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問題有個最大的特點， 就是它是有慣性的。 就是說一旦這個問題出現的時候， 你再解決這個問題可能已經晚了……
金融行業的張小小在知乎突然收穫了三萬多個贊， 內容關於生育方面。
他今年36歲， 東北人， 定居上海， 在那篇名為“低生育率如何影響社會經濟”的文章中， 張小小提出了一個概念——養育系統的奢侈品化。
奢侈品， 其存在的邏輯是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為一點更好的可能而支付翻倍的價格。 在張小小看來， 放在養育體系上， 直觀表現為眾多父母願意付出超過自身經濟能力的代價， 給孩子提供更優質的物質條件、教育資源等。
這也是計劃生育下的鮮明特色， “這種奢侈品化的育兒環境， 對每個人來說都有非常強大的約束力。 ”張小小對本刊說。
01
進口奶粉配奧數， 兒童的必經之路
與父母過分關注嬰幼兒食品安全問題相對應的， 是我國私家車兒童安全座椅的普及率僅有3%， 而美國20年前已完全普及。
在張小小看來， 父母們追崇進口奶粉， 卻忽視同樣重要的安全座椅， 某種程度上也是受到奢侈品化養育環境的約束力影響。 “因為人人都買進口奶粉， 你沒得馴， 安全座椅卻不是。
2017年8月18日， 南京祿口國際機場， 劇組拍攝節目， 將抱孩子的父親求代購澳洲奶粉作為噱頭。 (@視覺中國)
在計生政策與經濟發展的共同作用下， 過去三十年， 中國實現了從典型的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轉變。
張小小認為， 養育精力和市場的奢侈品化是由低生育率導致的， 其更適用於較高城市化率和經濟發展水準較高的地區，
嬰幼兒階段給娃買奶粉， 長大了後父母的精英化養育往往體現在給孩子報各種培訓班， “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有位開設教育輔導機構的朋友曾和張小小說起現在做這行最大的難處， “可能是孩子太忙了， 課程沒法排”。
如今的一家三口家庭， 一到週末， 多是不顧擁堵， 開著車一小時來到繁華商業區， 不是為了買買買， 而是為送孩子上補習課。 孩子上課， 家長在附近閒逛。
可時下流行的奧數、英語、鋼琴等補習班， 皆是有目標培訓的技能課程。 絕大多數孩子都是在強迫與半強迫狀態下才能堅持。
這是發生在張小小身邊真實的故事， 也是撫育精力投入奢侈品化的體現， 這導致了以往半看孩子半學知識的興趣班被擠出教育市場。
02
經濟有計劃， 人的生產也要有計劃
張小小的童年可沒有兒子過得這麼滋潤， 甚至， 他的同齡人有的連學都沒在適齡的時候在本地上成。
上小學一年級時， 老家當地， 有7000多的同齡人因學校招滿了， 無法入學。 他所在的班級， 人數也多達83人， 快要頂現在大城市的兩個半班了， 而且幾乎所有人都是獨生子女， 僅有的例外是一對雙胞胎。
張小小在長春生活， 直到2005年南下福建工作， “從小到大很少見到有兄弟姐妹的同齡人。 ”
東三省曾是計劃生育政策實施效果最顯著的地區，
1982年10月12日，河北省定縣，對領取獨生子女光榮證的家庭給予表揚和獎勵（新華社圖）
不少對中國產生深遠影響的人口政策，都出臺于張小小出生的1982年前後。
為提倡晚婚晚育，第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1980年版《婚姻法》。與1950年版相比，涉及法定婚齡部分，男女均提高兩歲。新法於1981年1月正式實行，使得不少並未達到晚婚年齡的男女決定趕在法令生效前，步入婚姻殿堂。同年3月，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成立。次年，十二大將“實行計劃生育”確定為我國的基本國策。
1979年1月17日，全國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會議召開。十天后，新華社以一篇名為《進一步控制人口增長速度》的稿件轉述了此次會議的主旨。“對於只生一胎、不再生第二胎的育齡夫婦，要給予表揚；對於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應從經濟上加以必要的限制。”
人口學家梁中堂認為，這是我國強制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的起點。以往的計劃生育工作一直是政府以“晚、息少”為方針的宣導性活動。一篇學術論文中，梁中堂寫到：1978年以前，不要說普遍性的經濟處罰，在企業和國家機關搞物質獎勵，也會被冠以“物質刺激”的帽子予以批判，因為不允許對工人實施“關、卡、壓”，經濟處罰並不多見。
“經濟有計劃，物質生產有計劃，人的生產無計畫，這本身就是不符合計劃經濟體制的做法。因此，搞計劃生育是計劃經濟體制下一個必然的要求。”接受本刊採訪時，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喬曉春以此解釋國家當時大力推行計劃生育的政策邏輯。
03
“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
很快，計劃生育還是和錢掛上了鉤。
作為東北三省之一的遼寧，1979年頒佈了《關於計劃生育工作諾幹問題的規定（試行）》。規定明確將超生處罰與超生者的工資待遇、福利、醫療等掛鉤。比如超計劃生育的職工，產假休息期間不准發工資；超生子女不能享受直系親屬勞保醫療待遇；徵收多子女費等等。
