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對中國經濟給出一個全域性的描述越發困難。 一邊是貿易戰和中興晶片風波的硝煙與烏雲， 另一邊中國新經濟崛起、Copy from China的願景撥雲見日。
在剛剛結束的“一π即合•華興π對”上，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文揚和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戰略學講師白果博士分享了他們眼中的“戰國”時代。
文揚的新觀點是， 中華民族正處在四力合一的上升期， 新經濟企業高歌猛進恰逢其時。 這也與華興資本（China Renaissance）取義“中華復興”不謀而合。 由遠及近， 華興願陪伴新經濟企業、新經濟企業家們共同探索他們的三力合一、四力合一， 乘風破浪， 不負時代。
“地理是歷史的子宮”
左：文揚， 右：白果
文揚：
戰國， 從狹義上講， 專指先秦那一段時期。 但從廣義上講， 人類社會自從有了早期國家， 世界各地的國家行為體就一直都處在一種戰國狀態。 如果講廣義的戰國， 我想把中國這2500多年的事， 用某種概念框架貫穿下來。 這樣可能跟我們現實聯繫得更緊密一些。
“地理是歷史的子宮”， 這是杜蘭特的一句話， 很有啟發性。 我們中國之所以特殊， 要追根溯源，
白果：
文老師提到地理時， 主要強調我們整個中原地區， 不管是地形還是水文條件， 都比較適合農耕和定居文明的發展。
我還想補充一點， 定居文明和遊牧文明的競爭關係， 也和地理環境有關。
大家知道中國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都是大一統的國家， 這得益於我們這一塊地理區域是一個相對封閉的體系。 東邊是太平洋， 南邊在古代基本是荒蠻之地， 西邊有高山的屏障， 北邊有一個開口， 所以我們一直在應付北邊各種各樣的問題。 由於我們有一個比較好的地理封閉保護， 在這種環境當中，
相反我們看一下歐洲， 為什麼歐洲幾千年來一直是分裂和動盪的局面。 因為它是環地中海的， 地理環境讓它很難形成一個大一統的國家。 除非它把整個環地中海的區域全都控制下來， 否則很難真正達到一個穩態的定居環境。 因此它不斷地會經受各種各樣文明的入侵、各種各樣文明的洗牌， 遊牧文明會繼續延伸下去。
所以我想強調遊牧和定居無法從本質上說哪一個更好， 沒有這樣的比較。 它實際上需要跟很多客觀條件相結合。
以“仁”為中心的文化力
文揚：
我不想把野蠻提前賦予價值判斷， 野蠻是文明的動力之一。 我們日後會看到中國整個歷史運動受定居和遊牧兩種文明的共同驅動。
“戰國的前天”， 大概是這樣幾種力：生產力、軍事力、文化力、貿易力。
怎麼會有周公的治理， 會出來仁義這些東西？夏商周， 周是最靠西邊的， 後稷時代是在邰這個地方， 只過了一代人的時間， 就跑到北邊去了， 去了豳這個地方。 大約有一千多年。但越來越受不了戎狄的侵擾，最後又回到了岐山。
周的這個歷史經歷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華民族的性格。亶公當時做了一個決定，留下土地，帶走人民，全族群扶老攜幼一起走。這些人為什麼要跟著他走？在這個遷徙過程當中，民族會形成很多東西。
比如我們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從那個時候就成了一個道德標準。此舉一出，周圍很多小國馬上開始擁護他，歸順他。結果就是，周人發現仁義的力量，比軍事的力量、征伐的力量強大得多。
白果：
西方也有類似的故事，比如說《出埃及記》。這裡面有宗教的力量。然而宗教力跟文老師這裡講的文化力差別很大。文老師這裡講的文化力更多是強調仁的力量，仁慈的仁。與宗教力相比，“仁”是比較軟的，並沒有很強的攻擊力。
