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長跑
文/龔龍飛
本文首發於2017年4月17日總第800期《中國新聞週刊》
38年前， 鐘叔河剛出獄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編輯時， 他就開始憑一己之力，
他廣泛遴選了晚清以來， 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國人的遊記。 不論叢書的選題， 還是每種書前的萬字敘論， 在當時都顯出了鮮見的胸襟與現代眼光。 叢書帶有鮮明的啟蒙色彩， 它們既是中國近代社會的思想史、學術史， 也是社會史、外交史， 又恰與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時代氛圍契合。 叢書陸續出版， 很快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 並為學界所看重。
李一氓、蕭乾、李侃等一代文化名流均為之叫好。 錢鐘書在給鐘叔河的信中寫道：“弟讀尊編， 即傾倒兄之卓識明見， 而博采窮搜之學力又足以相副。 ”
鐘叔河當時的計畫是出100種書。
1984年， 鐘叔河調任岳麓書社總編輯。 4年後， 他調離總編輯崗位， 次年退休，
直至2012年， 嶽麓書社重啟中斷了三十餘年的《走向世界叢書》續編工程。 在20餘人的團隊中， 82歲的鐘叔河仍是主編之一。 岳麓書社歷時4年， 終於讓這套叢書在2017年3月出版上市。
此次《走向世界叢書》收書65種， 約1700萬字， 主要收集了1911年以前中國人出使、考察、遊歷西方各國的記錄， 它和已出版的第一輯35種一起構成了早期國人走向世界、看見世界、認知世界、記錄世界、思考世界的全景圖。
2017年2月21日， 嶽麓書社的總編輯曾德明與此次續編叢書的執行主編楊雲輝帶了一支攝製組進了位於長沙城北的鐘叔河家。 曾楊二人是鐘叔河的老部下， 他們想為新書《走向世界叢書》續編拍一個紀錄片，
原計劃在2015年就要出版的續編圖書， 因為工程繁複， 推遲了一年；又因為在書最後的呈現、裝訂上的調整， 又推遲了半年。 楊雲輝有些愧疚——鐘叔河因編書操勞以及耳石症， 在醫院裡度過了丁酉年的春節。
清明前後， 長沙城細雨紛紛， 一位青年作家從海南飛來長沙看望鐘叔河。 走時， 鐘叔河送了他這套新書。 在扉頁上， 鐘叔河用藍色鋼筆寫了一些話， 字體細瘦， 筆法蒼老。 他寫道：“走向世界叢書發軔於八零年， 至八七年已出版三十五種， 因故中斷， 三十年後， 由於嶽麓書社的同志之努力， 終於出齊了一百種， 故題贈， 書總比人活得長久也。 ”
一個月一本
1980年8月， 清人李圭的《環遊地球新錄》出現在了新華書店的暢銷書書櫃上，
這本書因有大量對美國人生活方式和歷史風俗的描述而大受歡迎， 但這並不是一本新書。 據說在1880年， 22歲的康有為就受到這本書的影響， 立志向西方學習， 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國。
這之後， 幾乎每個月都會有一本晚清中國人走向世界的遊記出現在新華書店書櫃裡， 書脊上打著“走向世界叢書”的印記， 封面則統一是一艘三桅船的標誌， 船頭自東向西。 書往往以一篇縱橫捭闔的敘論開頭。 鐘叔河寫道， “僅僅學一點‘長技’， 搞一點堅船利炮，
這些書大多是一個世紀前的舊書， 記錄了一個個晚清國人初看西方的片斷， 史料並不全面， 也少有高深思想， 但整體觀照， 書之間相互印證和補充， 反映出了彼時的一股思想潮流， 是一幅中國人睜開眼走向世界的群像。 這裡面有前人進入現代世界時最早的反應、衝突、思考與呐喊。
鐘叔河把叢書陸續地寄給了他曾經的老領導、當時的水利電力部副部長李銳， 他也是著名的黨史專家， 請他指教。 李銳向《人民日報》推薦了書評， 並把《叢書》推薦給人民出版社社長曾彥修， 新華社副社長李普，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侃。 很快， 出版界、知識界乃至普通讀者記住了《走向世界》叢書， 和它的編者鐘叔河。