無獨有偶，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在1979年出臺了各自的“計生條例”。
1979年，山西出臺的條例規定，計劃生育要納入國民經濟計劃，各條戰線評選先進集體，應把計劃生育作為一項標準，未完成上級下達的人口計畫指標的單位，不得評為先進。這已十分接近此後在全國推廣的“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
該制度還規定，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重點治理地區未按期改變面貌的，不履行計劃生育法定職責、分工職責，造成嚴重後果的，都將實行“一票否決”，取消單位當年和下一年綜合先進、榮譽稱號的評選資格。違法超生的黨員開除黨籍，公職人員開除公職等。
彼時，計劃生育政策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的直接緣由，是擔心人口過度增長帶來“人口爆炸”。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國的總和生育率在6%以上。這意味著每位育齡婦女或將生育6個以上的孩子。1979年4月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時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的李先念代表中央作調整工作報告。講話中，李先念表達了類似憂慮：“必須切實控制人口的增長。如果人口增長率不進一步降下來，到本世紀末，我國人口將超過十二億。”
為完成降低高生育水準的目標，計劃生育工作體制在計劃經濟的環境下建立、健全起來。它帶有種種“計劃經濟”的痕跡，其中最明顯的特徵便是慣于依賴行政手段。
1982年，全國“計劃生育宣傳月”動員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主題是如何開展1983年1月全國首個“計劃生育宣傳月”活動。會議指出，活動必須以農村為重點，通過大力展開計劃生育的宣傳工作，使這項基本國策家喻戶曉，人人明白。
聲勢浩大的宣傳月最終進行了50多天。
“獨生子女光榮”
“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
“引下來，流下來，就是不能生下來。”
“一人超生，全村結紮。”
已從河南省潢川縣計生工作崗位上退休的張克發在接受《民主與法制時報》採訪時，還能流利地背出這些計生宣傳語。他從事計生工作二十多年，因為刷這些標語練出了一手好字。
1983年，結紮、上環和人工流產都在數量上創下新高。據統計，該年全國男性結紮人數為451萬，其中農村超過370萬；女性結紮1607萬人，農村人數為1293萬。1983年的人工流產資料此前一直保密，直到2010年才由國家衛生部披露，為1437萬人。
一支為基層計劃生育工作和育齡夫婦服務的隊伍也在八十年代逐步建立。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89年，全國已建立縣級服務站2251個，包括醫療技術人員、宣傳業務人員、藥具管理人員在內的職工人數超過2.5萬人。進行計劃生育的宣傳教育，開展計劃生育技術服務和優生優育指導：負責避孕藥具的管理和發放等，是服務站的主要任務。
除了提供必要的生育服務，國家在一定程度上還予以獨生子女家庭獎勵。獨生子女父母獎勵金是我國各地區較早實行的計劃生育獎勵政策。國家按月或者一次性按照一定標準給獨生子女家庭發放獎勵金，直到獨生子女年滿14或18周歲。
各省各地的獎勵金標準不一，北京、上海等16個直轄市，按每月不少於10元的標準發放；重慶每隊夫婦每月各領取2.5至5元；而較高標準的海南則是每月不少於100元。此外，根據《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在國家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期間，自願終身只生育一個子女的夫妻，國家將發給《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
2014年4月21日，廣州獨生子女黃文盛的證上寫著“為革命終身只生一個孩子光榮”(@視覺中國)
出生於1978年10月的李科，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獨生子女。他家現在還保存著紅色塑膠外殼的《獨生子女證》。
辦證時，李科只幾個月大，白白胖胖的。證件拿到後，家裡便開始領取獨生子女費。李科十歲那年，單位還給他們家獎勵了一個大鋁盆。每年過“六一”，單位還會發放些裝著餅乾、糖果的鐵盒，上面印有“獨生子女光榮”的大紅字。
04
人口問題是具有慣性的
“原來提出一孩政策時，中央有明確這個政策是短期的，或者叫本世紀內（二十世紀）政策。走到下一個世紀，中國的生育政策到底是什麼？得給老百姓一個交代。”世紀之交時，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喬曉春曾詢問過一位原國家計生委幹部。
早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術界曾展開過關於是否該取消計劃生育政策的討論。
喬曉春介紹，“因為物質生產的計劃經濟取消了，但計劃生育還存在，這二者是存在矛盾的。”中國人民大學人口所顧寶昌教授也曾在論文中寫到，我們比較熟悉高生育率下的計劃生育工作，卻不太熟悉低生育率下的計劃生育工作，不太熟悉市場經濟下的計劃生育工作。
