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張愛玲和胡蘭成
朱天文
臺灣著名小說家、劇作家。 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 原載《文學世紀》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停刊號。
一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去世， 我與妹妹朱天心躲開了任何發言和邀稿， 不近人情到父親都表示異議，
然而那以後很多很多， 持續不斷的各種張愛玲紀念文、書信披露， 回憶、軼聞， 就一再也寫到胡蘭成， 當然， 就寫到了胡蘭成跟三三。
三三， 具體是《三三集刊》， 在我大學三年級時候創辦的， 一九七七年四月。 兩年後我們成立三三書坊。 當時胡先生書《山河歲月》在臺北出版遭禁， 刪節 出版的《今生今世》也給勸告， 既然沒有出版社能出胡先生書， 我們就自己來， 用胡先生在《三三集刊》撰文的筆名李磐， 印行出版。 這樣一共出版了四本， 至 胡先生去世的一九八一年。
可以說， 三三是胡蘭成一手促成的。 打從結識胡先生， 其間有一年的時間胡先生住我們家隔壁， 著書講學， 然後返僑居地日本， 至去世， 總共七年。
格林（Graham Greene）曾說， 作家的前二十年涵蓋了他全部經驗， 其餘的歲月則是在觀察。 他說：“作家在童年和青少年時觀察世界， 一輩子只有一次。 而他整個寫作生涯， 就是努力用大家共有的龐大公共世界， 來解說他的私人世界。 ”依據他這個說法， 那麼， 我後來的寫作生涯， 整個的其實都在咀嚼， 吞吐， 反覆塗寫和利用這個， 前身。
四年前王德威編當代小說家系列， 本來只是作者簡單寫一個自述的， 我倒一發不可收拾寫了五萬字， 題名《花憶前身》， 回頭看看自己的來歷。 完後， 每每覺得， 這個沒說， 那個沒說， 而且， 再也說不盡似的。 這會兒開研討會， 講是憶， 不如是解剖， 以今天的後見之明，
就挑兩件來解剖， 一件是張愛玲的個人主義， 一件是胡蘭成的歸不了檔。
二
我是十二三歲開始看張愛玲， 自自然然成為我父親與我六姑姑這個張迷家族的一員。 打小我喜歡在父親桌前摸索， 當時到後來始終也沒什麼書房， 不過榻榻 米大床，跟兩張並放的書桌，父母親一人據一張，父親寫小說，母親翻譯日文。 單是張愛玲和父親的通信，我翻來覆去看得差不多會背了。信中張愛玲提及她的先生賴雅亦寫小說，但她「不看他寫的東西，因為Joyce等我也不看」。當時我不知道誰是喬伊絲，可從語氣也感覺得出來，這位喬伊絲肯定是個大人物，而張愛玲好大膽子說不看。
我聽父親不止一次轉述張愛玲在柏克萊，獨來獨往，卻會為一個修電線工足下來，仰頭呆看半晌，而人不知她是看到了什麼。她在花蓮王禎和家短短一住時，也常叫路上不起眼的東西吸引了去，看上半天。她總是見人所不見，那樣忘記所以的處於自我之中。
若我最早有意識的模仿張愛玲，以上便是。
我國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升二三年級後一直是班導師，我崇拜他到戀愛的程度，暗地背誦了許多課本上沒有的詩詞，就等什麼時刻老師講到問到了，唯我一人搭得上腔。我也把父親追求母親時候的兩個人都是好熱血文藝青年的信，一封一封經過變造成為我的周記內容，譬如對於包法利夫人的看法，很辛辣，頗使老師也憂了，回復來同等篇幅的眉批，太令我得意，就變本加厲更狂了。
這些狂言狂語甚至演成狂行，大概屬於我同校的妹妹朱天心頂知道，而都獲得老師的庇護沒被學校處罰記過，縱容得不像話。敢於這樣，沒別的，我在學張愛玲，學我以為的特立獨行，不受規範。
還有是，漫長青春期的尷尬，彆扭，拿自己不知怎麼好的，似乎都有了張愛玲形象做靠山（很早就讀到古物出土的《天才夢》），故此一味怪去，有正當理直氣壯得很。
那更別說胡蘭成寫的《民國女子》，我讀到是收在父親手上一本破舊不堪、排版印行的《今生今世》上冊裡，隨便一摘，都是。看吧，“我且又被名詞術語制住，有錢有勢我不怕，但對公定的學術界權威我膽怯。一次竟敢說出《紅樓夢》《西遊記》勝過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愛玲卻平然答道，當然是《紅樓夢》《西遊記》好。”
