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墓出土的蜻蜓眼
我們的古蜀文明·讓文物說話3
封面新聞記者 閆雯雯
中國的玻璃製品， 起步比歐洲要晚幾百年。 中國古代有一種特別的寶物，
不少人認為， 中國玻璃的起源跟煉丹、煉藥有關。 《本草綱目》中， 李時珍曾經提到過， “玻璃， 本作頗黎。 ”頗黎， 國名也。 其瑩如水， 其堅如玉， 故名水玉， 與水精同名。 它的藥用價值， 主要是治療驚悸、心熱， 能安心明目， 去赤眼、熨熱腫。
在李時珍之前， 唐代詩仙李白也將玻璃當做異常珍貴的事物。 李白有兩個兒子， 老大叫李伯禽， 小名明月奴；老二叫李天然， 小名頗黎。 他為小兒子取名頗黎， 顯然是希望兒子像天然的稀世寶物頗黎那樣卓爾不凡， 為人所重。
實際上， 中國最早的玻璃出自西周時期，
南越王墓出土的銅框琉璃牌飾， 其中含鉛33%， 含鋇12%
商代就已經有了玻璃雛形
中國最早的玻璃， 應該是釉滴。
中國古代青銅冶煉和煉丹技術起源于商周時期，
原始瓷在燒成時因溫度過高而流下來形成的透明釉滴， 晶瑩光亮， 屬玻璃態物質。 在當時稀少而名貴， 用於做貴族首飾上的鑲嵌物。
1965年， 河南鄭州商代墓中， 出土了一隻青釉印紋尊。 考古學家們考證：除口部和肩部施有薄釉外， 上面並有深綠色厚而透明的玻璃5塊。
到了西周， 人們開始掌握玻璃製造技術， 能夠生產出珠子形狀的玻璃。
從西部的陝西寶雞市到東部的山東曲阜， 長1000多公里的狹長地帶的地下， 發掘出了大批的西周墓葬。 其中一部分墓葬中， 考古人員發現了大批玻璃隨葬品， 其中包括用於裝飾的帶孔玻璃珠。
在寶雞附近的一座貴族墓葬中， 出土了部分玻璃片。 考古家們認為，
西周時期的玻璃珠， 已經開始有了各種造型。 除圓形外， 還有管珠。 色彩也比較而豐富， 白色、淺綠色和粉紫色等。
在裝飾上， 還有點飾玻璃管， 並且這種點飾法直至戰國時期的玻璃珠上仍然保留著。 這是中國古代玻璃珠獨有的一種特殊裝飾法， 在其他西方國家的玻璃珠上， 幾乎不可見。
蒲江出土的蜻蜓眼
名稱來源於西施的眼淚
中國古代稱玻璃為琉琳、流離、琉璃。 古代民間相傳， 琉璃的發現與西施有關。
據傳， 西元前493年， 範蠡督造王者之劍時， 發現一種晶瑩的物質。 他認為這種物質是天地陰陽造化所能達成的極致， 將其隨劍一起敬獻給越王。
越王感念範蠡鑄劍之功， 原物賜還， 還將這種神奇的物質命名為蠡。
此後， 範蠡遍訪能工巧匠， 將蠡打造成一件精美的首飾， 作為定情之物送給了西施。
同年， 戰事起， 越大敗。 西施被迫前往吳國和親， 離別時將蠡送還範蠡。 傳說中， 西施的眼淚滴在蠡上， 天地日月為之所動， 至今還可以看見西施眼淚在其中流動， 後人稱之為流蠡。今天的琉璃，就是這個名字的諧音，並由此演變而來。
從商周時期開始出現，到春秋戰國時期，玻璃製品在中國的貴族之間開始流行。目前發掘的戰國時期墓葬中，其隨葬玻璃器幾乎均有玻璃珠。這與春秋戰國之交，中國玻璃製造技術有很大提高，為玻璃的流行提供物質技術條件有關。
玻璃璧在春秋戰國的古墓中出土的數量還是較多的，這個時期流行的玻璃器為蜻蜓眼。
蜻蜓眼是古代一種飾物的俗稱，為玻璃製成。西元前10世紀，地中海沿岸出現了在玻璃珠母體上鑲同心圓，製造出類似蜻蜓複眼效果的鑲嵌玻璃珠，這就是現在人們所說的蜻蜓眼。
西亞的遊牧民族相信，佩戴這種蜻蜓眼飾品，可以避邪。
2016年，四川蒲江縣附近發現60座戰國時期的墓地。在墓地中，發現了兩枚蜻蜓眼玻璃珠以及數根配套的玻璃管。這些蜻蜓眼有可能是來自埃及的進口貨，但因配有西周時期就開始流行的玻璃管，更有可能是本土的高級定制。
