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造像因信仰而產生， 透過與佛典相應的圖像特徵， 並結合時代流行的信仰內容， 以傳達宗教的精神內涵。 信徒們發心造像以積德祈福， 修行者觀想造像以得定慧， 而法會中則以莊嚴的造像， 凝聚對佛法世界的嚮往。
單尊造像中， 常見有佛、弟子、菩薩、護法神等。 佛是信仰的中心， 代表覺悟者。 弟子隨侍佛側， 以僧侶為造型， 親炙教誨， 佛滅度後， 傳遞佛法。 菩薩則以太子形象為造型， 雖具佛智， 但為濟度眾生故， 不忍入涅槃成佛。 而護法神以忿怒相、鎮懾內外魔， 以上諸像與代表涅槃的塔， 共同建構出佛教信仰的基本樣貌。
佛教造像除傳達宗教信仰外， 文物本身同時具有獨立的藝術價值。 北魏的樸實稚拙， 唐代的飽滿生動和宋代以後的親切平易， 一方面展現不同時代的工藝水準， 一方面說明造像主導者的美感要求。 因此， 欣賞佛教造像， 不僅能體驗其宗教的善，
藏傳佛教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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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紀西藏開始接觸佛教， 八世紀印度的金剛乘取得優勢後， 西藏各派皆先顯後密， 以密部為最高最後的階段， 晚期又由於無上瑜伽坦特羅部經典大量翻譯， 使西藏建立了最完整最忠於梵文原典的金剛乘體系。
藏傳佛教在宗教修行上特別重視怛特羅密法， 在造像題材上雙身像和忿怒像是其所特有， 造像風格上受到喀什米爾風格（十四世紀以前）、八至十二世紀中的東印度帕拉風格、尼泊爾藝術、于闐、敦煌等地的影響， 十五世紀以後新添了中國風格。 整體而言， 十四至十八世紀因工匠的獨當一面以及譯經完整， 教理昌明， 儀軌完備， 是西藏本土特色最鮮明的時期。
西藏 十五世紀
青銅鎏金大黑天立像
明 十五世紀
青銅鎏金南天王立像
西藏 十五至十六世紀
青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坐像
北朝佛教造像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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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皇帝好佛，以佛教作為統治國家的手段，同時積極參與營寺造像等宗教活動，在帝室的影響下，貴族豪門、民間百姓無不競相營造，廣建功德，佛教藝術遂成為時代藝術精華之所在。
北朝佛教以法華經、維摩詰經和涅盤經為主，造像多為釋迦、彌勒及觀音，造像風格從北魏早期的雄壯，中期漸趨清秀，晚期的繁複，到東魏北齊的沈靜，不僅反映當時的工藝水準，同時傳達了當時的宗教氣氛。
北朝 六世紀下半
青銅鎏金觀音菩薩立像
北魏 太和二十二年銘
青銅鎏金觀音菩薩立像
北魏 太和元年銘
青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坐像
隋唐佛教造像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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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帝王大多支持佛教，隨著國力雄厚疆域擴張，與天竺接觸頻繁，唐僧西行求法，天竺僧侶東來，帶來大批經典，為佛教注入新生命。又由於高僧輩出，佛教界不斷思索真正適合中國的宗教，發展出各大宗派，在與中國固有思想融合下，使佛教徹底中國化。
隋唐佛教鼎盛，佛教藝術達於顛峰，印度傳入的造像稿本，豐富了造像題材，天竺所重視的立體感和審美意識巧妙的融入中國造像特有的流利線條中，在寫實精神的主導下，飽滿圓渾的人體、描繪細緻的衣飾和柔軟自在的動態表現，不僅充分掌握藝術的形式，同時傳達作品的內在性格，將莊嚴的神性，和諧地溶入人間性格之中。
隋 開皇六年銘
青銅鎏金二菩薩並立像
盛唐
青銅鎏金七世佛像
隋至初唐 七世紀上半
青銅鎏金觀音菩薩立像
盛唐
青銅鎏金觀音菩薩立像
盛唐
青銅鎏金佛坐像
宋、遼及雲南大理國的佛教造像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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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以來士大夫階級興起，取代貴族成為推動宗教與文化的主力，佛經故事成為民間說唱的話本，寺院俗講的內容加入歷史故事，佛教完全融入庶民的生活之中，佛教中國化更為徹底。因此宋代造像風格趨於平易近人，也由於繪畫成為藝術主流，雕刻中常被寓以繪畫的意趣。
遼代王室信佛者眾，貴族及民間盛行刻經、念佛、建寺和造像等佛事。遼代早期造像承緒唐代餘風，十一世紀發展出自我的風格，神情端嚴，不苟言笑，上身挺直，肌肉雄健，表現契丹民族特有的雄強風格。
大理國帝室崇佛，廿二位國主中有九位出家，開科取士，悉取僧道，並以僧道為官，上行下效，佛法昌隆。佛教宗派以密教為主，受到中原內地很大的影響，並吸收道教神祗和當地的本主崇拜，內容龐雜淺俗。觀音信仰特別盛行，觀音圖像眾多，和毗鄰的東南亞亦往來頻繁，造像風格多變，形成富地方性色彩的宗教藝術。
宋
青銅鎏金大日如來坐像
遼
青銅鎏金菩薩半跏像
宋
青銅鎏金菩薩坐像
大理國 十二世紀
青銅鎏金觀音菩薩立像
明清佛教造像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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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兩代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佛教的傳佈己無需仰賴皇家貴族的扶植，佛教教徒致力於經典的校刻和流通，使佛教思想的流布益廣，雖然明清時期在佛教教義和理論上沒有太大的創新與突破，但是佛教基本教義早已透過法會等活動，深植民心，使佛教成為中國文化中不可分離的一部份。