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組組長李一氓認為，這套叢書是“近年來最富有思想性、科學性和創造性的一套叢書”，著名作家、翻譯家蕭乾認為，“除了它自身的巨大學術價值，這套書還及時地配合了當前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事業”；錢鐘書與鐘叔河因這套書開始了長時間的通信；英國的出版社也發來邀約，要用英文翻譯，在歐洲出版。
鐘叔河一入出版界，就顯示出了大手筆，這自然有厚積薄發的原因。
《書屋》主編周實就說，“一出牢門便‘走向世界’，膽、識缺一的話，怎麼可能做到？沒有準備，也無可能。他是時刻準備著的。準備著什麼？準備了思想。”
鐘叔河這樣描述他的9年牢獄生涯，“我無須遵功令作文、按模式思想，而盡可以在勞動的餘暇‘自由’地思考中國的過去和未來，有時也能搜集和整理一些材料。”
他與同事好友朱正討論最多的，就是中國與世界文明同步的問題。朱正認為要搞清楚“這是為什麼”比較重要。鐘叔河則認為，“現代中國的根本問題，就是沒有與世界同步，中國脫離了這個軌道，如果與變化的世界同步了，那麼問題就解決了。”
他想到晚清以來，中國開始了現代化進程，那些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國人，他們看到了什麼？感受到了什麼？記錄下了什麼？對晚清中國帶來怎樣的衝擊力？
鐘叔河認為如果能把這些彙集起來，參照比對，對於對外界所知甚少的中國人而言，具有無比新奇和震撼力。
那時，鐘叔河打算出兩套叢書，“外國人研究的近代中國”和“現代中國人看世界”。1979年9月，鐘叔河開始著手自己的計畫。
但搜集清人出國載記的過程卻並不容易。
1979年，鐘叔河與同事四下訪書，他從各地的圖書館搜集到300多種刻本、抄本和印本，又從中遴選了具有代表性的100多種。至於何為代表性，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我們不是只收我認為先進的人，我們是廣泛地收集當時中國人走向世界的實錄。但是有一條，作者必須是自己記錄的親見親聞，寫的是自己的思想。沒有到外國去，坐在中國寫的人不收。”
鐘叔河認為選擇張德彝很具有代表性，因此張德彝的八種“述奇”在叢書的100種中比重最大。
張德彝生於寒門，少時進同文館學英語，卒業後到總理衙門當翻譯，一直做到了出使英國大臣，他是中國第一代職業外交官。他一生八次出國，每次都寫了一部日記體裁的“述奇”。更為重要的是，他總是事無巨細地記下他的所見所聞，諸如當時流行的諺語、兒歌等也一一記下。這些習以為常的事物在當時並沒有引起西方人自己的注意，可對今天的歐美史學家而言，頗具史料價值。
在他的“述奇”系列中，首次將美國總統官邸翻譯為“白宮”；他還記錄了自己鑽進埃及金字塔的體驗等等，這都是中國人第一次對外部世界細緻觀察的佐證。《走向世界叢書》的初編收錄了他的前四種述奇，後四種則在續編中得以出版。
1951年，張德彝之子張仲英將父親的稿本上繳了國家，但部分篇章卻散落不知所蹤。
1979年底，經北京圖書館的張玄浩指引，鐘叔河獲知國人巴黎公社目擊記《三述奇》的稿本，就藏於北京一條寂靜小巷中的柏林寺裡。清晨，鐘叔河與楊堅從北京城西的月壇北小街招待所出發，橫貫全城，趕往城東北角上的柏林寺找尋，到傍晚關門時才離開。就這樣找了近一周時間，才找到了《三述奇》。
稿子全靠鐘叔河手抄。他先抄，再校對，旁邊做批註。為了勻稱美觀，鐘叔河的邊批一律是偶數，四字一行，也頗費功夫。
一種書常有十余萬字，加上他寫的萬字導言，從發稿到付印，都是他一人完成。以一月出一種書的速度，幾近瘋狂。
叢書出版後，李普在“半夜醒來，不復成寐”時給鐘叔河寫信，建議他把各書卷首的敘論單獨輯印成冊，交給新華出版社出版。
1985年，《走向世界：中國人考察西方的歷史》出版，內容涵蓋了初編版30餘篇的導論，錢鐘書在序中寫道：“這一類書早是稀罕而不名貴的冷門東西了……走向世界，那還用說！難道能夠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嗎？”
許多年後，楊絳在信中告訴鐘叔河，“他”的呼聲和期待也越來越高。
學者陸建德為“續編”申報國家出版規劃專案寫推薦信時，寫道，“這批著作的書單，早已絕版，但是在讀書界享有很高聲譽，對它們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說涵蓋人文學科各個領域。我懇切希望有關部門早日玉成此事，嘉惠士林。”
