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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乃謙:順乎自然的文學巨匠

我最早知道“曹乃謙”這個名字, 是在老家應縣人編的《塔鄉兒女》中。 只知道他是應縣籍的老鄉、共和國的同齡人、在大同市公安局工作的作家。 由於不在一個市工作, 也沒看過他的作品。 只是想, 在晉北這個比較落後的小縣終於出了個“大文人”, 也為老家爭了光。

應縣在原來雁北十三縣也算是“文化之鄉”。 1993年劃歸朔州後也還算是“文化大縣”。 歷史上名人不少, 大文人不多。 上世紀80年代後, 在晉北機關出了幾位比較有名氣的材料員和不少從事新聞工作的“小文人”。 感覺與晉南的文化大縣沒法比, 也與“文化大縣”名不相符, 總有一種我輩不爭氣的感覺。 所以應縣出了個大文人曹乃謙也很欣慰了。

2007年, 我和應縣宣傳部的唐學仕部長去北京辦事, 順便去了王府井書店, 看到書店看板上在本月全國十大暢銷書排行榜上, 赫然有曹乃謙的《最後的村莊》, 我和老唐自然不會錯過,

一人買了一本。 回朔州後一口氣讀完了, 並在《朔州日報》發了條消息《曹乃謙寫的<最後的村莊>上了全國十大暢銷書排行榜》。 不過這以後就和曹老師再沒有交集了, 也沒有見過曹老師本人, 只是陸續聽老唐說過曹老師回家鄉的點滴消息。

2018年4月6日, 我在《應縣今古》微信群中看到, 曹老師將于7日上午9點半在老家應縣做提問式輔導, 便產生了回去聽講的欲望。 晚上8點多, 報社領導給我打電話, 要我帶上副刊部的人去作採訪。 我和報社副刊部的記者以及主辦單位應縣史志辦張仙文主任聯繫好以後, 已經晚上10點多了。 我回憶自己看過的曹老師的作品, 一點印象也沒有了。 我也沒想到自己記憶力如此差, 十年多時間竟然忘得一乾二淨, 明天我能提個什麼問題呢?我趕緊找到2007年在北京買的《最後的村莊》, 看到淩晨兩點多才看了其中的《野酸棗》和《最後的村莊》兩篇短篇小說。 看完後, 酸棗大膽、潑辣、狂野、可愛的形象不時在我眼前晃動, 可我就是想不出酸棗應該長什麼樣,

因為作品中沒有一點對酸棗的肖像描寫。

7號上午8點30多, 我們一行4人來到了應縣文化館。 還好, 我們是來得最早的。 9點多, 曹老師來了, 沒想到還真如資料介紹的那樣, 是一位“村香瓜、土包子、鄉巴佬”, 沒有一點我想像中的大文人氣派。 經張仙文主任介紹後我們就算認識了。 我和曹老師合影後, 趕緊把我帶來的《最後的村莊》拿出來, 請曹老師給簽個名。 曹老師一邊簽名一邊說“病過一次, 現在握筆也不方便, 耳也有點兒背。 ”我現在是個藏書愛好者, 也終於也有了一本珍貴的著名作家親筆簽名本了, 自然非常高興。

輔導講座開始了。 曹老師說, 我小時候愛好音樂, 沒想過成為作家。 我最喜歡的樂器是口琴, 上小學前就會吹了。

我先給大家吹一曲, 大家想想提什麼問題。

大家開始提問, 什麼文學與人學的關係等比較現代時髦的一些問題。 沒想到曹老師回答地也很乾脆, 這些問題我也沒學過沒想過, 也回答不了, 大家還是就我的作品提一些問題吧。 這一下傻眼了, 看得出大家有的沒有看過曹老師的作品, 或者是和我一樣,都還給了書本。有的女學員即使是看過,也不好意思提問題,有點冷場了。曹老師拿起了“拐棍”。哦,原來曹老師的“拐棍”是簫。一曲《甄嬛傳》的插曲吹得悠揚動聽,夠專業水準,原來曹老師在大同礦務局文工團工作過。曹老師開玩笑地說,我吹得可比說得好,一吹就把自己吹進去了,一寫就把自己寫進去了。寫到傷心處就哭,寫到高興時就笑,就是不會講理論。

此時,我顧不上欣賞曹老師吹的曲子,是想如何救場。我搶過話筒,就我昨天晚上做得功課提了幾個問題。問曹老師在小說《野酸棗》中,敘述、描寫、人物對話、動作語言那麼完美地融合在應縣方言中,您是如何做到的?小說中的酸棗為什麼沒有肖像描寫?小說中的曹老師是不是以自己生活為原型的?小說中的民歌是如何收集到的?小說結尾的“世百芳流”有什麼寓意?

