講:“典守者不得辭其咎”“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晉華的更不用說了,幾麻袋照片都賣了廢品”“已經走了不少了,包括趙榮達老師的《孔祥熙述評》手稿”。

好友暢澤文認識趙磐,而且對趙榮達十分瞭解。他看到朋友圈我發出的資訊後,給我打來電話介紹趙榮達的基本情況,並把趙磐和我單獨拉進了一個微群,讓我們私聊,看如何善待這批資料。私聊中,我跟趙磐表示:“第一,可以物歸原主;第二,如果方便,願意更多瞭解老人一生的治學成就;第三,如有可能,想去當面向老人求教。”趙磐表示感謝,同時告知老人身體欠佳,現在太谷一家敬老院,已不方便見面,更無法進行有效溝通。而且,家裡的書籍和資料已捐贈給晉中師範專科學校。

事也湊巧,趙磐約我和澤文第一次見面時,透露說晉中師範專科學校的蔣靜(我的微友)是他的愛人。之前,我通過晉中師範專科學校圖書館的郭洪岩老師打聽到了學校接收趙榮達教授捐贈的,是政史系的吳紅梅老師,但郭洪岩老師沒有吳紅梅老師的聯繫方式。於是,我通過蔣靜與吳紅梅老師取得了聯繫,並正式表達了把手中資料同樣捐贈晉中師範專科學校的願望。吳紅梅老師及時與院領導進行了彙報,得到院領導的高度重視。

就在我與吳紅梅老師洽談、對接捐贈事宜的過程中,春節前後,一直到3月底,我在老城地攤同一個書商手裡,又分三次買到了趙榮達教授的另外的一些學術資料。儘管好像是在開玩笑,書商或許有他的狡黠,我還是見一次買一次,直到全部歸藏。驅使我的,不僅是敬惜字紙的文化情懷,更多的是對趙老治學精神的感動。

我所購的這些資料裡有趙老手填檔案的初稿和一些個人、家庭的照片,尤其是1500多張分門別類的學術卡片,一筆不苟的筆記,讓我深感上一代晉中學人治學的嚴謹。在我按照吳紅霞老師的要求,整理這批資料的清單過程中,趙榮達教授的形象,漸漸清晰起來,他胖胖的身軀,思索的情狀,伏案的身影,時常在我腦海裡閃現。

