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代帝王廟帝王祭祀角度出發
[摘 要] 坐落於北京阜成門內大街的歷代帝王廟是明清兩朝國家祭祀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字] 帝王廟;明清;帝王;歷史觀念;民族觀念
[國際數位物件唯一識別碼DOI] 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7.04.0010
對明清歷代帝王廟的研究,以往有一些文章涉及其中,如《明朝嘉靖時期國家祭禮改制》一文,把歷代帝王廟的建造放在了嘉靖朝禮制改革的大環境中進行分析;《歷代帝王廟的元世祖祭祀》一文,對歷代帝王廟元世祖的入祀情況作了論述;《清代帝王廟祭與國家政治文化認同》一文,對清代歷代帝王廟的帝王祭祀和名臣從祀作了論述;《國家認同:清史研究的新視角》一文,在論述清朝對儒家政治文化的繼承時提到,清朝諸帝對歷代帝王廟祭祀體系的繼承和改革,並從“多元一體與民族認同”的角度作了分析;《明太祖對清前期政治的影響》一文,對清朝將明太祖神牌自太廟遷至帝王廟的細節以及清朝對帝王廟祭祀體系的改革作了論述。
以往研究多將歷代帝王廟納入單個朝代進行,雖然也有對兩個朝代帝王廟祭祀的介紹,但對明清兩朝帝王廟祭祀的對比和分析相對較少,故本文將圍繞歷代帝王廟的帝王入祀分析明清帝王統治理念的異同,並以此來說明歷代帝王廟對我國當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所具有的典型意義。
一、歷代帝王廟的創立及明清帝王對帝王廟的祭祀
對歷代賢君名臣的祭祀是封建王朝祭祀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通過對賢君名臣的祭祀,一方面彰顯了該政權的正統,展示了向古代帝王致敬和學習的姿態;另一方面通過對名臣的祭祀,為臣民樹立了楷模,勉勵他們忠於王朝和帝王。
(一) 明以前對歷代帝王的分祀
明朝以前,各朝雖有對前代帝王的祭祀,但多為分祀,且祭祀廟場多在被祭祀帝王的故鄉(一些帝王的故鄉還存在爭議),缺少大規模的集中合祭。
明以前對歷代帝王的祭祀有以下兩個特點:一是祭祀場所分散,對歷代帝王的祭祀基本是分祀,即便有合祀的情況,如“至唐玄宗,立三皇五帝廟于京師,元成宗立三皇廟於府州縣”,也僅限於對個別帝王的合祀。二是祭祀場所分散,大多遠離京城,皇帝和重臣往往無法親臨祭祀,導致祭祀規格不高。
(二) 明朝歷代帝王廟祭祀體系的建立
明初,儘管北元勢力盤踞北方,一些邊疆地區如雲南等還掌握在蒙古人手中,但明太祖已基本統一中原。相比唐中後葉幹弱枝強、藩鎮割據和兩宋時幹強枝弱、外患不斷,明朝此時軍力強盛、威震朔漠,明太祖其人專制威嚴、勤政不怠,有改革歷代帝王祭祀禮儀的銳氣和決心,並以此來彰顯明朝的正統性。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遣官至各地查訪歷代帝王陵寢,並要求繪圖上報朝廷,“四年,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始罷天下府州縣祀三皇”,*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百十四《宗廟考》，第6945頁。將部分祭祀權利收歸中央。同時,也對尚存的歷代帝王陵的祭祀作了統一安排:“一體歲時致祭,仍擇名臣從享。”*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百十四《宗廟考》，第6946頁。此時,明朝對歷代帝王的祭祀禮儀初步建立,但仍然實行的是分祀體系。
突破分祀體系、主張由皇帝親祭歷代帝王的首倡者並不是漢人,而是明朝的蒙古族官員答祿與權,“答祿與權,字道夫,蒙古人。仕元為河南北道廉訪司僉事。”*《明史》卷一三六《答祿與權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3冊，第3932頁。洪武六年(1373),他被明太祖任命為監察禦史;當年,答祿與權向明太祖進言:“我朝繼正統而有天下,四海九州,罔不臣服,天下社稷、宗廟、山川之神皆得享其祭,而躬祀三皇之禮獨闕焉。宜於春秋躬行祀事,庶成一代之典。”*《明太祖實錄》卷八十四，洪武六年八月乙亥條，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2年，第1497頁。儘管他只是提出皇帝親祭“三皇”,但這一建議啟發了明太祖,故明太祖命禮官討論列出歷代開國帝王,並打算建廟一併祭祀。最初為入祀帝王廟定了標準,“帝以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明太祖實錄》卷八十四，洪武六年八月乙亥條，第1498頁。每年春秋季的仲月上旬甲日進行祭祀。洪武六年八月,禮部制定了帝王廟的規格和禮儀:“宜略如宗廟同堂異室,為正殿五間,以為五室。中一室以居三皇,東一室以居五帝,西一室以居夏禹、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以居周武王、漢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以居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實錄》卷八十四，洪武六年八月乙亥條，第1501頁。明太祖同意禮部所擬方案。洪武六年十一月,“命建歷代帝王廟于中立府皇城西,仍命于北平立元世祖廟。”*《明太祖實錄》卷八十六，洪武六年十一月月癸醜條，第1527頁。洪武後期,帝王廟因火災而損毀,洪武二十一(1388)年八月,明太祖命“改建歷代帝王廟於雞鳴山之陽”,*《明太祖實錄》卷一九三，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庚子條，第2908頁。洪武二十二(1389)年四月,歷代帝王廟改建完畢。
洪武時,明太祖對帝王廟入祀帝王名錄作了多次調整。先是認為周文王和唐高祖並非創業之君,要求撤出祭祀,並增加了隋朝開國皇帝隋高祖(隋文帝)的神牌。自此,確定的帝王祭祀名單為:“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帝金天氏、帝高陽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漢高祖皇帝,漢光武皇帝,隋高祖皇帝,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元世祖皇帝”,*《明太祖實錄》卷一一一，洪武十年二月己酉條，第1843頁。共十七名。但洪武二十一年時,明太祖“遣官祀歷代帝王,初歷代帝王廟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明太祖實錄》卷一八八，洪武二十一年二月戊午條，第2821頁。至於為何罷黜對隋高祖的祭祀,史書並未解釋。本文認為,應該是隋文帝以丞相之職篡奪了周靜帝的皇位而建立隋朝,這點引起明太祖的反感。
明成祖通過“靖難之役”奪得了建文帝的皇位,後遷都順天府(北京),應天府(南京)成為留都,“帝王廟,遣南京太常寺官行禮。”*《明史》卷五○《歷代帝王陵廟》，第5冊，第1293頁。此後,一直到明正德年間,歷代帝王廟的祭祀一直由南京官員代替皇帝進行。明嘉靖朝前期,嘉靖皇帝通過“大禮議”鞏固了皇權,也使其對古代祭祀禮儀有了一定的研究,因此他對禮制改革有更多的動力、熱心和自信。嘉靖九年(1530),“令建歷代帝王廟於都城西,歲以仲春秋致祭。後並罷南京廟祭”,*《明史》卷五○《歷代帝王陵廟》，第5冊，第1293頁。以此決定在北京另建歷代帝王廟。嘉靖十年(1531)春二月,北京的帝王廟尚未修建完畢,明世宗便帶領群臣躬祭歷代帝王于紫禁城文華殿。嘉靖十一年(1532)夏,歷代帝王廟修建完成,“名曰景德崇聖之殿。殿五室,東西兩廡,殿后祭器庫,前為景德門。”*《明史》卷五○《歷代帝王陵廟》，第5冊，第1294頁。自此,北京的歷代帝王廟建成並保留至今。嘉靖十一年,“八月壬辰,親祭。帝由中門入,迎神、受福胙、送神各兩拜。嗣後歲遣大臣一員行禮,四員分獻。”*《明史》卷五○《歷代帝王陵廟》，第5冊，第1294頁。明世宗親自祭祀,體現了他對歷代帝王廟的重視。北京歷代帝王廟的建成,也是嘉靖朝禮制改革的成果之一。
