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國家的“兩會”是相輔相成的兩個重要會議。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一般解決目標、戰略和方法論的問題，
這種框架在長期以來也形成了《報告》學習的兩個維度，
一、應對經濟的“L”型底部運行壓力與風險是政府工作的首要目標
2016年， 中國經濟總體形勢進入到“L”型的底部運行階段， 並呈現探底企穩的特徵：經濟增速平穩保持在6.7%， 新增就業實現1314萬人，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增幅為8.5%， 消費者價格指數維持在2%左右， 農村貧困人口減少1240萬等等。 但受到世界經濟增長低迷， 國內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地區經濟走勢分化、環境污染形勢嚴峻、經濟金融風險隱患突出等問題的影響， 我國還將繼續承受較大的發展壓力， 並須正確面對和著力解決國民經濟在底部運行所暴露出的各項問題，
從“L”型底部運行的風險與壓力的情況來看， 無外乎是生產和資產兩個方面。 生產方面表現出產出增速放緩， 轉型動力不足， 企業面對市場裹足等壓力；而資產方面則表現出資產價格大幅上漲和資產收益率明顯下滑的“耗散”型風險， 並疊加了匯市、債市和股市等領域的問題。 從主要矛盾結點和經濟總體運行來看， 生產方面的壓力錶現為轉型期的生產性固定資產折舊風險， 實體經濟的高杠杆風險和價值形態轉換中的鏈條斷裂風險；資產方面的問題表現為房地產風險、匯率風險和資產收益率風險等。
圖 “L”型底部運行的風險與壓力
此外， 上述壓力與風險與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與要求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並成為改革的主要對象和重點領域。去產能改革與生產性固定資產折舊壓力形成交叉，去庫存改革與房地產市場風險形成聯動，去杠杆改革的重點是降低較高的企業杠杆率，降成本改革則全面著力於生產和資產收益的再平衡，補短板改革則是支撐新動能、抑制資產風險的重要手段。這樣，抓住了這些風險與壓力，向上可以落實目標、服務戰略，向下可以凝聚政策資源、形成創新驅動。
二、以加快轉型升級為核心，夯實實體經濟這一發展根基
生產領域的壓力與風險的核心是產出增速的放緩和生產企業收益率的下降，化解的主要思路是堅持“實體經濟從來都是我國發展的根基，當務之急是加快轉型升級”的理念，並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實體經濟優化結構，不斷提高品質、效益和競爭力。
1．正確應對生產性固定資產的折舊壓力，實現創新轉型與企業生產激勵的有效協調
生產性固定資產折舊加速是當前實體經濟發展所面對的潛在矛盾。生產性固定資產的折舊加速問題呈現出典型的“二分性”：經濟的轉型發展，客觀上要求對過剩產能的淘汰和陳舊設備的退出，將加速折舊；產出的創新驅動，客觀上導致了企業採用更加先進的設備和技術，無形磨損增大，折舊速度加快；市場競爭機制的引入和跨界替代性競爭的發展，也將影響企業現有的盈利模式和經營策略，而這些恰恰就是我們改革的要求。生產性固定資產的加速折舊將導致該類資產的內在價值減損，也將導致生產性固定資產作為價值鏈轉換節點的中斷，在十分敏感的“L”型底部運行階段，實體經濟企業的融資安排和拓展速度都將受到明顯的影響。如何既能有效推動經濟轉型和創新發展，又將企業的內在需求和承受力考慮在內，就成為《報告》的關鍵角度。在體系上，《報告》將思路和政策重點整合為三個方面：
第一，給予設備更新和技術創新企業以更好的發展空間，從而使其能夠以自身的能力盡可能快地拓展市場，最大化地實現收益。《報告》要求，要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理念，“凡法律法規未明確禁入的行業和領域，都要允許各類市場主體平等進入；凡向外資開放的行業和領域，都要向民間資本開放；凡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的不合理行為，都要堅決制止”。
第二，使創新活動和生產性固定資產的價值得到更加充分的體現，特別是實現智慧財產權的價值，並促進智慧財產權的交易和流轉。《報告》指出，要“開展智慧財產權綜合管理改革試點，完善智慧財產權創造、保護和運用體系”，也即給予智慧財產權以市場化的定價能力，並在嚴格保護的基礎上，實現智慧財產權質押、交易和許可收益權流轉等功能。
第三，也是最重要、最關鍵的安排，即推動企業以資產的抽象價值形態（資本）而不是以其具體價值形態（某類固定資產）去面向市場和開展經營，考慮到表達的便利，將其稱為“資產資本化”。“資產資本化”的主要路徑包括三個方面，即股權化、債權化和保險資產化。股權化是“資產資本化”的最優路徑，因為股權可以繼承資產收益屬性和溢價屬性，而遮罩了其折舊壓力，《報告》要求，要“完善主機板市場基礎性制度，積極發展創業板、新三板，規範發展區域性股權市場”。在給予更加便利、有序和暢通的股權化路徑的同時，在市場空間總體有限的情況下，應將股權化的廣度放在首位，而股權化的深度則應有所控制。據此，證監會等部門將在IPO和增資配股方面做出安排，保持IPO的正常速度，相應地壓減增資配股的規模和頻率。債權化是“資產資本化”最主要的路徑，這是因為我國基礎債權保護嚴格，市場培育成熟、社會融資規模最大、最為集中。《報告》明確提出了我國債權化的三個主要方法，即要“推進資產證券化”，推進企業債券融資和在貸款上“實行差別化考核評價辦法和支援政策，有效緩解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但與股權化不同，債權化只能繼承資產的收益屬性，而基本無法具有溢價屬性，所以債權化後的資產將更加看重資產的收益能力而不是溢價能力，有助於實現“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能力，防止脫實向虛”的金融改革目標。保險資產化是“資產資本化”最便利的路徑，分散的資產持有人在提出申請，交納保險費用後即可隨時享受該項服務，從而形成了對股權化、債權化路徑的重要補充。《報告》指出，要“拓寬保險資金支援實體經濟管道”，即是在風險管理和資產管理之外，推進“資產資本化”的功能，為實體經濟的融資和運營服務。
2．有序處置非金融企業的高杠杆壓力，防範企業現金流、資產穩定性和宏觀金融風險
《報告》明確指出，“我國非金融企業杠杆率較高”。而根據人民銀行的資料，截至2015年年末，我國非金融企業杠杆率（含政府融資平臺債務）為156%，在國際上處於較高的水準。高杠杆與經濟底部運行相迭加，將會導致企業現金流風險，並由此而引發因資產處置而導致的資產穩定性風險，以及因信用不足和定價能力減退而形成的宏觀金融風險等。《報告》指出，“要在控制總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杠杆率作為重中之重”，也即第一要務是控制杠杆率特別是非金融企業杠杆率的增長，但可以對債務結構和分佈情況進行優化調整，結合承受力和改革方向實現有升有降，以控制風險，滿足融資需求。
第一，全面推進降杠杆措施，有效防範企業現金流風險。企業杠杆率即總資產對淨資產的比率，與資產負債率具有正向相關性，也即資產負債率越高，企業杠杆率也就越高。降低企業杠杆率水準要把握好一個平衡，即滿足融資需求和進行風險管理的平衡。在確保平衡的前提下，以降低企業資產負債率水準為重點，著力做好以下四項工作：對新增融資應加大股權融資力度，對現有債務應有序開展債轉股工作，對國有企業應避免信用濫用，對存量資產應大力盤活，以存量換流量。《報告》指出，應“促進企業盤活存量資產，推進資產證券化，支持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加大股權融資力度，強化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財務杠杆約束，逐步將企業負債降到合理水準”，即是對四項重點工作作出了直接部署。在企業杠杆率得以控制和降低的情況下，因高負債而引發的企業現金流風險可得到相應緩解，政府通過基金支援的方式為企業提供流動性扶助也是化解流動性風險的重要舉措。
第二，有效釋放產權價值，防範企業資產價值波動風險。受到現金流風險的影響，在我國融資結構仍以債權為主的條件下，債權人（銀行）以避險為目的將開展抵押資產處置和貸款管理活動，將現金流風險過渡到資產價值風險、社會信用風險。解決的思路是：以宏觀審慎原則（MPA）為基礎，對商業銀行的抵押資產處置和貸款管理進行必要的“視窗指導”；建立債權人委員會制度，防止債權的競相主張，防止資產無序拋售；對企業債務抵押資產進行必要的整合和調整，努力做到既不影響企業生產，又總體強化對債權人的保障；深化產權體系改革，以現代產權體系為方向，維護好基礎權利和衍生權利的穩定、清晰、有效和嚴格保護。《報告》指出，要“實行差別化考核評價辦法和支持政策”，即對商業銀行風險管理、貸款管理、債權主張和抵押資產處置應實施差別化的原則，對市場前景好、產品有銷路，但資金鏈暫時有困難的實體經濟企業，銀行要不斷貸、不抽貸、不壓貸、不降低企業信用等級的策略，從而避免將企業經營的流動性困難上升到生產可持續風險或資產價值風險。而對於現代產權體系的建設與發展，《報告》則強調，“要加快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障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公民財產權，激勵人們創業創新創富，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使企業家安心經營、放心投資”。將產權保護提升到勞動的基礎地位、創新的內在驅動和生產力的關鍵支撐的高度進行認識和推進。