而宗教有一個很明確的彼岸去追尋，這首先就可以產生一個很強大的力量。另外它的故事裡面強調的也是神的力量，可以把紅海分開，甚至可以殘暴地把埃及所有的長子殺掉，它的攻擊性要強很多。這種區別很值得深思。
文揚：
經過這個轉變之後，周就開始強大了。最後武王滅商的時候，不是周人一家，其實當時是聯合周圍很多民族一起把商滅了。巨大的“大邑商”，最後被“小邦周”給滅了，而且運用了仁義的力量。這就是中國的文化力的一個起源。但這之後，我說成也文化，敗也文化，有些時期人人都去搞仁義了，都不去打仗了。
我們理解中國的歷史，不要簡單認為夏商周秦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這只是一半，我們同時還要看遊牧民族的歷史。沒有另外那一半，就沒有完整的中國歷史。整個北方遊牧民族，匈奴、突厥、鮮卑、拓跋族，都是中華歷史的一部分。之所以常常被忽視，主要原因在於他們早期沒有文字，找不到關於他們起源的資料，只能找一些刻石，文字量很少。
定居文明的第一次“野蠻化”
白果：
定居文明在上升期、版圖的擴張期，也會表現出非常強的生產力和軍事力的結合。比如說西漢，是很典型的例子。
有一點請大家注意，生產力在與軍事力結合和與文化力結合的時候，生產的結構是不一樣的。當它與軍事力結合的時候，需要以一種更容易動員的結構存在。
比如說商鞅變法，刻意打破了自然家庭。我們知道中國人很重視家庭，但秦刻意打破了自然家庭，規定一個家庭不能同時有兩個男丁。通過這樣的方式，重新組織生產單位，提高整個國家對生產力的動員能力，或者說對資源，特別是軍備物資的調動能力。
而當生產力與文化力結合的時候，需要生產以一個相對分散的方式進行。這樣它不會形成力量的過度聚集，也就不會對文化的統治有任何的衝擊和威脅。
為什麼講這個？因為它對我們今天如何處理經濟，或者我們的新經濟部門，跟國家之間的關係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文揚：
非常好。周之後再看秦，秦是野蠻人，是戎狄。主要問題是什麼？太落後了，太沒有文化了。幸虧有三晉——趙、魏、韓，所有幫助秦國強國的謀士，幾乎都是從三晉去的。
所以這三個圈大家可以理解成中間的三晉，負責把齊魯的文化進行了篩選之後，變成秦國能聽得懂的，對他有用的東西，當二道販子倒給了它。秦國就強大了，經典之作就是商鞅變法。如果重寫世界政治史，商鞅應該排在第一。
商鞅變法終於找到了把定居文明中的農民變成戰士、把農耕國變成軍事國的方法，讓定居文明巨大的生產力和軍事力結合了起來。本來定居文明沒有這個可能，最強大的軍事力都在草原。
所以戰國時代，我管它叫第一次野蠻化。中國歷史上，我歸納了五次野蠻化，大家記住這個野蠻化不帶價值判斷，它是很有用的。
從大唐帝國崛起看新經濟賦能
文揚：
“戰國的昨天”，秦朝統一之後，中原國家第一次大擴張，生產力、文化力、軍事力三者合一。
漢朝更偉大，這時出現了第四個力，貿易力。漢朝的版圖是商人們先開拓出來的，軍隊跟在商人之後。當時張騫鑿空通西域，走到哪兒都發現早就有中原的商人和貨物在那裡。終於我們有了四個力的合一，我們偉大的西漢出現了。
南北朝，中原國家大收縮，從三國到魏晉，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是一體兩面。原本大擴張的中原國家龜縮成了東晉。五胡亂華是第二次野蠻化。亂到什麼程度？長安城裡面跑老虎，匈奴不要城市，不要耕地，就要牧場。
隋朝實際上是胡人建立的，大家知道楊堅是鮮卑人，等到他當了皇帝以後，才把北方的鮮卑人恢復成漢姓。這個時期作為中原國家的隋朝雖然建立起來了，但是軍事和貿易中心轉移了。
整個中亞包括阿拉伯這邊，西亞，中亞等地興起了大量的新國家，這些國家也都很強盛。所以軍事力和貿易力的中心轉移了，中原國家成了邊緣。