(三) 清朝對歷代帝王廟祭祀體系的繼承
明末內憂外患交替,統治危機日益嚴重,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農民起義軍攻佔順天府,崇禎皇帝自縊,明朝滅亡。《明史》記載,李自成佔領京師後,“焚太廟神主,遷太祖主于帝王廟。”*《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第26冊，第7966頁。焚燒明朝諸帝牌位,反映了李自成對明朝帝王的憎恨和仇視,但其遷移明太祖牌位至帝王廟,則體現了他對同是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其人身份的認同。李自成保留歷代帝王廟,沒有焚毀帝王廟裡的其他帝王神牌,體現了他對過往朝代的認可以及自視大順為正統繼承者的姿態。但關於李自成是否將太祖牌位遷移至帝王廟,清代曾有人提出質疑,《清通鑒》認為,“自成于甲申三月入京大縱剽掠,焚太廟神主,肆為毒虐,安知有遷主之禮。”*夏燮:《清通鑒》卷一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509頁。
清朝于順治元年(1644)遷都北京,開始了入主中原的時期。而清朝在遷都北京之初,便有以中華正統自居的決心和姿態,對農民軍和南明政權概不予承認,且在帝王廟的祭祀上體現了自身對正統性的關注,這一點又同明初朱元璋對明朝延續正統的強調相類似。順治元年五月,“甲申,以故明太祖神牌入歷代帝王廟。”*王先謙:《東華續錄》順治二，《續修四庫全書》第36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11頁。這體現了清朝對歷代帝王廟祭祀體系的承襲。順治親政之後,對帝王廟依然十分重視,順治十三年(1656),諭禮部,“古來聖帝明王,皆大有功德於民者,所以累代相因、崇祀不替。今歷代帝王廟祭典雖已修舉,但十三年來俱系遣官致祭,朕今欲於明春親詣行禮,以抒景仰前徽至意。”*《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一九《群廟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5882頁。順治十四年(1657),順治帝親臨歷代帝王廟拜謁。清朝大部分帝王都曾親赴帝王廟祭祀,乾隆三年(1738)九月,“祭歷代帝王廟。上親詣行禮。”*《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七十六，《清實錄》第十冊，乾隆三年九月乙卯條，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02頁。此後,乾隆帝又多次前往歷代帝王廟拜謁。而乾隆以後的帝王如嘉慶帝、道光帝、咸豐帝都親臨帝王廟祭祀。可見,清代大部分帝王都有親臨帝王廟拜謁的行為,而就筆者查閱到的史料而言,明代帝王僅有明太祖和明世宗二人親臨帝王廟拜謁,且次數有限。相比而言,清朝的皇帝對歷代帝王廟給予了更多重視,體現了他們對帝王親祀必要性的認識。
二、清朝中前期帝王廟入祀帝王名錄的持續增加
從明初帝王廟帝王祭祀名錄可知,入祀的人絕大部分是漢人所建王朝的帝王,即便是入祀的元世祖,嘉靖朝時也被撤去。清朝興起于我國東北地區,且在入主中原之初,採取了剃髮、易服等不得人心的民族壓迫政策,激發了漢人知識份子的反抗意識。面對清初漢人知識份子較為強烈的“華夷之辨”意識和將清朝視為“以夷變夏”的觀念,清朝明確強調自身正統性和入主中原合法性,而對歷代帝王廟祭祀體系的承襲,則是強調自身正統性的重要舉措。清朝在歷代帝王廟中增加對非漢政權帝王的祭祀,則更是體現了清朝對自身正統性歷史依據的建構。清朝對歷代帝王廟帝王入祀名錄的調整,經歷了順、康、雍、乾四個時期。
(一) 順治朝增加對非漢政權帝王的祭祀
順治二年(1645)三月,禮部上奏:“按故明洪武初年,立廟將元世祖入廟享祀,而遼金各帝皆不與焉,但稽大遼則宋曾納貢,大金則宋曾稱侄。當日宋之天下,遼金分統南北之天下也。今帝王廟祀,似不得獨遺。”*《世祖章皇帝實錄》卷十五，《清實錄》第三冊，順治二年三月甲申條，第130頁。除恢復元世祖祭祀外,禮部還建議將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入祀帝王廟,順治帝、攝政王多爾袞同意禮部建議。順治十七年(1660),順治帝計畫擴大帝王廟帝王祭祀範圍。根據山東道監察禦史顧如華的上疏,禮部商議後請示順治帝,認為目前帝王廟只列入了二十一名帝王,“皆系開創之主,不及守成賢君,但守成不乏誼主”,*《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一三六，《清實錄》第三冊，順治十七年六月己醜條，第1050頁。建議將賢德的守成之君納入帝王廟祭祀之中,順治帝同意此議:“商中宗、商高宗、周成王、周康王、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俱入廟並祭。遼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原未混一天下且其行事亦不及諸帝王,不宜與祭,著停止。”*《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一三六，《清實錄》第三冊，順治十七年六月己醜條，第1051頁。在增祀守成之君的同時,又要求取消對遼太祖等人的祭祀,而取消的理由又同當年明太祖取消對周文王和唐高祖祭祀的理由類似,即是否算得上創業之君。不久後,順治帝因病駕崩。康熙初期,康熙帝尚未親政,顧命大臣沒有執行順治帝對帝王廟的改革舉措,“至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守成七帝,應照會典,在各陵廟致祭。”*《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一九《群廟考》，第5882頁。此舉放棄了在帝王廟內增加對守成之君的祭祀,且未撤出遼太祖等人。
(二) 康熙、雍正時期擴大帝王廟帝王祭祀範圍
康熙末年,康熙帝開始了對歷代帝王廟祭祀名錄的調整。他認為,此前朝臣在討論入祀帝王廟時言論過於隨意,對歷代帝王不夠尊敬、也不公允,“朕觀歷代帝王廟所崇祀者,每朝不過一二位,或廟享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享其臣而不及其君,皆因書生妄論而定,甚未允當。況前代帝王,曾為天下主,後世之人俱分屬臣子,而可輕肆議論、定其崇祀與不崇祀乎?”*《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一九《群廟考》，第5883頁。認為只要不是無道被弑和亡國之主,都應當列入歷代帝王廟崇祀,並讓禮部討論列出名錄。但康熙帝又認為:“又如有明天下,皆壞于萬曆、泰昌、天啟三朝……明之亡,非湣帝之咎也!”*《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一九《群廟考》，第5883頁。故要求撤去明神宗和明熹宗的神牌,新增崇禎帝的神牌。同順治末年一樣,康熙帝未及完成這項改革便離世了。
雍正帝繼位後,貫徹康熙所發諭旨,“原祀伏羲氏、神農氏、軒轅氏、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漢高祖、(漢)世祖、唐太宗、遼太祖、宋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元)世祖、明太祖二十一位”,*《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二，《清實錄》第七冊，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壬戌條，第54頁。又增加了夏啟、商太甲、周成王、漢文帝、漢桓帝、漢靈帝、唐高祖、遼太宗、宋太宗、金太宗、元太宗、明太宗(明成祖)、崇禎帝等一百四十三名帝王。
(三) 乾隆朝實現了帝王廟祭祀朝代的前後銜接