今年在成都博物館展出的阿富汗文物中，有一顆蜻蜓眼玻璃。經成分驗證，證明是中國出產的玻璃。
南越王墓出土的琉璃璧
玻璃珠與和氏璧相提並論
1978年，湖北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了173顆蜻蜓眼，震驚了整個考古界。
中國有一句成語叫做“隨珠和璧”，泛指珍寶中的珍寶。將隨侯珠與和氏璧並稱，可見這個隨侯珠有多麼的珍貴。
清代錢泳的《履園叢話·收藏·總論》中曾提到：“看書畫亦有三等，至臻之妙為上等，妙而不真為中等，真而不妙為下等。上等為隨珠和璧。”形容上等書畫的珍貴。
為什麼這些蜻蜓眼要與隨侯珠聯繫在一起？
原來，在曾侯乙墓挖掘前，關於隨珠，只是有所聽聞。《淮南子·覽冥訓》中說：“譬如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
高誘注：“隨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于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
幹寶的《搜神記》中也曾提到：“隨縣蟟水側，有斷蛇丘。隨侯出行，見大蛇，被傷中斷，疑其靈異，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走。因號其處‘斷蛇丘’。歲余，蛇銜明珠以報之。珠盈徑寸，純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室。故謂之隨侯珠，亦曰靈蛇珠，又曰明月珠。”
一直到曾侯乙墓挖掘後，人們才知道，所謂明月珠，其實就是蜻蜓眼玻璃珠，因為曾侯乙就是春秋時期的姬姓隨侯。
在他墓裡出土的珠子，理應就是隨侯珠。根據東漢王允的描述，隨侯頗為喜愛製作玻璃珠：“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
1330年左右的威尼斯玻璃杯
趙飛燕的窗扉上鑲有玻璃
戰國時，工匠不僅大量生產蜻蜓眼玻璃珠，而且以玻璃製成仿玉品。
1975年，湖南長沙市楊家山出土的一件戰國玻璃璧，就是當時仿玉品的代表。
這件米黃色的玻璃璧，其形制、紋飾與周時期的玉璧相同，採用模鑄法成形，製作規整，色澤溫潤，顯示了戰國時期中國玻璃製造業的高水準成就。
由於戰國時玻璃不透明或者半透明，所以看起來特別像是玉器。現存的玻璃璧，全部是不透明或半透明的，外表酷似玉璧，如綠色玻璃璧像碧玉，乳白色玻璃璧像羊脂玉。
這些玻璃璧，在考古發掘中，如果不仔細辨認，會誤以為是玉璧。
到了漢代，工匠們已經能夠製造出大尺寸的平板玻璃，因此在全國有很大的流傳和擴展。
從南方的廣東和廣西, 西南的四川和貴州, 西北傳至青海和甘肅, 東北至遼寧都有發現。而且玻璃的種類也更多，更具實用性。
據說，趙飛燕居住在昭陽殿的時候，“窗扉多是綠琉璃，亦皆照達，毛髮不得藏焉。”
在漢武帝的起祠神屋，門窗也全部“琉璃為之，光照洞徹”。
可見，所謂窗明几淨的居室，並非現代始有。陝西興平漢武帝的茂陵附近還出土了一件玻璃璧，直徑234毫米，孔徑48毫米，厚18毫米，淨重1.9公斤。
至於《世說新語》中所記的琉琉屏、琉璃器、琉璃碗以及《晉書崔洪傳》中所說的琉璃鐘，也已在安徽屯溪的西周墓以及湖南韶山春秋戰國墓中出土。
17世紀時的威尼斯玻璃製品
中國玻璃為本土原產物
古代世界中一共有3種不同的玻璃製造體系：西方人主要加入含鈉鈣的材料，他們生產的玻璃被稱為鈉鈣玻璃。中國則加鉛鋇，印度和東南亞加含鉀的草木灰。
中國人加入鉛鋇作為玻璃的助溶劑，會使玻璃不透明或半透明，看起來像玉。不過，到戰國晚期，玻璃漸漸只加入鉛，基本上不含鋇，故而以此法制成的玻璃又被稱為高鉛玻璃。