曹老師說,我不是什麼著名作家,我仍然是個“鄉巴佬”。我知道我寫了什麼,咋寫的。但我沒學過文學理論,沒有從理論上分析為什麼那樣寫。創作方向、風格和反映什麼思想是我寫作時想也沒想的問題。我也沒有故意安排開頭、結尾等情節,就由著自己性子,順著自己的思路寫。因沒有文學理論限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這也許就是自己的風格。

我家裡有很多書,大部分是外國文學。當初看書時,並沒有想吸取什麼,只是自己喜歡。初中時學了《我的叔叔于勒》,就喜歡了莫泊桑的作品,讀了《羊脂球》,覺得外國文學跟中國文學不一樣。後來又讀《簡愛》時有一個“狗撲人”的情節給我的印象很深,才知道那是細節描寫。細節要有真實性,細節的東西可以有聯想,但給人的感覺要是真實的。我的作品很“土”,女人就是“女人”,也沒有高雅的名字,作品名也“土”,如《山藥蛋》《根根》等。

我的這些書,原先有的堆在紙箱裡,有的藏在床下,有的放在櫃子裡。我37歲那年有了大書架,藏書全部上架,我向朋友“炫耀”,只要你能說出的書名或能說出書中人物的名字,我都能很快找到那本書。朋友說有一本書你肯定沒有,就是沒有曹乃謙寫的書。我跟他打賭,說曹乃謙的書會有的。於是我寫了《佛的孤獨》,拿給《雲岡》雜誌,因為篇幅太長,不符合雜誌社要求,就把2.4萬字刪成了8000字。我小的時候就和善緣和尚非常熟悉。有一天夜裡,他連著去了我家三次,似乎想說什麼,但什麼也沒說。第二天,他死了,我才明白其實他是想向我交代什麼。這些事對我觸動很深,我打賭的時候就想寫寫他。

我是個土生土長在山西雁北地區的村香瓜、土包子、鄉巴佬,平時的說話用的就是方言土語。所以,當我想寫個什麼人和什麼事的時候,也就很自然地用我的方言土語來敘述,寫起來也很順溜。我不是故意這樣,這是無意識中的做法。用自己熟悉的語言,寫熟悉的人,寫自己身跟前的事。其實,你身跟前的事很多,是你沒把它當回事。最好的作品是用自己熟悉的語言寫自己的事或自己身邊的事。我作品中的人和事倒也不一定都是我經歷過的。有次,我表侄女給我講了一個民辦教師的故事,他就成了我小說《野山棗》中的“曹老師”原型。

寫小說不一定用花裡胡哨的語言。我最早沒有敘事語言、對話語言的概念。後來也有意識地把二者做了區分,敘事語言就用咱的方言,對話語言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語言。我的小說很少有肖像描寫,主要通過語言、動作來表現人物。杏殼眼櫻桃嘴不一定符合所有人的審美需求,比如我就喜歡有虎牙的女孩。人物的肖像,多讓讀者自己去想。有一次,我表妹的朋友說我“眼睛呼啦呼啦的,會說話。”我就記住了這句話,就寫到了後來的作品中去了,這麼一句話就可以把人寫活了。

我小說中的民歌,是“要飯調”,是地地道道的蓧面味。有的是我聽過的,有的是跟羊倌兒學的,還有的是我自己編的。

曹老師最喜歡的個人名言也是他寫的兩句民歌,“石頭蛋蛋一坡,不如夜明珠一顆。”“驢兒也愛馬兒也愛,雞兒也愛狗兒也愛。”