乾隆四十九年(1784)七月初二日,乾隆帝在查閱《大清通禮》中的“歷代帝王位號”之後,認為帝王廟的入祀帝王名錄並沒有完全反映其祖父康熙帝的諭旨,因此乾隆帝提出了幾點要求:一是“即一二年者亦應崇祀”,*《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一九《群廟考》，第5886頁。不因帝王在位時間短而忽視他們的歷史功績;二是認為“仍入遼、金二朝,不入東西晉、元魏、前後五代,未免意有偏向。”*《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一九《群廟考》，第5886頁。強調東西晉和前後五代雖然有篡位立國的情形,但他們的子孫尚能守成和實行德政,不應被忽略,他更提到,“至於後五代,如朱溫以及郭威,或起自寇竊,或身為叛臣,五十餘年,更易數姓,中華統緒,不絕如縷。”*《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一九《群廟考》，第5886頁。認為五代時雖然朝代更替、戰爭頻仍,但中華統緒並沒有斷絕,後來為北宋所承襲。此外,還對增祀北魏皇帝作了要求,並指出東漢之亡非亡於漢獻帝,而是源於漢桓帝和漢靈帝時,因此命撤出二者神牌。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禮部請示乾隆帝關於唐憲宗、金哀宗是否也一併增祀,乾隆帝認為,“憲宗處唐中葉,各鎮節度憑陵跋扈,僭叛不臣,憲宗命將專征,削平淮西,厥功頗偉……金哀宗處衰弱之時,國勢已不可問。”*《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一九《群廟考》，第5887頁。認為唐憲宗被弑並非是因為無道,而金哀宗自縊和金朝的滅亡也並非源于金哀宗時,故又增祀了唐憲宗和金哀宗。
此後,禮部根據乾隆帝旨意,擬出增祀名單:晉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簡文帝,宋文帝、孝武帝、明帝,齊武帝,陳文帝、宣帝,元魏道武帝、明帝、太武帝、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唐憲宗,後唐明宗,後周世宗,金哀宗,共二十五帝,“列單呈覽,下所司遵照”。*《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一九《群廟考》，第5887頁。入祀歷代帝王廟的帝王從康熙初年的二十一人增加至乾隆後期的一百八十七人(見表格)。總體而言,清朝將非漢政權帝王納入帝王廟祭祀,一方面是由於確立正統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清朝帝王對歷朝歷代特別是非漢政權的看法和評價,有其進步和寬容的一面。
明清時期歷代帝王廟帝王祭祀名錄增減表
三、從元世祖入祀看明清帝王民族觀的異同
雖然明太祖將元世祖神牌列入帝王廟祭祀,但客觀地說,明太祖不可能沒有“華夷之辨”的觀念。但從延續正統這一角度而言,祭祀元世祖可以彰顯明朝替代元朝統治所體現的正統性,故祭祀元世祖也是源于現實的需要。但這也同明太祖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華夷之辨”的藩籬有關係,體現了他在明蒙關係和民族問題上的寬容。
(一) 朱元璋對元朝及元世祖的評價
明太祖嘗諭徐達等曰:“元之祖宗有德格天,撫馭華夏。又嘗語省臣曰:元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爾等父母,皆賴其生養,由是言之,亦豈非天命以繼宋為生靈主而大統?”*計大受:《史林測義》卷三十七，《續修四庫全書》第451冊，第465頁。明太祖認為,元朝取代宋朝是因為元朝積德,而南宋失國則是由於失德,並認為元朝統治中原近百年,而明太祖和大臣都曾是元朝的百姓,在元朝的治理下得以生存。這種觀念說明,明太祖認為創立朝代並混一天下是由於有德,至於有德者是否是漢人並不是最重要的。故元世祖入祀帝王廟,體現了在明初明朝軍力強盛、對北元具有軍事優勢的歷史背景下,明太祖對蒙政策的開明和個人胸襟的寬廣。故明武宗曾評價:“雖以勝國之世祖而亦獲秩祀焉,豈非以後世之英君誼辟其政治亦猶有可取者歟。”*《明武宗實錄》卷一四七，正德十二年三月庚寅條，第2869頁。對明太祖將元世祖列入帝王廟祭祀表示贊同,並認為當為後世君王所遵循。
明朝後期,士人對明太祖祭祀元世祖的情形也有相應的記錄。《國朝典匯》記載:洪武時帝王廟建成之後,“廟中帝王塑像惟元世祖像出淚痕,透其面,上笑曰:癡達子,爾失天下,失爾漠北,所本無;我取天下,取我中原,所本有,複何遺憾?淚遂收。”*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一一八《禮部》，臺北：學生書局，1986年，第1491頁。這一記述雖然荒誕,且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明太祖有“華夷之辨”的觀念,當取材於野史,但體現了時人對明太祖祭祀元世祖的解讀,在他們眼中,明太祖頗有氣度。
(二) 明前期君臣看待元朝的矛盾心理
明嘉靖朝時,元世祖的神牌及其從祀名臣被撤出了帝王廟。以往文章在論及撤出過程時,往往僅將目光聚焦於嘉靖朝,對嘉靖以前士人的看法關注不多。實際上,明前期對元世祖入祀帝王廟持反對意見的並不少。弘治時,“尹公直為南京禮侍,陪祀帝王廟,公因言:元世祖以胡人入中國,初欲殺盡中原人,甚至廢滅人倫,豈當與堯舜禹湯並列?”*張萱:《西園聞見錄》卷四二《禮部一》，臺北：華文書局，1969年，第3576頁。至嘉靖朝,朝臣要求撤出元世祖牌位的呼聲不斷增強。翰林院修撰姚淶上疏明世宗,請求撤出元世祖牌位,“禮部議,《春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自古帝王嘗優崇勝國,太祖睿斷,載在祀典,宜如故從之。徐學謨曰:歷數之傳,雖有華夷之辨,要皆天命所屬,即夷狄自不能廢之矣,乃宋人正閏之說尤為無謂。”*談遷:《國榷》卷五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451頁。可見,雖然有人從“華夷之辨”的角度反對元世祖入祀,但嘉靖前期很多朝臣依然不贊成撤出元世祖的牌位,並借用《春秋》中的“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的觀點和歷朝“優崇勝國”的傳統,認為入主中原的“夷狄”也可以被視為“中國”。
明正統以後,隨著明朝對蒙軍事優勢的喪失和蒙古軍隊逐漸深入河套成為明朝邊患,明蒙關係日益緊張,到嘉靖朝,明蒙關係進入矛盾高發期,漠南蒙古俺答汗成為明朝北邊的強敵。明人所議:“世宗朝,大虜頻犯內地,上憤怒,思所以大創之。時正議禮紛紛,前朝祀典,多所更改。於是修撰姚淶、給事中陳棐輩,窺知上意,疏請帝王廟削元世祖之祀。”*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十四《祀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第384頁。可見,持續不斷的邊患激發了世宗的“華夷有別”的觀念及對蒙古的憎恨,使得他把“憤怒”轉嫁於元朝和元世祖,故嘉靖二十四年(1545),“上曰:元本胡夷,又甚于五季者,帝王廟並墓祭俱黜罷。棐複言:帝王廟已撤胡元之祀而廟在兩京者亦宜撤去之,又請改兩京廟祀碑文並毀銷元君臣神主。下禮部議,覆俱報可。”*《明世宗實錄》卷二九六，嘉靖二十四年二月己亥條，第5652頁。自此,元世祖牌位被撤出了帝王廟。
可見,嘉靖時撤出元世祖牌位主要是因為彼時明蒙關係緊張,蒙古軍隊時常入侵明北邊地區。然而換一個角度看,從明太祖至明嘉靖二十四年一百多年間,雖然明蒙大體處於對峙時期,期間正統朝時還發生了“土木堡之變”,但明朝一直沒有撤出元世祖的牌位,可見,明朝君臣此前對待元世祖祭祀遵循祖訓,一定程度上對帝王廟內“胡人”元世祖的神牌持寬容態度。由此可知,元世祖牌位從帝王廟中撤離,一方面是反映了彼時君臣“華夷之辨”思想的加重,另一方面則反映了明朝君臣此前在民族意識上的某種寬容,而以往研究多強調前者,忽視了後者。
(三) 清朝恢復帝王廟內元世祖祭祀的政治意涵
清朝入主中原後,于順治二年恢復了元世祖在帝王廟的祭祀。*《世祖章皇帝實錄》卷十五,《清實錄》第三冊,順治二年三月甲申條,第130頁。後來清人分 析恢復元世祖祭祀的原因,“世祖平江南,捐苛征,弛曆禁,亟救災傷,蘇息黎庶,制禮作樂,民物阜康,傳世六七君,類遵守其成憲。”*計大受:《史林測義》卷三十七，《續修四庫全書》第451冊，第465頁。認為元世祖時國家安定、百姓阜康,可謂有德,恢復元世祖的祭祀合情合理。清朝恢復元世祖祭祀的理由,同明太祖祭祀元世祖的緣由類似,即認為元世祖有資格被祭祀。