第三，堅持管疏結合，有效抑制宏觀金融風險。宏觀金融風險的核心表現是市場受到系統性因數或結構性矛盾的影響，從而導致市場無法有效為風險定價或進行風險分散活動。也即宏觀金融風險包括三個關鍵點：系統性因數或結構性矛盾、定價失誤、風險集聚，對宏觀金融風險的防範和化解也需要從這三個角度入手。從系統性因數或結構性矛盾的層面來看，宏觀金融風險的關鍵在於雖然債權資產的品質下降，但仍以此為基礎實施了信用的過度擴張，導致運行中出現大量的不良資產或債務違約現象。解決的重點是加強資產品質管制，實施以資金來源為基礎的“穿透原則”監管，並對衍生債權進行動態調整。從定價失誤的層面來看，由於機制中對金融業務或產品的風險評價出現了嚴重失真（如將銀行承兌匯票的風險評價為商業信用等），或在金融服務中存在過高的仲介費用及市場扭曲（如銀行對小微企業融資需求簡單採取抵押融資的方式進行處置）的情況下，就會產生正規金融業務之外的大量“影子銀行”產品。解決的方法則需要疏堵並舉，以更加高效市場機制化解產品扭曲和評價失真，並將“影子銀行”產品中一部分合理因素，在堅持合法性、科學性和規範性的基礎上，將其納入正常的市場業務範圍，實現有效監管。《報告》指出，“當前系統性風險總體可控，但對不良資產、債券違約、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等累積風險要高度警惕”。
3．綜合運用財政金融政策，支援實體經濟投融資自迴圈，並實現實體經濟與資產市場的深入融合
受到生產性固定資產內在價值減損的影響，實體經濟企業的投融資鏈條出現了某種程度的風險，生產的自迴圈能力受到較大影響。解決實體經濟投融資鏈條風險的關鍵著力點在於提升實體經濟的融資能力，提高生產性投資的收益水準，並推動存量資產對生產活動的有效支持。《報告》明確指出，在金融方面“要綜合運用貨幣政策工具，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合理引導市場利率水準，疏通傳導機制，促進金融資源更多流向實體經濟”；而在財政方面則要以多種方式支援技術改造，促進實體經濟煥發新的蓬勃生機。
第一，從推進實體經濟自迴圈融資來看，應著力做好無抵押融資、經營過程中融資和新型產權創造等政策安排。在無抵押融資上，要大力支持實體經濟企業的無還本續貸、迴圈貸款等信用性流動性貸款，收益權質押貸款和收益質押債券的融資安排；在經營過程中融資中，要著力推進存貨抵押和倉單質押融資的安排，並積極探索其他的過程融資條件；在新型產權融資中，則需要著力推進林權和農村土地“兩權”抵押貸款，碳排放權抵押貸款、排汙權抵押貸款和智慧財產權質押貸款等。通過這些措施的安排，使得實體經濟在缺乏充足抵押資產的條件下，依然能夠獲得市場的資金支援，有效地實現生產轉型。
第二，從提高實體經濟的經營收益來看，關鍵是要做好降成本和補短板兩個方面。《報告》指出，要“多措並舉降成本”。在降低企業稅費成本上，要“擴大小微企業享受減半徵收所得稅優惠的範圍，年應納稅所得額上限由30萬元提高到50萬元，科技型中小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並要“全面清理規範政府性基金，取消城市公用事業附加等基金，授權地方政府自主減免部分基金”；“取消或停征35項中央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收費專案再減少一半以上，保留的專案要盡可能降低收費標準”。在減少政府定價的涉企經營性收費方面，要“清理取消行政審批仲介服務違規收費，推動降低金融、鐵路貨運等領域涉企經營性收費，加強對市場調節類經營服務性收費的監管”。在社保繳費的企業負擔部分上，要“繼續適當降低‘五險一金’有關繳費比例”。此外，還要“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用能、物流等成本”等等。
在補短板方面，《報告》提出，“要針對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的突出問題，結合實施‘十三五’規劃確定的重大專案，加大補短板力度”。按照這一要求，我國的補短板工作應重點做好兩個方面，一是扶貧攻堅，實現全面小康的宏偉目標；二是“軟硬兼施”，既補硬短板，又補軟短板，從而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基礎和環境。《報告》在扶貧工作中強調，要“要深入實施精准扶貧精准脫貧，今年再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000萬以上，完成易地扶貧搬遷340萬人。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增長30%以上”；而在環境改善和服務提高方面，則指出要“加快提升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創新發展、資源環境等支撐能力”，形成對經濟轉型和企業發展的全面支援。
第三，從推動存量資產為生產經營服務來看，要推進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置，提高資產處置的便利性，全面實現生產性減稅。在所有權和使用權分置上，要重點推進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的“三權分置”改革，增強承包權的穩定性和經營權的效能；在提高資產處置的便利性上，要加強產權保護和現代產權體系建設，使資產的租賃、抵押、出售管道不斷完善，國有資產也要堅持“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管理”的方向，2017年要基本完成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並“推進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改革試點”；在稅收政策的調整安排上，要進一步擴大對生產性企業的減稅規模，要“簡化增值稅稅率結構，由四檔稅率簡並至三檔，營造簡潔透明、更加公平的稅收環境，進一步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同時對資產領域依法加強稅收管理，深入推進房地產稅等財產稅的立法改革，並“健全地方稅體系”。
4．推進實體經濟平穩快速發展，以創新引領實體經濟轉型升級
從當前國際國內複雜的經濟運行情況看，實體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既要推進創新驅動的深入發展，又要大力培養新動力和新動能，還要支援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並推進中國經濟發展進入品質時代。《報告》指出“當務之急是加快轉型升級”，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實體經濟優化結構，不斷提高品質、效益和競爭力。
提升科技創新能力是前提和基礎。體系上要做好具備創新條件，具有創新能力，形成創新轉化和提升創新激勵四件事。在創新條件上，既要加大投入，提升科研裝備條件，又要保持定力，持之以恆地做好基礎研究。《報告》指出，“完善對基礎研究和原創性研究的長期穩定支持機制，建設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和技術創新中心，打造科技資源開放共用平臺”。在創新能力上，要重視人才隊伍的建設和高水準科研人員的引進，“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改革，實施更加有效的人才引進政策”。在創新轉化上，要支持產學研的有效結合，促進創新成果的轉化應用，以智慧財產權為手段，“開展智慧財產權綜合管理改革試點，完善智慧財產權創造、保護和運用體系”。在創新激勵上，則要“推進全面創新改革試驗”，改革職務發明的認定方式和權利歸屬，落實股權期權和分紅等激勵政策，落實科研經費和專案管理制度改革，讓科研人員清清爽地投身科研事業。
加快培育壯大新興產業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新興產業既包括新技術載體的產業形態，也包括新模式載體的產業形態，同時還包括新基礎設施的供給，其目標是以提升效率為核心，更好地滿足需求，而不是簡單的增加規模。在新技術載體的產業形態上，主要包括新材料、人工智慧、積體電路、生物製藥、第五代移動通信等技術研發和轉化，“要全面實施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做大做強產業集群”。在新模式載體的產業形態上，應“支援和引導分享經濟發展，提高社會資源利用效率，便利人民群眾生活”。在新基礎設施的供給上，應將資訊基礎設施作為重要的構成部分納入國家戰略，《報告》指出，“在互聯網時代，各領域發展都需要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資訊網路”，從而在促進數字經濟加快成長的同時，讓企業廣泛受益、群眾普遍受惠。