“東山山的陽婆西山山落,由不住想哥哥由不住瞭”“腳蹬住牛槽手扳牆,瞭不見哥哥好悽惶”“三壟壟蕎麥兩壟壟穀,瞭不見哥哥由不住哭”,這是《野酸棗》中酸棗哼唱的民歌,我真想讓曹老師給唱一下這段民歌,但我沒敢要求。關於《野酸棗》結尾的“世百芳流”有什麼寓意,曹老師說他也沒想過,感覺就應該那樣寫。我猜想“世百”就是“士別”,“曹老師”走了;“芳流”就是酸棗換親後,很快就死了,但這僅僅是猜想。不過曹老師在點評一位元學員作品時說,作品很有悟性和靈性,只是結果交代有點早,應該留到最後,似乎又回答了什麼。

鄉人鄉音鄉情,作為曹老師的同鄉和鐵杆粉絲,我有幸聆聽了曹老師用樸實動情的家鄉話談創作,真是一種享受。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在2006年曹老師出版《最後的村莊》時就說:“曹乃謙是中國最一流的作家之一,他和李銳、莫言一樣都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不管中國大陸的評論家對曹乃謙的看法……我覺得曹乃謙是個天才的作家。”對國內文學評論界忽略這樣一位優秀的作家,馬悅然感到難以理解。筆者愛好過文學,但不懂文學,也不好說曹老師是不是中國一流作家,況且我說了也不算。我在網上看過一篇評論,不承認曹老師是中國一流作家。但我敢說曹老師是一位元用純鄉土語言寫作的文學巨匠。他可以說是中國唯一一位用純而又純的地方方言寫出不少好作品的文學巨匠。這也和我們應縣的木塔一樣,儘管建塔的時候不一定做過力學分析,建塔的匠人也不一定能回答出木塔是如何建起來的,為什麼那樣建,但世界上唯一近千年不倒的高達67米的木塔就是建起來了。在科技發達的今天,人們也不敢落架大修,害怕落架後再重建不起來。這就是木塔的歷史高度,曹老師這個文學巨匠也許就是這樣。我認為曹老師就是應縣木塔塔尖兒上的人物。

或者是和我一樣,都還給了書本。有的女學員即使是看過,也不好意思提問題,有點冷場了。曹老師拿起了“拐棍”。哦,原來曹老師的“拐棍”是簫。一曲《甄嬛傳》的插曲吹得悠揚動聽,夠專業水準,原來曹老師在大同礦務局文工團工作過。曹老師開玩笑地說,我吹得可比說得好,一吹就把自己吹進去了,一寫就把自己寫進去了。寫到傷心處就哭,寫到高興時就笑,就是不會講理論。

此時,我顧不上欣賞曹老師吹的曲子,是想如何救場。我搶過話筒,就我昨天晚上做得功課提了幾個問題。問曹老師在小說《野酸棗》中,敘述、描寫、人物對話、動作語言那麼完美地融合在應縣方言中,您是如何做到的?小說中的酸棗為什麼沒有肖像描寫?小說中的曹老師是不是以自己生活為原型的?小說中的民歌是如何收集到的?小說結尾的“世百芳流”有什麼寓意?

曹老師說,我不是什麼著名作家,我仍然是個“鄉巴佬”。我知道我寫了什麼,咋寫的。但我沒學過文學理論,沒有從理論上分析為什麼那樣寫。創作方向、風格和反映什麼思想是我寫作時想也沒想的問題。我也沒有故意安排開頭、結尾等情節,就由著自己性子,順著自己的思路寫。因沒有文學理論限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這也許就是自己的風格。

我家裡有很多書,大部分是外國文學。當初看書時,並沒有想吸取什麼,只是自己喜歡。初中時學了《我的叔叔于勒》,就喜歡了莫泊桑的作品,讀了《羊脂球》,覺得外國文學跟中國文學不一樣。後來又讀《簡愛》時有一個“狗撲人”的情節給我的印象很深,才知道那是細節描寫。細節要有真實性,細節的東西可以有聯想,但給人的感覺要是真實的。我的作品很“土”,女人就是“女人”,也沒有高雅的名字,作品名也“土”,如《山藥蛋》《根根》等。