此外,清朝也有其他考量在內。一是清朝暫時沒有對歷代帝王廟入祀標準進行更改,依然為“創業之君”,在此種情形之下,恢復對元世祖的祭祀,對同樣來自邊外的清朝而言,有著“非漢”政權亦是正統的歷史依據。二是清朝入關,蒙古八旗以及漠南蒙古諸部出力甚多,恢復對元世祖的祭祀,也是清朝替蒙古人恢復元朝的名譽和正統,有利於爭取蒙古人的認同,同時也強調了元、明、清三朝正統的延續性。而基於正統性繼承的考慮,也是明朝和清朝推崇帝王廟祭祀的共同之處。
四、從入祀帝王名錄的增減看明清帝王歷史觀
與明朝不同,清朝時帝王廟入祀帝王名錄整體呈不斷增加的趨勢,體現了明清帝王對歷代帝王廟的不同定位,反映了他們對歷史的不同看法。
(一) 明清兩朝對帝王廟的功能定位
明太祖確定的帝王入祀標準基本限於創業之君,且對創業的定義十分嚴格。周文王因為沒有推翻商朝,所以被撤出了祭祀,即沒有真正開闢新朝代並混一華夏就不能納入。至於唐高祖,雖然創立了大唐並基本混一了華夏,卻因為其子唐太宗在唐朝統一的過程中出力甚多而被撤出了祭祀,可見即便是開闢了新朝乃至統一了全國,也不一定能被納入祭祀。至於隋文帝,既開闢了新朝代,又在彼時功勞甚多,卻因為他是“篡位”建立隋朝,也被撤出了祭祀。可見,明太祖在帝王廟的祭祀上,有“道德潔癖”的傾向,在入祀標準上堅持寧缺毋濫。由此可見,明初的帝王廟是明朝開國者朱元璋其個人意識的體現,主要是為了祭祀開創王朝基業的帝王,且這些被祭祀的帝王不能有僭越的背景,通過祭祀來彰顯包括明太祖在內的開國者的功績。明太祖以後的帝王,除了明世宗對帝王廟祭祀略作修改外,沒有人更改祖宗的“成憲”,在入祀帝王標準上並無創新。
而清朝時,歷代帝王廟的功能和象徵意義同明朝相比有差異。清朝時,帝王廟帝王入祀範圍不斷擴大。順治初年,將明太祖、元世祖、遼太祖等人列入祭祀,順治末年計畫再增入七名守成之君,並減去此前增加的遼太祖等四人。康熙初年,否定了順治末年的方案,恢復了順治初的祭祀。康熙末年,再次計畫擴大祭祀範圍,只要不是無道被弑和亡國之主,都可入祀,並在雍正初年得到執行。而到了乾隆朝,又增祀了二十五人,並撤去了兩人。入祀人數的不斷增加,體現了帝王廟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轉變。即從明初時入祀標準嚴格、體現開國之君創業艱難、具有單一象徵性和朝代不連續性的祭祀場所,逐漸過渡為入祀標準寬鬆、供奉清朝以前大部分帝王牌位、朝代前後相接的祭祀場所,最終成為祭祀自三皇到明末歷代帝王的場所。但無論是何種象徵,都有一個共性,即對帝王廟的祭祀是為了彰顯自身朝代的正統性,並體現其對中華歷史文化遺產的繼承。正如乾隆所評價的,“洪武之去遼金而祀元世祖,猶有一統帝系之公。”*《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一九《群廟考》,第5888頁。
(二) 明清兩朝對“非漢”政權的態度
明太祖確定的祭祀名錄,除了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朝代,包括唐朝都可以被納入廣義上的漢人王朝。祭祀漢人政權體現了明朝對這些朝代的認可,祭祀元世祖又是明朝承襲正統和綏服北元的必要之舉。到了清朝,“非漢”政權的帝王逐漸被列入帝王廟祭祀範圍。順治初恢復了對元朝皇帝的祭祀,增加了遼朝、金朝這兩個同宋對立王朝的皇帝。到康熙時,新增了大量漢人和“非漢”政權的皇帝,帝王廟內的“非漢”因素大為增加。入祀的標準從明朝的基本為漢人政權,逐漸過渡到“漢人”政權和“非漢”政權並立,且偏向“非漢”政權的模式。遼、金、元帝王的大量入祀,體現了清朝對“非漢”政權正統性的認可,這一認可也源自清朝自身“非漢”政權的屬性。由於忽略了魏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時期的政權,故乾隆帝以康熙帝所下諭旨為依據,對這一情況作了修正,“若順治初之入遼金而去前五代,則爾時議禮諸臣,亦未免有左袒之意。”*《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一九《群廟考》,第5888頁。覺得僅增加遼金元“非漢”政權而不增加魏晉及南朝的漢人政權,顯得並不公允,因此,又下諭增加魏晉、前五代(宋齊梁陳隋)、後五代(梁唐晉漢周)時期的漢人及非漢政權。至此,帝王廟成為前後朝代銜接的祭祀場所。
但明朝也並非排斥“非漢”政權或缺少包容,不能簡單地認為明朝帝王民族觀狹隘,而應當結合當時的歷史情境和主觀意圖來考察。從民族意識和鞏固自身統治的角度看,明太祖堅持入祀元世祖和清初恢復元世祖的祭祀以及增加遼金元帝王的祭祀,有一定的相似性,都體現了這兩個時段帝王所具有的胸襟和遠見。明太祖曾說,“自古帝王肇造之初,所用人材,率資於前代,如漢、唐、宋、元皆用秦、隋、五代、宋、金舊人,朕始定中原,卿等多前代良材,悉歸於朕。”*《明太祖實錄》卷三四,洪武元年八月戊寅條,第612頁。可見明太祖並沒有完全把金元排斥在正統之外。且嘉靖朝之前一百多年,明朝君臣都一直在祭祀元世祖,且對待金朝陵寢也定時致祭。由此可知,明朝對待“非漢政權”並非一味排斥,甚至可以說,在明中前期明蒙對立的歷史背景下祭祀元世祖,更充分地體現了明朝君臣的寬容和包容。
(三) 清朝的帝王廟祭祀體系更符合中國的歷史敘事模式
明朝創立的歷代帝王廟在象徵意義上過於單一且缺少朝代連續性,故按照明代時歷代帝王廟所體現的價值取向,對“非漢”政權基本持忽視態度,是當時明蒙對立背景下士人輿論和儒家思想的體現。清朝的歷代帝王廟,一方面使得朝代前後相接,更能體現“歷代”這一詞語的含義;另一方面又將北魏、遼、金、元等朝列入祭祀,則體現了清朝帝王認為“漢人”政權和“非漢”政權都同屬中華的歷史觀。乾隆帝在增祀帝王廟帝王時曾言:“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東夷,文王西夷,豈可以東西別之乎。”*《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一九《群廟考》,第5888頁。故清朝的帝王廟祭祀體系更貼合現今我國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也更符合我國歷代王朝統治者所追求的“大一統”這一政治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清朝對歷代帝王廟祭祀的改革,為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一歷史敘事模式提供了深刻而有說服力的歷史依據。乾隆帝所言五代時“中華統緒,不絕如縷”,非漢政權和漢政權都是中國歷史的組成部分,都是中華文明的延續承擔者。
五、結 語
歷代帝王廟的祭祀,明清兩朝一直在延續,帝王廟內祭祀的帝王從明初的十多名“開國之君”增加到乾隆後期的近二百名。歷代帝王廟祭祀帝王名錄的變化,反映了明清帝王對中國歷朝歷代的看法和評價的差異,但也有很多相同之處。相比明朝將帝王廟的帝王祭祀範圍基本限於漢人政權,顯然清朝將遼金元等朝代的帝王納入祭祀範圍更能體現清朝帝王的胸襟和視野,即便其中也有清帝鞏固和強調清朝正統性的考量。部分美國“新清史”學者對清朝同“中國”的關係提出了一些質疑,“我們可否不經質疑地直接將清朝等於中國?難道我們不該將其視為是一滿洲帝國,而中國僅是其中一部分?”*劉鳳雲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91頁。即不主張把清朝同中國劃等號。國外“新清史”學者提出要重視清朝統治成功的“非漢”因素,對學界更全面地認識清朝提供了新的視角,但他們的論點無法否認清朝是中國歷代王朝之一的歷史事實。正如清朝皇帝在對帝王廟祭祀體系改革時體現出的治理理念:一方面對過往“非漢”政權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和重視,體現了超越前代的視野和氣魄;但更重要的是,清朝皇帝主動承襲了明代的帝王廟祭祀體系,並強調“漢人”政權和“非漢”政權都是中國歷史的組成部分,認為“中華統緒,不絕如縷”,即中華文明和歷史未曾中斷。因此,至今仍存的歷代帝王廟,為現今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一歷史敘述模式和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提供了直接且有力的歷史支撐和實物依據,亦可回應國外學界質疑清朝等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是否為中國等等觀點。