大力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是另一個重要“引擎”。要採用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深入實施《中國製造2025》，加快大資料、雲計算、物聯網應用，推動傳統產業生產、管理和行銷模式變革；要把發展智慧製造作為主攻方向，推進國家智慧製造示範區、製造業創新中心建設；要深入實施工業強基、重大裝備專項工程，大力發展先進製造業，推動中國製造向中高端邁進；要完善製造強國建設政策體系，以多種方式支援技術改造，促進傳統產業煥發新的蓬勃生機。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新動能的典型載體。“雙創”是以創業創新帶動就業的有效方式，是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和經濟結構升級的重要力量，是促進機會公平和社會縱向流動的現實管道。《報告》指出，“雙創”要“不斷引向深入”。深入的概念應該包括更廣的層面、更深的層次，更有效的手段和更有效的參與。為推進“深入”，《報告》強調要“新建一批‘雙創’示範基地，鼓勵大企業和科研院所、高校設立專業化眾創空間，加強對創新型中小微企業支援，打造面向大眾的‘雙創’全程服務體系，使各類主體各展其長、線上線下良性互動，使小企業鋪天蓋地、大企業頂天立地，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競相迸發”。
全面提升品質水準是實業立國的重中之重。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而重點就是要形成能夠實施差異化生產以適應需求的個性化和多樣化發展。“品質第一”既是供給側改革對新供給體系和生產能力的要求，也是市場高效實現差異化供給和個性化需求相匹配出清的重要條件。《報告》指出，要“廣泛開展品質提升行動，加強全面品質管制，健全優勝劣汰品質競爭機制”。而品質之魂，存於匠心。《報告》要求我們，“要大力弘揚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恪盡職業操守，崇尚精益求精，培育眾多‘中國工匠’，打造更多享譽世界的‘中國品牌’，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進入品質時代”。
推進農業結構調整，加強現代農業建設是實體經濟轉型發展的良好基礎。《報告》指出，要“引導農民根據市場需求發展生產，增加優質綠色農產品供給”。擴大優質水稻、小麥生產，適度調減玉米種植面積，鼓勵多管道消化玉米庫存。並“支持主產區發展農產品精深加工，拓展產業鏈價值鏈，打造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新格局”。加快推進農產品標準化生產和品牌創建，打造糧食生產功能區、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特色農產品優勢區和現代農業產業園。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在13個糧食主產省選擇部分縣市，對適度規模經營農戶實施大災保險，完善農業再保險體系，以持續穩健的農業保險助力現代農業發展。
三、著力防控資產泡沫，維護資產市場的平穩有序
從目前的情況看，在取得了舉世矚目成就的同時，我國經濟運行也面臨著突出矛盾和問題，既體現在實體經濟的結構性失衡上，又集中在資產市場和金融領域的風險上。中央指出，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著力防控資產泡沫，提高和改進監管能力，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這樣，對資產泡沫的防控和資產市場的管理就成為今年經濟工作的另一個重要主題。
1．嚴格控制房地產市場的投資性需求，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房地產市場已經成為中國第一大資產市場。按照“國家資產負債表”進行評估，匡算的存量房地產市場的規模約是存量生產設備總淨值的4倍左右，按3%的收益率進行估算，每年要拿出15%左右的GDP用以支付存量房地產市場的收益需求（存量房地產不創造GDP，但卻要分享增加值）。從宏觀上看，房地產市場已不能再作為投資品，以謀求價格溢價和作為資產市場的重要交易對象了，否則將導致資源的嚴重錯配、風險的快速累積和實體經濟的大量擠出。目前，對待房地產市場應堅持一個原則，兩個理念和多策並舉。
一個原則就是“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也即，房子是有用的、有益的，房地產行業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構成行業，要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和城鎮化的發展，而不斷提升房子的品質和數量。但房子本身不能再作為資金炒作的對象，房子的居住性功能成為首要屬性，並應圍繞這一屬性展開政策管理和市場引導。如在宏觀上，要管住貨幣的投放規模和成本；在微觀上，要支持合理自住購房的信貸需求，並嚴格限制信貸流向投資投機性購房。
兩個理念就是“既抑制房地產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這也是穩中求進的方法論在房地產領域的重要體現。“抑制房地產泡沫”不是擠爆泡沫，而是阻止泡沫的進一步擴大，並逐步有序的做實房地產價值和理順比價體系關係；而更進一步看，抑制的是房地產泡沫，而不是抑制房地產，要維護房地產行業發展的基本穩定，合理引導供給結構和轉型模式，並保障行業發展的正常貸款和資金需求。“防止出現大起大落”的落點是房地產行業，而不是房地產價格。也即防止的是房地產行業和供給與需求的大起大落，而不是要將房地產價格穩定在什麼水準，甚至是只升不降。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還有20個百分點的城鎮化空間，涉及到2.6億人口，同時還有1.8億人口的異地工作的外來務工人員需要到城市裡安居和生活，房地產價格與房地產市場之間存在正常的供求關係。因此，房地產行業存在良好的發展空間和出清條件，以漲價的方式激發投資性需求並不是“去庫存”的唯一辦法，甚至不是一個可持續的好辦法。《報告》強調，“讓廣大人民群眾在住有所居中創造新生活”，即是將兩個平衡的關係融合後的一種理性願景。
多策並舉則是強調當前房地產市場問題的複雜性。既要防風險，又要保平穩，還要去杠杆，並通過資產形態轉化支援實體經濟，絕非一項政策或一個措施能夠應對，必須多管齊下，協同有序，進退有度才能達成目標。首先，要將防風險放在第一位，全力推進房地產市場去庫存。《報告》指出，“目前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仍然較多，要支持居民自住和進城人員購房需求”，也即要轉變去庫存的理念，真正把房地產庫存的減少與市場風險的化解統一起來，堅持住房的居住屬性，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加快建立和完善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其次，要將去杠杆置於核心位置，創新房地產市場的組織模式和房地產企業的經營方式。積極推動房地產企業回歸房地產開發服務商的本職，調整公司結構，將投融資環節進行獨立和剝離，從高負債、高杠杆的重資產經營模式轉變為重服務、重管理的輕資產經營模式，與房地產信託投資基金等外部股權、債權投資者協作開展房地產開發活動。第三，要將保平穩確定為房地產市場調控的基礎要求，重點是推進房地產的分類調控。在具體安排上，要落實人地掛鉤政策，根據人口流動情況分配建設用地指標；要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房價上漲壓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應，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盤活城市閒置和低效用地；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帶動周邊中小城市發展。《報告》明確指出，分類調控的核心是“以市場為主滿足多層次需求，以政府為主提供基本保障”。第四，要將通過資產形態轉化支援實體經濟發展作為化解房地產泡沫的根本途徑。根據房地產市場的運行情況，大力實施資產證券化，將存量房地產轉化為流量投資，並進行投資引導；大力推進融資信託化，避免房地產企業的高杠杆風險並推進房地產有形形態和價值形態的分離，使房地產投資和投資房地產變成兩個概念，以收益屬性重構市場投資格局；深入推行投資基金化，將收益分享水準作為基金投資的第一指標，從而將房地產市場沉澱的資金引入實體經濟，支援設備更新改造、創新驅動投入和企業轉型發展。
2．堅持匯率市場化改革方向，正確認識匯率風險，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的水準上基本穩定
人民幣匯率問題在抑制資產泡沫和保持宏觀經濟平穩運行中越來越成為一個核心問題。從本質上看，匯率就是用另外一種貨幣所標示的本幣價值，這與用商品來標示貨幣價值，用收益率來標示貨幣價值具有內在的一致性，也即匯率是貨幣價值的重要表現形式，並與貨幣的購買力水準（購買力平價）和收益率水準（利率平價）有著直接聯繫。由於貨幣價值既是資產領域的核心問題，又是生產層面的定價基礎，所以匯率問題也深入地影響到我國資產市場平穩運行和生產體系的良好運轉。
我國當前面臨著較為複雜的人民幣匯率形勢。一方面，美元新一輪加息幾成定局，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必然對我國作為貿易和投資大國的匯率產生影響；另一方面，人民幣匯率政策也處於改革和完善之中，貨幣供應方式的創新和“一籃子”貨幣參照系的構建都將在匯率運行上導致新的矛盾和風險。當前，匯率政策應從匯率水準、波動區間和人民幣的國際支付地位三個方面進行有效地調控和管理。《報告》指出，“要堅持匯率市場化改革方向，保持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穩定地位”。