但很快大唐崛起了，大唐帝國是中原國家與草原帝國的一個結合，李淵晉陽起兵後實際上是依靠突厥帝國這個當時內亞霸主的幫助奪得了政權。大唐帝國的擴張實現了第一次中原與草原的四力合一。
白果：
我稍微強調一下“統”和“分”的內部張力。
新經濟下大家談論的比較多的就是賦能。賦能可以調動能動性，這當然是對的。但同時也帶來了一個“分”的力量。如何實現企業的總體戰略目標，怎麼能夠把大家統在一起，這個統和分之間，不管是國家還是企業，都存在內在的張力。
正好剛才講到大唐帝國，講到四力合一，我們可以看一下，往往在統的力量，也就是四力特別強盛的時候，才能更好地賦能，因為你有足夠的力量吸引大家到你的周圍。你的凝聚力夠，才可以用更加輕鬆、開放的狀態賦能給別人。
但即使達到大唐帝國繁盛的頂端，我們看到一旦某一個力發生了問題，某一個力有了一定缺失，很快整個凝聚體又會分崩離析，這對於我們現代企業是有借鑒意義的。
北宋圓的歷史變遷
文揚：
晚唐安史之亂中，安祿山是胡人，而且是雜胡。此後的的中原，是沙陀軍閥的混戰，是草原帝國與中原國家的共同衰落。
北宋最值得研究，我有一個名詞叫“北宋圓”，大家看北宋的版圖形狀非常圓。可是北部邊界沒有了長城，大部分時間在淮河。所以是一個軍事力收縮的時期，完全被草原帝國所壓制。
但是北宋經濟很發達，生產力大發展，因為有一個澶淵之盟。宋真宗打了一場勝仗，就開始派人去和談，有人說宋遼是一場貨幣戰爭，省了一大筆軍費開支，雖然每年要進貢三十萬金，但實際上打仗將遠遠不止這些錢。
白果：
大國競爭狀態下，很難只算經濟賬，很多時候要算戰略賬。歷史上有好幾次這樣的例子，經濟賬算起來很划算，比如說澶淵之盟，北宋朝廷用完全可以承受的一點經濟代價，換取了120年的和平，然而喪失的是中國的戰鬥能力。
明朝時中國本來是航海非常強大的國家，可朱棣為什麼要把這麼好的發展斷掉？很多人覺得不合邏輯。但如果你站在他的角度看，如果他的理想是“家給民足”、“斯民小康”，那麼他會覺得開發海洋的好處並不能抵消倭寇之亂的壞處。這種決定在當時看來是合理的，然而喪失的是中國與航海有關的一系列科技探索機會。
同樣的道理，慈禧簽署了喪權辱國的條約。從她的角度來想，這幾個口岸與泱泱中華比算什麼，香港算什麼？在版圖上這些是很小的地方。然而中國因此差點連國家主權都喪失了。
我們今天的貿易戰也是一樣的道理，我們不只要有經濟上的考量、計算，還要考慮到這一戰對下一步國際規則的設定具有怎樣的示範意義。
文揚：
宋朝的海外貿易已經很發達了，史料記載也到了西非，有一個海洋上的貿易弧出現了。中國的歷史就是這樣的，只要你給它幾十年、一百年的和平，立刻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因為我們有世界上最大的生產力基地。
“北宋圓”，今天仍然可以看到。一個是人口，一個是GDP，大家可以看到一個非常圓的中心。
南宋，中原國家再次大收縮。這個時候軍事力和貿易力和中國又沒有什麼關係了，中原國家就是一個邊緣化的生產力基地。
元明時期是第四次野蠻化，蒙古人的觀念很明確，只有征戰、掠奪，才是真正的生產力。
朱元璋也是從中原起兵，最後重建了北宋圓。但是再北伐就打不動了，歷史上就是這樣，中原國家失去軍事力之後，跟北方就不能競爭了。
大明王朝是中原國家的再次復興，貿易力又復原了。雖然北邊走不通了，已經被內亞強權國家打斷了，西漢弧再也沒能恢復。但是我們打通了海洋通道，明朝的海上貿易非常發達。
大清是再一次的四力合一，我們輕易不要低估了大清對於今天中國的意義。我們今天的版圖是從大清繼承來的。大清相當於蒙元和大唐的一個折中。蒙元完全是草原建立的，大唐是草原和中原合併建立。但在歷史上比較起來，所有入主中原的胡人中，滿人是把自己漢化得最好的。
清末民初，是第五次野蠻化。鴉片戰爭沒有亡國，但晚唐局面已成，指的就是當時的四分五裂。
