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來的親自部署下， 潘漢年、方方、連貫、夏衍等人， 避開國民黨特務和港英政府的眼線， 成功地護送一批又一批的民主人士一路向北， “六十三齡萬里程， 前途真喜向光明， 乘風破浪平生意， 席捲南溟下北溟。 ”北上途中， 民主人士豪情滿懷， 逸興橫飛……
然而， 國內局勢， 風波詭譎， 民主人士安全到達解放區， 並非易事。 馮玉祥將軍從美國經蘇聯回國， 在黑海因輪船失火不幸罹難；楊傑將軍在香港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民盟成員黃競武犧牲在共和國誕生的前夜……
青山遮不住， 畢竟東流去。 國民黨在潰敗之際，
1948年秋， 解放戰爭進入最後的戰略決戰階段，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各戰場上陸續取得決定性勝利。 從這時開始， 籌備新政協就成了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戮力進行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
籌備新政協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將在解放區以外， 尤其是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安全、及時地護送到解放區。 從1948年秋開始， 由中共中央直接部署、周恩來親自指揮， 主要由中共中央華南局和香港工委具體負責， 開始了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工作。
1948年中共中央作出護送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到解放區的決定時，
1948年9月， 中共中央給香港分局、上海局的電文中指出， 各方人士須於今冬明春全部進入解放區“方為適宜”。 “北來人士， 擬先集中哈爾濱招待商談；華北民主人士如直接進入解放區則集中華北。
1948年5月2日， 中共中央就關於邀請各民主黨派代表來解放區協商召開新政協問題電示中共上海局。 電文明確：我黨準備邀請各民主黨派及重要人民團體的代表來解放區商討召開人民代表大會並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問題。
8月1日， 周恩來致電香港分局， 要他們收到電文後即送各民主黨派徵詢意見， 並將徵詢範圍推廣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 歡迎他們來解放區商談和進行準備工作。
9月20日， 周恩來又親自擬定了包括中共中央5月2日電文名單在內的港滬和長江以南各位民主人士的77人名單、平津各位民主人士的24人名單，
11月5日， 周恩來又致電香港分局， 責成分局和錢之光等在12月內將尚在香港和上海的李濟深、郭沫若、馬敘倫、彭澤民、李章達、馬寅初、孫起孟、茅盾、張炯伯、陳嘉庚等準備參加政協的幾十名各方面代表護送到解放區， 並對進入解放區的路線和安全措施進行周密佈置。
12月29日， 中共中央統戰部電示在香港的中共負責人方方、潘漢年、錢之光， 明確：在香港列名響應“五一號召”的各民主黨派人士及無黨派人士均可參加新政協， 並希望即分別與民革、救國會、第三党（即農工黨）及致公黨接洽， 推出代表， 並設法護送他們到解放區來。
中共中央統戰部舊址（右）和民主人士接待站（左）
為作好民主人士的護送工作，1948年8月2日，周恩來致電在大連的錢之光，要他以解放區救濟總署特派員名義前往香港，會同香港分局負責人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連貫、夏衍等，負責護送在港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錢之光長期在國統區的武漢、重慶、南京、上海等地工作，具有豐富的地下鬥爭經驗。早在1947年夏天，他就奉周恩來之命去大連，建立了中華貿易公司，租用外國船隻，以販運物資為掩護，往來于大連、香港之間，開闢通途。接電後，錢之光即刻銜命南赴香港。當時，隨同錢之光赴港的還有楊琳、劉恕、祝華、王華生、徐德明等人。8月9日，周恩來又致電方方並香港分局：“為邀請與歡迎港、滬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來解放區，並為他們籌畫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漢年、夏衍、連貫負責計畫，並協商一個名單電告。”隨後，方方、潘漢年等和趕到香港的錢之光開始著手進行緊張而又有序的準備工作。很快，一個以潘漢年、許滌新、饒彰風、夏衍、喬冠華等為主要成員的專門小組成立，其中潘漢年、許滌新負責籌集經費（主要用於租船），夏衍、喬冠華分管聯絡各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和知名文化人士，饒彰風則帶領楊奇、杜宣、趙楓、陳紫秋等負責具體事宜，並設立了專門電臺隨時與中共中央、大連方面保持直接聯繫。同時還把設在香港的“聯合公司”改組擴大為“華潤貿易公司”，錢之光任董事長，以更好地掩護護送民主人士去解放區。“華”即中華的華，代表中國；“潤”取自毛澤東字潤之的潤，代表中共。