再看，“我自己以為能平視王侯，但仍有太多的感激，愛玲則一次亦沒有這樣。即使對方是日神，她亦能在小地方把他看得清清楚楚。常人之情，連我在內，往往姑息君子，不姑息小人，對東西亦如此。可是從來的悲劇都由好人作成，而許多好東西亦見其紛紛的毀滅，因為那樣的好原來有限，是帶疾的，其實不可原諒的還是不應當原諒。愛玲對好人好東西非常苛刻，而對小人與普通東西，亦不過是這點嚴格，她這真是平等。”
三
我高中畢業那個暑假，父親偶然獲悉胡蘭成在臺北，聯絡上，偕母親跟我三人去拜訪。那天的話題都繞著張愛玲說，胡先生取出日本排版的《今生今世》上下兩冊贈父親，書中有藍字紅字校訂，可能是自存的善本。我因為愛屋及烏，見不到張愛玲，見見胡蘭成也好。真見到了，一片茫然，想產生點嗟悵之感也沒有，至今竟無記憶似的。對胡先生書《今生今世》，不但之前除了《民國女子》一章，餘皆不讀，奇怪的是，之後仍不讀。一年後，暑假期間我也不過順手抄來一看，也怪了，這一看就覺石破天驚，雲垂海立，非常非常之悲哀。 於是我寫信給胡先生，不指望胡先生還在臺北，可比是瓶中書那樣投入大海罷了。想必，這是我從此完全被襲卷了去的「胡腔胡說」的第一篇。我認為胡先生比張愛玲超厲害多了，很懊悔一年前為什麼只看見張愛玲，沒看見胡蘭成，只好恨自己是，有眼無珠。
不料我立刻得到了回音，胡先生想把此信當做正要付印的臺灣版《今生今世》的序。這哪行，父親急書一封阻止此事，胡先生回信說：“天文忽然寫信來我都吃了一驚……若做代序，當然是先要問過你的，請放心。”
這段我與胡先生結識的經過，我是幼稚跟魯莽，根本不值一提的。但一九七六年，符兆祥先生編了本書叫《一九八○》，小題目：《現代最傑出青年作家小說選》，上下冊，各選十人，並每個人找一位評論家評介，頗像股票分析師推薦可以長抱的績優股。我和天心給選在下冊，就請當時住我們家隔壁的胡先生寫評介。胡先生很高興的寫了，卻不能用，換言之，給退稿了。這兩篇的題目一篇叫《來寫朱天文》，一篇叫《朱天心呢？》，寫我的部分，胡先生便提到此段結識，請容我摘錄如下：
前年朱天文初次跟她父親朱先生來看我。朱先生是柔和正直禮義之人，他是來為搜訪張愛玲的資料。朱天文則只聽我說話，她自己不說。我與朱先生尚未相熟，對方又有禮，我就說話會浮起來，對人不夠誠懇，對己亦不夠真實。朱先生送我一瓶竹葉青，我回一枚日本包袱。我因說同樣的包袱帶來二枚，一枚送給一位顯官什麼人了，這一枚送給天文小姐。客人辭去後我只覺這一天不對勁兒。果然數日後朱天文寫信給林君，說她見到了我很失望。她在信裡寫道：那顯官又於我什麼相干！她說我臉上亦沒有張愛玲說的特徵。我讀信當即很愧歉，覺得自己真是不好，而對寫信的人起了很大的敬畏。
她信裡又說，這天她穿的衣裝我全不注意，帶來的便當有一樣壽司是她做的，我吃了也自己不知吃了沒有。這我也覺得是我的不對。但饒是挨了打擊，我卻喜愛那信寫得清潔無禁忌，只顧對林君稱讚。
胡先生把我一年後的信記憶成數日後，也把我信的內容在傳達時昇華了，成為他的創作和審美。他且把這次見面比做譬如梁武帝與達摩的見面問：“對朕者何人？”曰：“不識。”不但武帝不識，達摩自己亦不識。胡先生就是這樣，總能把芝麻爛事弄成個好像公案絕唱。
四
阿城寫過，一九八四年底，他在《收穫》雜誌見到《傾城之戀》，讀完納悶了好幾天，心想這張愛玲不知是躲在哪個里弄工廠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如此驚人。看來關於張愛玲，大陸是比臺灣晚了至少三十年。在臺灣可以說，我們是讀張愛玲長大的。弱水三千取一瓢飲，每人都從張愛玲那裡取得了他的一瓢。這樣的文化構成，跟大陸，的確不同。一言以蔽之，個人的自為空間。
大半世紀前，胡張初見時，兩人講了五個鐘點話，無非是胡在滔滔發表對張作品的見解。再遇見張，胡說：“你也不過是個人主義者罷了。”
此處我錄一段胡的《論張愛玲》，載於一九四四年六月上海《天地》月刊：
講到出走，她的一張照片，刊在（雜誌》上的，是坐在池塘邊，眼睛裡有一種驚惶，看著前面，又怕後頭有什麼東西追來似的。她笑說：“我看看都可憐相，好像是挨了一棒。”她有個朋友說：“像是個奴隸，世代為奴隸。”
我說：“題名就叫逃走的女奴，倒是好。”過後想想，果然是她的很好說明。逃走的女奴，是生命的開始，世界於她是新鮮的，她自個兒有一種叛逆的喜悅。
