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希淼 吳琦 王麗娟 李蕾
4月27日， 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匯管理局正式印發《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
商業銀行理財業務作為資產管理業務的一項重要子業務， 它是如何發展、如何引起監管層注意、未來又將走向何方等都是擺在商業銀行面前的現實問題。 本文圍繞理財業務的監管政策， 梳理了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的監管政策脈絡， 有助於商業銀行理解監管層出臺政策的目的， 有針對性地開展業務。
一、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概述
（一）理財業務的定義
銀監會在2005年發佈的《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業務管理暫行辦法》中指出：“個人理財業務， 是指商業銀行為個人客戶提供的財務分析、財務規劃、投資顧問、資產管理等專業化服務活動”。
（二）理財業務的演變
從表面上看， 理財業務與存貸款都是客戶把錢交給銀行， 銀行再去運作。 但實質上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模式。 存貸款業務是典型的資金池操作， 通過資金池操作， 可以實現資產與負債之間規模、期限及信用風險的錯配。
（三）理財業務的風險
雖然銀行理財業務在服務實體經濟、豐富融資模式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 但其過大的規模和過快的增速也蘊含著較大的風險，
正是由於理財業務存在諸多的風險， 監管部門先後多次出臺監管措施， 來逐步化解理財業務存在的風險， 引導理財業務回歸資產管理本質。
二、銀行理財業務現狀
理財產品具有“代客理財”特徵， 可以在銀行資產負債表之外進行有效的負債擴張和資產擺佈， 因此， 日益成為銀行擺佈資產負債的一種工具。 經過十幾年的快速發展， 截至2017年上半年末， 商業銀行理財規模達28.40萬億元（見下圖）， 日漸成為資產管理行業中的主力軍。 從總體看， 近幾年商業銀行理財業務呈現如下幾個特點：
圖1：近十年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發展現狀
（一）非保本型理財產品大幅增加
根據銀行業理財登記託管中心發佈的《中國銀行業理財市場報告（2016）》，截至2016年底，非保本浮動收益類產品(即表外理財產品)餘額為23.11萬億元，占全部理財產品存續餘額的79.56%，非保本浮動收益類產品占比近幾年一直呈現上升態勢，且佔據了理財產品存續餘額的大頭；保本產品的存續餘額為5.94萬億元，占全部理財產品存續餘額的20.44%。非保本浮動收益類理財產品快速增長且規模較大，逐漸引起了監管的注意。在監管政策整治和引導下，非保本浮動收益類理財產品增速在下滑、占比在回落。2017年6月末，非保本浮動收益類產品餘額為21.63萬億元，同比增長7%（2016年末非保本浮動收益類產品同比增速為33%））；占全部理財餘額的76.22%，較2016年末下降3.34個百分點。
圖2：非保本浮動收益類理財產品餘額持續提升（萬元）
（二）中小金融機構成理財的主力
由於一些中小銀行缺少足夠的穩定資金來源，或者缺乏較為理想的資金運用管道。但為了追求短期經濟利潤，經營風格相對比較激進，擴張衝動相對較強，理財產品成為其與大銀行競爭的重要工具。銀行業理財登記託管中心發佈的《中國銀行業理財市場報告（2016）》顯示，截至2016年底，五大行理財產品存續餘額為9.43萬億元，較年初增長8.77%，增速較去年下滑25個百分點；市場占比32.46%，較年初下降4.45個百分點。股份制銀行存續餘額為12.25萬億元，較年初增長23.61%，增速較去年下滑51個百分點；市場占比42.17%，占比與年初基本持平。城市商業銀行存續餘額為4.40萬億元，較年初增長43.32%，增速較去年下滑37.27%；市場占比15.15%，較年初增長2個百分點。農村金融機構存續餘額為1.64萬億元，理財規模增速較快，較年初增長79.87%。從近幾年的發展情況看，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發行理財存續餘額呈增長態勢（見表1），所以在近期嚴監管背景下，中小銀行所受到的影響也最大，都在積極壓縮理財產品規模。以股份制商業銀行為例，截止2017年6月底，股份制銀行存續餘額為11.80萬億元，較年初減少3.67%，市場占比41.58%，較年初下降0.59個百分點。
（三）理財資金有效支援實體經濟
圖3：理財產對實體經濟的支援力度逐步上升
三、監管政策對理財業務的影響
