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喬的文治武功給沔陽州帶來的新氣象
來自安徽青陽的柯喬文武兼備， 是真正能夠體察嘉靖皇帝用心， 化施于承天府百姓的人。 他不光“銷奸萌、護陵寢”， 還是人文教化事業的大力推行者。 柯喬的到來， 給仙桃、天門帶來了為之一振的新氣象。 而這正是茶聖故居西塔寺真正能刊行《茶經》的大背景。
柯喬在荊西道僉事任上， 親臨江岸， 度地勢、量基址， 主持修建了漢江大堤1700多裡， 今天的沔陽大堤就是其中一段， 使百眾免於水患；又設集市， 興辦學校， 平雪冤獄， 廢除了很多弊政。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離任時， 沔陽數千人為之送行，
當時剛剛退休歸籍的童承敘滿懷感慨地說：“我們這裡本來是個偏僻的窮地方， 沒有什麼文化， 等柯大人來了之後， 人文教化， 風氣大變啊。 ”（原話是“敝郡僻在草萊， 人文荒陋。 比歲幸遇明賢駐節開府， 觀民省方， 激揚之餘， 首敦風教。 章縫之士， 鹹就繩墨。 士習民風， 為之丕變。 誠一方之盛際也。 ”， 見《答柯雙華書》）
柯喬興學的傳說成為口碑
柯喬大興人文教化， 在沔陽州內有很好的口碑， 幾為傳說。 說有一天柯喬督學， 來到竟陵， 見東西湖中有洲， 風光旖旎， 認為“風氣所聚”。 他進城看過了文廟（縣學）， 在城內的西南角上， 裡面還掛著吳道子畫的孔子像呢。 他覺得讀書人不得其所，
有了新縣學， 老師哪裡來呢？得請大儒出來正風氣， 柯喬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大名鼎鼎、剛從京城請病假歸籍的童承敘（這個人的官階比柯喬高很多， 與《茶經》出版有著緊密關聯）。 童承敘聽說要請他出山， 親自寫了封長信（《答柯雙華書》）給柯喬予以婉拒。 柯喬尊師重教的故事可見一斑啦。
觀風竟陵：茶聖之慨與《茶經》之問
1541年， 經過了一年多的治理， 沔陽州內“百廢修舉”， 這一天柯喬一行“觀風竟陵， 訪唐處士陸羽故處龍蓋寺。 ”
他來到西塔寺， 見到了什麼， 不得而知。 我們暫未看到他留下有關此行的詩文。 他看到的西塔寺是他的老鄉安徽歙縣人真清重新整飭過的新景點，
也許柯喬最想看到的是茶聖的遺跡——流傳已久的“文學泉”， 可是因為湮沒沒有找到。 就在寺的西北角挖了口井， 又在上面蓋了個茶亭。 他應該在西塔寺待了很長時間， 逛完了三進深的曲折有致、松竹陰翳、殿閣森然的西塔寺， 就是不曉得看到了陸羽祠沒有， 發了通感慨說：“想不到大名鼎鼎的一代茶聖， 竟出生在這裡呀！”於是問《茶經》還存不存在於寺中， 這時候， 來自雕版之鄉的住持僧真清和尚答應改天奉上自己手抄的一本《茶經》正文請他過目。 而柯喬顯然覺得這遠遠不夠， 他建議要刊刻一部前所未有的新《茶經》， 並囑託隨行的安徽祁縣人汪可立校勘。
“有明中憲大夫柯公喬墓誌銘”（左）和柯喬校勘刊行的《晏子春秋》（右）
明嘉靖竟陵版《茶經》的刊刻是對柯喬致敬的文化事件
事實證明， 明嘉靖竟陵版《茶經》的刊刻是群策群力， 受到柯喬鞭策的同仁們， 幹勁十足。 單行本《茶經》集中體現了當時人的輯刊智慧、創新能力。
某種程度上講，明嘉靖竟陵版《茶經》刊刻于嘉靖南巡後的3年內，是天門對嘉靖南巡後，特別是柯喬任荊西道僉事主政沔陽州之後，所帶來的人文教化新氣象的紀念，是一次對柯喬致敬的文化事件。今天這本《茶經》被收錄到《四庫全書總目》裡，有一個莊重的名字，叫“明嘉靖二十一年柯雙華竟陵本”。
