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作為五嶽之首，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而伴隨著泰山所產生的一系列傳說構成了泰山信仰的精神主脈。 對於泰山文化包括泰山神話傳說的研究並不在少數， 而對這些民間故事流變脈絡的梳理及泰山信仰帶來的當代定位問題， 研究仍顯不足。 本文試從流傳比較廣泛的“泰山石敢當”這個民間傳說入手， 分析其流變。
泰山
（一）“泰山石敢當”的時間流傳
西漢史遊的《急就章》：“師猛虎， 石敢當， 所不侵， 龍未央。 ”顏師古注：“衛有石蠟、石買、石惡， 鄭有石制， 皆為石氏；周有石速， 齊有石之紛如， 其後以命族。 敢當， 所向無敵也。 ”顏氏認為， 石是姓， 敢當為所向無敵意。 這是關於“石敢當”最早的記載。
石敢當信仰最初應該是一種石崇拜， 人們相信生活範圍內所有的自然現象及自然物也擁有與人類相似的生命和意識。 這就是英國人類學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書中提出的“萬物有靈論”。
相傳康熙年間， 將軍拜音達禮年， 以邸中東廊與浮圖相向， 居者輒不利。 適道出江西， 因詣龍虎山，
上述提到的這幾個古傳說傳達了漢民族石崇拜古已有之， 我們是否可以把石敢當讀作石＼敢當， 譯為石敢於抵擋邪惡， 作為對石崇拜觀念的現實驗證。
泰山石敢當除了一種石崇拜外還蘊含著一種山崇拜， 是一種山崇拜與石崇拜的結合。 自古以來就有“泰山安則天下安”之說， 泰山崇拜傳達著一種國泰民安， 人庶物豐的觀念。
中國自古就有王室祭山封禪大典， 祭五嶽被視為天子之禮。 泰山作為五嶽之首， 歷來就享受著更多的崇拜與信奉。 泰山並不是簡單的物理意義上的山， 而是一座政治文化化的神聖之山。 一種信仰上升到國家高度， 被國家認可就會具有一種合法性。 生活在泰山地區的百姓受這種政治文化的影響形成一種“集體觀念”， 必然會將泰山石敢當的傳說加到帝王身上以求一種權威與合法。
泰山石敢當
唐朝時， 唐太宗騎馬上泰山封山， 來到回馬嶺， 一路馬蹄盤， 就上不去了。 太宗非常好奇， 非上不行。 結果， 繞著道走， 臨走說了這麼一句， ：“我從長安來， 逢山開路， 遇水造橋， 沒有擋住我的， 偏偏讓泰山石把我擋住了。 ”接了這個音就有了“泰山石敢當”一說。
“唐太宗被泰山石敢當阻”的傳說還有兩個異文：一個是漢武帝與泰山石敢當；一個是唐玄宗與泰山石敢當。 漢唐是中國歷史上的兩個鼎盛時代， 國力強盛，政治清明，四方來儀，是一個令人嚮往的時代。而現實生活中卻充斥著戰爭、賦稅、災荒，民間百姓生活極其艱難，生活得不到保障，無處呼號的百姓只有將希翼寄託於神靈。泰山神靈與帝王有關，接受了國家分封，神進入國家，地方則代表國家地區，形成國家對地方的強烈認同。對泰山的祈求就是對國家政權的祈求。石敢當信仰由來已久，但真正使此信仰有廣泛影響力是在與泰山信仰結合以後，可以說泰山石敢當信仰是借著泰山的威名而傳播於海內外。