在銀行理財業務的發展過程中，不同時期所面臨的環境和所存在的風險點不同，監管出臺的政策也有所側重，有鼓勵的，有壓制的。目前現行的針對銀行理財的監管大綱主要是2005年頒佈的《商業銀行跟理財業務管理暫行辦法》，此後又陸續針對理財銷售、非標資產投資、同業業務、風險管理等內容進行了補充和規範。伴隨著不同監管政策的發佈，商業銀行理財業務增速也呈現出“有升有降”的發展態勢。如2008年，銀監會發佈《關於印發<銀行和信託公司業務合作指引>的通知》（銀監發[2008]83號），促進了銀信合作的有序發展。疊加同期國家出臺的“四萬億”刺激政策，2009年，商業銀行理財業務達到了同比107%的增速。隨著銀信合作業務的快速擴展，為防範該業務風險，2009年-2013年，銀監會先後出臺多項監管措施，商業銀行理財業務增速逐步回落，非標類投資得到限制。可見，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的發展與監管政策息息相關，尤其是為防範相關業務風險而出臺的監管措施，對商業銀行調整業務結構產生了較大影響。從銀行理財業務13年的發展歷程來看，先後兩次密集發佈“嚴監管”政策，一是2009-2011年期間，為規範“非標業務”而密集出臺系列監管政策；二是2016年以來，監管部門為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而密集出臺的系列監管政策。
（一）圍繞非標資產投資而開展的第一次嚴監管
這一時期，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管政策主要圍繞非標資產投資展開。2008年，銀監會在《關於印發<銀行和信託公司業務合作指引>的通知》中，對銀信合作的思路是“支援發展、規範合作、防範風險”。此外，2009年在“四萬億”政策刺激下，地方政府為了穩增長，引導資金大量投入基建項目、房地產市場等領域。後來銀監會採取了信貸總量控制的管理方式，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房地產行業等成為了銀行貸款的限制領域，無法通過正常信貸途徑從銀行獲得貸款，迫使這些信貸需求轉向其他途徑。另一方面，對於商業銀行而言，為了規避信貸規模管制要求、降低資本消耗等，也樂於採取銀信合作這種通道模式來投資非標，以滿足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房地產等行業的融資需求。在這期間，理財業務快速發展。2009年，商業銀行理財餘額達1.70萬億元，同比增速高達107%；2010年，商業銀行理財同比增速也高達64%。
隨著“非標”納入理財資金投資範圍，理財業務已經偏離了原來的代客理財本職，實質上正逐步向存貸款業務發展，且由於表外運作，所蘊藏的風險較大。在這種情況下，銀監會在2009-2011年，連續發佈多項監管政策來干預理財產品投向問題，防範理財業務風險。如銀監會為防範銀信理財合作業務風險，2010年發佈了《關於規範銀信理財合作業務有關事項的通知》（銀監發[2010]72號），2011年發佈了《關於進一步規範銀信理財合作業務的通知》（銀監發[2011]7號）。就在銀監會規範理財業務投向、引導表外資產回歸表內時，2012年證監會則開通了券商資管、基金子公司等通道業務，流程和銀信合作基本一致，理財資金投入非標業務的規模又有所增長。據銀監會資料顯示，2012年，銀行理財產品餘額為7.10萬億，其中非標類債券產品規模達2.99萬億元，占比達42%。
經過多方博弈，最終商業銀行理財資金投資非標資產受到上限控制。2013年，銀監會頒佈《關於規範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有關問題的通知》（銀監發[2013]8號），採取了直接規定非標資產總量上限的做法，即規定理財資金投資非標資產，不得超過理財總額的35%，也不得超過銀行總資產的4%，同時規定商業銀行對之前投資但達不到本通知要求的非標資產，應比照自營貸款於2013年底前完成風險加權資產計量和資本計提。該項政策出臺後，銀行通過理財資金投資非標業務受到諸多限制，銀行理財產品投資非標業務的規模逐步壓縮。截至2014年末，商業銀行理財產品餘額15.02萬億元，投入非標準化債券類資產3.14萬億元，占比已經下降至20.91%，占比較2012年的42%下降近22個百分點。自此，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非標業務得到規範。
此外，本次資管新規首次明確了“標準化債券資產”的概念，進而規定凡標準化資產之外的債券資產都是非標準化債券，改變了過去非標資產規定不統一的局面，也可以看出監管部門對非標的監管依然嚴格。
圖4：近幾年非標資產占比情況
（二）圍繞表外、同業而開展的第二次嚴監管
2012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放緩，經濟下行壓力加大。2012年5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要認真貫徹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堅持穩健貨幣政策的基本取向，進一步優化信貸結構，更加注重滿足實體經濟需求。在經濟下行壓力下，2012年2月18日，央行三年來首次下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自此後的4年間（2012-2016年），央行先後8次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未包含2次針對特定領域降准）、7次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對降低企業融資成本起到了積極效果。同時，降息也有助於穩定房地產市場，進而起到穩增長的功效。
圖5：近幾年銀行同業專屬理財占比快速上升
隨著理財業務的快速發展，其所存在風險也在積聚。據國泰君安研報測算，2013-2016年理財業務中影子銀行占比達60%左右。銀行理財在服務實體經濟、豐富融資模式、推動利率市場化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積極意義，但理財資金層層嵌套延長了融資鏈條等，不僅放大了金融杠杆，而且推高了實體經濟的資金成本，加劇了銀行資金“脫實向虛”的風險。