1993年，喬曉春聯合幾位青年學者，成立中國生育率下降後果與對策研究組。低生育率會產生的影響包括人口老齡化、出生嬰兒性別比失衡、人口負增長。1994年，小組牽頭在北戴河舉辦了“中國生育率下降過程中的新人口問題及其對策學術討論會”。
會議結束後，由小組成員穆宗光，現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執筆，撰寫了會議綜述，其中提到，“中國人口發展的目標，並不是簡單地越少生越好，也不是生育率越低越好……低生育既是一個世界性里程碑，也是中國人口發展的新基點，是從對付高生育率的問題，轉向面對低生育率的挑戰。”
九十年代，中國多數省市開始接近甚至低於生育更替水準——這是指同一批婦女生育的子女數量，恰好能夠替代她們本身以及她們的伴侶。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公佈的總和生育率為1.2，此後計劃生育部門公佈的總和生育率基本保持在1.8左右。我們通常所說的低生育水準，是低於更替生育水準的生育率，即總和生育率小於2.1。
依照現有資料對比，我們無疑進入了低生育水準的時代。
“我們當時提出生育率下降後果的研究，實際隱含的建議是要調整計生政策。”喬曉春認為，人口問題有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它是有慣性的。就是說一旦這個問題出現的時候，你再解決這個問題已經晚了。
1982年10月12日，河北省定縣，對領取獨生子女光榮證的家庭給予表揚和獎勵（新華社圖）
不少對中國產生深遠影響的人口政策，都出臺于張小小出生的1982年前後。
為提倡晚婚晚育，第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1980年版《婚姻法》。與1950年版相比，涉及法定婚齡部分，男女均提高兩歲。新法於1981年1月正式實行，使得不少並未達到晚婚年齡的男女決定趕在法令生效前，步入婚姻殿堂。同年3月，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成立。次年，十二大將“實行計劃生育”確定為我國的基本國策。
1979年1月17日，全國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會議召開。十天后，新華社以一篇名為《進一步控制人口增長速度》的稿件轉述了此次會議的主旨。“對於只生一胎、不再生第二胎的育齡夫婦，要給予表揚；對於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應從經濟上加以必要的限制。”
人口學家梁中堂認為，這是我國強制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的起點。以往的計劃生育工作一直是政府以“晚、息少”為方針的宣導性活動。一篇學術論文中，梁中堂寫到：1978年以前，不要說普遍性的經濟處罰，在企業和國家機關搞物質獎勵，也會被冠以“物質刺激”的帽子予以批判，因為不允許對工人實施“關、卡、壓”，經濟處罰並不多見。
“經濟有計劃，物質生產有計劃，人的生產無計畫，這本身就是不符合計劃經濟體制的做法。因此，搞計劃生育是計劃經濟體制下一個必然的要求。”接受本刊採訪時，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喬曉春以此解釋國家當時大力推行計劃生育的政策邏輯。
03
“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
很快，計劃生育還是和錢掛上了鉤。
作為東北三省之一的遼寧，1979年頒佈了《關於計劃生育工作諾幹問題的規定（試行）》。規定明確將超生處罰與超生者的工資待遇、福利、醫療等掛鉤。比如超計劃生育的職工，產假休息期間不准發工資；超生子女不能享受直系親屬勞保醫療待遇；徵收多子女費等等。
無獨有偶，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在1979年出臺了各自的“計生條例”。
1979年，山西出臺的條例規定，計劃生育要納入國民經濟計劃，各條戰線評選先進集體，應把計劃生育作為一項標準，未完成上級下達的人口計畫指標的單位，不得評為先進。這已十分接近此後在全國推廣的“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
該制度還規定，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重點治理地區未按期改變面貌的，不履行計劃生育法定職責、分工職責，造成嚴重後果的，都將實行“一票否決”，取消單位當年和下一年綜合先進、榮譽稱號的評選資格。違法超生的黨員開除黨籍，公職人員開除公職等。
彼時，計劃生育政策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的直接緣由，是擔心人口過度增長帶來“人口爆炸”。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國的總和生育率在6%以上。這意味著每位育齡婦女或將生育6個以上的孩子。1979年4月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時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的李先念代表中央作調整工作報告。講話中，李先念表達了類似憂慮：“必須切實控制人口的增長。如果人口增長率不進一步降下來，到本世紀末，我國人口將超過十二億。”