中國的玻璃製造開始發展的時候，正好是西方體系下玻璃製造的一個繁榮期。因此，不少人認為中國古代的玻璃，都是一些舶來品，但鉛鋇玻璃卻讓中國玻璃是原產物的說法漸漸抬頭。
早在1920年代，加拿大的考古學助教懷特在河南的一個古董攤上，對一些寶珠和鑲有寶珠的古玩感興趣，於是買下了這批文物。
經瞭解，這些文物的出處是在洛陽市東北方20多公里的周朝故址金村，其中的寶珠出自戰國墓葬。
懷特將寶珠寄到英國，托賽利格曼和貝克二人代為分析鑒定。結果是：這些珠子都是用玻璃製成的，其式樣和西方古代玻璃珠相似，但成分上卻大相徑庭，因為這些珠子並不像古代西方的玻璃一樣含有鈣鈉，而是含有鉛鋇。
這與此前人們所堅持的中國玻璃都是進口貨的說法相違背。賽利格曼和貝克又用了漢代以前和唐代以後的玻璃，同時作了分析對比，其結果是：在漢代以前的54例中，含鉛的有52例（占總數的96.3%），含鋇的有39例（72.2%）；在唐代以後15例中，含鋇５%以下的有7例（占總數46.7%），不含鋇的有8例（占總數的53.3%）。
在唐代以後的器皿中，賽利格曼和貝克找到了西方玻璃中的鈉鈣成分。他們又倒推去找西方玻璃中的鉛鋇成分，但檢驗結果卻並未如他們所願。
這證明了中國古代的玻璃的確是自行製造的，而且與西方所製作的玻璃沒有交叉。
1世紀時的外國浮雕玻璃
唐代以後種類逐漸豐富
實際上，從漢代晚期開始，中國的玻璃製造術遠遠落後於西方世界，甚至一度中斷，一直到唐代才有一定程度的復興。
《魏書·西域傳·大月氏》中記載：“其國人商販京師，自雲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于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來者……自此，中國琉璃遂賤。”
隋代統一全國，內監何稠借助燒綠瓷的方法燒造玻璃，獲得成功。唐代玻璃器零星出土，陝西臨潼出土了玻璃果、玻璃瓶等器物，其器型都是中國傳統式樣，採用吹制方法製成。
法門寺唐代地宮出土了20件玻璃器皿，其中11件琉璃器皿的紋飾，有典型的伊斯蘭風格。但是有2件是茶盞和茶託，是中亞、西亞都沒有。經成分測定，琉璃的原料來自域外，但很明顯是在大唐境內製作完成的，屬於“高級定制”。
到北宋時期，玻璃工藝水準又有了很大進步。河北定縣的一座北宋墳墓中出土的33件舍利玻璃瓶，器壁如薄紙、如晶明；安徽天長出土的磨光玻璃，以及河南密縣出土的上百隻雞卵狀玻璃瓶，都是北宋玻璃製造技術進步和吹制玻璃水準發達的明證。
而且，在宋代時期，玻璃的叫法很有意思，有水玉、水經、硝玉、藥玉等。
元代玻璃生產在宋、金玻璃業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並設立了燒造仿玉玻璃器的廷署玉局。
從唐代到元代，中國生產的玻璃除古代的鉛鋇玻璃外，還有高鉀低鎂玻璃，開始與世界製造玻璃的潮流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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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稱之為流蠡。今天的琉璃，就是這個名字的諧音，並由此演變而來。從商周時期開始出現，到春秋戰國時期，玻璃製品在中國的貴族之間開始流行。目前發掘的戰國時期墓葬中，其隨葬玻璃器幾乎均有玻璃珠。這與春秋戰國之交，中國玻璃製造技術有很大提高，為玻璃的流行提供物質技術條件有關。
玻璃璧在春秋戰國的古墓中出土的數量還是較多的，這個時期流行的玻璃器為蜻蜓眼。