禁忌是一種社會心理層面上的民俗信仰，遠比神的觀念和任何宗教信仰的產生還要早。禁忌無處不在，從日常生活、語言、性別到生產、歲時、人生儀禮到處可見禁忌身影，禁忌已成為無形的法律滲透到人們行為中。真正意義上，禁忌的危險是虛擬的，想像的，但禁忌的懲罰又是不可抗拒的。所以人們在遵守禁忌時常常將小心避禍的心理與趨吉求福的心理結合起來以得到一種心理上的平衡和滿足。這種平衡在違反禁忌時遭到破壞，於是又衍生出一系列禁忌禳解方法。就如同小孩生病，這本是自然現象，但在中國人的俗信中就是犯了“關口”，也就是違背了禁忌，需要請法師作法禳除，稱為“過關”。
泰山石敢當常常被放置在沖路犯煞的關口之地，是一種事前設防的禁忌禳除方法。在驅鬼驅妖型泰山石敢當傳說中主要有三個主要人物女人、鬼孽、泰山石敢當。在性別禁忌中，女人是不潔的、陰性的，是禁忌的對象。女人遭鬼孽纏身就如同小孩子生了病是一種犯禁忌表現，把泰山石敢當放置門前代表著對禁忌的禳除。弗雷澤在《金枝》中提到：“禁忌成了應用巫術中的消極應用。積極的巫術或法術說：‘這樣做就會發生什麼事’，而消極的巫術或禁忌則說‘別這樣做，以免發生什麼事’。”也就是說禁忌是一種消極的巫術，而禁忌的禳除是一種積極的巫術。
泰山天街
在泰山石敢當信仰形成與擴散過程中，與其相隨的傳說都在透露著一個碰撞融合的資訊，這其實也是一個族群認同的過程。首先族群認同具有多重性，同一個人可以具有泰安人、山東人、中國人等多重身份。共同的集體記憶凝聚了各個行政區劃，由此產生族群感情。這種族群認同的根基性在受到外來信仰時就產生一種排外情緒，也就是傳說中的詆毀醜化。經過五千年的社會演變，在各個小的族群之上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共同歷史記憶。在這些共同歷史記憶作用下，泰山石敢當信仰逐漸被融合接受。凝聚一個社會的“記憶”是一種多元、易變的綜合體，按照族群認同的工具論觀點，族群認同的產生與維持都是在某種資源競爭與分配情景中的，資源的變遷會造成族群認同的變遷。 （二）“泰山石敢當”的空間擴散
陶陽先生在《泰山民間故事大觀》中將泰山一帶流傳的泰山石敢當傳說分為四個類型：“兩摯友型”、“驅妖型”、“驅鬼型”、“唐太宗被泰山石敢當阻”。
泰山與石敢當原為同窗好友。泰山家庭富裕，學習刻苦，考中了舉人。而石敢當不但什麼也沒有考取，反而落到“獨自一人在外過流浪生活”。有一次石敢當討飯到泰山府，被泰山留住府上，一直以禮相待。數年後，泰山因公務外出，半年未歸，石敢當自尊心很強，以為自己住的時間長了，泰山故意躲起來不見，故“永別了”。泰山辦完公務回府後，聽說石敢當死了，萬分悲痛，也自盡了。因為泰山與石敢當情同一人，死在一塊，後人紀念他倆，將泰山與石敢當的名字合在一起，即“泰山石敢當”。
這則傳說將泰山與石敢當說成兩個人，泰山是一位俠義之士，石敢當則似乎成了一個無所成就，愛猜疑的小人，帶有很濃的揚此抑彼的感情。一種傳說往往依附於某種信仰，傳說是對信仰的解釋。日本柳田國男曾經提出一個“傳說圈”理論：“同種類，同內容的傳說圈相互接觸的地方，雙方的說法後來趨於統一，而且可以明顯的看出，其間存在著爭執的痕跡，在爭執中一方的說法勝利了，另一方的說法被征服了。”泰山出身高貴，仕途順利，品德高尚；石敢當出身卑微，仕途受挫，小雞肚腸。揚泰山抑石敢當的情緒貫穿於傳說始終。“無論多麼大小的傳說，也必有核心，這使傳說的吞併和共存都產生相對困難，唯獨採取一個折中的辦法。”兩方發生了爭執，並在爭執中逐漸融合。傳說的結尾將兩人合稱為泰山石敢當，表面上解釋了泰山石敢當的來歷，但從另一方面講是泰山信仰與石敢當信仰碰撞後的初步融合。