鑒於此，監管部門又開啟了新一輪的嚴監管歷程，2016年以來先後發佈多項監管政策：如2015年12月29日，央行宣佈從2016年起將原有的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和合意貸款管理機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並於2017年正式開始實施。隨後，又進一步將表外理財納入到廣義信貸（見專題1）、將資產規模5000億元以上的銀行發行的一年以內同業存單納入同業負債占比指標進行考核。銀監會方面則出臺了“三三四”等系列監管政策，所謂“三三四”是指銀監會部署開展“三違反”“三套利”“四不當”專項治理工作的簡稱。在“強監管”背景下，商業銀行去杠杆的速度加快，銀行業經營趨於規範，市場亂象在逐步減少，資金“脫實向虛”勢頭得到進一步遏制。今年以來，銀行業同業、理財業務保持收縮態勢，銀行業潛在風險得到有序釋放。銀監會資料顯示，截至10月末，銀行業同業資產和負債比年初分別減少3.4萬億元和1.4萬億元；理財產品增速降到4.7%，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6.5個百分點，同業理財已累計淨減少2.7萬億元，資金空轉現象明顯減少。
（三）資管新規引導回歸資產管理本質
從上面兩次“嚴監管”可以看出，分業監管模式已無法適應混業經營的趨勢。在此背景下，11月17日，一行三會一局聯合發佈《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彰顯了監管部門打破剛兌、回歸代客屬性的決心。整體來看，本次《指導意見》一方面強調要打破剛兌，實施穿透式監管、消除通道和多層嵌套；另一方面強調了統一監管，同一類型的資管產品適用同一監管標準，減少監管真空和套利，實現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相結合。過去10年快速發展、創新疊出的資管行業，將逐步回歸“受人之托、代人理財”的本源。
《指導意見》彰顯了打破剛兌的決心。《指導意見》首次明確了剛性兌付的四條認定標準，保本保收益、滾動發行、發行機構代償等行為都被認定為“剛性兌付”，顯示了監管部門打破剛性兌付的決心。《指導意見》還增加了淨值化管理要求，提出了對剛性兌付的懲處措施和有獎投訴舉報制度。打破剛兌有助於削弱金融機構追求高風險高收益資產的動機，也有助於防止系統性風險累積。
保本保收益被認定為“剛性兌付”後，意味著銀行過去所發行的保本理財產品將成為歷史，今後商業銀行可以採用大額存單及結構化存款產品等方式來擴大負債。滾動發行的禁止則有助於資管業務逐步去資金池化，原先理財產品之間調節收益的方法難以維繫，今後商業銀行的每支理財產品要單獨管理、單獨建賬、單獨核算，杜絕“資金池”操作。
《指導意見》強調了穿透式監管。目前，我國理財產品存在多層嵌套、底層資產不明等問題，如有的銀行發行理財產品募集資金後，會投入基金公司的產品或是券商的資管計畫，而這個產品或資管計畫的終端又可能是某個信託，最終資產很難穿透。《指導意見》對嵌套給出了明確定義，資產管理產品可以投資一層資產管理產品，但所投資的資產管理產品不得再投資其他資產管理產品，並且要求切實履行主動管理職責。消除通道業務和多層嵌套，有利於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明晰理財底層資產。此外，《指導意見》也提出要建立資產管理產品統一報告制度。在人行建立統一資管產品資訊系統後，穿透監管下多層嵌套的通道業務將面臨進一步收縮。對於傳統的通道類業務來說，衝擊將非常大。
《指導意見》提出了統一監管標準。目前，我國資管產品包括銀行理財、信託計畫、資產管理計畫等，不同的資管產品所適應的監管標準不同，滋生了監管套利空間。在實際操作中，銀行理財可以通過嵌套定向資管、基金專戶、基金子公司等，變相突破投資者人數和適當性限制，將低成本、低風險、短期限的資金配置到高收益、高風險、長期限的資產中。為了消除監管套利空間，《指導意見》按照資管產品的類型制定統一監管標準，對同類資管業務做出一致性規定，實行公平的市場准入和監管，以期最大程度地消除監管套利空間，如《指導意見》不再區分“一對一”和“一對多”的產品，規定公募封閉式產品杠杆比例不高於200%，公募開放式產品不高於140%，私募產品不高於200%等，從負債和分級兩方面統一了資管產品的杠杆要求，禁止資金空轉，凸顯了監管層引導業務回歸本質、去杠杆和防範系統性風險的思路。
四、商業銀行如何應對
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商業銀行理財業務已經成長為居民信賴的、風險穩健的資產管理業務。展望未來，回歸本源、統一監管將會為資管行業的健康發展夯實制度基礎，商業銀行理財業務仍大有可為。當前，在監管政策的影響下，銀行理財增速放緩、收益率下行將是大概率事件，銀行如何在現行政策下提高資產負債管理能力，提高經營水準，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
（一）認清形勢，順應時代發展潮流