在匯率水準上，要保持人民幣在合理均衡的水準上基本穩定。這一目標包括了三個方面的具體要求：一是要建立人民幣均衡匯率水準的評價機制，為人民幣匯率管理提供較為清晰的目標；二是要完善“一籃子”貨幣的構成幣種和權重體系，為人民幣匯率運行提供較穩定的“貨幣錨”；三是確定匯率“適度”的概念和導向方向，是國際收支平衡，還是國內資產平穩，還是出口有效激勵等，供市場主體自發調整和形成合力。《報告》對上述要求均有回應，如強調要“推進國際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即是將貿易和投資對匯率的要求納入“均衡”的評價框架，並對“適度”確定了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內核。
在波動區間上，要適當增加匯率彈性，堅持匯率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也即允許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適當加大，並實現以合理均衡匯率為中心，以管理浮動改革為方向的人民幣匯率區間調控和市場定價。央行表示，2017年隨著中國經濟企穩健康，國際上對中國經濟有信心，匯率市場化改革將獲得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匯率自動會有穩定趨勢，政策沒有大變化，監管會更加精細，匯率是不斷變化的，誰也不能準確預期，正常的匯率波動是常態的”。
在人民幣的國際支付地位上要保持穩定。人民幣國際支付地位的穩定要滿足充足性、穩定性和流動性的要求。充足性即世界市場上擁有較多的人民幣計價的資產頭寸和貨幣數量；穩定性即人民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利率水準和借貸成本應處於適度穩定區間；流動性則要求人民幣在金融市場上提供較為豐富的交易手段、避險工具和衍生產品，並提供面向市場的國際清算和再投資等服務。《報告》在“保持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穩定地位”前加上了匯率市場化的要求，即是對開放經濟環境下，堅持充足、穩定和流動的要求，人民幣匯率管理和國際支付能力全面提升。
四、以適度擴大總需求為目標，優化供給側改革環境，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今年的經濟工作主線，是解決經濟“L”型底部運行階段主要矛盾的關鍵措施，也是落實穩中求進方法論的重要改革平臺和載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品質，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場變化，理解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中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報告》指出，要“適度擴大總需求並提高有效性”，“使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管理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1．進一步釋放國內需求潛力，增強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持久拉動作用
我國內需潛力巨大，擴內需既有必要也有可能，關鍵是找准發力點。要圍繞改善民生來擴大消費，著眼補短板、增後勁來增加投資，使擴內需更加有效、更可持續。在工作著力點上要重視推動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相適應、消費升級和有效投資相促進、區域城鄉發展相協調，增強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持久拉動作用。
以消費作為第一支撐，促進消費穩定增長。消費是我國2016年經濟增長的第一支撐力，今年要適應消費需求變化，完善政策措施，改善消費環境。從政策施力的抓手來看，應以服務消費和產品消費作為兩個重點。《報告》要求：一要加快發展服務消費。開展新一輪服務業綜合改革試點，支持社會力量提供教育、養老、醫療等服務。推動服務業模式創新和跨界融合，發展醫養結合、文化創意等新興消費。完善旅遊設施和服務，大力發展鄉村、休閒、全域旅遊。擴大數位家庭、線上教育等資訊消費。促進電商、快遞進社區進農村，推動實體店銷售和網購融合發展。二要增加高品質產品消費。引導企業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擴大內外銷產品“同線同標同質”實施範圍，更好滿足消費升級需求。
以投資作為最關鍵因數，積極擴大有效投資。投資是流量的概念，也是導致經濟波動的最活躍因素，必須進行有效引導，深入化解影響投資特別是生產性投資的體制機制，支援資金更多投向補短板、調結構、促創新、惠民生的領域。《報告》指出，今年要完成鐵路建設投資8000億元、公路水運投資1.8萬億元，再開工15項重大水利工程，繼續加強軌道交通、民用航空、電信基礎設施等重大項目建設；中央預算內投資安排5076億元；落實和完善促進民間投資的政策措施。並在深化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中明確要求，要完善相關價格、稅費等優惠政策，強調“政府要帶頭講誠信，決不能隨意改變約定，決不能‘新官不理舊賬’”。
以協調發展作為基本理念，優化區域發展格局。區域協調和發展聯動是我國協調發展的核心要求。《報告》指出，要“統籌推進三大戰略和‘四大板塊’發展，實施好相關規劃，研究制定新舉措”；要“推動國家級新區、開發區、產業園區等創新發展”；要“支援資源枯竭、生態嚴重退化等地區經濟轉型發展”。此外，還應拓展區域發展的理念，將空域和海域資源的優化配置納入其中，優化空域資源使用，推進海洋經濟示範區建設。
提升品質標準，擴展基本內涵，扎實推進新型城鎮化。《報告》要求，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今年實現進城落戶1300萬人以上，加快居住證制度全覆蓋”；要“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鎮發展，推動一批具備條件的縣和特大鎮有序設市，發揮城市群輻射帶動作用”；要“推進建築業改革發展，提高設計水準和工程品質”；要“統籌城市地上地下建設，再開工建設城市地下綜合管廊2000公里以上，啟動消除城區重點易澇區段三年行動，推進海綿城市建設，使城市既有‘面子’、更有‘裡子’”。
2．積極主動擴大對外開放，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面對國際環境新變化和國內發展新要求，要進一步完善對外開放戰略佈局，以“一帶一路”、對外貿易、吸引外資和多邊經貿合作為重點，推動更深層次更高水準的對外開放。
高品質辦好“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扎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以“五通”的框架為基礎，根據今年世情和國情的變化，《報告》要求，“一帶一路”要“堅持共商共建共用，加快陸上經濟走廊和海上合作支點建設，構建沿線大通關合作機制”；“深化國際產能合作，帶動我國裝備、技術、標準、服務走出去，實現優勢互補”；“加強教育、文化、旅遊等領域交流合作”。
以促進貿易平衡發展和國內產業加快升級為目標，推進外貿繼續回穩向好。《報告》指出，對外貿易要“落實和完善進出口政策，推動優進優出”；“擴大出口信用保險覆蓋面，對成套設備出口融資應保盡保”支援服務貿易發展和水準提升，“設立服務貿易創新發展引導基金”；“支援市場採購貿易、外貿綜合服務企業發展”；“加快外貿轉型升級示範基地建設”；“促進加工貿易向產業鏈中高端延伸、向中西部地區梯度轉移”；“推廣國際貿易‘單一視窗’，增加先進技術、設備和關鍵零部件進口，實現全國通關一體化”。
以“最富吸引力的外商投資目的地”為目標，大力優化外商投資環境。重點是進一步落實好國民待遇原則，並有效學習國外先進做法和經驗，嘗試應用“准入前國民待遇”等新理念。《報告》要求，要“修訂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進一步放寬服務業、製造業、採礦業外資准入”；“支持外商投資企業在國內上市、發債，允許參與國家科技計畫專案”；“在資質許可、標準制定、政府採購、享受《中國製造2025》政策等方面，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地方政府可在法定許可權範圍內，制定出臺招商引資優惠政策”；“高標準高水準建設11個自貿試驗區，全面推廣成熟經驗”。並在中國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的情況下，實現引導對外投資健康規範發展，提升風險防範能力。
堅持“負責任的國家”的定位，推進國際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經濟全球化符合世界各國的根本利益，中國將堅定不移推動全球經濟合作，維護多邊貿易體制主管道地位，積極參與多邊貿易談判。《報告》指出，“我們願與有關國家一道，推動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議定書全面生效實施，早日結束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談判，推進亞太自貿區建設，繼續與有關國家和地區商談投資貿易協定”。
