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廣東省廣州市南沙區， 位於廣州市最南端、珠江虎門水道西岸， 如今以建設“南沙自貿區”為世人所知。 南沙的歷史與珠江三角洲的發育有著密切關係。 珠江三角洲水網複雜， 尤其是下游地區， 河水與海水交匯， 沉積過程和地貌發育最為活躍， 南沙古村落的歷史就是在這些地理變化的基礎上演變的。
因沙得名
南沙區的大部分古村落位於南沙街道黃山魯山麓及周邊。 這些聚落分佈在半山腰。 清代《順德縣誌》記載：昔者五嶺以南皆大海耳， 漸為洲島， 漸成鄉井， 民亦藩焉。 地理學家的相關研究很大程度上印證了這一說法。 南沙地處珠江出海口外沿， 歷史時期海拔較高處則為島嶼。
20世紀90年代， 考古工作者在南沙發現多處遺址。 其中在鹿頸村發現的遺址歷史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晚期， 尤其以商代遺址最為豐富。 在挖掘僅餘的兩座商代墓葬中，
從陸續考古發掘的狀況來看， 如今的南沙街所在區域文物遺存， 可分為新石器時代晚期、商周時期、唐宋和明清四個階段的文化堆積， 但直到清代中期前， 南沙街仍然是懸於海外的島嶼。 已有地理學相關研究表明， 珠江三角洲是一個河口灣內發育的三角洲， 由於西、北、東江下游交織， 幾個三角洲相互並列而逐步形成。 隨著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發育擴大， 珠江河口不斷外延， 南沙島周圍淤積的土地也在不斷擴大， 因而吸引了南下的人群到此圍墾， 南沙逐漸由島丘錯落的淺海區演變成三角洲。
明代是聚落形成重要時期
目前， 南沙街道有文物資源分佈的古村落共11個。 這些村落建村時間久， 有的是從明清就開始有族譜、祠堂的古村落， 如深井、鹿頸、塘坑等。
明代是珠江三角洲族群格局形成的重要時期。 “大禮議”中支持嘉靖皇帝的廣東籍官員， 紛紛在自己的家鄉建祠堂、擴族產。 比如， 塘坑是主要以朱姓、黎姓為主的古村落， 塘坑朱氏的祠堂， 也是在這一時期前後逐步建立起來的。 根據《廣州市文物普查彙編（南沙區卷）》的記錄和判斷，
光緒二十六年塘坑《朱氏家譜》記載：吾族自三世祖中陽公由新安下山門而遷居於南沙之深灣， 迨四世祖南峯祖分宗， 越數傳而家世丕顯， 自我公崛起， 遂擇其西寧之棠坑坊居焉， 觀其地勢平廠， 川凝山峙， 沙水環匝， 儼然天地之奧區焉。
塘坑朱氏自稱其先祖因權臣秦檜迫害而南渡定居南雄珠璣巷， 宋亡後居於新安， 三世祖時候定居於南沙深灣， 後遷居於塘坑。
朱氏在乾隆八年有一次大規模重修祖墳的行動， 此次重建的祖墳分別為四世祖、五世祖、六世祖的墳墓。
這次重修祖墳的行動可以說是朱氏重新整合宗族資源的一次努力， 塘坑朱氏在乾隆時期出現了一批“國學”“吏員”身份的人， 他們也是這次行動的主導者。 實際上， 在朱氏族譜或者在墓碑上出現的人物、事蹟、時間均有種種可疑之處。 但是， 這並不妨礙他們實現其目的：一方面宣示其“祖先的權力”， 同時在區隔身份， 以證明其並非疍民；另一方面利用宗族組織擴展地方勢力。
明清以來， 塘坑朱氏的活動是珠江三角洲出現的比較普遍的現象。 在南沙， 擁有宗族、祠堂、族譜的聚落一般被稱為村頭， 而在村頭旁邊沿著河湧隨船而居所形成的聚落， 則被稱為圍口。居住在圍口的多為後來到此地謀生的水上人，這樣的聚落特點是以雜姓為主，分住河湧兩側。不同聚落的人擁有不同的權力。據前人研究，村頭人因善於利用宗族與帝國官僚體系建立聯繫，在社區獲得並確保擁有多種權力，最典型的是因祖先而獲得入住權和資源利用權（采樵、圍築沙田等），而後來的圍口人則被視為他者，依附於宗族和其他組織，或者以反抗者的身份出現。
漁業資源豐富
明清時期，南沙島所在範圍為東莞縣管轄。至少在嘉慶年間，南沙島的土地已經能夠承載相當的人口。嘉慶《東莞縣誌》記載：南沙、武山、海南柵寧洲之民，各孤立一島，惟南沙有田可佃，有山可采，餘皆取給鬻海藉寨伍為生。
可見，嘉慶時期南沙島上至少有3種生計方式，一為魚鹽，二為農耕，三為當兵（或者海盜）。那時作為珠江口較為重要的島嶼，南沙很可能還是商貿船隻補充淡水的重要基地，因為南沙島上至今仍留有多口古井。
在南沙早期發展歷史中，天后廟有著重要的作用。目前南沙最為有名的天后廟為塘坑天后廟和大角山天后廟。一般認為，天后廟的建立與行船的人群相關。根據塘坑村現存最早的古代建築天后古廟嘉慶三年重修碑刻中記載：天后廟者，吾鄉拓基之始所由建業。在鄉之西偏，屢著靈異，水旱風雨祈禱輒應。凡有事，必議於廟中，事無不立，鄉人賴之。由此可見，在塘坑建村之始天后廟就已經建立，並且天后廟在聚落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早期的塘坑乃至南沙的居民生計中，行船有著重要的意義，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漁業。由於南沙地處鹹淡水交界處，漁業資源豐富，有不少水上人在此地謀生。