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金融工作的三大任務，即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與深化金融改革。實業興則金融興，支援實體經濟是銀行業的任務所在，也是銀行業的生存之本。商業銀行要順勢而為，不忘初心，專注主業，回歸服務實體經濟本源，實現由“資金仲介”向“服務仲介”轉型，減少監管套利業務模式。同時要注重防範影子銀行業務風險，配合監管部門做好相關業務的自查、自糾和整改工作，把主動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對於理財產品，銀行業金融機構要確保每只理財產品與所投資資產相對應，做到單獨管理、單獨建賬、單獨核算，主動壓降理財業務增速，不碰觸監管紅線。
（二）劃分客群，量身定制理財方案
在銀行理財業務回歸本源的前提下，銀行理財業務將從過去的“規模為王”時代步入“量身定制”的時代。銀行可以借助銀行大資料分析，依據不同客戶特徵設置相應的“標籤”，有效劃分客群。然後，針對不同客群特徵，提供不同的產品組合建議。如，近年來隨著中國高淨值人群的迅速崛起，其對資產多樣性和資產配置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新中產階層的財富管理需求和意願也在提升。隨著理財業務回歸“資產管理”本質，高淨值人群、新中產階級將成為商業銀行理財業務行銷的重點。商業銀行要利用其網點優勢及資料優勢，採用“定制”模式，提升理財業務競爭力。
（三）加強培訓，提高從業人員素養
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大力培養、選拔、使用政治過硬、作風優良、業務精通的金融人才，特別是要注意培養金融高端人才，努力建設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備的高素質金融人才隊伍。金融是國民經濟的命脈，金融人才是推進金融事業改革發展的第一資源。隨著資管行業統一監管的到來，不同行業之間的通道套利、監管套利等套利模式將不復存在，比拼的將是專業投資能力，是為投資者創造價值、提供風險收益、提供產品和服務的能力，這時高匹配度的金融人才隊伍則是最好的“金剛鑽”。以銀行理財業務為例，商業銀行亟需既有投資經驗、又熟知宏觀金融政策，還瞭解實體專案的複合型人才，但現實中這種複合型人才少之又少。因此，商業銀行要通過培訓等方式加大對複合型人才的培養，提高其業務素養。
（四）回歸本源，探索設立獨立法人
2016年，銀監會提出要指導條件成熟的銀行對信用卡、理財、私人銀行、直銷銀行等業務板塊進行牌照管理和子公司改革試點。2017年，中信銀行與百度合資設立的獨立法人資格的直銷銀行——中信百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獲批，獨立法人資格的運營模式正走向現實。具體到資產管理領域，結合國內外資產管理行業發展經驗，設立獨立法人資格的資產管理公司是實現理財代客資產和銀行自營資產隔離的根本途徑，有助於推動理財業務回歸資產管理本質。此次資管新規也提出，主營業務不包括資產管理業務的金融機構應當設立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資產管理子公司開展資產管理業務，暫不具備條件的可以設立專門的資產管理業務經營部門開展業務，也反映出了監管層對於商業銀行設立資產管理子公司的支持。
專題：表外理財納入MPA考核的影響
2017年起，中國人民銀行在開展MPA評估時正式將表外理財納入廣義信貸範圍，以合理引導金融機構加強對表外業務風險的管理。
央行將表外理財納入MPA考核的考慮
一是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自2016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後，我國政策層面開始集中全力“抑制資產泡沫”。2016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更是強調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因此，央行此次將表外理財納入廣義信貸考核也是要摸清表外理財底細，掌控理財風險，防範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
二是控制廣義信貸增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調節好貨幣閘門。央行通過將表外理財納入MPA考核，可有效控制廣義信貸增速，使其保持在合理空間。根據MPA考核體系，金融機構廣義信貸增長幅度越大，就越需要持有更多的逆週期緩衝資本。假如廣義信貸增速保持在30%，則對應央行的宏觀審慎資本充足率應保持在26%～27%，而目前銀行業的資本充足率普遍在11%～13%，遠遠達不到MPA考核要求。這就意味著，銀行業金融機構若要滿足央行MPA考核要求，則必須將廣義信貸增速保持在合理範圍內。
三是配合債市去杠杆。在國家明確抑制資產泡沫、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同時，央行開始著手拆解債市杠杆。首先是通過逆回購“縮短放長”，提高市場利率，此前通過滾動式隔夜拆借來加杠杆的金融機構受到很大衝擊。隨著債市杠杆的拆解，以債券為主要投資標的的理財產品收益率勢必下行，金融機構為了獲得一定的業務收入，有做大理財規模的衝動，央行此時將表外理財納入廣義信貸考核，也是要約束金融機構的這種行為，進而達到金融去杠杆的目的。
對金融機構的影響
央行將表外理財納入MPA考核後，金融機構為了保持廣義信貸的合理增速，短期內會根據理財業務特點調整理財規模，特別是城商行和農村金融機構將面臨更大的縮減壓力；長期來看，伴隨著其他領域的監管推進，理財業務將會逐步回歸資產管理本質。
