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學者型官員的易綱教授，
成為了新一屆央行行長。
他是在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邁向高品質發展的新時代，
肩負起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央行行長的使命的。
易行長理論功底扎實，
回國後又在央行歷練了二十年有餘，
央行管理熟稔，
有目共睹。
四十年的改革開放，
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金融體系和結構日臻完善，
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體系也不斷成熟，
這些都為易綱行長履行其使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儘管如此，
易綱行長仍面臨著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它們決定了未來央行政策的基本走向。
貨幣政策框架從以貨幣供應量為中間目標轉變為以利率為仲介目標
1994年中國開始實行以貨幣供應量為中間目標的貨幣政策框架。
那時，
借鑒了美聯儲早前的一些做法，
同時公佈M1和M2的目標值。
但在2008年，
政府就不再將M1的增長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了。
到2018年，
雖然仍要“保持廣義貨幣M2、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
但並沒有明確貨幣供應量的具體目標值。
這意味著，
20餘年裡在貨幣政策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貨幣供應量指標，
已日趨式微。
淡化貨幣供應量等數量型的調控指標，
是中國金融結構變化使然。
從融資方面來看，
資金短缺部門的融資管道已實現多樣化，
除了傳統的銀行貸款外，
債券、股票、信託等在融資中的地位已大幅上升；從盈餘部門的資金運用來看，
存款江河日下，
證券投資基金、各類理財和信託產品正越來越受青睞。
傳統的貨幣供應量統計指標已經不能反映已高度多元化的金融結構，
它與經濟和金融活動的關聯性也在不斷下降。
例如，
2010年以來，
廣義貨幣M2增長率就呈趨勢性下降，
但市場利率在過去七年裡卻出現了明顯的上行和下行週期。
而市場利率的變化對各類非存款類金融產品的收益率卻有著直接的重要影響，
也直接影響著各類盈餘資金的配置方向和借款者的融資成本。
不難看出，
相對於M2這樣的數量型指標而言，
利率這樣的價格型指標對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影響正在凸顯。
另外，
多元化使得貨幣供給的控制也越來越困難，
實際的貨幣供給增長率不是高於，
而是明顯地低於政策目標值，
是常有的事，
因此，
它作為貨幣政策的指標，
其實際作用已大幅下降會對廣義信貸具有重要影響。
同時，
良好的宏觀審慎有助於改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
也有利於改善貨幣政策面臨的結構性問題，
比如更好地引導金融回歸本源，
既達到實體經濟在保持自然率的水準上增長，
又促進金融體系的穩定。
正如十九大報告所講的，
我們依然要“完善”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的雙支柱政策。
在雙支柱的調控框架下，
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比如，
仍然需要協調法定存款準備金與中央銀行貸款；宏觀審慎政策擴展到非銀行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
央行的宏觀審慎考核與其他監管當局之間的協調，
避免以宏觀審慎政策之名，
行微觀干預之實，
從而“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落到實處。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中國債券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