為完成降低高生育水準的目標，計劃生育工作體制在計劃經濟的環境下建立、健全起來。它帶有種種“計劃經濟”的痕跡，其中最明顯的特徵便是慣于依賴行政手段。
1982年，全國“計劃生育宣傳月”動員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主題是如何開展1983年1月全國首個“計劃生育宣傳月”活動。會議指出，活動必須以農村為重點，通過大力展開計劃生育的宣傳工作，使這項基本國策家喻戶曉，人人明白。
聲勢浩大的宣傳月最終進行了50多天。
“獨生子女光榮”
“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
“引下來，流下來，就是不能生下來。”
“一人超生，全村結紮。”
已從河南省潢川縣計生工作崗位上退休的張克發在接受《民主與法制時報》採訪時，還能流利地背出這些計生宣傳語。他從事計生工作二十多年，因為刷這些標語練出了一手好字。
1983年，結紮、上環和人工流產都在數量上創下新高。據統計，該年全國男性結紮人數為451萬，其中農村超過370萬；女性結紮1607萬人，農村人數為1293萬。1983年的人工流產資料此前一直保密，直到2010年才由國家衛生部披露，為1437萬人。
一支為基層計劃生育工作和育齡夫婦服務的隊伍也在八十年代逐步建立。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89年，全國已建立縣級服務站2251個，包括醫療技術人員、宣傳業務人員、藥具管理人員在內的職工人數超過2.5萬人。進行計劃生育的宣傳教育，開展計劃生育技術服務和優生優育指導：負責避孕藥具的管理和發放等，是服務站的主要任務。
除了提供必要的生育服務，國家在一定程度上還予以獨生子女家庭獎勵。獨生子女父母獎勵金是我國各地區較早實行的計劃生育獎勵政策。國家按月或者一次性按照一定標準給獨生子女家庭發放獎勵金，直到獨生子女年滿14或18周歲。
各省各地的獎勵金標準不一，北京、上海等16個直轄市，按每月不少於10元的標準發放；重慶每隊夫婦每月各領取2.5至5元；而較高標準的海南則是每月不少於100元。此外，根據《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在國家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期間，自願終身只生育一個子女的夫妻，國家將發給《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
2014年4月21日，廣州獨生子女黃文盛的證上寫著“為革命終身只生一個孩子光榮”(@視覺中國)
出生於1978年10月的李科，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獨生子女。他家現在還保存著紅色塑膠外殼的《獨生子女證》。
辦證時，李科只幾個月大，白白胖胖的。證件拿到後，家裡便開始領取獨生子女費。李科十歲那年，單位還給他們家獎勵了一個大鋁盆。每年過“六一”，單位還會發放些裝著餅乾、糖果的鐵盒，上面印有“獨生子女光榮”的大紅字。
04
人口問題是具有慣性的
“原來提出一孩政策時，中央有明確這個政策是短期的，或者叫本世紀內（二十世紀）政策。走到下一個世紀，中國的生育政策到底是什麼？得給老百姓一個交代。”世紀之交時，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喬曉春曾詢問過一位原國家計生委幹部。
早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術界曾展開過關於是否該取消計劃生育政策的討論。
喬曉春介紹，“因為物質生產的計劃經濟取消了，但計劃生育還存在，這二者是存在矛盾的。”中國人民大學人口所顧寶昌教授也曾在論文中寫到，我們比較熟悉高生育率下的計劃生育工作，卻不太熟悉低生育率下的計劃生育工作，不太熟悉市場經濟下的計劃生育工作。
1993年，喬曉春聯合幾位青年學者，成立中國生育率下降後果與對策研究組。低生育率會產生的影響包括人口老齡化、出生嬰兒性別比失衡、人口負增長。1994年，小組牽頭在北戴河舉辦了“中國生育率下降過程中的新人口問題及其對策學術討論會”。
會議結束後，由小組成員穆宗光，現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執筆，撰寫了會議綜述，其中提到，“中國人口發展的目標，並不是簡單地越少生越好，也不是生育率越低越好……低生育既是一個世界性里程碑，也是中國人口發展的新基點，是從對付高生育率的問題，轉向面對低生育率的挑戰。”
九十年代，中國多數省市開始接近甚至低於生育更替水準——這是指同一批婦女生育的子女數量，恰好能夠替代她們本身以及她們的伴侶。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公佈的總和生育率為1.2，此後計劃生育部門公佈的總和生育率基本保持在1.8左右。我們通常所說的低生育水準，是低於更替生育水準的生育率，即總和生育率小於2.1。
依照現有資料對比，我們無疑進入了低生育水準的時代。
“我們當時提出生育率下降後果的研究，實際隱含的建議是要調整計生政策。”喬曉春認為，人口問題有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它是有慣性的。就是說一旦這個問題出現的時候，你再解決這個問題已經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