當時，香港的政治氣候已日益惡化，中共在港活動不時受到港英當局的騷擾和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視。從香港到東北或華北解放區，中間隔著大片國統區，這裡被國民黨反動派嚴密封鎖，陸上交通極不安全；陸上行不通，只能走海路，而這又要冒著港英政府阻撓、破壞和臺灣美蔣海空軍的干擾、攔截的風險。因此，要護送大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順利到達解放區，任務十分艱巨。為確保萬無一失，周恩來親自策劃北上路線、安排交通工具及護送人員，並曾設想開闢從香港經歐洲到蘇聯再轉赴哈爾濱的國際路線，但因港英政府的阻撓而未能在短時間內打通。最後，中共香港分局按照周恩來的周密部署，決定租用外國輪船，設法穿過敵人的海上封鎖線，分期分批護送民主人士秘密北上。
周恩來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就是護送過程中的安全。1948年8月30日，周恩來獲知中共香港分局的首批接送工作已準備就緒，遂與任弼時、李維漢聯名致電錢之光，提醒“須注意絕對保密”。一周後的9月7日，周恩來獲知馮玉祥將軍乘蘇聯客輪由美歸國途中於9月1日在黑海不幸遇難的消息後，即刻致電潘漢年並中共香港分局：民主人士乘輪北上事，望慎重處理。“第一，如該輪確無船行保證，以不乘該輪為妥”；“第二，如該輪有保證，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顧慮，亦可不乘該輪”；“第三，如該輪有保證，而民主人士也願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輪，應改為分批前來，此次愈少愈好”。就擬議中的宋慶齡由上海經香港北上事，周恩來也曾專門致電方方、潘漢年、劉曉：“第一，必須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須孫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強。如有危險，寧可不動。”
為切實貫徹安全第一的原則，中共香港分局和潘漢年、錢之光等人遵照周恩來的要求，做了大量細緻周密的工作。他們還對如何分批行動，每次租哪個國家的船，上船經過哪條路線以及沿途由誰護送等，都作了嚴密而巧妙的安排。據錢之光後來回憶：“當時情況複雜，要保守秘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每次護送民主人士，特別是一些引人注目的知名人士上船，我們事先都作了比較周密的安排。要求負責聯繫的同志機智靈活，特別要注意密探的跟蹤。對於上船要經過的路線，事先也做了調查瞭解，熟悉經過地段的情況，還事先約好從哪條路走，要經過哪些街道；什麼人去接，遇上情況如何應付等等。由於民主人士社交活動多，認識的人也多，為了避免遇到熟人，每次都安排在黃昏以後上船；每次都有負責同志陪同，我還另派工作同志隨船護送。”“至於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麼時候開船，我們是根據民主人士的準備、貨物的裝運、香港的政治氣候以及聯繫工作的情況等等來決定的。”“為了安全，避人耳目，要走動的人，事前都不知道與誰人同船，各走各的路。有的從家裡轉到朋友家上船，有的在旅館開個房間停留半天再上船，有的人還搬了家，把要帶的行李，放在原來住處，另行派人搬上船。民主人士不隨身攜帶行李，看不出要出門旅行的跡象，到達了約定地點，由我們的同志護送上船。”上船後，還特地把重要人物“安排在船長室，讓他們不露面，以避免海關檢查”。在外面的人，“有的西服革履，扮成經理模樣；有的則是長袍馬褂或普通衣裝，裝成商人，當作坐船到東北做買賣的，所以口袋裡還裝一套貨單。大家並事先準備了一套話，以便應付檢查”。正是這些細緻入微的安全工作，才保證了護送工作的順利進行。
中共中央統戰部舊址（右）和民主人士接待站（左）
為作好民主人士的護送工作，1948年8月2日，周恩來致電在大連的錢之光，要他以解放區救濟總署特派員名義前往香港，會同香港分局負責人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連貫、夏衍等，負責護送在港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錢之光長期在國統區的武漢、重慶、南京、上海等地工作，具有豐富的地下鬥爭經驗。早在1947年夏天，他就奉周恩來之命去大連，建立了中華貿易公司，租用外國船隻，以販運物資為掩護，往來于大連、香港之間，開闢通途。接電後，錢之光即刻銜命南赴香港。當時，隨同錢之光赴港的還有楊琳、劉恕、祝華、王華生、徐德明等人。