泰山石敢當信仰不斷地方化的另一表現就是傳說中的生僻事物、人物會被當地人所熟悉的人事物代替。與其他幾則傳說對比，這則傳說篇幅較長，有精彩的情節描寫，語言也十分簡練，是一則比較成熟的傳說，應該產生于泰山石敢當信仰穩定時期。
泰山石敢當是個人，姓石，名敢當。家很窮，就在西門擺個桌子，代寫書信帶算卦。城南有個地主家的閨女得了個病。每天晚上總有一個妖精來纏著她，怎麼治也治不好。於是這地主就發了告示，誰要能治好閨女的病，就把姑娘許配給他。石敢當一看，不管怎麼樣，先混頓飯吃了再說。地主一聽他把貼子揭了，就把他請去了，五天一大宴，三天一小宴，請他吃飯。來了好幾天了，這事可怎麼辦呢？弄上一口鍋，弄了一個大盆，裝上豆油，弄上十來個鞋底子當撚子點著，點著以後，用上大鍋扣上，又不能扣死。到了晚上，他在屋裡，拿著寶劍，外頭都準備好了。到了夜裡，妖精來了。門一開，一進門，他就一腳把鍋踢開了，寶劍一舉：“招打！”鍋踢開以後，火著起來了，外邊又放炮又打鑼鼓，就把這妖精給嚇跑了。這閨女的病也好了。這樣石敢當出了名。這兒也來請，那兒也來請，以後江南的也來請，他應付不了了，就說：不必我親自去了，用石頭刻上“石敢當”三個字，就可以鎮邪了。
葉濤在《泰山石敢當》一書中認為，泰山石敢當習俗在山東地區發展到明代，出現了功能的一大拓展，即由原來的鎮宅辟邪，進而增加了治病驅邪的功能，並在華北（主要是魯中地區）演化出了與泰山石敢當習俗有著密切關係的“石大夫”信仰。石大夫最早的文字記錄見於明萬曆二十四年的《章丘縣誌》：
東陵山下大石高丈餘，有神異，不時化為人，行醫章丘邑中。嘉靖初年，嘗化一男子，假星命，號石大夫，至渭南劉家。是時，劉縣令鳳池方為諸生，見其支幹，即下拜曰：“我父母也。異日登第，必令五章丘。”鳳池愕然。後果登進士，謁選得章丘。跡其人，父老並不知夜石見夢曰：“我非人，東陵山下亭大石即我也！”鳳池因往祭其處，留詩刻之，為立廟。邑人有沉疾，多往祈禱，輒托之夢寐為人醫，五不念。
山東東靠海，西為平原，中部多山稱為魯中山區。章丘地處魯中山區，山為人們提供獵物，燒柴，藥物等珍貴生活用品，章丘之民應很早就形成了山崇拜。山崇拜往往和石崇拜相聯繫，山中的大石、奇石、怪石被認為具有靈性而被崇拜。
民間的山崇拜經歷漫長的歷史發展，定居的農業民和山林民逐漸以偶像崇拜的形式把山神供奉在越來越小的山神廟中，享受香火，與局部地方的土地神並列了。封神有不同的等級：國家，地方，民間。泰山作為五嶽之首，享天子祭，應由國家封神。就如同“唐太宗被泰山石敢當阻”型的傳說，泰山石敢當的封號是皇帝給的。東陵山只是地方小山，難享國家封神，其資格只能是接受地方官封神。石大夫是在被鳳池縣令冊封成神的，最多只為一方之神，此傳說應為原生的地方性傳說，東陵山下的石大夫可以看作是章丘地區的土地神，是農耕經濟鼎盛後山神崇拜與土地崇拜結合而成的。
就如同上文所講的泰山石敢當信仰處於不斷擴散中，在擴散中泰山石敢當信仰與石大夫信仰進一步融合，這種融合我們可以從傳說中略見一斑。
石敢當是一位醫術高明的針灸先生，家住泰山上，人稱他泰山石敢當。他特別拿手的就是治妖魔鬼穢邪不拉子病。不管是千年修練，還是萬年修煉成仙的狐狸精附了人體，只要他去看准穴位，致命的一針，這狐狸精當時死去，病人當時就好。加他紮死得狐狸精不計其數，狐狸精只要一聽石敢當的名字就嚇得屁滾尿流地塊跑。人們為了不受狐狸精的害，就在路口牆上寫上“泰山石敢當”五個字。凡是人走到哪裡都自然而然的念一遍，這樣就永不招鬼魔。