作者鄧濤
【作者機構】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文章原刊載】《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7年第4期P83-92頁
滿族文化網編輯出品，轉載請注明。
即便是劃分民族等級、民族壓迫色彩較濃的元朝,亦繼承了中原政權對古代賢君的祭祀傳統。元世祖中統三年(1262),“修河中禹廟,名建極宮;五年,建帝堯廟於平陽,以田十五頃供祭祀”。*王圻: 《續文獻通考》卷一百十四《宗廟考》，第6941頁。元朝帝王對中原歷代帝王的祭祀,不僅限於世祖朝。元仁宗、元成宗、泰定帝、元文宗、元順帝等都曾敕建中原帝王的祭祀廟宇,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他們對歷代賢君的仰慕和對中原政治文化的認可。明以前對歷代帝王的祭祀有以下兩個特點:一是祭祀場所分散,對歷代帝王的祭祀基本是分祀,即便有合祀的情況,如“至唐玄宗,立三皇五帝廟于京師,元成宗立三皇廟於府州縣”,也僅限於對個別帝王的合祀。二是祭祀場所分散,大多遠離京城,皇帝和重臣往往無法親臨祭祀,導致祭祀規格不高。
(二) 明朝歷代帝王廟祭祀體系的建立
明初,儘管北元勢力盤踞北方,一些邊疆地區如雲南等還掌握在蒙古人手中,但明太祖已基本統一中原。相比唐中後葉幹弱枝強、藩鎮割據和兩宋時幹強枝弱、外患不斷,明朝此時軍力強盛、威震朔漠,明太祖其人專制威嚴、勤政不怠,有改革歷代帝王祭祀禮儀的銳氣和決心,並以此來彰顯明朝的正統性。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遣官至各地查訪歷代帝王陵寢,並要求繪圖上報朝廷,“四年,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始罷天下府州縣祀三皇”,*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百十四《宗廟考》，第6945頁。將部分祭祀權利收歸中央。同時,也對尚存的歷代帝王陵的祭祀作了統一安排:“一體歲時致祭,仍擇名臣從享。”*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百十四《宗廟考》，第6946頁。此時,明朝對歷代帝王的祭祀禮儀初步建立,但仍然實行的是分祀體系。
突破分祀體系、主張由皇帝親祭歷代帝王的首倡者並不是漢人,而是明朝的蒙古族官員答祿與權,“答祿與權,字道夫,蒙古人。仕元為河南北道廉訪司僉事。”*《明史》卷一三六《答祿與權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3冊，第3932頁。洪武六年(1373),他被明太祖任命為監察禦史;當年,答祿與權向明太祖進言:“我朝繼正統而有天下,四海九州,罔不臣服,天下社稷、宗廟、山川之神皆得享其祭,而躬祀三皇之禮獨闕焉。宜於春秋躬行祀事,庶成一代之典。”*《明太祖實錄》卷八十四，洪武六年八月乙亥條，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2年，第1497頁。儘管他只是提出皇帝親祭“三皇”,但這一建議啟發了明太祖,故明太祖命禮官討論列出歷代開國帝王,並打算建廟一併祭祀。最初為入祀帝王廟定了標準,“帝以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明太祖實錄》卷八十四，洪武六年八月乙亥條，第1498頁。每年春秋季的仲月上旬甲日進行祭祀。洪武六年八月,禮部制定了帝王廟的規格和禮儀:“宜略如宗廟同堂異室,為正殿五間,以為五室。中一室以居三皇,東一室以居五帝,西一室以居夏禹、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以居周武王、漢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以居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實錄》卷八十四，洪武六年八月乙亥條，第1501頁。明太祖同意禮部所擬方案。洪武六年十一月,“命建歷代帝王廟于中立府皇城西,仍命于北平立元世祖廟。”*《明太祖實錄》卷八十六，洪武六年十一月月癸醜條，第1527頁。洪武後期,帝王廟因火災而損毀,洪武二十一(1388)年八月,明太祖命“改建歷代帝王廟於雞鳴山之陽”,*《明太祖實錄》卷一九三，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庚子條，第2908頁。洪武二十二(1389)年四月,歷代帝王廟改建完畢。
洪武時,明太祖對帝王廟入祀帝王名錄作了多次調整。先是認為周文王和唐高祖並非創業之君,要求撤出祭祀,並增加了隋朝開國皇帝隋高祖(隋文帝)的神牌。自此,確定的帝王祭祀名單為:“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帝金天氏、帝高陽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漢高祖皇帝,漢光武皇帝,隋高祖皇帝,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元世祖皇帝”,*《明太祖實錄》卷一一一，洪武十年二月己酉條，第1843頁。共十七名。但洪武二十一年時,明太祖“遣官祀歷代帝王,初歷代帝王廟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明太祖實錄》卷一八八，洪武二十一年二月戊午條，第2821頁。至於為何罷黜對隋高祖的祭祀,史書並未解釋。本文認為,應該是隋文帝以丞相之職篡奪了周靜帝的皇位而建立隋朝,這點引起明太祖的反感。
明成祖通過“靖難之役”奪得了建文帝的皇位,後遷都順天府(北京),應天府(南京)成為留都,“帝王廟,遣南京太常寺官行禮。”*《明史》卷五○《歷代帝王陵廟》，第5冊，第1293頁。此後,一直到明正德年間,歷代帝王廟的祭祀一直由南京官員代替皇帝進行。明嘉靖朝前期,嘉靖皇帝通過“大禮議”鞏固了皇權,也使其對古代祭祀禮儀有了一定的研究,因此他對禮制改革有更多的動力、熱心和自信。嘉靖九年(1530),“令建歷代帝王廟於都城西,歲以仲春秋致祭。後並罷南京廟祭”,*《明史》卷五○《歷代帝王陵廟》，第5冊，第1293頁。以此決定在北京另建歷代帝王廟。嘉靖十年(1531)春二月,北京的帝王廟尚未修建完畢,明世宗便帶領群臣躬祭歷代帝王于紫禁城文華殿。嘉靖十一年(1532)夏,歷代帝王廟修建完成,“名曰景德崇聖之殿。殿五室,東西兩廡,殿后祭器庫,前為景德門。”*《明史》卷五○《歷代帝王陵廟》，第5冊，第1294頁。自此,北京的歷代帝王廟建成並保留至今。嘉靖十一年,“八月壬辰,親祭。帝由中門入,迎神、受福胙、送神各兩拜。嗣後歲遣大臣一員行禮,四員分獻。”*《明史》卷五○《歷代帝王陵廟》，第5冊，第1294頁。明世宗親自祭祀,體現了他對歷代帝王廟的重視。北京歷代帝王廟的建成,也是嘉靖朝禮制改革的成果之一。
(三) 清朝對歷代帝王廟祭祀體系的繼承
明末內憂外患交替,統治危機日益嚴重,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農民起義軍攻佔順天府,崇禎皇帝自縊,明朝滅亡。《明史》記載,李自成佔領京師後,“焚太廟神主,遷太祖主于帝王廟。”*《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第26冊，第7966頁。焚燒明朝諸帝牌位,反映了李自成對明朝帝王的憎恨和仇視,但其遷移明太祖牌位至帝王廟,則體現了他對同是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其人身份的認同。李自成保留歷代帝王廟,沒有焚毀帝王廟裡的其他帝王神牌,體現了他對過往朝代的認可以及自視大順為正統繼承者的姿態。但關於李自成是否將太祖牌位遷移至帝王廟,清代曾有人提出質疑,《清通鑒》認為,“自成于甲申三月入京大縱剽掠,焚太廟神主,肆為毒虐,安知有遷主之禮。”*夏燮:《清通鑒》卷一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509頁。