明清造像多為了延命、祈子、招財、進寶現實的利益，因此多崇拜世俗色彩濃厚的各種觀音、地藏和大肚彌勒等。造像風格趨於規律化，姿態僵硬，著重外在的裝飾，造形和神態與世俗人無異，缺少宗教作品神聖的特性。明清宮廷並有藏式佛像的製造，雖然遵循西藏造像的儀軌和量度，不過精雕細琢，裝飾繁瑣，往往忽視了作品內在的張力，追求外在的裝飾，庶民色彩十分濃厚。
明
青銅鎏金抱子觀音菩薩坐像
明
青銅鎏金觀音菩薩半跏倚坐像
明
青銅鎏金文殊菩薩坐像
明
青銅鎏金阿彌陀佛立像
明
青銅鎏金觀音菩薩坐像
明
青銅鎏金坐佛三尊像
明 崇禎四年銘
青銅鎏金佛塔
西藏 十五至十六世紀
青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坐像
北朝佛教造像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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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皇帝好佛，以佛教作為統治國家的手段，同時積極參與營寺造像等宗教活動，在帝室的影響下，貴族豪門、民間百姓無不競相營造，廣建功德，佛教藝術遂成為時代藝術精華之所在。
北朝佛教以法華經、維摩詰經和涅盤經為主，造像多為釋迦、彌勒及觀音，造像風格從北魏早期的雄壯，中期漸趨清秀，晚期的繁複，到東魏北齊的沈靜，不僅反映當時的工藝水準，同時傳達了當時的宗教氣氛。
北朝 六世紀下半
青銅鎏金觀音菩薩立像
北魏 太和二十二年銘
青銅鎏金觀音菩薩立像
北魏 太和元年銘
青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坐像
隋唐佛教造像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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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帝王大多支持佛教，隨著國力雄厚疆域擴張，與天竺接觸頻繁，唐僧西行求法，天竺僧侶東來，帶來大批經典，為佛教注入新生命。又由於高僧輩出，佛教界不斷思索真正適合中國的宗教，發展出各大宗派，在與中國固有思想融合下，使佛教徹底中國化。
隋唐佛教鼎盛，佛教藝術達於顛峰，印度傳入的造像稿本，豐富了造像題材，天竺所重視的立體感和審美意識巧妙的融入中國造像特有的流利線條中，在寫實精神的主導下，飽滿圓渾的人體、描繪細緻的衣飾和柔軟自在的動態表現，不僅充分掌握藝術的形式，同時傳達作品的內在性格，將莊嚴的神性，和諧地溶入人間性格之中。
隋 開皇六年銘
青銅鎏金二菩薩並立像
盛唐
青銅鎏金七世佛像
隋至初唐 七世紀上半
青銅鎏金觀音菩薩立像
盛唐
青銅鎏金觀音菩薩立像
盛唐
青銅鎏金佛坐像
宋、遼及雲南大理國的佛教造像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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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以來士大夫階級興起，取代貴族成為推動宗教與文化的主力，佛經故事成為民間說唱的話本，寺院俗講的內容加入歷史故事，佛教完全融入庶民的生活之中，佛教中國化更為徹底。因此宋代造像風格趨於平易近人，也由於繪畫成為藝術主流，雕刻中常被寓以繪畫的意趣。
遼代王室信佛者眾，貴族及民間盛行刻經、念佛、建寺和造像等佛事。遼代早期造像承緒唐代餘風，十一世紀發展出自我的風格，神情端嚴，不苟言笑，上身挺直，肌肉雄健，表現契丹民族特有的雄強風格。
大理國帝室崇佛，廿二位國主中有九位出家，開科取士，悉取僧道，並以僧道為官，上行下效，佛法昌隆。佛教宗派以密教為主，受到中原內地很大的影響，並吸收道教神祗和當地的本主崇拜，內容龐雜淺俗。觀音信仰特別盛行，觀音圖像眾多，和毗鄰的東南亞亦往來頻繁，造像風格多變，形成富地方性色彩的宗教藝術。
宋
青銅鎏金大日如來坐像
遼
青銅鎏金菩薩半跏像
宋
青銅鎏金菩薩坐像
大理國 十二世紀
青銅鎏金觀音菩薩立像
明清佛教造像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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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兩代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佛教的傳佈己無需仰賴皇家貴族的扶植，佛教教徒致力於經典的校刻和流通，使佛教思想的流布益廣，雖然明清時期在佛教教義和理論上沒有太大的創新與突破，但是佛教基本教義早已透過法會等活動，深植民心，使佛教成為中國文化中不可分離的一部份。
明清造像多為了延命、祈子、招財、進寶現實的利益，因此多崇拜世俗色彩濃厚的各種觀音、地藏和大肚彌勒等。造像風格趨於規律化，姿態僵硬，著重外在的裝飾，造形和神態與世俗人無異，缺少宗教作品神聖的特性。明清宮廷並有藏式佛像的製造，雖然遵循西藏造像的儀軌和量度，不過精雕細琢，裝飾繁瑣，往往忽視了作品內在的張力，追求外在的裝飾，庶民色彩十分濃厚。
明
青銅鎏金抱子觀音菩薩坐像
明
青銅鎏金觀音菩薩半跏倚坐像
明
青銅鎏金文殊菩薩坐像
明
青銅鎏金阿彌陀佛立像
明
青銅鎏金觀音菩薩坐像
明
青銅鎏金坐佛三尊像
明 崇禎四年銘
青銅鎏金佛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