總體來看，理財規模整體增速將會放緩。據《中國銀行業理財市場報告（2017年上半年）》資料，2017年第二 季度末理財產品餘額28.40萬億元，同比增長8%。可見，在監管政策引導下，理財規模增速正逐步放緩。根據MPA考核中廣義信貸增速及宏觀審慎資本充足率要求，疊加貨幣政策“穩健中性”大環境下M2增速的放緩，金融機構勢必會放緩表外理財規模增速。
分機構看，中小銀行面臨較大調整壓力。從銀行業理財市場發展格局來看，大型商業銀行理財同比增速最低、農村金融機構理財同比增速最高，理財增速基本與銀行的規模呈反比。以2015年理財市場資料為例，五家大型銀行理財餘額同比增速為34%，股份制為74.78%，城商行為80.59%，農村金融機構高達97.83%。因此，中小銀行在MPA考核中所面臨的調整壓力更大。
從業務看，理財業務回歸資產管理本質。央行將表外理財納入MPA考核只是管控理財業務的一個舉措，銀監會等部門也在加大對理財產品的監管，從這一系列政策可以看出，監管部門通過限制增速、約束投向、計提風險準備金等措施，有意引導理財業務回歸資產管理本質，將會對銀行現有業務模式形成較大挑戰。
（本文曾獲山東省金融學會2017年度重點研究課題優秀獎）
（一）非保本型理財產品大幅增加
根據銀行業理財登記託管中心發佈的《中國銀行業理財市場報告（2016）》，截至2016年底，非保本浮動收益類產品(即表外理財產品)餘額為23.11萬億元，占全部理財產品存續餘額的79.56%，非保本浮動收益類產品占比近幾年一直呈現上升態勢，且佔據了理財產品存續餘額的大頭；保本產品的存續餘額為5.94萬億元，占全部理財產品存續餘額的20.44%。非保本浮動收益類理財產品快速增長且規模較大，逐漸引起了監管的注意。在監管政策整治和引導下，非保本浮動收益類理財產品增速在下滑、占比在回落。2017年6月末，非保本浮動收益類產品餘額為21.63萬億元，同比增長7%（2016年末非保本浮動收益類產品同比增速為33%））；占全部理財餘額的76.22%，較2016年末下降3.34個百分點。
圖2：非保本浮動收益類理財產品餘額持續提升（萬元）
（二）中小金融機構成理財的主力
由於一些中小銀行缺少足夠的穩定資金來源，或者缺乏較為理想的資金運用管道。但為了追求短期經濟利潤，經營風格相對比較激進，擴張衝動相對較強，理財產品成為其與大銀行競爭的重要工具。銀行業理財登記託管中心發佈的《中國銀行業理財市場報告（2016）》顯示，截至2016年底，五大行理財產品存續餘額為9.43萬億元，較年初增長8.77%，增速較去年下滑25個百分點；市場占比32.46%，較年初下降4.45個百分點。股份制銀行存續餘額為12.25萬億元，較年初增長23.61%，增速較去年下滑51個百分點；市場占比42.17%，占比與年初基本持平。城市商業銀行存續餘額為4.40萬億元，較年初增長43.32%，增速較去年下滑37.27%；市場占比15.15%，較年初增長2個百分點。農村金融機構存續餘額為1.64萬億元，理財規模增速較快，較年初增長79.87%。從近幾年的發展情況看，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發行理財存續餘額呈增長態勢（見表1），所以在近期嚴監管背景下，中小銀行所受到的影響也最大，都在積極壓縮理財產品規模。以股份制商業銀行為例，截止2017年6月底，股份制銀行存續餘額為11.80萬億元，較年初減少3.67%，市場占比41.58%，較年初下降0.59個百分點。
（三）理財資金有效支援實體經濟
圖3：理財產對實體經濟的支援力度逐步上升
三、監管政策對理財業務的影響
在銀行理財業務的發展過程中，不同時期所面臨的環境和所存在的風險點不同，監管出臺的政策也有所側重，有鼓勵的，有壓制的。目前現行的針對銀行理財的監管大綱主要是2005年頒佈的《商業銀行跟理財業務管理暫行辦法》，此後又陸續針對理財銷售、非標資產投資、同業業務、風險管理等內容進行了補充和規範。伴隨著不同監管政策的發佈，商業銀行理財業務增速也呈現出“有升有降”的發展態勢。如2008年，銀監會發佈《關於印發<銀行和信託公司業務合作指引>的通知》（銀監發[2008]83號），促進了銀信合作的有序發展。疊加同期國家出臺的“四萬億”刺激政策，2009年，商業銀行理財業務達到了同比107%的增速。隨著銀信合作業務的快速擴展，為防範該業務風險，2009年-2013年，銀監會先後出臺多項監管措施，商業銀行理財業務增速逐步回落，非標類投資得到限制。可見，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的發展與監管政策息息相關，尤其是為防範相關業務風險而出臺的監管措施，對商業銀行調整業務結構產生了較大影響。從銀行理財業務13年的發展歷程來看，先後兩次密集發佈“嚴監管”政策，一是2009-2011年期間，為規範“非標業務”而密集出臺系列監管政策；二是2016年以來，監管部門為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而密集出臺的系列監管政策。
（一）圍繞非標資產投資而開展的第一次嚴監管