8月9日，周恩來又致電方方並香港分局：“為邀請與歡迎港、滬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來解放區，並為他們籌畫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漢年、夏衍、連貫負責計畫，並協商一個名單電告。”隨後，方方、潘漢年等和趕到香港的錢之光開始著手進行緊張而又有序的準備工作。很快，一個以潘漢年、許滌新、饒彰風、夏衍、喬冠華等為主要成員的專門小組成立，其中潘漢年、許滌新負責籌集經費（主要用於租船），夏衍、喬冠華分管聯絡各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和知名文化人士，饒彰風則帶領楊奇、杜宣、趙楓、陳紫秋等負責具體事宜，並設立了專門電臺隨時與中共中央、大連方面保持直接聯繫。同時還把設在香港的“聯合公司”改組擴大為“華潤貿易公司”，錢之光任董事長，以更好地掩護護送民主人士去解放區。“華”即中華的華，代表中國；“潤”取自毛澤東字潤之的潤，代表中共。
當時，香港的政治氣候已日益惡化，中共在港活動不時受到港英當局的騷擾和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視。從香港到東北或華北解放區，中間隔著大片國統區，這裡被國民黨反動派嚴密封鎖，陸上交通極不安全；陸上行不通，只能走海路，而這又要冒著港英政府阻撓、破壞和臺灣美蔣海空軍的干擾、攔截的風險。因此，要護送大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順利到達解放區，任務十分艱巨。為確保萬無一失，周恩來親自策劃北上路線、安排交通工具及護送人員，並曾設想開闢從香港經歐洲到蘇聯再轉赴哈爾濱的國際路線，但因港英政府的阻撓而未能在短時間內打通。最後，中共香港分局按照周恩來的周密部署，決定租用外國輪船，設法穿過敵人的海上封鎖線，分期分批護送民主人士秘密北上。
周恩來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就是護送過程中的安全。1948年8月30日，周恩來獲知中共香港分局的首批接送工作已準備就緒，遂與任弼時、李維漢聯名致電錢之光，提醒“須注意絕對保密”。一周後的9月7日，周恩來獲知馮玉祥將軍乘蘇聯客輪由美歸國途中於9月1日在黑海不幸遇難的消息後，即刻致電潘漢年並中共香港分局：民主人士乘輪北上事，望慎重處理。“第一，如該輪確無船行保證，以不乘該輪為妥”；“第二，如該輪有保證，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顧慮，亦可不乘該輪”；“第三，如該輪有保證，而民主人士也願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輪，應改為分批前來，此次愈少愈好”。就擬議中的宋慶齡由上海經香港北上事，周恩來也曾專門致電方方、潘漢年、劉曉：“第一，必須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須孫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強。如有危險，寧可不動。”
為切實貫徹安全第一的原則，中共香港分局和潘漢年、錢之光等人遵照周恩來的要求，做了大量細緻周密的工作。他們還對如何分批行動，每次租哪個國家的船，上船經過哪條路線以及沿途由誰護送等，都作了嚴密而巧妙的安排。據錢之光後來回憶：“當時情況複雜，要保守秘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每次護送民主人士，特別是一些引人注目的知名人士上船，我們事先都作了比較周密的安排。要求負責聯繫的同志機智靈活，特別要注意密探的跟蹤。對於上船要經過的路線，事先也做了調查瞭解，熟悉經過地段的情況，還事先約好從哪條路走，要經過哪些街道；什麼人去接，遇上情況如何應付等等。由於民主人士社交活動多，認識的人也多，為了避免遇到熟人，每次都安排在黃昏以後上船；每次都有負責同志陪同，我還另派工作同志隨船護送。”“至於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麼時候開船，我們是根據民主人士的準備、貨物的裝運、香港的政治氣候以及聯繫工作的情況等等來決定的。”“為了安全，避人耳目，要走動的人，事前都不知道與誰人同船，各走各的路。有的從家裡轉到朋友家上船，有的在旅館開個房間停留半天再上船，有的人還搬了家，把要帶的行李，放在原來住處，另行派人搬上船。民主人士不隨身攜帶行李，看不出要出門旅行的跡象，到達了約定地點，由我們的同志護送上船。”上船後，還特地把重要人物“安排在船長室，讓他們不露面，以避免海關檢查”。在外面的人，“有的西服革履，扮成經理模樣；有的則是長袍馬褂或普通衣裝，裝成商人，當作坐船到東北做買賣的，所以口袋裡還裝一套貨單。大家並事先準備了一套話，以便應付檢查”。正是這些細緻入微的安全工作，才保證了護送工作的順利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