我的這些書,原先有的堆在紙箱裡,有的藏在床下,有的放在櫃子裡。我37歲那年有了大書架,藏書全部上架,我向朋友“炫耀”,只要你能說出的書名或能說出書中人物的名字,我都能很快找到那本書。朋友說有一本書你肯定沒有,就是沒有曹乃謙寫的書。我跟他打賭,說曹乃謙的書會有的。於是我寫了《佛的孤獨》,拿給《雲岡》雜誌,因為篇幅太長,不符合雜誌社要求,就把2.4萬字刪成了8000字。我小的時候就和善緣和尚非常熟悉。有一天夜裡,他連著去了我家三次,似乎想說什麼,但什麼也沒說。第二天,他死了,我才明白其實他是想向我交代什麼。這些事對我觸動很深,我打賭的時候就想寫寫他。

我是個土生土長在山西雁北地區的村香瓜、土包子、鄉巴佬,平時的說話用的就是方言土語。所以,當我想寫個什麼人和什麼事的時候,也就很自然地用我的方言土語來敘述,寫起來也很順溜。我不是故意這樣,這是無意識中的做法。用自己熟悉的語言,寫熟悉的人,寫自己身跟前的事。其實,你身跟前的事很多,是你沒把它當回事。最好的作品是用自己熟悉的語言寫自己的事或自己身邊的事。我作品中的人和事倒也不一定都是我經歷過的。有次,我表侄女給我講了一個民辦教師的故事,他就成了我小說《野山棗》中的“曹老師”原型。

寫小說不一定用花裡胡哨的語言。我最早沒有敘事語言、對話語言的概念。後來也有意識地把二者做了區分,敘事語言就用咱的方言,對話語言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語言。我的小說很少有肖像描寫,主要通過語言、動作來表現人物。杏殼眼櫻桃嘴不一定符合所有人的審美需求,比如我就喜歡有虎牙的女孩。人物的肖像,多讓讀者自己去想。有一次,我表妹的朋友說我“眼睛呼啦呼啦的,會說話。”我就記住了這句話,就寫到了後來的作品中去了,這麼一句話就可以把人寫活了。

我小說中的民歌,是“要飯調”,是地地道道的蓧面味。有的是我聽過的,有的是跟羊倌兒學的,還有的是我自己編的。

曹老師最喜歡的個人名言也是他寫的兩句民歌,“石頭蛋蛋一坡,不如夜明珠一顆。”“驢兒也愛馬兒也愛,雞兒也愛狗兒也愛。”

“東山山的陽婆西山山落,由不住想哥哥由不住瞭”“腳蹬住牛槽手扳牆,瞭不見哥哥好悽惶”“三壟壟蕎麥兩壟壟穀,瞭不見哥哥由不住哭”,這是《野酸棗》中酸棗哼唱的民歌,我真想讓曹老師給唱一下這段民歌,但我沒敢要求。關於《野酸棗》結尾的“世百芳流”有什麼寓意,曹老師說他也沒想過,感覺就應該那樣寫。我猜想“世百”就是“士別”,“曹老師”走了;“芳流”就是酸棗換親後,很快就死了,但這僅僅是猜想。不過曹老師在點評一位元學員作品時說,作品很有悟性和靈性,只是結果交代有點早,應該留到最後,似乎又回答了什麼。

鄉人鄉音鄉情,作為曹老師的同鄉和鐵杆粉絲,我有幸聆聽了曹老師用樸實動情的家鄉話談創作,真是一種享受。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在2006年曹老師出版《最後的村莊》時就說:“曹乃謙是中國最一流的作家之一,他和李銳、莫言一樣都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不管中國大陸的評論家對曹乃謙的看法……我覺得曹乃謙是個天才的作家。”對國內文學評論界忽略這樣一位優秀的作家,馬悅然感到難以理解。筆者愛好過文學,但不懂文學,也不好說曹老師是不是中國一流作家,況且我說了也不算。我在網上看過一篇評論,不承認曹老師是中國一流作家。但我敢說曹老師是一位元用純鄉土語言寫作的文學巨匠。他可以說是中國唯一一位用純而又純的地方方言寫出不少好作品的文學巨匠。這也和我們應縣的木塔一樣,儘管建塔的時候不一定做過力學分析,建塔的匠人也不一定能回答出木塔是如何建起來的,為什麼那樣建,但世界上唯一近千年不倒的高達67米的木塔就是建起來了。在科技發達的今天,人們也不敢落架大修,害怕落架後再重建不起來。這就是木塔的歷史高度,曹老師這個文學巨匠也許就是這樣。我認為曹老師就是應縣木塔塔尖兒上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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