隨著時間的推移，南沙周圍淤積的土地不斷擴大，特別是在清代，開發土地變得有利可圖。道光十一年，南沙地區發生盜采山石事件，而這一事件被當時南沙當地廩生朱榮控告至兩廣總督李鴻賓處。隨後東莞知縣拆毀採石寮屋，沒收石材，兩廣總督出示永禁開採南沙山石。對於當地來講，石材是造圍的重要材料。可見至少在此時，南沙地區已經有人採石建築圍基。而李鴻賓禁采南沙山石，主要是因為采山石除了會損害當地田墓外，還可能聚眾而引發地方社會秩序的不穩定。
道光十八年（1838），南沙村人朱國英和方儀輝等來到東莞縣城，告知陳雲亭、方瑚洲、何耘劬、陳百木，南沙村前海中和東莞與香山交界處浮有沙坦，乃“邑之大利在是”，商議如何處理。他們商量後決定，所有東莞縣文武紳士以梁應上為首，以東莞縣的名義請求將沙坦歸於學公為嘗產。而此時，該沙坦已經為順德溫承均“越界”向香山縣報承。雙方之間糾紛多年，在東莞士紳和知縣的介入下，此舉最終演變為東莞、香山兩縣萬頃沙田之爭，直到道光二十五年才完成劃界，東莞明倫堂名下由此也擁有了萬頃沙90餘頃的田產。
南沙島的周邊，時有海盜來襲。橫亙于珠江口的大、小虎島，上橫檔、下橫檔島歷來是海防要地，也是海寇覬覦的目標。
（本文系《廣州大典》與廣州歷史文化研究資助專項（2017GZY0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歷史系）
原標題：明清時期南沙島的村落與生計
作者：毛帥
則被稱為圍口。居住在圍口的多為後來到此地謀生的水上人，這樣的聚落特點是以雜姓為主，分住河湧兩側。不同聚落的人擁有不同的權力。據前人研究，村頭人因善於利用宗族與帝國官僚體系建立聯繫，在社區獲得並確保擁有多種權力，最典型的是因祖先而獲得入住權和資源利用權（采樵、圍築沙田等），而後來的圍口人則被視為他者，依附於宗族和其他組織，或者以反抗者的身份出現。漁業資源豐富
明清時期，南沙島所在範圍為東莞縣管轄。至少在嘉慶年間，南沙島的土地已經能夠承載相當的人口。嘉慶《東莞縣誌》記載：南沙、武山、海南柵寧洲之民，各孤立一島，惟南沙有田可佃，有山可采，餘皆取給鬻海藉寨伍為生。
可見，嘉慶時期南沙島上至少有3種生計方式，一為魚鹽，二為農耕，三為當兵（或者海盜）。那時作為珠江口較為重要的島嶼，南沙很可能還是商貿船隻補充淡水的重要基地，因為南沙島上至今仍留有多口古井。
在南沙早期發展歷史中，天后廟有著重要的作用。目前南沙最為有名的天后廟為塘坑天后廟和大角山天后廟。一般認為，天后廟的建立與行船的人群相關。根據塘坑村現存最早的古代建築天后古廟嘉慶三年重修碑刻中記載：天后廟者，吾鄉拓基之始所由建業。在鄉之西偏，屢著靈異，水旱風雨祈禱輒應。凡有事，必議於廟中，事無不立，鄉人賴之。由此可見，在塘坑建村之始天后廟就已經建立，並且天后廟在聚落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早期的塘坑乃至南沙的居民生計中，行船有著重要的意義，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漁業。由於南沙地處鹹淡水交界處，漁業資源豐富，有不少水上人在此地謀生。
隨著時間的推移，南沙周圍淤積的土地不斷擴大，特別是在清代，開發土地變得有利可圖。道光十一年，南沙地區發生盜采山石事件，而這一事件被當時南沙當地廩生朱榮控告至兩廣總督李鴻賓處。隨後東莞知縣拆毀採石寮屋，沒收石材，兩廣總督出示永禁開採南沙山石。對於當地來講，石材是造圍的重要材料。可見至少在此時，南沙地區已經有人採石建築圍基。而李鴻賓禁采南沙山石，主要是因為采山石除了會損害當地田墓外，還可能聚眾而引發地方社會秩序的不穩定。
道光十八年（1838），南沙村人朱國英和方儀輝等來到東莞縣城，告知陳雲亭、方瑚洲、何耘劬、陳百木，南沙村前海中和東莞與香山交界處浮有沙坦，乃“邑之大利在是”，商議如何處理。他們商量後決定，所有東莞縣文武紳士以梁應上為首，以東莞縣的名義請求將沙坦歸於學公為嘗產。而此時，該沙坦已經為順德溫承均“越界”向香山縣報承。雙方之間糾紛多年，在東莞士紳和知縣的介入下，此舉最終演變為東莞、香山兩縣萬頃沙田之爭，直到道光二十五年才完成劃界，東莞明倫堂名下由此也擁有了萬頃沙90餘頃的田產。
南沙島的周邊，時有海盜來襲。橫亙于珠江口的大、小虎島，上橫檔、下橫檔島歷來是海防要地，也是海寇覬覦的目標。
（本文系《廣州大典》與廣州歷史文化研究資助專項（2017GZY0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歷史系）
原標題：明清時期南沙島的村落與生計
作者：毛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