蜻蜓眼是古代一種飾物的俗稱，為玻璃製成。西元前10世紀，地中海沿岸出現了在玻璃珠母體上鑲同心圓，製造出類似蜻蜓複眼效果的鑲嵌玻璃珠，這就是現在人們所說的蜻蜓眼。
西亞的遊牧民族相信，佩戴這種蜻蜓眼飾品，可以避邪。
2016年，四川蒲江縣附近發現60座戰國時期的墓地。在墓地中，發現了兩枚蜻蜓眼玻璃珠以及數根配套的玻璃管。這些蜻蜓眼有可能是來自埃及的進口貨，但因配有西周時期就開始流行的玻璃管，更有可能是本土的高級定制。
今年在成都博物館展出的阿富汗文物中，有一顆蜻蜓眼玻璃。經成分驗證，證明是中國出產的玻璃。
南越王墓出土的琉璃璧
玻璃珠與和氏璧相提並論
1978年，湖北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了173顆蜻蜓眼，震驚了整個考古界。
中國有一句成語叫做“隨珠和璧”，泛指珍寶中的珍寶。將隨侯珠與和氏璧並稱，可見這個隨侯珠有多麼的珍貴。
清代錢泳的《履園叢話·收藏·總論》中曾提到：“看書畫亦有三等，至臻之妙為上等，妙而不真為中等，真而不妙為下等。上等為隨珠和璧。”形容上等書畫的珍貴。
為什麼這些蜻蜓眼要與隨侯珠聯繫在一起？
原來，在曾侯乙墓挖掘前，關於隨珠，只是有所聽聞。《淮南子·覽冥訓》中說：“譬如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
高誘注：“隨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于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
幹寶的《搜神記》中也曾提到：“隨縣蟟水側，有斷蛇丘。隨侯出行，見大蛇，被傷中斷，疑其靈異，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走。因號其處‘斷蛇丘’。歲余，蛇銜明珠以報之。珠盈徑寸，純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室。故謂之隨侯珠，亦曰靈蛇珠，又曰明月珠。”
一直到曾侯乙墓挖掘後，人們才知道，所謂明月珠，其實就是蜻蜓眼玻璃珠，因為曾侯乙就是春秋時期的姬姓隨侯。
在他墓裡出土的珠子，理應就是隨侯珠。根據東漢王允的描述，隨侯頗為喜愛製作玻璃珠：“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
1330年左右的威尼斯玻璃杯
趙飛燕的窗扉上鑲有玻璃
戰國時，工匠不僅大量生產蜻蜓眼玻璃珠，而且以玻璃製成仿玉品。
1975年，湖南長沙市楊家山出土的一件戰國玻璃璧，就是當時仿玉品的代表。
這件米黃色的玻璃璧，其形制、紋飾與周時期的玉璧相同，採用模鑄法成形，製作規整，色澤溫潤，顯示了戰國時期中國玻璃製造業的高水準成就。
由於戰國時玻璃不透明或者半透明，所以看起來特別像是玉器。現存的玻璃璧，全部是不透明或半透明的，外表酷似玉璧，如綠色玻璃璧像碧玉，乳白色玻璃璧像羊脂玉。
這些玻璃璧，在考古發掘中，如果不仔細辨認，會誤以為是玉璧。
到了漢代，工匠們已經能夠製造出大尺寸的平板玻璃，因此在全國有很大的流傳和擴展。
從南方的廣東和廣西, 西南的四川和貴州, 西北傳至青海和甘肅, 東北至遼寧都有發現。而且玻璃的種類也更多，更具實用性。
據說，趙飛燕居住在昭陽殿的時候，“窗扉多是綠琉璃，亦皆照達，毛髮不得藏焉。”
在漢武帝的起祠神屋，門窗也全部“琉璃為之，光照洞徹”。
可見，所謂窗明几淨的居室，並非現代始有。陝西興平漢武帝的茂陵附近還出土了一件玻璃璧，直徑234毫米，孔徑48毫米，厚18毫米，淨重1.9公斤。