出走，抑或逃亡，從哪裡出走的？逃亡的什麼？比較張愛玲當時包圍著她的生活樣式和狀態是怎樣的，即大約可判斷他們作品所踩到的高度、遠度、深度是怎樣的。用阿城的講法是，“我的許多朋友常說，以中國大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酷烈，大作家大作品當會出現在上山下鄉這一代。我想這是一種誤解，因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本質是狹窄與無知，反對它的人很容易被它的本質限制，而在意識上變得與它一樣高矮肥瘦……又不妨說，近年評家說先鋒小說顛覆了大陸的權威話語，可是顛覆那麼枯瘦的話語的結果，搞不好也是枯瘦，就好比顛覆中學生範文會怎麼樣呢？”
四○年代初胡先生《論張愛玲》已寫道：“正如魯迅說的，正義都在他們那一邊。他們的正義和我們有什麼相干？而這麼說說，也有人會怒目而視，因為群眾是他們的，同志也是他們的，我又有什麼‘們’？好，就說是和我不相干吧。 於是我成了個人主義者。”
胡先生道：“這樣的個人主義是一種冷淡的怠工，但也有更叛逆的。它可以走向新生，或者破滅，卻是不會走向腐敗。”
我回想胡先生平日聊起，總說，張愛玲是叛逆的。還有是說，張愛玲倔強，性子硬。但又說張愛玲謙遜，柔和。
五
讀張愛玲長大的我們，結果，她可能成了我們頭上的烏雲，遮得地上只長弱草。什麼時候，她已成為我想要叛逃的對象。
首次我感覺到壓力，是七○年代下半鄉土文學論戰。當時我們在唸大學，那個年紀能寫什麼，無非青春無謂的煩惱，白日夢，愛情，以及自己以為的人情世故，小奸小壞。這些，雖不至到商女不知亡國恨的地步，亦相去不遠矣。學校裡建築系那些男生，背著相機上山下鄉拍回來的強悍黑白照，配上文字報導，帥啊，太時髦了。
這壓力的具體化身，最高標的一位就是陳映真。一度，他甚至是我們的道德壓力。
後來辦三三，我們都說要做“士”，要研究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學問，切莫以文人終身，遑論小說家不過一藝而已。
今年五月，我先後收到兩件文獻影本，系一九九一年我們整理出版胡蘭成全集時遍尋不著的，如獲至寶。一件是胡先生的社論結集，《戰難和亦不易》，寫於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十二月，共一百零五篇，前半在香港南華日報，後半在上海中華日報，一九四○年一月中華日報出版。另一件是《苦竹》雜誌，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月，一九四五年三月，總共三期，刊有張愛玲的《談音樂》、《自己的文章》、《桂花蒸阿小悲秋》，炎櫻的《死歌》、《生命的顏色》、《火》以及無數篇胡先生的化名撰述，典型一本同仁雜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三三集刊》乃《苦竹》還魂也，胡先生七十歲了，他真是“烈土暮年，壯心不已”。
胡先生的難以分類，到現在還是身份未明，找不到他該放的位置。文學評論勉強把他歸入周作人、廢名、沈從文的抒情一脈。我跟天心私下是說，胡先生晚年在做的大架構，大論述，明明是李維史陀（ Claude Le Vi-Strauss）結構人類學的中文版。而胡先生的亡命生涯，其自覺自省處又像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知識份子部分則似薩依德（Edward W．Said）。這番姐妹間的悄悄話，公開一說，各位看，豈不正好坐實了胡先生的大而無當。
橫豎大而無當歸不了檔，把我們養野了，如《心經》裡寫的青籐，滿心只想越過籬笆去，誰想越過去了不是尋常院落，是在八層樓陽臺上懸空目眩。我們亦小說寫寫中，就忍不住越過小說的圍牆朝外跳。專事文學，倒像嵇康《琴賦》雲：“手揮五弦，目送飛鴻”，老望著文學以外遠遠的事。
這個，胡先生去世二十年了，也許是他留下給我們的最大資產，無或稍減，與日俱增。
張愛玲呢？叛逃張愛玲。
就像掛出來的牌子告示人，“施工中”，“營業中”，“清潔中”，我想目前我是，叛逃中。
文章轉自公眾號：一起悅讀