中華民族，本來國民黨重建中國，走的是跟朱元璋差不多的路線。從南方開始北伐，擴張民國政府的版圖，表面上重建了“北宋圓”。但到了解放戰爭時期，共產黨是從東北開始往南打，最後恢復的是大清的版圖，這是不得了的事。
中華民族處在怎樣的“戰國的今天”
文揚：
最後看“戰國的今天”，前三十年幹了什麼？我們把中原國家的生產力和軍事力在一個大帝國的版圖上重建了。
大家知道新中國成立之後，東北的工業基地、西北的三線建設，進行全國的工業化佈局，這都是歷史上沒有的，使我們歷史上的“北宋圓”生產基地，擴大到了清帝國的版圖上。同時沿整個領土邊界建立了強大的國防防禦。
改革開放之後，我們又有了世界規模的生產力和貿易力。
什麼是“一帶一路”？借助了國際格局，借助了和平時期，我們終於重新讓這個中原國家，以這個巨大的生產基地為源頭，重建了“西漢弧”和“大明弧”這兩個路線。
當前很多研討會都在研討、解釋改革開放四十年，或者從工業革命上講，或者從市場經濟上講，或者從社會主義上講，當然也可以從文明復興上講。中國的經濟擴張，不是多新鮮的事，歷史上有很多次，就看我們能不能保持一段和平時期。
白果：
文揚老師這個文明復興論的週期，跨度至少在數百年的單位上。也就是說我們正處在一個長期、大規模的上升週期。
如果我們用這種理論去看當下，我們在這個上升週期的什麼位置呢？這是一個問題。以史觀之，我們大概可以把上升週期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是生產力的重建。也就是所謂“北宋圓”的重建，在這個階段，例如漢朝“文景之治”，一般以休養生息為主。這個時期政治力量比較弱，他會把更多的空間讓渡給私人，讓渡給我們商業、農業等各種各樣生產建設的力量。
1949年以來，我們都處於這一個階段。雖然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看起來國家力量加強了，但那是因為中國以前的經濟形態是小農性的，並不適合工業大生產的經濟組織方式。所以必須要用國家的力量，強制性地對其進行結構性改造。
但這一階段的核心目的，還是生產性的，還是去發展生產力，特別是重工業生產能力，重建北宋圓。改革開放之後的四十年對這種生產力的重建更明顯。然而現在，情況好像慢慢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我們開始進入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版圖”的擴張期。開始去強調一種軍事力。當然我們今天的軍事力，不完全指的是傳統意義上的熱兵器的兵器，而是包括金融、貨幣等等現代的具有攻擊性的力量，我們現在處在這樣一個時期。
這個時期雖然需要生產力對擴張進行支撐，也就是說軍事力和生產力的結合，但是生產力的組織形式一定會發生調整和變化。就好像西漢漢武帝時期，我們開始出現鹽鐵的國營。這是一個很長的變化，對整個國力來說，是上升最快的時期。
第三個階段，才是我們所謂的盛世。所謂的三力合一，四力合一。之後再進入下一個時期的迴圈。
我們正處在機遇和挑戰並存的階段，還有很長的上升期。“一帶一路”倡議也是中華民族四力擴展的一個載體。企業家們需要注意到這種趨勢的變化，同時我們也可以考慮如何參與到國力上升的趨勢裡面來，這可能是我們接下來的幾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要面對的一個常態。
大約有一千多年。但越來越受不了戎狄的侵擾，最後又回到了岐山。周的這個歷史經歷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華民族的性格。亶公當時做了一個決定，留下土地，帶走人民，全族群扶老攜幼一起走。這些人為什麼要跟著他走？在這個遷徙過程當中，民族會形成很多東西。