至於《世說新語》中所記的琉琉屏、琉璃器、琉璃碗以及《晉書崔洪傳》中所說的琉璃鐘，也已在安徽屯溪的西周墓以及湖南韶山春秋戰國墓中出土。
17世紀時的威尼斯玻璃製品
中國玻璃為本土原產物
古代世界中一共有3種不同的玻璃製造體系：西方人主要加入含鈉鈣的材料，他們生產的玻璃被稱為鈉鈣玻璃。中國則加鉛鋇，印度和東南亞加含鉀的草木灰。
中國人加入鉛鋇作為玻璃的助溶劑，會使玻璃不透明或半透明，看起來像玉。不過，到戰國晚期，玻璃漸漸只加入鉛，基本上不含鋇，故而以此法制成的玻璃又被稱為高鉛玻璃。
中國的玻璃製造開始發展的時候，正好是西方體系下玻璃製造的一個繁榮期。因此，不少人認為中國古代的玻璃，都是一些舶來品，但鉛鋇玻璃卻讓中國玻璃是原產物的說法漸漸抬頭。
早在1920年代，加拿大的考古學助教懷特在河南的一個古董攤上，對一些寶珠和鑲有寶珠的古玩感興趣，於是買下了這批文物。
經瞭解，這些文物的出處是在洛陽市東北方20多公里的周朝故址金村，其中的寶珠出自戰國墓葬。
懷特將寶珠寄到英國，托賽利格曼和貝克二人代為分析鑒定。結果是：這些珠子都是用玻璃製成的，其式樣和西方古代玻璃珠相似，但成分上卻大相徑庭，因為這些珠子並不像古代西方的玻璃一樣含有鈣鈉，而是含有鉛鋇。
這與此前人們所堅持的中國玻璃都是進口貨的說法相違背。賽利格曼和貝克又用了漢代以前和唐代以後的玻璃，同時作了分析對比，其結果是：在漢代以前的54例中，含鉛的有52例（占總數的96.3%），含鋇的有39例（72.2%）；在唐代以後15例中，含鋇５%以下的有7例（占總數46.7%），不含鋇的有8例（占總數的53.3%）。
在唐代以後的器皿中，賽利格曼和貝克找到了西方玻璃中的鈉鈣成分。他們又倒推去找西方玻璃中的鉛鋇成分，但檢驗結果卻並未如他們所願。
這證明了中國古代的玻璃的確是自行製造的，而且與西方所製作的玻璃沒有交叉。
1世紀時的外國浮雕玻璃
唐代以後種類逐漸豐富
實際上，從漢代晚期開始，中國的玻璃製造術遠遠落後於西方世界，甚至一度中斷，一直到唐代才有一定程度的復興。
《魏書·西域傳·大月氏》中記載：“其國人商販京師，自雲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于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來者……自此，中國琉璃遂賤。”
隋代統一全國，內監何稠借助燒綠瓷的方法燒造玻璃，獲得成功。唐代玻璃器零星出土，陝西臨潼出土了玻璃果、玻璃瓶等器物，其器型都是中國傳統式樣，採用吹制方法製成。
法門寺唐代地宮出土了20件玻璃器皿，其中11件琉璃器皿的紋飾，有典型的伊斯蘭風格。但是有2件是茶盞和茶託，是中亞、西亞都沒有。經成分測定，琉璃的原料來自域外，但很明顯是在大唐境內製作完成的，屬於“高級定制”。
到北宋時期，玻璃工藝水準又有了很大進步。河北定縣的一座北宋墳墓中出土的33件舍利玻璃瓶，器壁如薄紙、如晶明；安徽天長出土的磨光玻璃，以及河南密縣出土的上百隻雞卵狀玻璃瓶，都是北宋玻璃製造技術進步和吹制玻璃水準發達的明證。
而且，在宋代時期，玻璃的叫法很有意思，有水玉、水經、硝玉、藥玉等。
元代玻璃生產在宋、金玻璃業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並設立了燒造仿玉玻璃器的廷署玉局。
從唐代到元代，中國生產的玻璃除古代的鉛鋇玻璃外，還有高鉀低鎂玻璃，開始與世界製造玻璃的潮流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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