路口牆上的碑刻
這則傳說既蘊含了泰山石敢當“鎮鬼辟邪”，“鎮服四海”的精神也包含了石大夫“懸壺濟世”的精神是石大夫信仰與泰山石敢當信仰的融合，泰山石敢當的功能出現了一大拓展。
以上引用的僅僅是流傳在泰山地區的泰山石敢當傳說，從對傳說的解讀中我們看到了外來石敢當信仰與泰山信仰、石大夫信仰的碰撞融合。然而一種信仰並不是靜止的，其處於不斷變化的動態中。泰山石敢當信仰形成後就要往外擴散，在擴散中又與其他地區的信仰處於碰撞融合中，這些我們可以從其他地區關於泰山石敢當傳說中窺見一斑。《風俗通》雜誌上曾經刊載了河北地區流傳的關於泰山石敢當的四則傳說。第一則傳說講的是石敢當是泰山的山神，而且是一個好吃懶做的壞山神，利用泰山石榨取老百姓的錢。第二、第三則與泰山地區流傳的“驅妖”型傳說相仿。第四則故事帶有當地特色，講的是全真七子之一的丘處機把山東老鄉石敢當帶到了河北唐縣，解釋了唐縣泰山石敢當的來歷。我們可以從四則傳說中體會到傳說傳播者的感情：由排斥到功能認同再到地方化而接受。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看到四則傳說都特別提到石敢當來自泰山。這些無疑都是泰山石敢當向外擴散的有利佐證。
石敢當習俗起源於上古時期的靈石崇拜，明代以後，石敢當信仰與泰山崇拜緊密結合，泰山石敢當的功能也經歷了從最早的“鎮宅”到“化煞”再到“治病”、“門神”、“辟邪”等的演變。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關於石敢當的傳說故事也在各地演繹成多種版本。蔣鐵生先生在《泰山石敢當習俗的流變及時代意蘊》一文中將泰山石敢當的時間演變劃分為四個時段：即早期的石敢當習俗（上古――漢朝）、石敢當習俗的發展階段（漢――唐）、石敢當習俗的變異階段（五代――明末）、泰山石敢當習俗的興盛階段（明末清初――民國時期）。
泰山石敢當習俗歷經千年而不絕，主要是因為它與“中國人魂歸泰山”的信仰結合在一起，同時也與各地的民間信仰和民俗文化相結合，在此前提下，它獲得了紮根于相關社區、群體的文化傳統，世代薪火相傳，具有見證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生命力的獨特價值。泰山石敢當在國內外廣大地區傳播的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精美的石刻和造像，它們不但具有美學價值、藝術價值，而且是重要的歷史文物。在民間口頭傳承的泰山石敢當神話故事和民間藝人創作的相關戲曲、曲藝，則充分表現了民間文化藝術的創造力。（作者單位：贛南師範學院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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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力強盛，政治清明，四方來儀，是一個令人嚮往的時代。而現實生活中卻充斥著戰爭、賦稅、災荒，民間百姓生活極其艱難，生活得不到保障，無處呼號的百姓只有將希翼寄託於神靈。泰山神靈與帝王有關，接受了國家分封，神進入國家，地方則代表國家地區，形成國家對地方的強烈認同。對泰山的祈求就是對國家政權的祈求。