比如我們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從那個時候就成了一個道德標準。此舉一出，周圍很多小國馬上開始擁護他，歸順他。結果就是，周人發現仁義的力量，比軍事的力量、征伐的力量強大得多。
白果：
西方也有類似的故事，比如說《出埃及記》。這裡面有宗教的力量。然而宗教力跟文老師這裡講的文化力差別很大。文老師這裡講的文化力更多是強調仁的力量，仁慈的仁。與宗教力相比，“仁”是比較軟的，並沒有很強的攻擊力。
而宗教有一個很明確的彼岸去追尋，這首先就可以產生一個很強大的力量。另外它的故事裡面強調的也是神的力量，可以把紅海分開，甚至可以殘暴地把埃及所有的長子殺掉，它的攻擊性要強很多。這種區別很值得深思。
文揚：
經過這個轉變之後，周就開始強大了。最後武王滅商的時候，不是周人一家，其實當時是聯合周圍很多民族一起把商滅了。巨大的“大邑商”，最後被“小邦周”給滅了，而且運用了仁義的力量。這就是中國的文化力的一個起源。但這之後，我說成也文化，敗也文化，有些時期人人都去搞仁義了，都不去打仗了。
我們理解中國的歷史，不要簡單認為夏商周秦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這只是一半，我們同時還要看遊牧民族的歷史。沒有另外那一半，就沒有完整的中國歷史。整個北方遊牧民族，匈奴、突厥、鮮卑、拓跋族，都是中華歷史的一部分。之所以常常被忽視，主要原因在於他們早期沒有文字，找不到關於他們起源的資料，只能找一些刻石，文字量很少。
定居文明的第一次“野蠻化”
白果：
定居文明在上升期、版圖的擴張期，也會表現出非常強的生產力和軍事力的結合。比如說西漢，是很典型的例子。
有一點請大家注意，生產力在與軍事力結合和與文化力結合的時候，生產的結構是不一樣的。當它與軍事力結合的時候，需要以一種更容易動員的結構存在。
比如說商鞅變法，刻意打破了自然家庭。我們知道中國人很重視家庭，但秦刻意打破了自然家庭，規定一個家庭不能同時有兩個男丁。通過這樣的方式，重新組織生產單位，提高整個國家對生產力的動員能力，或者說對資源，特別是軍備物資的調動能力。
而當生產力與文化力結合的時候，需要生產以一個相對分散的方式進行。這樣它不會形成力量的過度聚集，也就不會對文化的統治有任何的衝擊和威脅。
為什麼講這個？因為它對我們今天如何處理經濟，或者我們的新經濟部門，跟國家之間的關係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文揚：
非常好。周之後再看秦，秦是野蠻人，是戎狄。主要問題是什麼？太落後了，太沒有文化了。幸虧有三晉——趙、魏、韓，所有幫助秦國強國的謀士，幾乎都是從三晉去的。
所以這三個圈大家可以理解成中間的三晉，負責把齊魯的文化進行了篩選之後，變成秦國能聽得懂的，對他有用的東西，當二道販子倒給了它。秦國就強大了，經典之作就是商鞅變法。如果重寫世界政治史，商鞅應該排在第一。
商鞅變法終於找到了把定居文明中的農民變成戰士、把農耕國變成軍事國的方法，讓定居文明巨大的生產力和軍事力結合了起來。本來定居文明沒有這個可能，最強大的軍事力都在草原。
所以戰國時代，我管它叫第一次野蠻化。中國歷史上，我歸納了五次野蠻化，大家記住這個野蠻化不帶價值判斷，它是很有用的。
從大唐帝國崛起看新經濟賦能
文揚：
“戰國的昨天”，秦朝統一之後，中原國家第一次大擴張，生產力、文化力、軍事力三者合一。
漢朝更偉大，這時出現了第四個力，貿易力。漢朝的版圖是商人們先開拓出來的，軍隊跟在商人之後。當時張騫鑿空通西域，走到哪兒都發現早就有中原的商人和貨物在那裡。終於我們有了四個力的合一，我們偉大的西漢出現了。
南北朝，中原國家大收縮，從三國到魏晉，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是一體兩面。原本大擴張的中原國家龜縮成了東晉。五胡亂華是第二次野蠻化。亂到什麼程度？長安城裡面跑老虎，匈奴不要城市，不要耕地，就要牧場。