清朝于順治元年(1644)遷都北京,開始了入主中原的時期。而清朝在遷都北京之初,便有以中華正統自居的決心和姿態,對農民軍和南明政權概不予承認,且在帝王廟的祭祀上體現了自身對正統性的關注,這一點又同明初朱元璋對明朝延續正統的強調相類似。順治元年五月,“甲申,以故明太祖神牌入歷代帝王廟。”*王先謙:《東華續錄》順治二，《續修四庫全書》第36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11頁。這體現了清朝對歷代帝王廟祭祀體系的承襲。順治親政之後,對帝王廟依然十分重視,順治十三年(1656),諭禮部,“古來聖帝明王,皆大有功德於民者,所以累代相因、崇祀不替。今歷代帝王廟祭典雖已修舉,但十三年來俱系遣官致祭,朕今欲於明春親詣行禮,以抒景仰前徽至意。”*《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一九《群廟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5882頁。順治十四年(1657),順治帝親臨歷代帝王廟拜謁。清朝大部分帝王都曾親赴帝王廟祭祀,乾隆三年(1738)九月,“祭歷代帝王廟。上親詣行禮。”*《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七十六，《清實錄》第十冊，乾隆三年九月乙卯條，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02頁。此後,乾隆帝又多次前往歷代帝王廟拜謁。而乾隆以後的帝王如嘉慶帝、道光帝、咸豐帝都親臨帝王廟祭祀。可見,清代大部分帝王都有親臨帝王廟拜謁的行為,而就筆者查閱到的史料而言,明代帝王僅有明太祖和明世宗二人親臨帝王廟拜謁,且次數有限。相比而言,清朝的皇帝對歷代帝王廟給予了更多重視,體現了他們對帝王親祀必要性的認識。
二、清朝中前期帝王廟入祀帝王名錄的持續增加
從明初帝王廟帝王祭祀名錄可知,入祀的人絕大部分是漢人所建王朝的帝王,即便是入祀的元世祖,嘉靖朝時也被撤去。清朝興起于我國東北地區,且在入主中原之初,採取了剃髮、易服等不得人心的民族壓迫政策,激發了漢人知識份子的反抗意識。面對清初漢人知識份子較為強烈的“華夷之辨”意識和將清朝視為“以夷變夏”的觀念,清朝明確強調自身正統性和入主中原合法性,而對歷代帝王廟祭祀體系的承襲,則是強調自身正統性的重要舉措。清朝在歷代帝王廟中增加對非漢政權帝王的祭祀,則更是體現了清朝對自身正統性歷史依據的建構。清朝對歷代帝王廟帝王入祀名錄的調整,經歷了順、康、雍、乾四個時期。
(一) 順治朝增加對非漢政權帝王的祭祀
順治二年(1645)三月,禮部上奏:“按故明洪武初年,立廟將元世祖入廟享祀,而遼金各帝皆不與焉,但稽大遼則宋曾納貢,大金則宋曾稱侄。當日宋之天下,遼金分統南北之天下也。今帝王廟祀,似不得獨遺。”*《世祖章皇帝實錄》卷十五，《清實錄》第三冊，順治二年三月甲申條，第130頁。除恢復元世祖祭祀外,禮部還建議將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入祀帝王廟,順治帝、攝政王多爾袞同意禮部建議。順治十七年(1660),順治帝計畫擴大帝王廟帝王祭祀範圍。根據山東道監察禦史顧如華的上疏,禮部商議後請示順治帝,認為目前帝王廟只列入了二十一名帝王,“皆系開創之主,不及守成賢君,但守成不乏誼主”,*《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一三六，《清實錄》第三冊，順治十七年六月己醜條，第1050頁。建議將賢德的守成之君納入帝王廟祭祀之中,順治帝同意此議:“商中宗、商高宗、周成王、周康王、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俱入廟並祭。遼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原未混一天下且其行事亦不及諸帝王,不宜與祭,著停止。”*《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一三六，《清實錄》第三冊，順治十七年六月己醜條，第1051頁。在增祀守成之君的同時,又要求取消對遼太祖等人的祭祀,而取消的理由又同當年明太祖取消對周文王和唐高祖祭祀的理由類似,即是否算得上創業之君。不久後,順治帝因病駕崩。康熙初期,康熙帝尚未親政,顧命大臣沒有執行順治帝對帝王廟的改革舉措,“至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守成七帝,應照會典,在各陵廟致祭。”*《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一九《群廟考》，第5882頁。此舉放棄了在帝王廟內增加對守成之君的祭祀,且未撤出遼太祖等人。
(二) 康熙、雍正時期擴大帝王廟帝王祭祀範圍
康熙末年,康熙帝開始了對歷代帝王廟祭祀名錄的調整。他認為,此前朝臣在討論入祀帝王廟時言論過於隨意,對歷代帝王不夠尊敬、也不公允,“朕觀歷代帝王廟所崇祀者,每朝不過一二位,或廟享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享其臣而不及其君,皆因書生妄論而定,甚未允當。況前代帝王,曾為天下主,後世之人俱分屬臣子,而可輕肆議論、定其崇祀與不崇祀乎?”*《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一九《群廟考》，第5883頁。認為只要不是無道被弑和亡國之主,都應當列入歷代帝王廟崇祀,並讓禮部討論列出名錄。但康熙帝又認為:“又如有明天下,皆壞于萬曆、泰昌、天啟三朝……明之亡,非湣帝之咎也!”*《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一九《群廟考》，第5883頁。故要求撤去明神宗和明熹宗的神牌,新增崇禎帝的神牌。同順治末年一樣,康熙帝未及完成這項改革便離世了。
雍正帝繼位後,貫徹康熙所發諭旨,“原祀伏羲氏、神農氏、軒轅氏、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漢高祖、(漢)世祖、唐太宗、遼太祖、宋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元)世祖、明太祖二十一位”,*《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二，《清實錄》第七冊，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壬戌條，第54頁。又增加了夏啟、商太甲、周成王、漢文帝、漢桓帝、漢靈帝、唐高祖、遼太宗、宋太宗、金太宗、元太宗、明太宗(明成祖)、崇禎帝等一百四十三名帝王。
(三) 乾隆朝實現了帝王廟祭祀朝代的前後銜接
乾隆四十九年(1784)七月初二日,乾隆帝在查閱《大清通禮》中的“歷代帝王位號”之後,認為帝王廟的入祀帝王名錄並沒有完全反映其祖父康熙帝的諭旨,因此乾隆帝提出了幾點要求:一是“即一二年者亦應崇祀”,*《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一九《群廟考》，第5886頁。不因帝王在位時間短而忽視他們的歷史功績;二是認為“仍入遼、金二朝,不入東西晉、元魏、前後五代,未免意有偏向。”*《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一九《群廟考》，第5886頁。強調東西晉和前後五代雖然有篡位立國的情形,但他們的子孫尚能守成和實行德政,不應被忽略,他更提到,“至於後五代,如朱溫以及郭威,或起自寇竊,或身為叛臣,五十餘年,更易數姓,中華統緒,不絕如縷。”*《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一九《群廟考》，第5886頁。認為五代時雖然朝代更替、戰爭頻仍,但中華統緒並沒有斷絕,後來為北宋所承襲。此外,還對增祀北魏皇帝作了要求,並指出東漢之亡非亡於漢獻帝,而是源於漢桓帝和漢靈帝時,因此命撤出二者神牌。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禮部請示乾隆帝關於唐憲宗、金哀宗是否也一併增祀,乾隆帝認為,“憲宗處唐中葉,各鎮節度憑陵跋扈,僭叛不臣,憲宗命將專征,削平淮西,厥功頗偉……金哀宗處衰弱之時,國勢已不可問。”*《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一九《群廟考》，第5887頁。認為唐憲宗被弑並非是因為無道,而金哀宗自縊和金朝的滅亡也並非源于金哀宗時,故又增祀了唐憲宗和金哀宗。