石敢當信仰由來已久，但真正使此信仰有廣泛影響力是在與泰山信仰結合以後，可以說泰山石敢當信仰是借著泰山的威名而傳播於海內外。禁忌是一種社會心理層面上的民俗信仰，遠比神的觀念和任何宗教信仰的產生還要早。禁忌無處不在，從日常生活、語言、性別到生產、歲時、人生儀禮到處可見禁忌身影，禁忌已成為無形的法律滲透到人們行為中。真正意義上，禁忌的危險是虛擬的，想像的，但禁忌的懲罰又是不可抗拒的。所以人們在遵守禁忌時常常將小心避禍的心理與趨吉求福的心理結合起來以得到一種心理上的平衡和滿足。這種平衡在違反禁忌時遭到破壞，於是又衍生出一系列禁忌禳解方法。就如同小孩生病，這本是自然現象，但在中國人的俗信中就是犯了“關口”，也就是違背了禁忌，需要請法師作法禳除，稱為“過關”。
泰山石敢當常常被放置在沖路犯煞的關口之地，是一種事前設防的禁忌禳除方法。在驅鬼驅妖型泰山石敢當傳說中主要有三個主要人物女人、鬼孽、泰山石敢當。在性別禁忌中，女人是不潔的、陰性的，是禁忌的對象。女人遭鬼孽纏身就如同小孩子生了病是一種犯禁忌表現，把泰山石敢當放置門前代表著對禁忌的禳除。弗雷澤在《金枝》中提到：“禁忌成了應用巫術中的消極應用。積極的巫術或法術說：‘這樣做就會發生什麼事’，而消極的巫術或禁忌則說‘別這樣做，以免發生什麼事’。”也就是說禁忌是一種消極的巫術，而禁忌的禳除是一種積極的巫術。
泰山天街
在泰山石敢當信仰形成與擴散過程中，與其相隨的傳說都在透露著一個碰撞融合的資訊，這其實也是一個族群認同的過程。首先族群認同具有多重性，同一個人可以具有泰安人、山東人、中國人等多重身份。共同的集體記憶凝聚了各個行政區劃，由此產生族群感情。這種族群認同的根基性在受到外來信仰時就產生一種排外情緒，也就是傳說中的詆毀醜化。經過五千年的社會演變，在各個小的族群之上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共同歷史記憶。在這些共同歷史記憶作用下，泰山石敢當信仰逐漸被融合接受。凝聚一個社會的“記憶”是一種多元、易變的綜合體，按照族群認同的工具論觀點，族群認同的產生與維持都是在某種資源競爭與分配情景中的，資源的變遷會造成族群認同的變遷。 （二）“泰山石敢當”的空間擴散
陶陽先生在《泰山民間故事大觀》中將泰山一帶流傳的泰山石敢當傳說分為四個類型：“兩摯友型”、“驅妖型”、“驅鬼型”、“唐太宗被泰山石敢當阻”。
泰山與石敢當原為同窗好友。泰山家庭富裕，學習刻苦，考中了舉人。而石敢當不但什麼也沒有考取，反而落到“獨自一人在外過流浪生活”。有一次石敢當討飯到泰山府，被泰山留住府上，一直以禮相待。數年後，泰山因公務外出，半年未歸，石敢當自尊心很強，以為自己住的時間長了，泰山故意躲起來不見，故“永別了”。泰山辦完公務回府後，聽說石敢當死了，萬分悲痛，也自盡了。因為泰山與石敢當情同一人，死在一塊，後人紀念他倆，將泰山與石敢當的名字合在一起，即“泰山石敢當”。
這則傳說將泰山與石敢當說成兩個人，泰山是一位俠義之士，石敢當則似乎成了一個無所成就，愛猜疑的小人，帶有很濃的揚此抑彼的感情。一種傳說往往依附於某種信仰，傳說是對信仰的解釋。日本柳田國男曾經提出一個“傳說圈”理論：“同種類，同內容的傳說圈相互接觸的地方，雙方的說法後來趨於統一，而且可以明顯的看出，其間存在著爭執的痕跡，在爭執中一方的說法勝利了，另一方的說法被征服了。”泰山出身高貴，仕途順利，品德高尚；石敢當出身卑微，仕途受挫，小雞肚腸。揚泰山抑石敢當的情緒貫穿於傳說始終。“無論多麼大小的傳說，也必有核心，這使傳說的吞併和共存都產生相對困難，唯獨採取一個折中的辦法。”兩方發生了爭執，並在爭執中逐漸融合。傳說的結尾將兩人合稱為泰山石敢當，表面上解釋了泰山石敢當的來歷，但從另一方面講是泰山信仰與石敢當信仰碰撞後的初步融合。