隋朝實際上是胡人建立的，大家知道楊堅是鮮卑人，等到他當了皇帝以後，才把北方的鮮卑人恢復成漢姓。這個時期作為中原國家的隋朝雖然建立起來了，但是軍事和貿易中心轉移了。
整個中亞包括阿拉伯這邊，西亞，中亞等地興起了大量的新國家，這些國家也都很強盛。所以軍事力和貿易力的中心轉移了，中原國家成了邊緣。
但很快大唐崛起了，大唐帝國是中原國家與草原帝國的一個結合，李淵晉陽起兵後實際上是依靠突厥帝國這個當時內亞霸主的幫助奪得了政權。大唐帝國的擴張實現了第一次中原與草原的四力合一。
白果：
我稍微強調一下“統”和“分”的內部張力。
新經濟下大家談論的比較多的就是賦能。賦能可以調動能動性，這當然是對的。但同時也帶來了一個“分”的力量。如何實現企業的總體戰略目標，怎麼能夠把大家統在一起，這個統和分之間，不管是國家還是企業，都存在內在的張力。
正好剛才講到大唐帝國，講到四力合一，我們可以看一下，往往在統的力量，也就是四力特別強盛的時候，才能更好地賦能，因為你有足夠的力量吸引大家到你的周圍。你的凝聚力夠，才可以用更加輕鬆、開放的狀態賦能給別人。
但即使達到大唐帝國繁盛的頂端，我們看到一旦某一個力發生了問題，某一個力有了一定缺失，很快整個凝聚體又會分崩離析，這對於我們現代企業是有借鑒意義的。
北宋圓的歷史變遷
文揚：
晚唐安史之亂中，安祿山是胡人，而且是雜胡。此後的的中原，是沙陀軍閥的混戰，是草原帝國與中原國家的共同衰落。
北宋最值得研究，我有一個名詞叫“北宋圓”，大家看北宋的版圖形狀非常圓。可是北部邊界沒有了長城，大部分時間在淮河。所以是一個軍事力收縮的時期，完全被草原帝國所壓制。
但是北宋經濟很發達，生產力大發展，因為有一個澶淵之盟。宋真宗打了一場勝仗，就開始派人去和談，有人說宋遼是一場貨幣戰爭，省了一大筆軍費開支，雖然每年要進貢三十萬金，但實際上打仗將遠遠不止這些錢。
白果：
大國競爭狀態下，很難只算經濟賬，很多時候要算戰略賬。歷史上有好幾次這樣的例子，經濟賬算起來很划算，比如說澶淵之盟，北宋朝廷用完全可以承受的一點經濟代價，換取了120年的和平，然而喪失的是中國的戰鬥能力。
明朝時中國本來是航海非常強大的國家，可朱棣為什麼要把這麼好的發展斷掉？很多人覺得不合邏輯。但如果你站在他的角度看，如果他的理想是“家給民足”、“斯民小康”，那麼他會覺得開發海洋的好處並不能抵消倭寇之亂的壞處。這種決定在當時看來是合理的，然而喪失的是中國與航海有關的一系列科技探索機會。
同樣的道理，慈禧簽署了喪權辱國的條約。從她的角度來想，這幾個口岸與泱泱中華比算什麼，香港算什麼？在版圖上這些是很小的地方。然而中國因此差點連國家主權都喪失了。
我們今天的貿易戰也是一樣的道理，我們不只要有經濟上的考量、計算，還要考慮到這一戰對下一步國際規則的設定具有怎樣的示範意義。
文揚：
宋朝的海外貿易已經很發達了，史料記載也到了西非，有一個海洋上的貿易弧出現了。中國的歷史就是這樣的，只要你給它幾十年、一百年的和平，立刻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因為我們有世界上最大的生產力基地。
“北宋圓”，今天仍然可以看到。一個是人口，一個是GDP，大家可以看到一個非常圓的中心。
南宋，中原國家再次大收縮。這個時候軍事力和貿易力和中國又沒有什麼關係了，中原國家就是一個邊緣化的生產力基地。
元明時期是第四次野蠻化，蒙古人的觀念很明確，只有征戰、掠奪，才是真正的生產力。
朱元璋也是從中原起兵，最後重建了北宋圓。但是再北伐就打不動了，歷史上就是這樣，中原國家失去軍事力之後，跟北方就不能競爭了。
大明王朝是中原國家的再次復興，貿易力又復原了。雖然北邊走不通了，已經被內亞強權國家打斷了，西漢弧再也沒能恢復。但是我們打通了海洋通道，明朝的海上貿易非常發達。