此後,禮部根據乾隆帝旨意,擬出增祀名單:晉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簡文帝,宋文帝、孝武帝、明帝,齊武帝,陳文帝、宣帝,元魏道武帝、明帝、太武帝、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唐憲宗,後唐明宗,後周世宗,金哀宗,共二十五帝,“列單呈覽,下所司遵照”。*《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一九《群廟考》，第5887頁。入祀歷代帝王廟的帝王從康熙初年的二十一人增加至乾隆後期的一百八十七人(見表格)。總體而言,清朝將非漢政權帝王納入帝王廟祭祀,一方面是由於確立正統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清朝帝王對歷朝歷代特別是非漢政權的看法和評價,有其進步和寬容的一面。
明清時期歷代帝王廟帝王祭祀名錄增減表
三、從元世祖入祀看明清帝王民族觀的異同
雖然明太祖將元世祖神牌列入帝王廟祭祀,但客觀地說,明太祖不可能沒有“華夷之辨”的觀念。但從延續正統這一角度而言,祭祀元世祖可以彰顯明朝替代元朝統治所體現的正統性,故祭祀元世祖也是源于現實的需要。但這也同明太祖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華夷之辨”的藩籬有關係,體現了他在明蒙關係和民族問題上的寬容。
(一) 朱元璋對元朝及元世祖的評價
明太祖嘗諭徐達等曰:“元之祖宗有德格天,撫馭華夏。又嘗語省臣曰:元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爾等父母,皆賴其生養,由是言之,亦豈非天命以繼宋為生靈主而大統?”*計大受:《史林測義》卷三十七，《續修四庫全書》第451冊，第465頁。明太祖認為,元朝取代宋朝是因為元朝積德,而南宋失國則是由於失德,並認為元朝統治中原近百年,而明太祖和大臣都曾是元朝的百姓,在元朝的治理下得以生存。這種觀念說明,明太祖認為創立朝代並混一天下是由於有德,至於有德者是否是漢人並不是最重要的。故元世祖入祀帝王廟,體現了在明初明朝軍力強盛、對北元具有軍事優勢的歷史背景下,明太祖對蒙政策的開明和個人胸襟的寬廣。故明武宗曾評價:“雖以勝國之世祖而亦獲秩祀焉,豈非以後世之英君誼辟其政治亦猶有可取者歟。”*《明武宗實錄》卷一四七，正德十二年三月庚寅條，第2869頁。對明太祖將元世祖列入帝王廟祭祀表示贊同,並認為當為後世君王所遵循。
明朝後期,士人對明太祖祭祀元世祖的情形也有相應的記錄。《國朝典匯》記載:洪武時帝王廟建成之後,“廟中帝王塑像惟元世祖像出淚痕,透其面,上笑曰:癡達子,爾失天下,失爾漠北,所本無;我取天下,取我中原,所本有,複何遺憾?淚遂收。”*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一一八《禮部》，臺北：學生書局，1986年，第1491頁。這一記述雖然荒誕,且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明太祖有“華夷之辨”的觀念,當取材於野史,但體現了時人對明太祖祭祀元世祖的解讀,在他們眼中,明太祖頗有氣度。
(二) 明前期君臣看待元朝的矛盾心理
明嘉靖朝時,元世祖的神牌及其從祀名臣被撤出了帝王廟。以往文章在論及撤出過程時,往往僅將目光聚焦於嘉靖朝,對嘉靖以前士人的看法關注不多。實際上,明前期對元世祖入祀帝王廟持反對意見的並不少。弘治時,“尹公直為南京禮侍,陪祀帝王廟,公因言:元世祖以胡人入中國,初欲殺盡中原人,甚至廢滅人倫,豈當與堯舜禹湯並列?”*張萱:《西園聞見錄》卷四二《禮部一》，臺北：華文書局，1969年，第3576頁。至嘉靖朝,朝臣要求撤出元世祖牌位的呼聲不斷增強。翰林院修撰姚淶上疏明世宗,請求撤出元世祖牌位,“禮部議,《春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自古帝王嘗優崇勝國,太祖睿斷,載在祀典,宜如故從之。徐學謨曰:歷數之傳,雖有華夷之辨,要皆天命所屬,即夷狄自不能廢之矣,乃宋人正閏之說尤為無謂。”*談遷:《國榷》卷五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451頁。可見,雖然有人從“華夷之辨”的角度反對元世祖入祀,但嘉靖前期很多朝臣依然不贊成撤出元世祖的牌位,並借用《春秋》中的“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的觀點和歷朝“優崇勝國”的傳統,認為入主中原的“夷狄”也可以被視為“中國”。
明正統以後,隨著明朝對蒙軍事優勢的喪失和蒙古軍隊逐漸深入河套成為明朝邊患,明蒙關係日益緊張,到嘉靖朝,明蒙關係進入矛盾高發期,漠南蒙古俺答汗成為明朝北邊的強敵。明人所議:“世宗朝,大虜頻犯內地,上憤怒,思所以大創之。時正議禮紛紛,前朝祀典,多所更改。於是修撰姚淶、給事中陳棐輩,窺知上意,疏請帝王廟削元世祖之祀。”*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十四《祀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第384頁。可見,持續不斷的邊患激發了世宗的“華夷有別”的觀念及對蒙古的憎恨,使得他把“憤怒”轉嫁於元朝和元世祖,故嘉靖二十四年(1545),“上曰:元本胡夷,又甚于五季者,帝王廟並墓祭俱黜罷。棐複言:帝王廟已撤胡元之祀而廟在兩京者亦宜撤去之,又請改兩京廟祀碑文並毀銷元君臣神主。下禮部議,覆俱報可。”*《明世宗實錄》卷二九六，嘉靖二十四年二月己亥條，第5652頁。自此,元世祖牌位被撤出了帝王廟。
可見,嘉靖時撤出元世祖牌位主要是因為彼時明蒙關係緊張,蒙古軍隊時常入侵明北邊地區。然而換一個角度看,從明太祖至明嘉靖二十四年一百多年間,雖然明蒙大體處於對峙時期,期間正統朝時還發生了“土木堡之變”,但明朝一直沒有撤出元世祖的牌位,可見,明朝君臣此前對待元世祖祭祀遵循祖訓,一定程度上對帝王廟內“胡人”元世祖的神牌持寬容態度。由此可知,元世祖牌位從帝王廟中撤離,一方面是反映了彼時君臣“華夷之辨”思想的加重,另一方面則反映了明朝君臣此前在民族意識上的某種寬容,而以往研究多強調前者,忽視了後者。
(三) 清朝恢復帝王廟內元世祖祭祀的政治意涵
清朝入主中原後,于順治二年恢復了元世祖在帝王廟的祭祀。*《世祖章皇帝實錄》卷十五,《清實錄》第三冊,順治二年三月甲申條,第130頁。後來清人分 析恢復元世祖祭祀的原因,“世祖平江南,捐苛征,弛曆禁,亟救災傷,蘇息黎庶,制禮作樂,民物阜康,傳世六七君,類遵守其成憲。”*計大受:《史林測義》卷三十七，《續修四庫全書》第451冊，第465頁。認為元世祖時國家安定、百姓阜康,可謂有德,恢復元世祖的祭祀合情合理。清朝恢復元世祖祭祀的理由,同明太祖祭祀元世祖的緣由類似,即認為元世祖有資格被祭祀。
此外,清朝也有其他考量在內。一是清朝暫時沒有對歷代帝王廟入祀標準進行更改,依然為“創業之君”,在此種情形之下,恢復對元世祖的祭祀,對同樣來自邊外的清朝而言,有著“非漢”政權亦是正統的歷史依據。二是清朝入關,蒙古八旗以及漠南蒙古諸部出力甚多,恢復對元世祖的祭祀,也是清朝替蒙古人恢復元朝的名譽和正統,有利於爭取蒙古人的認同,同時也強調了元、明、清三朝正統的延續性。而基於正統性繼承的考慮,也是明朝和清朝推崇帝王廟祭祀的共同之處。
四、從入祀帝王名錄的增減看明清帝王歷史觀
與明朝不同,清朝時帝王廟入祀帝王名錄整體呈不斷增加的趨勢,體現了明清帝王對歷代帝王廟的不同定位,反映了他們對歷史的不同看法。