雪 小 禪 全 新 原 創 隨 筆 集
《我只向美好的事物低頭》
所有美的事物，
都值得慢慢思量，一生珍賞。
我們來這世間相逢，只為向美好低頭。
-
有趣的靈魂終會相遇，
就像你等到我，而我等到你。
-
謹以此書向生活致敬，
重新定義中國式的理想生活。
用充滿人性溫暖的耕作，抵禦世俗的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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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天文 圖：網路
總編：邱木
文編：半夏
圖編：宴之
排版：飛沙
不過榻榻 米大床，跟兩張並放的書桌，父母親一人據一張，父親寫小說，母親翻譯日文。 單是張愛玲和父親的通信，我翻來覆去看得差不多會背了。信中張愛玲提及她的先生賴雅亦寫小說，但她「不看他寫的東西，因為Joyce等我也不看」。當時我不知道誰是喬伊絲，可從語氣也感覺得出來，這位喬伊絲肯定是個大人物，而張愛玲好大膽子說不看。我聽父親不止一次轉述張愛玲在柏克萊，獨來獨往，卻會為一個修電線工足下來，仰頭呆看半晌，而人不知她是看到了什麼。她在花蓮王禎和家短短一住時，也常叫路上不起眼的東西吸引了去，看上半天。她總是見人所不見，那樣忘記所以的處於自我之中。
若我最早有意識的模仿張愛玲，以上便是。
我國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升二三年級後一直是班導師，我崇拜他到戀愛的程度，暗地背誦了許多課本上沒有的詩詞，就等什麼時刻老師講到問到了，唯我一人搭得上腔。我也把父親追求母親時候的兩個人都是好熱血文藝青年的信，一封一封經過變造成為我的周記內容，譬如對於包法利夫人的看法，很辛辣，頗使老師也憂了，回復來同等篇幅的眉批，太令我得意，就變本加厲更狂了。
這些狂言狂語甚至演成狂行，大概屬於我同校的妹妹朱天心頂知道，而都獲得老師的庇護沒被學校處罰記過，縱容得不像話。敢於這樣，沒別的，我在學張愛玲，學我以為的特立獨行，不受規範。
還有是，漫長青春期的尷尬，彆扭，拿自己不知怎麼好的，似乎都有了張愛玲形象做靠山（很早就讀到古物出土的《天才夢》），故此一味怪去，有正當理直氣壯得很。
那更別說胡蘭成寫的《民國女子》，我讀到是收在父親手上一本破舊不堪、排版印行的《今生今世》上冊裡，隨便一摘，都是。看吧，“我且又被名詞術語制住，有錢有勢我不怕，但對公定的學術界權威我膽怯。一次竟敢說出《紅樓夢》《西遊記》勝過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愛玲卻平然答道，當然是《紅樓夢》《西遊記》好。”
再看，“我自己以為能平視王侯，但仍有太多的感激，愛玲則一次亦沒有這樣。即使對方是日神，她亦能在小地方把他看得清清楚楚。常人之情，連我在內，往往姑息君子，不姑息小人，對東西亦如此。可是從來的悲劇都由好人作成，而許多好東西亦見其紛紛的毀滅，因為那樣的好原來有限，是帶疾的，其實不可原諒的還是不應當原諒。愛玲對好人好東西非常苛刻，而對小人與普通東西，亦不過是這點嚴格，她這真是平等。”
三
我高中畢業那個暑假，父親偶然獲悉胡蘭成在臺北，聯絡上，偕母親跟我三人去拜訪。那天的話題都繞著張愛玲說，胡先生取出日本排版的《今生今世》上下兩冊贈父親，書中有藍字紅字校訂，可能是自存的善本。我因為愛屋及烏，見不到張愛玲，見見胡蘭成也好。真見到了，一片茫然，想產生點嗟悵之感也沒有，至今竟無記憶似的。對胡先生書《今生今世》，不但之前除了《民國女子》一章，餘皆不讀，奇怪的是，之後仍不讀。一年後，暑假期間我也不過順手抄來一看，也怪了，這一看就覺石破天驚，雲垂海立，非常非常之悲哀。 於是我寫信給胡先生，不指望胡先生還在臺北，可比是瓶中書那樣投入大海罷了。想必，這是我從此完全被襲卷了去的「胡腔胡說」的第一篇。我認為胡先生比張愛玲超厲害多了，很懊悔一年前為什麼只看見張愛玲，沒看見胡蘭成，只好恨自己是，有眼無珠。
不料我立刻得到了回音，胡先生想把此信當做正要付印的臺灣版《今生今世》的序。這哪行，父親急書一封阻止此事，胡先生回信說：“天文忽然寫信來我都吃了一驚……若做代序，當然是先要問過你的，請放心。”