2012年，嶽麓書社正式啟動了“走向世界叢書（續編）”出版工程。
“續編”由鐘叔河、曾德明、楊雲輝三人牽頭，組建了一個20人的團隊。這裡既有楊向群、鄢琨等參與“第一輯”編輯工作的老編輯，也有第二代出版人，鄢琨的女兒鄢蕾等幾位80後編輯，以及來自湖南幾個高校的歷史系教授。
李緬豔是最早進行清理書稿工作的人，她向《中國新聞週刊》回憶：“書稿分三種，一是稀有的原刻本或抄本的，其次是原刊本的影本，這部分最多；最後是抄稿，這部分清理的工作量最大，因為還要查找原刊本進行核校。”
續編定在65種，與之前初編的35種，合為100種。對於已有七十多種資料，取捨與合併也是一個難題。最終決定：超出1911年的三種不收；李圭的《環游海國圖詠》字數太少，可作為初編中李圭《環遊地球新錄》的附錄，在續編中不再收入；張德彝的《七述奇》是一個未成稿，僅有數千字的篇幅，可以考慮作為《六述奇》的附錄。經過這樣的分類，餘出的十幾種也有了著落。
“書稿的工作量很大，預計3個月的清理工作，最後花了半年的時間。”李緬豔回憶道。
對於書稿的分冊原則，鐘叔河給了一個重要的建議：按照作者出國的年代排序，個別作品的順序可以根據內容和篇幅進行小幅度調整。其中篇幅過長的就分冊；篇幅短的就合併。
為了方便細分圖書，鐘叔河製作了一百多張索引卡，把已出版的35種和續編65種圖書的基本資訊一一謄寫上去。每一種書他都編了號，寫在每張卡片的左上角，用紅圈標明按年代劃分的圖書號。
鐘叔河要求編輯把核查好作者的出國年代謄寫在相關卡片的右下角（將年號紀年或干支紀年，全部換算成西元紀年，時間力求精確到日）；每一種書的字數以及成書後正文部分的頁數，填在卡片的右上角。
待所有資訊完善之後，把卡片擺在桌面上，直接合併需要分冊的卡片，一目了然。
這種方法獲得了很多編輯的稱讚。鐘叔河說，“我是一個跟不上時代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時候，最笨的辦法往往是最好的辦法。”
更大難點則是地名與人名的考證，清人出國到某地，大多是自己直接音譯地名。有時候，因為作者本人講方言，在編輯的翻譯中更是加大了難度。
初編的《郭嵩燾日記》裡有一段“鏗弗林斯法爾齊立法爾姆安得科諦費格林升阿甫英得納升爾那”的27字“天書”，郭嵩燾是湖南人，這是他直接用湘音翻譯成漢字，編輯楊堅成功破譯為“Con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修改編纂萬國公法會議）。續編中還有如“惡士佛”，即牛津（Oxford）的音譯，“貓匿啤酒”即為“慕尼克啤酒”等，這樣的難點隨處可見。楊雲輝單整理嚴修的《東遊日記》，在人名索引上就花了兩周的時間。
卷首敘論是走向世界叢書的一塊招牌，初編中均由鐘叔河一人包辦，他對作者當時“走向世界”的歷史背景以及個人的研讀體會進行了詳盡闡述。現在鐘叔河年事已高，已經難以完成剩餘65種書的敘論，續編中除張德彝之“述奇系列”的幾種、《海錄》一書寫的萬字導論由鐘叔河親自完成外，其餘都由湖南高校的歷史學教授們分工完成。
岳麓書社總編輯曾德明對《中國新聞週刊》說，“續編從文化和歷史價值而言，與初編是一脈相承的。初編與續編在36年之後合體落地，這本身又有一種新的歷史價值。”
改革開放已經30餘年了，100多年前的清人走向世界的遊記對改革開放近40年的中國社會還有多大價值與意義？鐘叔河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在2013年為“叢書”續編作的新序中寫道，“現代人走向世界，首先要使自己成為能接受全球文明，有世界知識，有世界眼光，有世界理想的人。‘走向世界叢書’傑出的作者，如郭嵩燾、黃遵憲，又如鄒代鈞、金紹城，他們看到的新技術還是德律風（送話器和最早的手搖電話機）、火輪車（蒸汽機車）……我們如今卻已經用上了智慧手機、坐上了波音飛機……但在思想層面上，我（不敢稱我們）反省自己的世界眼光和世界理想，甚至在世界知識的某些方面，比起一個多世紀以前的郭、黃他們來，差距實在還不小……走向世界遠沒有結束，還在艱難地進行。”