(一) 明清兩朝對帝王廟的功能定位
明太祖確定的帝王入祀標準基本限於創業之君,且對創業的定義十分嚴格。周文王因為沒有推翻商朝,所以被撤出了祭祀,即沒有真正開闢新朝代並混一華夏就不能納入。至於唐高祖,雖然創立了大唐並基本混一了華夏,卻因為其子唐太宗在唐朝統一的過程中出力甚多而被撤出了祭祀,可見即便是開闢了新朝乃至統一了全國,也不一定能被納入祭祀。至於隋文帝,既開闢了新朝代,又在彼時功勞甚多,卻因為他是“篡位”建立隋朝,也被撤出了祭祀。可見,明太祖在帝王廟的祭祀上,有“道德潔癖”的傾向,在入祀標準上堅持寧缺毋濫。由此可見,明初的帝王廟是明朝開國者朱元璋其個人意識的體現,主要是為了祭祀開創王朝基業的帝王,且這些被祭祀的帝王不能有僭越的背景,通過祭祀來彰顯包括明太祖在內的開國者的功績。明太祖以後的帝王,除了明世宗對帝王廟祭祀略作修改外,沒有人更改祖宗的“成憲”,在入祀帝王標準上並無創新。
而清朝時,歷代帝王廟的功能和象徵意義同明朝相比有差異。清朝時,帝王廟帝王入祀範圍不斷擴大。順治初年,將明太祖、元世祖、遼太祖等人列入祭祀,順治末年計畫再增入七名守成之君,並減去此前增加的遼太祖等四人。康熙初年,否定了順治末年的方案,恢復了順治初的祭祀。康熙末年,再次計畫擴大祭祀範圍,只要不是無道被弑和亡國之主,都可入祀,並在雍正初年得到執行。而到了乾隆朝,又增祀了二十五人,並撤去了兩人。入祀人數的不斷增加,體現了帝王廟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轉變。即從明初時入祀標準嚴格、體現開國之君創業艱難、具有單一象徵性和朝代不連續性的祭祀場所,逐漸過渡為入祀標準寬鬆、供奉清朝以前大部分帝王牌位、朝代前後相接的祭祀場所,最終成為祭祀自三皇到明末歷代帝王的場所。但無論是何種象徵,都有一個共性,即對帝王廟的祭祀是為了彰顯自身朝代的正統性,並體現其對中華歷史文化遺產的繼承。正如乾隆所評價的,“洪武之去遼金而祀元世祖,猶有一統帝系之公。”*《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一九《群廟考》,第5888頁。
(二) 明清兩朝對“非漢”政權的態度
明太祖確定的祭祀名錄,除了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朝代,包括唐朝都可以被納入廣義上的漢人王朝。祭祀漢人政權體現了明朝對這些朝代的認可,祭祀元世祖又是明朝承襲正統和綏服北元的必要之舉。到了清朝,“非漢”政權的帝王逐漸被列入帝王廟祭祀範圍。順治初恢復了對元朝皇帝的祭祀,增加了遼朝、金朝這兩個同宋對立王朝的皇帝。到康熙時,新增了大量漢人和“非漢”政權的皇帝,帝王廟內的“非漢”因素大為增加。入祀的標準從明朝的基本為漢人政權,逐漸過渡到“漢人”政權和“非漢”政權並立,且偏向“非漢”政權的模式。遼、金、元帝王的大量入祀,體現了清朝對“非漢”政權正統性的認可,這一認可也源自清朝自身“非漢”政權的屬性。由於忽略了魏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時期的政權,故乾隆帝以康熙帝所下諭旨為依據,對這一情況作了修正,“若順治初之入遼金而去前五代,則爾時議禮諸臣,亦未免有左袒之意。”*《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一九《群廟考》,第5888頁。覺得僅增加遼金元“非漢”政權而不增加魏晉及南朝的漢人政權,顯得並不公允,因此,又下諭增加魏晉、前五代(宋齊梁陳隋)、後五代(梁唐晉漢周)時期的漢人及非漢政權。至此,帝王廟成為前後朝代銜接的祭祀場所。
但明朝也並非排斥“非漢”政權或缺少包容,不能簡單地認為明朝帝王民族觀狹隘,而應當結合當時的歷史情境和主觀意圖來考察。從民族意識和鞏固自身統治的角度看,明太祖堅持入祀元世祖和清初恢復元世祖的祭祀以及增加遼金元帝王的祭祀,有一定的相似性,都體現了這兩個時段帝王所具有的胸襟和遠見。明太祖曾說,“自古帝王肇造之初,所用人材,率資於前代,如漢、唐、宋、元皆用秦、隋、五代、宋、金舊人,朕始定中原,卿等多前代良材,悉歸於朕。”*《明太祖實錄》卷三四,洪武元年八月戊寅條,第612頁。可見明太祖並沒有完全把金元排斥在正統之外。且嘉靖朝之前一百多年,明朝君臣都一直在祭祀元世祖,且對待金朝陵寢也定時致祭。由此可知,明朝對待“非漢政權”並非一味排斥,甚至可以說,在明中前期明蒙對立的歷史背景下祭祀元世祖,更充分地體現了明朝君臣的寬容和包容。
(三) 清朝的帝王廟祭祀體系更符合中國的歷史敘事模式
明朝創立的歷代帝王廟在象徵意義上過於單一且缺少朝代連續性,故按照明代時歷代帝王廟所體現的價值取向,對“非漢”政權基本持忽視態度,是當時明蒙對立背景下士人輿論和儒家思想的體現。清朝的歷代帝王廟,一方面使得朝代前後相接,更能體現“歷代”這一詞語的含義;另一方面又將北魏、遼、金、元等朝列入祭祀,則體現了清朝帝王認為“漢人”政權和“非漢”政權都同屬中華的歷史觀。乾隆帝在增祀帝王廟帝王時曾言:“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東夷,文王西夷,豈可以東西別之乎。”*《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一九《群廟考》,第5888頁。故清朝的帝王廟祭祀體系更貼合現今我國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也更符合我國歷代王朝統治者所追求的“大一統”這一政治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清朝對歷代帝王廟祭祀的改革,為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一歷史敘事模式提供了深刻而有說服力的歷史依據。乾隆帝所言五代時“中華統緒,不絕如縷”,非漢政權和漢政權都是中國歷史的組成部分,都是中華文明的延續承擔者。
五、結 語
歷代帝王廟的祭祀,明清兩朝一直在延續,帝王廟內祭祀的帝王從明初的十多名“開國之君”增加到乾隆後期的近二百名。歷代帝王廟祭祀帝王名錄的變化,反映了明清帝王對中國歷朝歷代的看法和評價的差異,但也有很多相同之處。相比明朝將帝王廟的帝王祭祀範圍基本限於漢人政權,顯然清朝將遼金元等朝代的帝王納入祭祀範圍更能體現清朝帝王的胸襟和視野,即便其中也有清帝鞏固和強調清朝正統性的考量。部分美國“新清史”學者對清朝同“中國”的關係提出了一些質疑,“我們可否不經質疑地直接將清朝等於中國?難道我們不該將其視為是一滿洲帝國,而中國僅是其中一部分?”*劉鳳雲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91頁。即不主張把清朝同中國劃等號。國外“新清史”學者提出要重視清朝統治成功的“非漢”因素,對學界更全面地認識清朝提供了新的視角,但他們的論點無法否認清朝是中國歷代王朝之一的歷史事實。正如清朝皇帝在對帝王廟祭祀體系改革時體現出的治理理念:一方面對過往“非漢”政權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和重視,體現了超越前代的視野和氣魄;但更重要的是,清朝皇帝主動承襲了明代的帝王廟祭祀體系,並強調“漢人”政權和“非漢”政權都是中國歷史的組成部分,認為“中華統緒,不絕如縷”,即中華文明和歷史未曾中斷。因此,至今仍存的歷代帝王廟,為現今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一歷史敘述模式和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提供了直接且有力的歷史支撐和實物依據,亦可回應國外學界質疑清朝等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是否為中國等等觀點。
作者鄧濤
【作者機構】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文章原刊載】《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7年第4期P83-92頁
滿族文化網編輯出品，轉載請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