以上就是我們從經濟視角，堅持問題導向，堅持頂層規劃的思路，進行的2017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的學習。作為學習政府工作報告的另外一種維度，我們希望能夠全力嘗試，也致力於這一維度能夠打破原有學習框架的“瓶頸”，真正把《報告》的主線把握好，思路理清楚，措施成體系。經濟工作要堅決落實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適度擴大總需求，加強預期引導，深化創新驅動，全面做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各項工作。我們也應深入調研，加強學習，提高本領，積極落實“兩會”精神，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
並成為改革的主要對象和重點領域。去產能改革與生產性固定資產折舊壓力形成交叉，去庫存改革與房地產市場風險形成聯動，去杠杆改革的重點是降低較高的企業杠杆率，降成本改革則全面著力於生產和資產收益的再平衡，補短板改革則是支撐新動能、抑制資產風險的重要手段。這樣，抓住了這些風險與壓力，向上可以落實目標、服務戰略，向下可以凝聚政策資源、形成創新驅動。二、以加快轉型升級為核心，夯實實體經濟這一發展根基
生產領域的壓力與風險的核心是產出增速的放緩和生產企業收益率的下降，化解的主要思路是堅持“實體經濟從來都是我國發展的根基，當務之急是加快轉型升級”的理念，並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實體經濟優化結構，不斷提高品質、效益和競爭力。
1．正確應對生產性固定資產的折舊壓力，實現創新轉型與企業生產激勵的有效協調
生產性固定資產折舊加速是當前實體經濟發展所面對的潛在矛盾。生產性固定資產的折舊加速問題呈現出典型的“二分性”：經濟的轉型發展，客觀上要求對過剩產能的淘汰和陳舊設備的退出，將加速折舊；產出的創新驅動，客觀上導致了企業採用更加先進的設備和技術，無形磨損增大，折舊速度加快；市場競爭機制的引入和跨界替代性競爭的發展，也將影響企業現有的盈利模式和經營策略，而這些恰恰就是我們改革的要求。生產性固定資產的加速折舊將導致該類資產的內在價值減損，也將導致生產性固定資產作為價值鏈轉換節點的中斷，在十分敏感的“L”型底部運行階段，實體經濟企業的融資安排和拓展速度都將受到明顯的影響。如何既能有效推動經濟轉型和創新發展，又將企業的內在需求和承受力考慮在內，就成為《報告》的關鍵角度。在體系上，《報告》將思路和政策重點整合為三個方面：
第一，給予設備更新和技術創新企業以更好的發展空間，從而使其能夠以自身的能力盡可能快地拓展市場，最大化地實現收益。《報告》要求，要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理念，“凡法律法規未明確禁入的行業和領域，都要允許各類市場主體平等進入；凡向外資開放的行業和領域，都要向民間資本開放；凡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的不合理行為，都要堅決制止”。
第二，使創新活動和生產性固定資產的價值得到更加充分的體現，特別是實現智慧財產權的價值，並促進智慧財產權的交易和流轉。《報告》指出，要“開展智慧財產權綜合管理改革試點，完善智慧財產權創造、保護和運用體系”，也即給予智慧財產權以市場化的定價能力，並在嚴格保護的基礎上，實現智慧財產權質押、交易和許可收益權流轉等功能。
第三，也是最重要、最關鍵的安排，即推動企業以資產的抽象價值形態（資本）而不是以其具體價值形態（某類固定資產）去面向市場和開展經營，考慮到表達的便利，將其稱為“資產資本化”。“資產資本化”的主要路徑包括三個方面，即股權化、債權化和保險資產化。股權化是“資產資本化”的最優路徑，因為股權可以繼承資產收益屬性和溢價屬性，而遮罩了其折舊壓力，《報告》要求，要“完善主機板市場基礎性制度，積極發展創業板、新三板，規範發展區域性股權市場”。在給予更加便利、有序和暢通的股權化路徑的同時，在市場空間總體有限的情況下，應將股權化的廣度放在首位，而股權化的深度則應有所控制。據此，證監會等部門將在IPO和增資配股方面做出安排，保持IPO的正常速度，相應地壓減增資配股的規模和頻率。債權化是“資產資本化”最主要的路徑，這是因為我國基礎債權保護嚴格，市場培育成熟、社會融資規模最大、最為集中。《報告》明確提出了我國債權化的三個主要方法，即要“推進資產證券化”，推進企業債券融資和在貸款上“實行差別化考核評價辦法和支援政策，有效緩解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但與股權化不同，債權化只能繼承資產的收益屬性，而基本無法具有溢價屬性，所以債權化後的資產將更加看重資產的收益能力而不是溢價能力，有助於實現“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能力，防止脫實向虛”的金融改革目標。保險資產化是“資產資本化”最便利的路徑，分散的資產持有人在提出申請，交納保險費用後即可隨時享受該項服務，從而形成了對股權化、債權化路徑的重要補充。《報告》指出，要“拓寬保險資金支援實體經濟管道”，即是在風險管理和資產管理之外，推進“資產資本化”的功能，為實體經濟的融資和運營服務。
2．有序處置非金融企業的高杠杆壓力，防範企業現金流、資產穩定性和宏觀金融風險
《報告》明確指出，“我國非金融企業杠杆率較高”。而根據人民銀行的資料，截至2015年年末，我國非金融企業杠杆率（含政府融資平臺債務）為156%，在國際上處於較高的水準。高杠杆與經濟底部運行相迭加，將會導致企業現金流風險，並由此而引發因資產處置而導致的資產穩定性風險，以及因信用不足和定價能力減退而形成的宏觀金融風險等。《報告》指出，“要在控制總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杠杆率作為重中之重”，也即第一要務是控制杠杆率特別是非金融企業杠杆率的增長，但可以對債務結構和分佈情況進行優化調整，結合承受力和改革方向實現有升有降，以控制風險，滿足融資需求。
第一，全面推進降杠杆措施，有效防範企業現金流風險。企業杠杆率即總資產對淨資產的比率，與資產負債率具有正向相關性，也即資產負債率越高，企業杠杆率也就越高。降低企業杠杆率水準要把握好一個平衡，即滿足融資需求和進行風險管理的平衡。在確保平衡的前提下，以降低企業資產負債率水準為重點，著力做好以下四項工作：對新增融資應加大股權融資力度，對現有債務應有序開展債轉股工作，對國有企業應避免信用濫用，對存量資產應大力盤活，以存量換流量。《報告》指出，應“促進企業盤活存量資產，推進資產證券化，支持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加大股權融資力度，強化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財務杠杆約束，逐步將企業負債降到合理水準”，即是對四項重點工作作出了直接部署。在企業杠杆率得以控制和降低的情況下，因高負債而引發的企業現金流風險可得到相應緩解，政府通過基金支援的方式為企業提供流動性扶助也是化解流動性風險的重要舉措。
第二，有效釋放產權價值，防範企業資產價值波動風險。受到現金流風險的影響，在我國融資結構仍以債權為主的條件下，債權人（銀行）以避險為目的將開展抵押資產處置和貸款管理活動，將現金流風險過渡到資產價值風險、社會信用風險。解決的思路是：以宏觀審慎原則（MPA）為基礎，對商業銀行的抵押資產處置和貸款管理進行必要的“視窗指導”；建立債權人委員會制度，防止債權的競相主張，防止資產無序拋售；對企業債務抵押資產進行必要的整合和調整，努力做到既不影響企業生產，又總體強化對債權人的保障；深化產權體系改革，以現代產權體系為方向，維護好基礎權利和衍生權利的穩定、清晰、有效和嚴格保護。《報告》指出，要“實行差別化考核評價辦法和支持政策”，即對商業銀行風險管理、貸款管理、債權主張和抵押資產處置應實施差別化的原則，對市場前景好、產品有銷路，但資金鏈暫時有困難的實體經濟企業，銀行要不斷貸、不抽貸、不壓貸、不降低企業信用等級的策略，從而避免將企業經營的流動性困難上升到生產可持續風險或資產價值風險。而對於現代產權體系的建設與發展，《報告》則強調，“要加快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障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公民財產權，激勵人們創業創新創富，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使企業家安心經營、放心投資”。將產權保護提升到勞動的基礎地位、創新的內在驅動和生產力的關鍵支撐的高度進行認識和推進。
第三，堅持管疏結合，有效抑制宏觀金融風險。宏觀金融風險的核心表現是市場受到系統性因數或結構性矛盾的影響，從而導致市場無法有效為風險定價或進行風險分散活動。也即宏觀金融風險包括三個關鍵點：系統性因數或結構性矛盾、定價失誤、風險集聚，對宏觀金融風險的防範和化解也需要從這三個角度入手。從系統性因數或結構性矛盾的層面來看，宏觀金融風險的關鍵在於雖然債權資產的品質下降，但仍以此為基礎實施了信用的過度擴張，導致運行中出現大量的不良資產或債務違約現象。解決的重點是加強資產品質管制，實施以資金來源為基礎的“穿透原則”監管，並對衍生債權進行動態調整。從定價失誤的層面來看，由於機制中對金融業務或產品的風險評價出現了嚴重失真（如將銀行承兌匯票的風險評價為商業信用等），或在金融服務中存在過高的仲介費用及市場扭曲（如銀行對小微企業融資需求簡單採取抵押融資的方式進行處置）的情況下，就會產生正規金融業務之外的大量“影子銀行”產品。解決的方法則需要疏堵並舉，以更加高效市場機制化解產品扭曲和評價失真，並將“影子銀行”產品中一部分合理因素，在堅持合法性、科學性和規範性的基礎上，將其納入正常的市場業務範圍，實現有效監管。《報告》指出，“當前系統性風險總體可控，但對不良資產、債券違約、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等累積風險要高度警惕”。