和它的編者鐘叔河。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組組長李一氓認為，這套叢書是“近年來最富有思想性、科學性和創造性的一套叢書”，著名作家、翻譯家蕭乾認為，“除了它自身的巨大學術價值，這套書還及時地配合了當前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事業”；錢鐘書與鐘叔河因這套書開始了長時間的通信；英國的出版社也發來邀約，要用英文翻譯，在歐洲出版。
鐘叔河一入出版界，就顯示出了大手筆，這自然有厚積薄發的原因。
《書屋》主編周實就說，“一出牢門便‘走向世界’，膽、識缺一的話，怎麼可能做到？沒有準備，也無可能。他是時刻準備著的。準備著什麼？準備了思想。”
鐘叔河這樣描述他的9年牢獄生涯，“我無須遵功令作文、按模式思想，而盡可以在勞動的餘暇‘自由’地思考中國的過去和未來，有時也能搜集和整理一些材料。”
他與同事好友朱正討論最多的，就是中國與世界文明同步的問題。朱正認為要搞清楚“這是為什麼”比較重要。鐘叔河則認為，“現代中國的根本問題，就是沒有與世界同步，中國脫離了這個軌道，如果與變化的世界同步了，那麼問題就解決了。”
他想到晚清以來，中國開始了現代化進程，那些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國人，他們看到了什麼？感受到了什麼？記錄下了什麼？對晚清中國帶來怎樣的衝擊力？
鐘叔河認為如果能把這些彙集起來，參照比對，對於對外界所知甚少的中國人而言，具有無比新奇和震撼力。
那時，鐘叔河打算出兩套叢書，“外國人研究的近代中國”和“現代中國人看世界”。1979年9月，鐘叔河開始著手自己的計畫。
但搜集清人出國載記的過程卻並不容易。
1979年，鐘叔河與同事四下訪書，他從各地的圖書館搜集到300多種刻本、抄本和印本，又從中遴選了具有代表性的100多種。至於何為代表性，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我們不是只收我認為先進的人，我們是廣泛地收集當時中國人走向世界的實錄。但是有一條，作者必須是自己記錄的親見親聞，寫的是自己的思想。沒有到外國去，坐在中國寫的人不收。”
鐘叔河認為選擇張德彝很具有代表性，因此張德彝的八種“述奇”在叢書的100種中比重最大。
張德彝生於寒門，少時進同文館學英語，卒業後到總理衙門當翻譯，一直做到了出使英國大臣，他是中國第一代職業外交官。他一生八次出國，每次都寫了一部日記體裁的“述奇”。更為重要的是，他總是事無巨細地記下他的所見所聞，諸如當時流行的諺語、兒歌等也一一記下。這些習以為常的事物在當時並沒有引起西方人自己的注意，可對今天的歐美史學家而言，頗具史料價值。
在他的“述奇”系列中，首次將美國總統官邸翻譯為“白宮”；他還記錄了自己鑽進埃及金字塔的體驗等等，這都是中國人第一次對外部世界細緻觀察的佐證。《走向世界叢書》的初編收錄了他的前四種述奇，後四種則在續編中得以出版。
1951年，張德彝之子張仲英將父親的稿本上繳了國家，但部分篇章卻散落不知所蹤。
1979年底，經北京圖書館的張玄浩指引，鐘叔河獲知國人巴黎公社目擊記《三述奇》的稿本，就藏於北京一條寂靜小巷中的柏林寺裡。清晨，鐘叔河與楊堅從北京城西的月壇北小街招待所出發，橫貫全城，趕往城東北角上的柏林寺找尋，到傍晚關門時才離開。就這樣找了近一周時間，才找到了《三述奇》。
稿子全靠鐘叔河手抄。他先抄，再校對，旁邊做批註。為了勻稱美觀，鐘叔河的邊批一律是偶數，四字一行，也頗費功夫。
一種書常有十余萬字，加上他寫的萬字導言，從發稿到付印，都是他一人完成。以一月出一種書的速度，幾近瘋狂。
叢書出版後，李普在“半夜醒來，不復成寐”時給鐘叔河寫信，建議他把各書卷首的敘論單獨輯印成冊，交給新華出版社出版。
1985年，《走向世界：中國人考察西方的歷史》出版，內容涵蓋了初編版30餘篇的導論，錢鐘書在序中寫道：“這一類書早是稀罕而不名貴的冷門東西了……走向世界，那還用說！難道能夠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嗎？”
許多年後，楊絳在信中告訴鐘叔河，“他”的呼聲和期待也越來越高。
學者陸建德為“續編”申報國家出版規劃專案寫推薦信時，寫道，“這批著作的書單，早已絕版，但是在讀書界享有很高聲譽，對它們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說涵蓋人文學科各個領域。我懇切希望有關部門早日玉成此事，嘉惠士林。”