這一時期，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管政策主要圍繞非標資產投資展開。2008年，銀監會在《關於印發<銀行和信託公司業務合作指引>的通知》中，對銀信合作的思路是“支援發展、規範合作、防範風險”。此外，2009年在“四萬億”政策刺激下，地方政府為了穩增長，引導資金大量投入基建項目、房地產市場等領域。後來銀監會採取了信貸總量控制的管理方式，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房地產行業等成為了銀行貸款的限制領域，無法通過正常信貸途徑從銀行獲得貸款，迫使這些信貸需求轉向其他途徑。另一方面，對於商業銀行而言，為了規避信貸規模管制要求、降低資本消耗等，也樂於採取銀信合作這種通道模式來投資非標，以滿足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房地產等行業的融資需求。在這期間，理財業務快速發展。2009年，商業銀行理財餘額達1.70萬億元，同比增速高達107%；2010年，商業銀行理財同比增速也高達64%。
隨著“非標”納入理財資金投資範圍，理財業務已經偏離了原來的代客理財本職，實質上正逐步向存貸款業務發展，且由於表外運作，所蘊藏的風險較大。在這種情況下，銀監會在2009-2011年，連續發佈多項監管政策來干預理財產品投向問題，防範理財業務風險。如銀監會為防範銀信理財合作業務風險，2010年發佈了《關於規範銀信理財合作業務有關事項的通知》（銀監發[2010]72號），2011年發佈了《關於進一步規範銀信理財合作業務的通知》（銀監發[2011]7號）。就在銀監會規範理財業務投向、引導表外資產回歸表內時，2012年證監會則開通了券商資管、基金子公司等通道業務，流程和銀信合作基本一致，理財資金投入非標業務的規模又有所增長。據銀監會資料顯示，2012年，銀行理財產品餘額為7.10萬億，其中非標類債券產品規模達2.99萬億元，占比達42%。
經過多方博弈，最終商業銀行理財資金投資非標資產受到上限控制。2013年，銀監會頒佈《關於規範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有關問題的通知》（銀監發[2013]8號），採取了直接規定非標資產總量上限的做法，即規定理財資金投資非標資產，不得超過理財總額的35%，也不得超過銀行總資產的4%，同時規定商業銀行對之前投資但達不到本通知要求的非標資產，應比照自營貸款於2013年底前完成風險加權資產計量和資本計提。該項政策出臺後，銀行通過理財資金投資非標業務受到諸多限制，銀行理財產品投資非標業務的規模逐步壓縮。截至2014年末，商業銀行理財產品餘額15.02萬億元，投入非標準化債券類資產3.14萬億元，占比已經下降至20.91%，占比較2012年的42%下降近22個百分點。自此，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非標業務得到規範。
此外，本次資管新規首次明確了“標準化債券資產”的概念，進而規定凡標準化資產之外的債券資產都是非標準化債券，改變了過去非標資產規定不統一的局面，也可以看出監管部門對非標的監管依然嚴格。
圖4：近幾年非標資產占比情況
（二）圍繞表外、同業而開展的第二次嚴監管
2012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放緩，經濟下行壓力加大。2012年5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要認真貫徹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堅持穩健貨幣政策的基本取向，進一步優化信貸結構，更加注重滿足實體經濟需求。在經濟下行壓力下，2012年2月18日，央行三年來首次下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自此後的4年間（2012-2016年），央行先後8次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未包含2次針對特定領域降准）、7次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對降低企業融資成本起到了積極效果。同時，降息也有助於穩定房地產市場，進而起到穩增長的功效。
圖5：近幾年銀行同業專屬理財占比快速上升
隨著理財業務的快速發展，其所存在風險也在積聚。據國泰君安研報測算，2013-2016年理財業務中影子銀行占比達60%左右。銀行理財在服務實體經濟、豐富融資模式、推動利率市場化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積極意義，但理財資金層層嵌套延長了融資鏈條等，不僅放大了金融杠杆，而且推高了實體經濟的資金成本，加劇了銀行資金“脫實向虛”的風險。
鑒於此，監管部門又開啟了新一輪的嚴監管歷程，2016年以來先後發佈多項監管政策：如2015年12月29日，央行宣佈從2016年起將原有的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和合意貸款管理機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並於2017年正式開始實施。隨後，又進一步將表外理財納入到廣義信貸（見專題1）、將資產規模5000億元以上的銀行發行的一年以內同業存單納入同業負債占比指標進行考核。銀監會方面則出臺了“三三四”等系列監管政策，所謂“三三四”是指銀監會部署開展“三違反”“三套利”“四不當”專項治理工作的簡稱。在“強監管”背景下，商業銀行去杠杆的速度加快，銀行業經營趨於規範，市場亂象在逐步減少，資金“脫實向虛”勢頭得到進一步遏制。今年以來，銀行業同業、理財業務保持收縮態勢，銀行業潛在風險得到有序釋放。銀監會資料顯示，截至10月末，銀行業同業資產和負債比年初分別減少3.4萬億元和1.4萬億元；理財產品增速降到4.7%，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6.5個百分點，同業理財已累計淨減少2.7萬億元，資金空轉現象明顯減少。