3．綜合運用財政金融政策，支援實體經濟投融資自迴圈，並實現實體經濟與資產市場的深入融合
受到生產性固定資產內在價值減損的影響，實體經濟企業的投融資鏈條出現了某種程度的風險，生產的自迴圈能力受到較大影響。解決實體經濟投融資鏈條風險的關鍵著力點在於提升實體經濟的融資能力，提高生產性投資的收益水準，並推動存量資產對生產活動的有效支持。《報告》明確指出，在金融方面“要綜合運用貨幣政策工具，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合理引導市場利率水準，疏通傳導機制，促進金融資源更多流向實體經濟”；而在財政方面則要以多種方式支援技術改造，促進實體經濟煥發新的蓬勃生機。
第一，從推進實體經濟自迴圈融資來看，應著力做好無抵押融資、經營過程中融資和新型產權創造等政策安排。在無抵押融資上，要大力支持實體經濟企業的無還本續貸、迴圈貸款等信用性流動性貸款，收益權質押貸款和收益質押債券的融資安排；在經營過程中融資中，要著力推進存貨抵押和倉單質押融資的安排，並積極探索其他的過程融資條件；在新型產權融資中，則需要著力推進林權和農村土地“兩權”抵押貸款，碳排放權抵押貸款、排汙權抵押貸款和智慧財產權質押貸款等。通過這些措施的安排，使得實體經濟在缺乏充足抵押資產的條件下，依然能夠獲得市場的資金支援，有效地實現生產轉型。
第二，從提高實體經濟的經營收益來看，關鍵是要做好降成本和補短板兩個方面。《報告》指出，要“多措並舉降成本”。在降低企業稅費成本上，要“擴大小微企業享受減半徵收所得稅優惠的範圍，年應納稅所得額上限由30萬元提高到50萬元，科技型中小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並要“全面清理規範政府性基金，取消城市公用事業附加等基金，授權地方政府自主減免部分基金”；“取消或停征35項中央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收費專案再減少一半以上，保留的專案要盡可能降低收費標準”。在減少政府定價的涉企經營性收費方面，要“清理取消行政審批仲介服務違規收費，推動降低金融、鐵路貨運等領域涉企經營性收費，加強對市場調節類經營服務性收費的監管”。在社保繳費的企業負擔部分上，要“繼續適當降低‘五險一金’有關繳費比例”。此外，還要“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用能、物流等成本”等等。
在補短板方面，《報告》提出，“要針對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的突出問題，結合實施‘十三五’規劃確定的重大專案，加大補短板力度”。按照這一要求，我國的補短板工作應重點做好兩個方面，一是扶貧攻堅，實現全面小康的宏偉目標；二是“軟硬兼施”，既補硬短板，又補軟短板，從而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基礎和環境。《報告》在扶貧工作中強調，要“要深入實施精准扶貧精准脫貧，今年再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000萬以上，完成易地扶貧搬遷340萬人。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增長30%以上”；而在環境改善和服務提高方面，則指出要“加快提升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創新發展、資源環境等支撐能力”，形成對經濟轉型和企業發展的全面支援。
第三，從推動存量資產為生產經營服務來看，要推進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置，提高資產處置的便利性，全面實現生產性減稅。在所有權和使用權分置上，要重點推進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的“三權分置”改革，增強承包權的穩定性和經營權的效能；在提高資產處置的便利性上，要加強產權保護和現代產權體系建設，使資產的租賃、抵押、出售管道不斷完善，國有資產也要堅持“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管理”的方向，2017年要基本完成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並“推進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改革試點”；在稅收政策的調整安排上，要進一步擴大對生產性企業的減稅規模，要“簡化增值稅稅率結構，由四檔稅率簡並至三檔，營造簡潔透明、更加公平的稅收環境，進一步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同時對資產領域依法加強稅收管理，深入推進房地產稅等財產稅的立法改革，並“健全地方稅體系”。
4．推進實體經濟平穩快速發展，以創新引領實體經濟轉型升級
從當前國際國內複雜的經濟運行情況看，實體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既要推進創新驅動的深入發展，又要大力培養新動力和新動能，還要支援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並推進中國經濟發展進入品質時代。《報告》指出“當務之急是加快轉型升級”，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實體經濟優化結構，不斷提高品質、效益和競爭力。
提升科技創新能力是前提和基礎。體系上要做好具備創新條件，具有創新能力，形成創新轉化和提升創新激勵四件事。在創新條件上，既要加大投入，提升科研裝備條件，又要保持定力，持之以恆地做好基礎研究。《報告》指出，“完善對基礎研究和原創性研究的長期穩定支持機制，建設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和技術創新中心，打造科技資源開放共用平臺”。在創新能力上，要重視人才隊伍的建設和高水準科研人員的引進，“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改革，實施更加有效的人才引進政策”。在創新轉化上，要支持產學研的有效結合，促進創新成果的轉化應用，以智慧財產權為手段，“開展智慧財產權綜合管理改革試點，完善智慧財產權創造、保護和運用體系”。在創新激勵上，則要“推進全面創新改革試驗”，改革職務發明的認定方式和權利歸屬，落實股權期權和分紅等激勵政策，落實科研經費和專案管理制度改革，讓科研人員清清爽地投身科研事業。
加快培育壯大新興產業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新興產業既包括新技術載體的產業形態，也包括新模式載體的產業形態，同時還包括新基礎設施的供給，其目標是以提升效率為核心，更好地滿足需求，而不是簡單的增加規模。在新技術載體的產業形態上，主要包括新材料、人工智慧、積體電路、生物製藥、第五代移動通信等技術研發和轉化，“要全面實施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做大做強產業集群”。在新模式載體的產業形態上，應“支援和引導分享經濟發展，提高社會資源利用效率，便利人民群眾生活”。在新基礎設施的供給上，應將資訊基礎設施作為重要的構成部分納入國家戰略，《報告》指出，“在互聯網時代，各領域發展都需要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資訊網路”，從而在促進數字經濟加快成長的同時，讓企業廣泛受益、群眾普遍受惠。
大力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是另一個重要“引擎”。要採用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深入實施《中國製造2025》，加快大資料、雲計算、物聯網應用，推動傳統產業生產、管理和行銷模式變革；要把發展智慧製造作為主攻方向，推進國家智慧製造示範區、製造業創新中心建設；要深入實施工業強基、重大裝備專項工程，大力發展先進製造業，推動中國製造向中高端邁進；要完善製造強國建設政策體系，以多種方式支援技術改造，促進傳統產業煥發新的蓬勃生機。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新動能的典型載體。“雙創”是以創業創新帶動就業的有效方式，是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和經濟結構升級的重要力量，是促進機會公平和社會縱向流動的現實管道。《報告》指出，“雙創”要“不斷引向深入”。深入的概念應該包括更廣的層面、更深的層次，更有效的手段和更有效的參與。為推進“深入”，《報告》強調要“新建一批‘雙創’示範基地，鼓勵大企業和科研院所、高校設立專業化眾創空間，加強對創新型中小微企業支援，打造面向大眾的‘雙創’全程服務體系，使各類主體各展其長、線上線下良性互動，使小企業鋪天蓋地、大企業頂天立地，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競相迸發”。