大清是再一次的四力合一，我們輕易不要低估了大清對於今天中國的意義。我們今天的版圖是從大清繼承來的。大清相當於蒙元和大唐的一個折中。蒙元完全是草原建立的，大唐是草原和中原合併建立。但在歷史上比較起來，所有入主中原的胡人中，滿人是把自己漢化得最好的。
清末民初，是第五次野蠻化。鴉片戰爭沒有亡國，但晚唐局面已成，指的就是當時的四分五裂。
中華民族，本來國民黨重建中國，走的是跟朱元璋差不多的路線。從南方開始北伐，擴張民國政府的版圖，表面上重建了“北宋圓”。但到了解放戰爭時期，共產黨是從東北開始往南打，最後恢復的是大清的版圖，這是不得了的事。
中華民族處在怎樣的“戰國的今天”
文揚：
最後看“戰國的今天”，前三十年幹了什麼？我們把中原國家的生產力和軍事力在一個大帝國的版圖上重建了。
大家知道新中國成立之後，東北的工業基地、西北的三線建設，進行全國的工業化佈局，這都是歷史上沒有的，使我們歷史上的“北宋圓”生產基地，擴大到了清帝國的版圖上。同時沿整個領土邊界建立了強大的國防防禦。
改革開放之後，我們又有了世界規模的生產力和貿易力。
什麼是“一帶一路”？借助了國際格局，借助了和平時期，我們終於重新讓這個中原國家，以這個巨大的生產基地為源頭，重建了“西漢弧”和“大明弧”這兩個路線。
當前很多研討會都在研討、解釋改革開放四十年，或者從工業革命上講，或者從市場經濟上講，或者從社會主義上講，當然也可以從文明復興上講。中國的經濟擴張，不是多新鮮的事，歷史上有很多次，就看我們能不能保持一段和平時期。
白果：
文揚老師這個文明復興論的週期，跨度至少在數百年的單位上。也就是說我們正處在一個長期、大規模的上升週期。
如果我們用這種理論去看當下，我們在這個上升週期的什麼位置呢？這是一個問題。以史觀之，我們大概可以把上升週期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是生產力的重建。也就是所謂“北宋圓”的重建，在這個階段，例如漢朝“文景之治”，一般以休養生息為主。這個時期政治力量比較弱，他會把更多的空間讓渡給私人，讓渡給我們商業、農業等各種各樣生產建設的力量。
1949年以來，我們都處於這一個階段。雖然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看起來國家力量加強了，但那是因為中國以前的經濟形態是小農性的，並不適合工業大生產的經濟組織方式。所以必須要用國家的力量，強制性地對其進行結構性改造。
但這一階段的核心目的，還是生產性的，還是去發展生產力，特別是重工業生產能力，重建北宋圓。改革開放之後的四十年對這種生產力的重建更明顯。然而現在，情況好像慢慢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我們開始進入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版圖”的擴張期。開始去強調一種軍事力。當然我們今天的軍事力，不完全指的是傳統意義上的熱兵器的兵器，而是包括金融、貨幣等等現代的具有攻擊性的力量，我們現在處在這樣一個時期。
這個時期雖然需要生產力對擴張進行支撐，也就是說軍事力和生產力的結合，但是生產力的組織形式一定會發生調整和變化。就好像西漢漢武帝時期，我們開始出現鹽鐵的國營。這是一個很長的變化，對整個國力來說，是上升最快的時期。
第三個階段，才是我們所謂的盛世。所謂的三力合一，四力合一。之後再進入下一個時期的迴圈。
我們正處在機遇和挑戰並存的階段，還有很長的上升期。“一帶一路”倡議也是中華民族四力擴展的一個載體。企業家們需要注意到這種趨勢的變化，同時我們也可以考慮如何參與到國力上升的趨勢裡面來，這可能是我們接下來的幾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要面對的一個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