這段我與胡先生結識的經過，我是幼稚跟魯莽，根本不值一提的。但一九七六年，符兆祥先生編了本書叫《一九八○》，小題目：《現代最傑出青年作家小說選》，上下冊，各選十人，並每個人找一位評論家評介，頗像股票分析師推薦可以長抱的績優股。我和天心給選在下冊，就請當時住我們家隔壁的胡先生寫評介。胡先生很高興的寫了，卻不能用，換言之，給退稿了。這兩篇的題目一篇叫《來寫朱天文》，一篇叫《朱天心呢？》，寫我的部分，胡先生便提到此段結識，請容我摘錄如下：
前年朱天文初次跟她父親朱先生來看我。朱先生是柔和正直禮義之人，他是來為搜訪張愛玲的資料。朱天文則只聽我說話，她自己不說。我與朱先生尚未相熟，對方又有禮，我就說話會浮起來，對人不夠誠懇，對己亦不夠真實。朱先生送我一瓶竹葉青，我回一枚日本包袱。我因說同樣的包袱帶來二枚，一枚送給一位顯官什麼人了，這一枚送給天文小姐。客人辭去後我只覺這一天不對勁兒。果然數日後朱天文寫信給林君，說她見到了我很失望。她在信裡寫道：那顯官又於我什麼相干！她說我臉上亦沒有張愛玲說的特徵。我讀信當即很愧歉，覺得自己真是不好，而對寫信的人起了很大的敬畏。
她信裡又說，這天她穿的衣裝我全不注意，帶來的便當有一樣壽司是她做的，我吃了也自己不知吃了沒有。這我也覺得是我的不對。但饒是挨了打擊，我卻喜愛那信寫得清潔無禁忌，只顧對林君稱讚。
胡先生把我一年後的信記憶成數日後，也把我信的內容在傳達時昇華了，成為他的創作和審美。他且把這次見面比做譬如梁武帝與達摩的見面問：“對朕者何人？”曰：“不識。”不但武帝不識，達摩自己亦不識。胡先生就是這樣，總能把芝麻爛事弄成個好像公案絕唱。
四
阿城寫過，一九八四年底，他在《收穫》雜誌見到《傾城之戀》，讀完納悶了好幾天，心想這張愛玲不知是躲在哪個里弄工廠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如此驚人。看來關於張愛玲，大陸是比臺灣晚了至少三十年。在臺灣可以說，我們是讀張愛玲長大的。弱水三千取一瓢飲，每人都從張愛玲那裡取得了他的一瓢。這樣的文化構成，跟大陸，的確不同。一言以蔽之，個人的自為空間。
大半世紀前，胡張初見時，兩人講了五個鐘點話，無非是胡在滔滔發表對張作品的見解。再遇見張，胡說：“你也不過是個人主義者罷了。”
此處我錄一段胡的《論張愛玲》，載於一九四四年六月上海《天地》月刊：
講到出走，她的一張照片，刊在（雜誌》上的，是坐在池塘邊，眼睛裡有一種驚惶，看著前面，又怕後頭有什麼東西追來似的。她笑說：“我看看都可憐相，好像是挨了一棒。”她有個朋友說：“像是個奴隸，世代為奴隸。”
我說：“題名就叫逃走的女奴，倒是好。”過後想想，果然是她的很好說明。逃走的女奴，是生命的開始，世界於她是新鮮的，她自個兒有一種叛逆的喜悅。
出走，抑或逃亡，從哪裡出走的？逃亡的什麼？比較張愛玲當時包圍著她的生活樣式和狀態是怎樣的，即大約可判斷他們作品所踩到的高度、遠度、深度是怎樣的。用阿城的講法是，“我的許多朋友常說，以中國大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酷烈，大作家大作品當會出現在上山下鄉這一代。我想這是一種誤解，因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本質是狹窄與無知，反對它的人很容易被它的本質限制，而在意識上變得與它一樣高矮肥瘦……又不妨說，近年評家說先鋒小說顛覆了大陸的權威話語，可是顛覆那麼枯瘦的話語的結果，搞不好也是枯瘦，就好比顛覆中學生範文會怎麼樣呢？”
四○年代初胡先生《論張愛玲》已寫道：“正如魯迅說的，正義都在他們那一邊。他們的正義和我們有什麼相干？而這麼說說，也有人會怒目而視，因為群眾是他們的，同志也是他們的，我又有什麼‘們’？好，就說是和我不相干吧。 於是我成了個人主義者。”
胡先生道：“這樣的個人主義是一種冷淡的怠工，但也有更叛逆的。它可以走向新生，或者破滅，卻是不會走向腐敗。”
我回想胡先生平日聊起，總說，張愛玲是叛逆的。還有是說，張愛玲倔強，性子硬。但又說張愛玲謙遜，柔和。
五
讀張愛玲長大的我們，結果，她可能成了我們頭上的烏雲，遮得地上只長弱草。什麼時候，她已成為我想要叛逃的對象。