全面提升品質水準是實業立國的重中之重。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而重點就是要形成能夠實施差異化生產以適應需求的個性化和多樣化發展。“品質第一”既是供給側改革對新供給體系和生產能力的要求，也是市場高效實現差異化供給和個性化需求相匹配出清的重要條件。《報告》指出，要“廣泛開展品質提升行動，加強全面品質管制，健全優勝劣汰品質競爭機制”。而品質之魂，存於匠心。《報告》要求我們，“要大力弘揚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恪盡職業操守，崇尚精益求精，培育眾多‘中國工匠’，打造更多享譽世界的‘中國品牌’，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進入品質時代”。
推進農業結構調整，加強現代農業建設是實體經濟轉型發展的良好基礎。《報告》指出，要“引導農民根據市場需求發展生產，增加優質綠色農產品供給”。擴大優質水稻、小麥生產，適度調減玉米種植面積，鼓勵多管道消化玉米庫存。並“支持主產區發展農產品精深加工，拓展產業鏈價值鏈，打造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新格局”。加快推進農產品標準化生產和品牌創建，打造糧食生產功能區、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特色農產品優勢區和現代農業產業園。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在13個糧食主產省選擇部分縣市，對適度規模經營農戶實施大災保險，完善農業再保險體系，以持續穩健的農業保險助力現代農業發展。
三、著力防控資產泡沫，維護資產市場的平穩有序
從目前的情況看，在取得了舉世矚目成就的同時，我國經濟運行也面臨著突出矛盾和問題，既體現在實體經濟的結構性失衡上，又集中在資產市場和金融領域的風險上。中央指出，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著力防控資產泡沫，提高和改進監管能力，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這樣，對資產泡沫的防控和資產市場的管理就成為今年經濟工作的另一個重要主題。
1．嚴格控制房地產市場的投資性需求，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房地產市場已經成為中國第一大資產市場。按照“國家資產負債表”進行評估，匡算的存量房地產市場的規模約是存量生產設備總淨值的4倍左右，按3%的收益率進行估算，每年要拿出15%左右的GDP用以支付存量房地產市場的收益需求（存量房地產不創造GDP，但卻要分享增加值）。從宏觀上看，房地產市場已不能再作為投資品，以謀求價格溢價和作為資產市場的重要交易對象了，否則將導致資源的嚴重錯配、風險的快速累積和實體經濟的大量擠出。目前，對待房地產市場應堅持一個原則，兩個理念和多策並舉。
一個原則就是“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也即，房子是有用的、有益的，房地產行業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構成行業，要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和城鎮化的發展，而不斷提升房子的品質和數量。但房子本身不能再作為資金炒作的對象，房子的居住性功能成為首要屬性，並應圍繞這一屬性展開政策管理和市場引導。如在宏觀上，要管住貨幣的投放規模和成本；在微觀上，要支持合理自住購房的信貸需求，並嚴格限制信貸流向投資投機性購房。
兩個理念就是“既抑制房地產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這也是穩中求進的方法論在房地產領域的重要體現。“抑制房地產泡沫”不是擠爆泡沫，而是阻止泡沫的進一步擴大，並逐步有序的做實房地產價值和理順比價體系關係；而更進一步看，抑制的是房地產泡沫，而不是抑制房地產，要維護房地產行業發展的基本穩定，合理引導供給結構和轉型模式，並保障行業發展的正常貸款和資金需求。“防止出現大起大落”的落點是房地產行業，而不是房地產價格。也即防止的是房地產行業和供給與需求的大起大落，而不是要將房地產價格穩定在什麼水準，甚至是只升不降。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還有20個百分點的城鎮化空間，涉及到2.6億人口，同時還有1.8億人口的異地工作的外來務工人員需要到城市裡安居和生活，房地產價格與房地產市場之間存在正常的供求關係。因此，房地產行業存在良好的發展空間和出清條件，以漲價的方式激發投資性需求並不是“去庫存”的唯一辦法，甚至不是一個可持續的好辦法。《報告》強調，“讓廣大人民群眾在住有所居中創造新生活”，即是將兩個平衡的關係融合後的一種理性願景。
多策並舉則是強調當前房地產市場問題的複雜性。既要防風險，又要保平穩，還要去杠杆，並通過資產形態轉化支援實體經濟，絕非一項政策或一個措施能夠應對，必須多管齊下，協同有序，進退有度才能達成目標。首先，要將防風險放在第一位，全力推進房地產市場去庫存。《報告》指出，“目前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仍然較多，要支持居民自住和進城人員購房需求”，也即要轉變去庫存的理念，真正把房地產庫存的減少與市場風險的化解統一起來，堅持住房的居住屬性，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加快建立和完善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其次，要將去杠杆置於核心位置，創新房地產市場的組織模式和房地產企業的經營方式。積極推動房地產企業回歸房地產開發服務商的本職，調整公司結構，將投融資環節進行獨立和剝離，從高負債、高杠杆的重資產經營模式轉變為重服務、重管理的輕資產經營模式，與房地產信託投資基金等外部股權、債權投資者協作開展房地產開發活動。第三，要將保平穩確定為房地產市場調控的基礎要求，重點是推進房地產的分類調控。在具體安排上，要落實人地掛鉤政策，根據人口流動情況分配建設用地指標；要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房價上漲壓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應，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盤活城市閒置和低效用地；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帶動周邊中小城市發展。《報告》明確指出，分類調控的核心是“以市場為主滿足多層次需求，以政府為主提供基本保障”。第四，要將通過資產形態轉化支援實體經濟發展作為化解房地產泡沫的根本途徑。根據房地產市場的運行情況，大力實施資產證券化，將存量房地產轉化為流量投資，並進行投資引導；大力推進融資信託化，避免房地產企業的高杠杆風險並推進房地產有形形態和價值形態的分離，使房地產投資和投資房地產變成兩個概念，以收益屬性重構市場投資格局；深入推行投資基金化，將收益分享水準作為基金投資的第一指標，從而將房地產市場沉澱的資金引入實體經濟，支援設備更新改造、創新驅動投入和企業轉型發展。
2．堅持匯率市場化改革方向，正確認識匯率風險，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的水準上基本穩定
人民幣匯率問題在抑制資產泡沫和保持宏觀經濟平穩運行中越來越成為一個核心問題。從本質上看，匯率就是用另外一種貨幣所標示的本幣價值，這與用商品來標示貨幣價值，用收益率來標示貨幣價值具有內在的一致性，也即匯率是貨幣價值的重要表現形式，並與貨幣的購買力水準（購買力平價）和收益率水準（利率平價）有著直接聯繫。由於貨幣價值既是資產領域的核心問題，又是生產層面的定價基礎，所以匯率問題也深入地影響到我國資產市場平穩運行和生產體系的良好運轉。
我國當前面臨著較為複雜的人民幣匯率形勢。一方面，美元新一輪加息幾成定局，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必然對我國作為貿易和投資大國的匯率產生影響；另一方面，人民幣匯率政策也處於改革和完善之中，貨幣供應方式的創新和“一籃子”貨幣參照系的構建都將在匯率運行上導致新的矛盾和風險。當前，匯率政策應從匯率水準、波動區間和人民幣的國際支付地位三個方面進行有效地調控和管理。《報告》指出，“要堅持匯率市場化改革方向，保持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穩定地位”。
在匯率水準上，要保持人民幣在合理均衡的水準上基本穩定。這一目標包括了三個方面的具體要求：一是要建立人民幣均衡匯率水準的評價機制，為人民幣匯率管理提供較為清晰的目標；二是要完善“一籃子”貨幣的構成幣種和權重體系，為人民幣匯率運行提供較穩定的“貨幣錨”；三是確定匯率“適度”的概念和導向方向，是國際收支平衡，還是國內資產平穩，還是出口有效激勵等，供市場主體自發調整和形成合力。《報告》對上述要求均有回應，如強調要“推進國際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即是將貿易和投資對匯率的要求納入“均衡”的評價框架，並對“適度”確定了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內核。