泰山石敢當信仰不斷地方化的另一表現就是傳說中的生僻事物、人物會被當地人所熟悉的人事物代替。與其他幾則傳說對比，這則傳說篇幅較長，有精彩的情節描寫，語言也十分簡練，是一則比較成熟的傳說，應該產生于泰山石敢當信仰穩定時期。
泰山石敢當是個人，姓石，名敢當。家很窮，就在西門擺個桌子，代寫書信帶算卦。城南有個地主家的閨女得了個病。每天晚上總有一個妖精來纏著她，怎麼治也治不好。於是這地主就發了告示，誰要能治好閨女的病，就把姑娘許配給他。石敢當一看，不管怎麼樣，先混頓飯吃了再說。地主一聽他把貼子揭了，就把他請去了，五天一大宴，三天一小宴，請他吃飯。來了好幾天了，這事可怎麼辦呢？弄上一口鍋，弄了一個大盆，裝上豆油，弄上十來個鞋底子當撚子點著，點著以後，用上大鍋扣上，又不能扣死。到了晚上，他在屋裡，拿著寶劍，外頭都準備好了。到了夜裡，妖精來了。門一開，一進門，他就一腳把鍋踢開了，寶劍一舉：“招打！”鍋踢開以後，火著起來了，外邊又放炮又打鑼鼓，就把這妖精給嚇跑了。這閨女的病也好了。這樣石敢當出了名。這兒也來請，那兒也來請，以後江南的也來請，他應付不了了，就說：不必我親自去了，用石頭刻上“石敢當”三個字，就可以鎮邪了。
葉濤在《泰山石敢當》一書中認為，泰山石敢當習俗在山東地區發展到明代，出現了功能的一大拓展，即由原來的鎮宅辟邪，進而增加了治病驅邪的功能，並在華北（主要是魯中地區）演化出了與泰山石敢當習俗有著密切關係的“石大夫”信仰。石大夫最早的文字記錄見於明萬曆二十四年的《章丘縣誌》：
東陵山下大石高丈餘，有神異，不時化為人，行醫章丘邑中。嘉靖初年，嘗化一男子，假星命，號石大夫，至渭南劉家。是時，劉縣令鳳池方為諸生，見其支幹，即下拜曰：“我父母也。異日登第，必令五章丘。”鳳池愕然。後果登進士，謁選得章丘。跡其人，父老並不知夜石見夢曰：“我非人，東陵山下亭大石即我也！”鳳池因往祭其處，留詩刻之，為立廟。邑人有沉疾，多往祈禱，輒托之夢寐為人醫，五不念。
山東東靠海，西為平原，中部多山稱為魯中山區。章丘地處魯中山區，山為人們提供獵物，燒柴，藥物等珍貴生活用品，章丘之民應很早就形成了山崇拜。山崇拜往往和石崇拜相聯繫，山中的大石、奇石、怪石被認為具有靈性而被崇拜。
民間的山崇拜經歷漫長的歷史發展，定居的農業民和山林民逐漸以偶像崇拜的形式把山神供奉在越來越小的山神廟中，享受香火，與局部地方的土地神並列了。封神有不同的等級：國家，地方，民間。泰山作為五嶽之首，享天子祭，應由國家封神。就如同“唐太宗被泰山石敢當阻”型的傳說，泰山石敢當的封號是皇帝給的。東陵山只是地方小山，難享國家封神，其資格只能是接受地方官封神。石大夫是在被鳳池縣令冊封成神的，最多只為一方之神，此傳說應為原生的地方性傳說，東陵山下的石大夫可以看作是章丘地區的土地神，是農耕經濟鼎盛後山神崇拜與土地崇拜結合而成的。
就如同上文所講的泰山石敢當信仰處於不斷擴散中，在擴散中泰山石敢當信仰與石大夫信仰進一步融合，這種融合我們可以從傳說中略見一斑。