（三）資管新規引導回歸資產管理本質
從上面兩次“嚴監管”可以看出，分業監管模式已無法適應混業經營的趨勢。在此背景下，11月17日，一行三會一局聯合發佈《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彰顯了監管部門打破剛兌、回歸代客屬性的決心。整體來看，本次《指導意見》一方面強調要打破剛兌，實施穿透式監管、消除通道和多層嵌套；另一方面強調了統一監管，同一類型的資管產品適用同一監管標準，減少監管真空和套利，實現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相結合。過去10年快速發展、創新疊出的資管行業，將逐步回歸“受人之托、代人理財”的本源。
《指導意見》彰顯了打破剛兌的決心。《指導意見》首次明確了剛性兌付的四條認定標準，保本保收益、滾動發行、發行機構代償等行為都被認定為“剛性兌付”，顯示了監管部門打破剛性兌付的決心。《指導意見》還增加了淨值化管理要求，提出了對剛性兌付的懲處措施和有獎投訴舉報制度。打破剛兌有助於削弱金融機構追求高風險高收益資產的動機，也有助於防止系統性風險累積。
保本保收益被認定為“剛性兌付”後，意味著銀行過去所發行的保本理財產品將成為歷史，今後商業銀行可以採用大額存單及結構化存款產品等方式來擴大負債。滾動發行的禁止則有助於資管業務逐步去資金池化，原先理財產品之間調節收益的方法難以維繫，今後商業銀行的每支理財產品要單獨管理、單獨建賬、單獨核算，杜絕“資金池”操作。
《指導意見》強調了穿透式監管。目前，我國理財產品存在多層嵌套、底層資產不明等問題，如有的銀行發行理財產品募集資金後，會投入基金公司的產品或是券商的資管計畫，而這個產品或資管計畫的終端又可能是某個信託，最終資產很難穿透。《指導意見》對嵌套給出了明確定義，資產管理產品可以投資一層資產管理產品，但所投資的資產管理產品不得再投資其他資產管理產品，並且要求切實履行主動管理職責。消除通道業務和多層嵌套，有利於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明晰理財底層資產。此外，《指導意見》也提出要建立資產管理產品統一報告制度。在人行建立統一資管產品資訊系統後，穿透監管下多層嵌套的通道業務將面臨進一步收縮。對於傳統的通道類業務來說，衝擊將非常大。
《指導意見》提出了統一監管標準。目前，我國資管產品包括銀行理財、信託計畫、資產管理計畫等，不同的資管產品所適應的監管標準不同，滋生了監管套利空間。在實際操作中，銀行理財可以通過嵌套定向資管、基金專戶、基金子公司等，變相突破投資者人數和適當性限制，將低成本、低風險、短期限的資金配置到高收益、高風險、長期限的資產中。為了消除監管套利空間，《指導意見》按照資管產品的類型制定統一監管標準，對同類資管業務做出一致性規定，實行公平的市場准入和監管，以期最大程度地消除監管套利空間，如《指導意見》不再區分“一對一”和“一對多”的產品，規定公募封閉式產品杠杆比例不高於200%，公募開放式產品不高於140%，私募產品不高於200%等，從負債和分級兩方面統一了資管產品的杠杆要求，禁止資金空轉，凸顯了監管層引導業務回歸本質、去杠杆和防範系統性風險的思路。
四、商業銀行如何應對
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商業銀行理財業務已經成長為居民信賴的、風險穩健的資產管理業務。展望未來，回歸本源、統一監管將會為資管行業的健康發展夯實制度基礎，商業銀行理財業務仍大有可為。當前，在監管政策的影響下，銀行理財增速放緩、收益率下行將是大概率事件，銀行如何在現行政策下提高資產負債管理能力，提高經營水準，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
（一）認清形勢，順應時代發展潮流
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金融工作的三大任務，即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與深化金融改革。實業興則金融興，支援實體經濟是銀行業的任務所在，也是銀行業的生存之本。商業銀行要順勢而為，不忘初心，專注主業，回歸服務實體經濟本源，實現由“資金仲介”向“服務仲介”轉型，減少監管套利業務模式。同時要注重防範影子銀行業務風險，配合監管部門做好相關業務的自查、自糾和整改工作，把主動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對於理財產品，銀行業金融機構要確保每只理財產品與所投資資產相對應，做到單獨管理、單獨建賬、單獨核算，主動壓降理財業務增速，不碰觸監管紅線。
（二）劃分客群，量身定制理財方案
在銀行理財業務回歸本源的前提下，銀行理財業務將從過去的“規模為王”時代步入“量身定制”的時代。銀行可以借助銀行大資料分析，依據不同客戶特徵設置相應的“標籤”，有效劃分客群。然後，針對不同客群特徵，提供不同的產品組合建議。如，近年來隨著中國高淨值人群的迅速崛起，其對資產多樣性和資產配置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新中產階層的財富管理需求和意願也在提升。隨著理財業務回歸“資產管理”本質，高淨值人群、新中產階級將成為商業銀行理財業務行銷的重點。商業銀行要利用其網點優勢及資料優勢，採用“定制”模式，提升理財業務競爭力。
（三）加強培訓，提高從業人員素養