在波動區間上，要適當增加匯率彈性，堅持匯率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也即允許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適當加大，並實現以合理均衡匯率為中心，以管理浮動改革為方向的人民幣匯率區間調控和市場定價。央行表示，2017年隨著中國經濟企穩健康，國際上對中國經濟有信心，匯率市場化改革將獲得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匯率自動會有穩定趨勢，政策沒有大變化，監管會更加精細，匯率是不斷變化的，誰也不能準確預期，正常的匯率波動是常態的”。
在人民幣的國際支付地位上要保持穩定。人民幣國際支付地位的穩定要滿足充足性、穩定性和流動性的要求。充足性即世界市場上擁有較多的人民幣計價的資產頭寸和貨幣數量；穩定性即人民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利率水準和借貸成本應處於適度穩定區間；流動性則要求人民幣在金融市場上提供較為豐富的交易手段、避險工具和衍生產品，並提供面向市場的國際清算和再投資等服務。《報告》在“保持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穩定地位”前加上了匯率市場化的要求，即是對開放經濟環境下，堅持充足、穩定和流動的要求，人民幣匯率管理和國際支付能力全面提升。
四、以適度擴大總需求為目標，優化供給側改革環境，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今年的經濟工作主線，是解決經濟“L”型底部運行階段主要矛盾的關鍵措施，也是落實穩中求進方法論的重要改革平臺和載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品質，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場變化，理解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中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報告》指出，要“適度擴大總需求並提高有效性”，“使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管理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1．進一步釋放國內需求潛力，增強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持久拉動作用
我國內需潛力巨大，擴內需既有必要也有可能，關鍵是找准發力點。要圍繞改善民生來擴大消費，著眼補短板、增後勁來增加投資，使擴內需更加有效、更可持續。在工作著力點上要重視推動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相適應、消費升級和有效投資相促進、區域城鄉發展相協調，增強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持久拉動作用。
以消費作為第一支撐，促進消費穩定增長。消費是我國2016年經濟增長的第一支撐力，今年要適應消費需求變化，完善政策措施，改善消費環境。從政策施力的抓手來看，應以服務消費和產品消費作為兩個重點。《報告》要求：一要加快發展服務消費。開展新一輪服務業綜合改革試點，支持社會力量提供教育、養老、醫療等服務。推動服務業模式創新和跨界融合，發展醫養結合、文化創意等新興消費。完善旅遊設施和服務，大力發展鄉村、休閒、全域旅遊。擴大數位家庭、線上教育等資訊消費。促進電商、快遞進社區進農村，推動實體店銷售和網購融合發展。二要增加高品質產品消費。引導企業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擴大內外銷產品“同線同標同質”實施範圍，更好滿足消費升級需求。
以投資作為最關鍵因數，積極擴大有效投資。投資是流量的概念，也是導致經濟波動的最活躍因素，必須進行有效引導，深入化解影響投資特別是生產性投資的體制機制，支援資金更多投向補短板、調結構、促創新、惠民生的領域。《報告》指出，今年要完成鐵路建設投資8000億元、公路水運投資1.8萬億元，再開工15項重大水利工程，繼續加強軌道交通、民用航空、電信基礎設施等重大項目建設；中央預算內投資安排5076億元；落實和完善促進民間投資的政策措施。並在深化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中明確要求，要完善相關價格、稅費等優惠政策，強調“政府要帶頭講誠信，決不能隨意改變約定，決不能‘新官不理舊賬’”。
以協調發展作為基本理念，優化區域發展格局。區域協調和發展聯動是我國協調發展的核心要求。《報告》指出，要“統籌推進三大戰略和‘四大板塊’發展，實施好相關規劃，研究制定新舉措”；要“推動國家級新區、開發區、產業園區等創新發展”；要“支援資源枯竭、生態嚴重退化等地區經濟轉型發展”。此外，還應拓展區域發展的理念，將空域和海域資源的優化配置納入其中，優化空域資源使用，推進海洋經濟示範區建設。
提升品質標準，擴展基本內涵，扎實推進新型城鎮化。《報告》要求，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今年實現進城落戶1300萬人以上，加快居住證制度全覆蓋”；要“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鎮發展，推動一批具備條件的縣和特大鎮有序設市，發揮城市群輻射帶動作用”；要“推進建築業改革發展，提高設計水準和工程品質”；要“統籌城市地上地下建設，再開工建設城市地下綜合管廊2000公里以上，啟動消除城區重點易澇區段三年行動，推進海綿城市建設，使城市既有‘面子’、更有‘裡子’”。
2．積極主動擴大對外開放，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面對國際環境新變化和國內發展新要求，要進一步完善對外開放戰略佈局，以“一帶一路”、對外貿易、吸引外資和多邊經貿合作為重點，推動更深層次更高水準的對外開放。
高品質辦好“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扎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以“五通”的框架為基礎，根據今年世情和國情的變化，《報告》要求，“一帶一路”要“堅持共商共建共用，加快陸上經濟走廊和海上合作支點建設，構建沿線大通關合作機制”；“深化國際產能合作，帶動我國裝備、技術、標準、服務走出去，實現優勢互補”；“加強教育、文化、旅遊等領域交流合作”。
以促進貿易平衡發展和國內產業加快升級為目標，推進外貿繼續回穩向好。《報告》指出，對外貿易要“落實和完善進出口政策，推動優進優出”；“擴大出口信用保險覆蓋面，對成套設備出口融資應保盡保”支援服務貿易發展和水準提升，“設立服務貿易創新發展引導基金”；“支援市場採購貿易、外貿綜合服務企業發展”；“加快外貿轉型升級示範基地建設”；“促進加工貿易向產業鏈中高端延伸、向中西部地區梯度轉移”；“推廣國際貿易‘單一視窗’，增加先進技術、設備和關鍵零部件進口，實現全國通關一體化”。
以“最富吸引力的外商投資目的地”為目標，大力優化外商投資環境。重點是進一步落實好國民待遇原則，並有效學習國外先進做法和經驗，嘗試應用“准入前國民待遇”等新理念。《報告》要求，要“修訂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進一步放寬服務業、製造業、採礦業外資准入”；“支持外商投資企業在國內上市、發債，允許參與國家科技計畫專案”；“在資質許可、標準制定、政府採購、享受《中國製造2025》政策等方面，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地方政府可在法定許可權範圍內，制定出臺招商引資優惠政策”；“高標準高水準建設11個自貿試驗區，全面推廣成熟經驗”。並在中國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的情況下，實現引導對外投資健康規範發展，提升風險防範能力。
堅持“負責任的國家”的定位，推進國際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經濟全球化符合世界各國的根本利益，中國將堅定不移推動全球經濟合作，維護多邊貿易體制主管道地位，積極參與多邊貿易談判。《報告》指出，“我們願與有關國家一道，推動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議定書全面生效實施，早日結束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談判，推進亞太自貿區建設，繼續與有關國家和地區商談投資貿易協定”。
以上就是我們從經濟視角，堅持問題導向，堅持頂層規劃的思路，進行的2017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的學習。作為學習政府工作報告的另外一種維度，我們希望能夠全力嘗試，也致力於這一維度能夠打破原有學習框架的“瓶頸”，真正把《報告》的主線把握好，思路理清楚，措施成體系。經濟工作要堅決落實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適度擴大總需求，加強預期引導，深化創新驅動，全面做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各項工作。我們也應深入調研，加強學習，提高本領，積極落實“兩會”精神，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