首次我感覺到壓力，是七○年代下半鄉土文學論戰。當時我們在唸大學，那個年紀能寫什麼，無非青春無謂的煩惱，白日夢，愛情，以及自己以為的人情世故，小奸小壞。這些，雖不至到商女不知亡國恨的地步，亦相去不遠矣。學校裡建築系那些男生，背著相機上山下鄉拍回來的強悍黑白照，配上文字報導，帥啊，太時髦了。
這壓力的具體化身，最高標的一位就是陳映真。一度，他甚至是我們的道德壓力。
後來辦三三，我們都說要做“士”，要研究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學問，切莫以文人終身，遑論小說家不過一藝而已。
今年五月，我先後收到兩件文獻影本，系一九九一年我們整理出版胡蘭成全集時遍尋不著的，如獲至寶。一件是胡先生的社論結集，《戰難和亦不易》，寫於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十二月，共一百零五篇，前半在香港南華日報，後半在上海中華日報，一九四○年一月中華日報出版。另一件是《苦竹》雜誌，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月，一九四五年三月，總共三期，刊有張愛玲的《談音樂》、《自己的文章》、《桂花蒸阿小悲秋》，炎櫻的《死歌》、《生命的顏色》、《火》以及無數篇胡先生的化名撰述，典型一本同仁雜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三三集刊》乃《苦竹》還魂也，胡先生七十歲了，他真是“烈土暮年，壯心不已”。
胡先生的難以分類，到現在還是身份未明，找不到他該放的位置。文學評論勉強把他歸入周作人、廢名、沈從文的抒情一脈。我跟天心私下是說，胡先生晚年在做的大架構，大論述，明明是李維史陀（ Claude Le Vi-Strauss）結構人類學的中文版。而胡先生的亡命生涯，其自覺自省處又像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知識份子部分則似薩依德（Edward W．Said）。這番姐妹間的悄悄話，公開一說，各位看，豈不正好坐實了胡先生的大而無當。
橫豎大而無當歸不了檔，把我們養野了，如《心經》裡寫的青籐，滿心只想越過籬笆去，誰想越過去了不是尋常院落，是在八層樓陽臺上懸空目眩。我們亦小說寫寫中，就忍不住越過小說的圍牆朝外跳。專事文學，倒像嵇康《琴賦》雲：“手揮五弦，目送飛鴻”，老望著文學以外遠遠的事。
這個，胡先生去世二十年了，也許是他留下給我們的最大資產，無或稍減，與日俱增。
張愛玲呢？叛逃張愛玲。
就像掛出來的牌子告示人，“施工中”，“營業中”，“清潔中”，我想目前我是，叛逃中。
文章轉自公眾號：一起悅讀
雪 小 禪 全 新 原 創 隨 筆 集
《我只向美好的事物低頭》
所有美的事物，
都值得慢慢思量，一生珍賞。
我們來這世間相逢，只為向美好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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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靈魂終會相遇，
就像你等到我，而我等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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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此書向生活致敬，
重新定義中國式的理想生活。
用充滿人性溫暖的耕作，抵禦世俗的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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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天文 圖：網路
總編：邱木
文編：半夏
圖編：宴之
排版：飛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