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大力培養、選拔、使用政治過硬、作風優良、業務精通的金融人才，特別是要注意培養金融高端人才，努力建設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備的高素質金融人才隊伍。金融是國民經濟的命脈，金融人才是推進金融事業改革發展的第一資源。隨著資管行業統一監管的到來，不同行業之間的通道套利、監管套利等套利模式將不復存在，比拼的將是專業投資能力，是為投資者創造價值、提供風險收益、提供產品和服務的能力，這時高匹配度的金融人才隊伍則是最好的“金剛鑽”。以銀行理財業務為例，商業銀行亟需既有投資經驗、又熟知宏觀金融政策，還瞭解實體專案的複合型人才，但現實中這種複合型人才少之又少。因此，商業銀行要通過培訓等方式加大對複合型人才的培養，提高其業務素養。
（四）回歸本源，探索設立獨立法人
2016年，銀監會提出要指導條件成熟的銀行對信用卡、理財、私人銀行、直銷銀行等業務板塊進行牌照管理和子公司改革試點。2017年，中信銀行與百度合資設立的獨立法人資格的直銷銀行——中信百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獲批，獨立法人資格的運營模式正走向現實。具體到資產管理領域，結合國內外資產管理行業發展經驗，設立獨立法人資格的資產管理公司是實現理財代客資產和銀行自營資產隔離的根本途徑，有助於推動理財業務回歸資產管理本質。此次資管新規也提出，主營業務不包括資產管理業務的金融機構應當設立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資產管理子公司開展資產管理業務，暫不具備條件的可以設立專門的資產管理業務經營部門開展業務，也反映出了監管層對於商業銀行設立資產管理子公司的支持。
專題：表外理財納入MPA考核的影響
2017年起，中國人民銀行在開展MPA評估時正式將表外理財納入廣義信貸範圍，以合理引導金融機構加強對表外業務風險的管理。
央行將表外理財納入MPA考核的考慮
一是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自2016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後，我國政策層面開始集中全力“抑制資產泡沫”。2016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更是強調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因此，央行此次將表外理財納入廣義信貸考核也是要摸清表外理財底細，掌控理財風險，防範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
二是控制廣義信貸增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調節好貨幣閘門。央行通過將表外理財納入MPA考核，可有效控制廣義信貸增速，使其保持在合理空間。根據MPA考核體系，金融機構廣義信貸增長幅度越大，就越需要持有更多的逆週期緩衝資本。假如廣義信貸增速保持在30%，則對應央行的宏觀審慎資本充足率應保持在26%～27%，而目前銀行業的資本充足率普遍在11%～13%，遠遠達不到MPA考核要求。這就意味著，銀行業金融機構若要滿足央行MPA考核要求，則必須將廣義信貸增速保持在合理範圍內。
三是配合債市去杠杆。在國家明確抑制資產泡沫、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同時，央行開始著手拆解債市杠杆。首先是通過逆回購“縮短放長”，提高市場利率，此前通過滾動式隔夜拆借來加杠杆的金融機構受到很大衝擊。隨著債市杠杆的拆解，以債券為主要投資標的的理財產品收益率勢必下行，金融機構為了獲得一定的業務收入，有做大理財規模的衝動，央行此時將表外理財納入廣義信貸考核，也是要約束金融機構的這種行為，進而達到金融去杠杆的目的。
對金融機構的影響
央行將表外理財納入MPA考核後，金融機構為了保持廣義信貸的合理增速，短期內會根據理財業務特點調整理財規模，特別是城商行和農村金融機構將面臨更大的縮減壓力；長期來看，伴隨著其他領域的監管推進，理財業務將會逐步回歸資產管理本質。
總體來看，理財規模整體增速將會放緩。據《中國銀行業理財市場報告（2017年上半年）》資料，2017年第二 季度末理財產品餘額28.40萬億元，同比增長8%。可見，在監管政策引導下，理財規模增速正逐步放緩。根據MPA考核中廣義信貸增速及宏觀審慎資本充足率要求，疊加貨幣政策“穩健中性”大環境下M2增速的放緩，金融機構勢必會放緩表外理財規模增速。
分機構看，中小銀行面臨較大調整壓力。從銀行業理財市場發展格局來看，大型商業銀行理財同比增速最低、農村金融機構理財同比增速最高，理財增速基本與銀行的規模呈反比。以2015年理財市場資料為例，五家大型銀行理財餘額同比增速為34%，股份制為74.78%，城商行為80.59%，農村金融機構高達97.83%。因此，中小銀行在MPA考核中所面臨的調整壓力更大。
從業務看，理財業務回歸資產管理本質。央行將表外理財納入MPA考核只是管控理財業務的一個舉措，銀監會等部門也在加大對理財產品的監管，從這一系列政策可以看出，監管部門通過限制增速、約束投向、計提風險準備金等措施，有意引導理財業務回歸資產管理本質，將會對銀行現有業務模式形成較大挑戰。
（本文曾獲山東省金融學會2017年度重點研究課題優秀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