2012年，嶽麓書社正式啟動了“走向世界叢書（續編）”出版工程。
“續編”由鐘叔河、曾德明、楊雲輝三人牽頭，組建了一個20人的團隊。這裡既有楊向群、鄢琨等參與“第一輯”編輯工作的老編輯，也有第二代出版人，鄢琨的女兒鄢蕾等幾位80後編輯，以及來自湖南幾個高校的歷史系教授。
李緬豔是最早進行清理書稿工作的人，她向《中國新聞週刊》回憶：“書稿分三種，一是稀有的原刻本或抄本的，其次是原刊本的影本，這部分最多；最後是抄稿，這部分清理的工作量最大，因為還要查找原刊本進行核校。”
續編定在65種，與之前初編的35種，合為100種。對於已有七十多種資料，取捨與合併也是一個難題。最終決定：超出1911年的三種不收；李圭的《環游海國圖詠》字數太少，可作為初編中李圭《環遊地球新錄》的附錄，在續編中不再收入；張德彝的《七述奇》是一個未成稿，僅有數千字的篇幅，可以考慮作為《六述奇》的附錄。經過這樣的分類，餘出的十幾種也有了著落。
“書稿的工作量很大，預計3個月的清理工作，最後花了半年的時間。”李緬豔回憶道。
對於書稿的分冊原則，鐘叔河給了一個重要的建議：按照作者出國的年代排序，個別作品的順序可以根據內容和篇幅進行小幅度調整。其中篇幅過長的就分冊；篇幅短的就合併。
為了方便細分圖書，鐘叔河製作了一百多張索引卡，把已出版的35種和續編65種圖書的基本資訊一一謄寫上去。每一種書他都編了號，寫在每張卡片的左上角，用紅圈標明按年代劃分的圖書號。
鐘叔河要求編輯把核查好作者的出國年代謄寫在相關卡片的右下角（將年號紀年或干支紀年，全部換算成西元紀年，時間力求精確到日）；每一種書的字數以及成書後正文部分的頁數，填在卡片的右上角。
待所有資訊完善之後，把卡片擺在桌面上，直接合併需要分冊的卡片，一目了然。
這種方法獲得了很多編輯的稱讚。鐘叔河說，“我是一個跟不上時代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時候，最笨的辦法往往是最好的辦法。”
更大難點則是地名與人名的考證，清人出國到某地，大多是自己直接音譯地名。有時候，因為作者本人講方言，在編輯的翻譯中更是加大了難度。
初編的《郭嵩燾日記》裡有一段“鏗弗林斯法爾齊立法爾姆安得科諦費格林升阿甫英得納升爾那”的27字“天書”，郭嵩燾是湖南人，這是他直接用湘音翻譯成漢字，編輯楊堅成功破譯為“Con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修改編纂萬國公法會議）。續編中還有如“惡士佛”，即牛津（Oxford）的音譯，“貓匿啤酒”即為“慕尼克啤酒”等，這樣的難點隨處可見。楊雲輝單整理嚴修的《東遊日記》，在人名索引上就花了兩周的時間。
卷首敘論是走向世界叢書的一塊招牌，初編中均由鐘叔河一人包辦，他對作者當時“走向世界”的歷史背景以及個人的研讀體會進行了詳盡闡述。現在鐘叔河年事已高，已經難以完成剩餘65種書的敘論，續編中除張德彝之“述奇系列”的幾種、《海錄》一書寫的萬字導論由鐘叔河親自完成外，其餘都由湖南高校的歷史學教授們分工完成。
岳麓書社總編輯曾德明對《中國新聞週刊》說，“續編從文化和歷史價值而言，與初編是一脈相承的。初編與續編在36年之後合體落地，這本身又有一種新的歷史價值。”
改革開放已經30餘年了，100多年前的清人走向世界的遊記對改革開放近40年的中國社會還有多大價值與意義？鐘叔河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在2013年為“叢書”續編作的新序中寫道，“現代人走向世界，首先要使自己成為能接受全球文明，有世界知識，有世界眼光，有世界理想的人。‘走向世界叢書’傑出的作者，如郭嵩燾、黃遵憲，又如鄒代鈞、金紹城，他們看到的新技術還是德律風（送話器和最早的手搖電話機）、火輪車（蒸汽機車）……我們如今卻已經用上了智慧手機、坐上了波音飛機……但在思想層面上，我（不敢稱我們）反省自己的世界眼光和世界理想，甚至在世界知識的某些方面，比起一個多世紀以前的郭、黃他們來，差距實在還不小……走向世界遠沒有結束，還在艱難地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