石敢當是一位醫術高明的針灸先生，家住泰山上，人稱他泰山石敢當。他特別拿手的就是治妖魔鬼穢邪不拉子病。不管是千年修練，還是萬年修煉成仙的狐狸精附了人體，只要他去看准穴位，致命的一針，這狐狸精當時死去，病人當時就好。加他紮死得狐狸精不計其數，狐狸精只要一聽石敢當的名字就嚇得屁滾尿流地塊跑。人們為了不受狐狸精的害，就在路口牆上寫上“泰山石敢當”五個字。凡是人走到哪裡都自然而然的念一遍，這樣就永不招鬼魔。
路口牆上的碑刻
這則傳說既蘊含了泰山石敢當“鎮鬼辟邪”，“鎮服四海”的精神也包含了石大夫“懸壺濟世”的精神是石大夫信仰與泰山石敢當信仰的融合，泰山石敢當的功能出現了一大拓展。
以上引用的僅僅是流傳在泰山地區的泰山石敢當傳說，從對傳說的解讀中我們看到了外來石敢當信仰與泰山信仰、石大夫信仰的碰撞融合。然而一種信仰並不是靜止的，其處於不斷變化的動態中。泰山石敢當信仰形成後就要往外擴散，在擴散中又與其他地區的信仰處於碰撞融合中，這些我們可以從其他地區關於泰山石敢當傳說中窺見一斑。《風俗通》雜誌上曾經刊載了河北地區流傳的關於泰山石敢當的四則傳說。第一則傳說講的是石敢當是泰山的山神，而且是一個好吃懶做的壞山神，利用泰山石榨取老百姓的錢。第二、第三則與泰山地區流傳的“驅妖”型傳說相仿。第四則故事帶有當地特色，講的是全真七子之一的丘處機把山東老鄉石敢當帶到了河北唐縣，解釋了唐縣泰山石敢當的來歷。我們可以從四則傳說中體會到傳說傳播者的感情：由排斥到功能認同再到地方化而接受。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看到四則傳說都特別提到石敢當來自泰山。這些無疑都是泰山石敢當向外擴散的有利佐證。
石敢當習俗起源於上古時期的靈石崇拜，明代以後，石敢當信仰與泰山崇拜緊密結合，泰山石敢當的功能也經歷了從最早的“鎮宅”到“化煞”再到“治病”、“門神”、“辟邪”等的演變。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關於石敢當的傳說故事也在各地演繹成多種版本。蔣鐵生先生在《泰山石敢當習俗的流變及時代意蘊》一文中將泰山石敢當的時間演變劃分為四個時段：即早期的石敢當習俗（上古――漢朝）、石敢當習俗的發展階段（漢――唐）、石敢當習俗的變異階段（五代――明末）、泰山石敢當習俗的興盛階段（明末清初――民國時期）。
泰山石敢當習俗歷經千年而不絕，主要是因為它與“中國人魂歸泰山”的信仰結合在一起，同時也與各地的民間信仰和民俗文化相結合，在此前提下，它獲得了紮根于相關社區、群體的文化傳統，世代薪火相傳，具有見證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生命力的獨特價值。泰山石敢當在國內外廣大地區傳播的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精美的石刻和造像，它們不但具有美學價值、藝術價值，而且是重要的歷史文物。在民間口頭傳承的泰山石敢當神話故事和民間藝人創作的相關戲曲、曲藝，則充分表現了民間文化藝術的創造力。（作者單位：贛南師範學院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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