趙榮達(1944年——),山西榆次人,中共黨員,曾任中共晉中地委黨校校長,教授,山西省科社學會特約研究員,晉中地區歷史學會會長,1968年,山西大學歷史系畢業,曾參軍,1984年以前曾在太谷縣縣委辦、宣傳部、縣誌辦、黨史徵集辦等多部門工作,1984年調晉中地委黨校,直至退休。從1980年代起,趙榮達開始致力於現代人物孔祥熙、地方誌、黨史和科學社會主義等方面的研究,先後出版專著《孔祥熙述評》《晉商牛耳》《票號商幫解讀》《晉商萬里古茶路》《金匾背後的故事》《山西近代企業家第一人——渠本翹》《山西晉商與他們的宅院》《孔祥熙宅園》《晉商故事》等,在省、地級書刊上發表《試從歷史的廣角析晉商》(山西省晉商文化研討會論文)《晉商的經濟史定位及其它》《明清晉中商業發展緣由初探》《社會轉型與晉商》《中國農業合作化的歷史回顧及啟示>《對太谷貿易中心“四放開”改革的思考》等論文數十篇,是1980年代以來晉中乃至全省為數不多、學有所成的學術專家。而且,從我收集的資料來看,趙老還向晉中地委積極建言獻策,提出《圍繞晉商可做的文化文章》《關於建設學習型晉中的建議》《師家大院旅遊開發芻議》《關於開發祁太平晉商歷史文化特色旅遊的建議》等重大建議,有的還得到了當時地委主要領導的親筆批示。此外,趙老的這批資料裡還有《晉商文化博物館講解詞》《晉商文化博物館陳展方案(徵求意見稿)》《晉商文化廣場水簾幕牆浮雕創意》《關於“晉商標俗與銀爐”布展創意》《“晉商茶路”創意詳解》等創意方案,還有趙老為研究所收集的大量學術資料,比如《中國票號博物館中國票號簡史》(平遙縣文物局)《論晉商的人本思想對今日企業的啟示》(郭齊文著)《中國監政史》(曾仰豐著)《“太原白居易”考》(孟繁仁著)《關於“太原王”氏的研究報告》(王劍霓著)《山西文史資料目錄》(第六十輯—第七十七輯)等。尤為珍貴的,還有100多個剪成半截的舊信封裡裝著的1000多張學術卡片,所分門類僅當代學科就有60多類,包括中國環境污染、對外開放和依存度、紡錘形社會、世界遺產、情商、人口理論、民國人物、中國的區域差、知識經濟、全球化、奧柏林大學、人權理論、世博會、可持續發展、宗教、經濟學學說史、文物保護、歷史研究、博物館、企業家、亞洲金融危機、社會學(中國國情資料)、科學發展、中國資源狀況、中西雕塑、精神文明、三次科學技術革命、文化產業、哲學(人生觀)、權力的制約與監督、歷史人物評價、經濟問題、腐敗問題、經濟學(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馬克思論股份制、學習型社會、市場經濟、鄧小平特色理論、競爭、關於現代化、溫州經濟、週期理論、新加坡、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等,涉略範圍之廣,令我十分感佩。其中,還有部分關於孔祥熙、太谷人文、歷史、地理的大量資料。

籍振芳在《孔祥熙述評》《序》中說:“榮達同志在1978年底,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東風,經過解放思想的洗禮,馭馬馳騁,闖入孔祥熙這一歷史人物的研究禁區。他憑藉在孔祥熙的故鄉——山西省太谷縣工作的方便機會,幾番單車代步,實地考證,深入市井鄉間廣泛尋訪眾多孔氏家族的見證人,搜集到關於孔祥熙早年的歷史資料。”“從1979年到1988年,榮達同志工作之余十年不懈,以一種咬住青山不放鬆的精神,潛心研究,廣征資料,辛勤筆耕,完成了近20萬字的孔祥熙傳稿。”。對照我收藏的資料中有關的“孔祥熙的出身”“孔祥熙年譜”“孔祥熙通貨膨脹”“祥記公司成立時間”“孔祥吉”“孔祥熙46年返谷”“孔繁思”“重慶孔公館”“南京孔公館”“上海孔公館”“孔祥熙論財務人員素”“世人評論孔祥熙”“孔祥熙家世”“孔祥熙詞條”“孔祥熙行刺慈禧”等資料卡片,可見,趙榮達教授當年的治學是多麼得艱辛和不易。當我捧讀這本《孔祥熙述評》時,更有一種內心的感動。

4月3日,我與吳紅霞老師如約見面,把花了近千元的這批學術資料送到了晉中師範專科學校政史系資料室。當我編寫的《晉中市委黨校趙榮達教授學術資料捐贈清單》與吳老師提供的《趙榮達教授捐贈書目》雙壁合一時,睹物思人,趙榮達教授的學術人格與風範,令我們這些後學心懷敬仰之情。參觀完政史系資料室後,吳紅霞老師贈送了我一本她的專著《晉商》,我們還共同探討了晉商研究的很多話題。我們都願意共用包括趙榮達教授在內的學術資源,繼承趙榮達教授等老一代晉中學人的治學品格,動員更多的尤其是本土的晉商研究專家,把多年來晉商研究的成果做一個綜合集成,以體現晉商研究的“晉軍崛起”。

4月13日,晉中師範專科學校將為趙榮達教授舉辦一個捐贈儀式,吳紅霞老師代表學校特邀我參加,見字如面,如晤其人,有感而發,隨成此文。

2018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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