當然，柯喬也應和了一下我們的嘉靖皇帝，明中後期的幾位皇帝都提倡以人文教化宣喻天下，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方志編纂的風尚，到嘉靖萬歷時（1522－1619年）方志熱達到鼎盛。為了標榜本地人文之美，地方官們往往致力於地方文獻的編輯，也構成了明嘉靖《茶經》刊刻的時代背景。時空之下，讓人想到嘉靖南巡對父老鄉親的囑託猶然在耳。
嘉靖南巡給竟陵版《茶經》帶來的新體制
這本《茶經》建立了一個新的體制，充滿著對嘉靖南巡後天門的文化記憶與人文精神的色彩。這使得唐代以來的《茶經》體系有了新的發展，不光是增加了茶聖的底色，西塔寺的時代內容，也增加了、涵養了天門作為《茶經》聖地文化的特色，並形成了一個新的沐覲茶聖、發揚人文、注重《茶經》刊刻的傳統。這個傳統在天門形成了官員與民間縉紳的互動，讀書人往往思賢自況，發奮砥礪，延續了近500年，就像是茶聖精神最好的現實存在。從這個角度上講，《茶經》聖地文化承載著生生不息的茶聖陸羽精神，在全國範圍內是一道很特別的文化風景，為同時代的其他地區所無。
比較一下就會發現，嘉靖萬曆年間興盛於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地的茶書刊刻，是文人雅致生活與商品經濟共生的產物，是一種商品生產行為；而明嘉靖竟陵版《茶經》，包括竟陵以後陸續刊行的《茶經》，往往只是一種文化行為，是沒有走銷售程式的。
在這裡 見證茶歷史
茶經樓裡說《茶經》
茶經樓博物館出品·二零一七
文 / 夏日濃蔭
某種程度上講，明嘉靖竟陵版《茶經》刊刻于嘉靖南巡後的3年內，是天門對嘉靖南巡後，特別是柯喬任荊西道僉事主政沔陽州之後，所帶來的人文教化新氣象的紀念，是一次對柯喬致敬的文化事件。今天這本《茶經》被收錄到《四庫全書總目》裡，有一個莊重的名字，叫“明嘉靖二十一年柯雙華竟陵本”。
當然，柯喬也應和了一下我們的嘉靖皇帝，明中後期的幾位皇帝都提倡以人文教化宣喻天下，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方志編纂的風尚，到嘉靖萬歷時（1522－1619年）方志熱達到鼎盛。為了標榜本地人文之美，地方官們往往致力於地方文獻的編輯，也構成了明嘉靖《茶經》刊刻的時代背景。時空之下，讓人想到嘉靖南巡對父老鄉親的囑託猶然在耳。
嘉靖南巡給竟陵版《茶經》帶來的新體制
這本《茶經》建立了一個新的體制，充滿著對嘉靖南巡後天門的文化記憶與人文精神的色彩。這使得唐代以來的《茶經》體系有了新的發展，不光是增加了茶聖的底色，西塔寺的時代內容，也增加了、涵養了天門作為《茶經》聖地文化的特色，並形成了一個新的沐覲茶聖、發揚人文、注重《茶經》刊刻的傳統。這個傳統在天門形成了官員與民間縉紳的互動，讀書人往往思賢自況，發奮砥礪，延續了近500年，就像是茶聖精神最好的現實存在。從這個角度上講，《茶經》聖地文化承載著生生不息的茶聖陸羽精神，在全國範圍內是一道很特別的文化風景，為同時代的其他地區所無。
比較一下就會發現，嘉靖萬曆年間興盛於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地的茶書刊刻，是文人雅致生活與商品經濟共生的產物，是一種商品生產行為；而明嘉靖竟陵版《茶經》，包括竟陵以後陸續刊行的《茶經》，往往只是一種文化行為，是沒有走銷售程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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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經樓博物館出品·二零一七
文 / 夏日濃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