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細思極恐的歷史，董仲舒對儒學的影響

董仲舒是儒家思想發展歷程中非常關鍵的人物。 春秋戰國的統治者不曾真正採納過儒家的理論， 諸候多數是為了招納人才而作出禮賢下士的姿態而已。 而在政治實踐上， 春秋戰國諸候大都是法家學說的信徒， 秦最終統一六國， 依靠的也是法家。 儒家思想在秦統一之後更一度遭受重創， 坑儒使儒家的理論學說成為打擊對象， 好在秦朝的統治並不長久， 漢朝迅速取而代之。 至漢武帝時， 在董仲舒的努力之下， 儒家才真正擊敗道家和法家， 在意識形態領域取得長達兩千多年的統治地位。 董仲舒為適應統治階級的需要而精心改造了儒學，

開創了儒學的一個新時代：

天人感應說：

天的概念， 先秦時代早已有之。 儒家的“天”在孔子那裡是敬而遠之的， 在孟子那裡則是“順天命， 盡人事”側重於人的作用， 而到了荀子那裡， 則進一步變成“制天命而用之”了。

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並沒有順著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的思路發展， 而是從墨家學說裡面尋找源泉。 墨家學說認為天是無處不在的最高主宰。 人可以通過自己的所作所為來避凶趨福， 事實上人的作用仍然是佔據主導地位的。 而董仲舒則給天添上了人的色彩。 人與天不再是單向聯繫和不可知的， 而是可以與之建立起溝通的管道的。 不單只是人必須服從天意， 天還會通過各種方式給人以警示。 天成為一個人性化的神， 有喜怒哀樂， 是人間最高的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神。 董仲舒的“天”具有明顯的神化特徵， 具備了一定程度的宗教性。

天的這種地位有三種作用， 一在於為統治者提供了一個合法的權力來源， 天子以天的意志來統治人民，

具有先天的道德優勢。 而相應的人民則應該服從天通過天子在人間的統治。 第二方面則在於對天子的制約， 由於天子的統治權在於其道德符合天意， 如果天子出現不符合“天”的意志的行為， 人民則可以根據天所作的警示來選擇一個新的統治者。 第三個方面在於， 在日常生活中， 天就想一個無處無時不在的監督者， 有一個客觀的標準來調整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行為。 天成為人民道德自律的一個監督者和動力。 為了論證天的存在， 解釋天的意志的表達方式， 董仲舒又從陰陽學家那裡借鑒來了陰陽學說， 五行學說。 對社會的各方面分門別類， 用五行的觀點， 陰陽的觀點重新加以解釋。

三綱五常：

自然界的陰陽五行投射到社會， 變成了君臣父子之間的秩序。 以天合人， 又以人合天， 便是其神學的天人合一”論。 具體表現為“三綱五常”論所謂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董仲舒把三綱”之源歸於天”， 附會於陰陽， 天為君而覆露之， 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

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 夏為子而養之， 秋為死而棺之， 冬為痛而喪之。 王道之三綱， 可求於天’， 所謂五常”， 則是指仁、義、禮、智、信五常， 王者所當修飭;王者修飭， 故受天之佑， 而享鬼神之靈， 德施於力一外， 延及群生也。 ”董仲舒將這五常看作是處理君臣、上下關係的準繩， 維護封建統治， 防止人民造反作亂的堤防， 其目的則是要達到教化立、堤防完、習俗美、奸邪止”， 從此以後， 生綱五常”便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倫理教條， 其本質是統治階級控制人民的思想武器。

性三品說：

孟子與荀子在人性論上曾有過完全不同的觀點，即著名的性善論與性惡論。董仲舒則在前人的基礎上加以損益。提出了性三品說。他認為人性分為上中下三種，即聖人之性，中民之性，鬥筲之性。鬥筲之性者不可善化，聖人之性者不教而善，兩者都是少數。多數則是可教化的中民之性，而教化中民之性的責任則在於王者，‘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孟子與荀子的人性論都指的是萬民之性，並沒有作多數人跟少數人的區分，而董仲舒則對人作出了不同等級的劃分。中民佔據了人的大多數，這些人的自我修養靠的是天子的王教，再一次的將統治者的道德拔高到人民之師的地位。

義利觀：

義利之辯從孔子那裡就開始被關注了。但在董仲舒之前的儒家學者大多強調義，而很少涉及利。董仲舒從陰陽學說出發，認為“天之生人，使之生義與利”認為義與利是人自然的屬性。義是滿足人的道德需要，而利是滿足人的生理需要。因而在兩者之間關係的處理上，不再一味強調舍利求義。而是強調義與利都是人的基本需要。但是在道德實踐上，義與利並不因此而獲得平等的地位，因為利只是用以“養體”，對於道德實踐來說，義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把義作為區別人與非人的特徵。“人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董仲舒最終將其對“仁”的理解遷移到義利之間關係的處理上，認為仁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語見於《漢書 董仲舒傳》，而《春秋繁露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則是:“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對人民的道德領域提出了舍利求義的要求。

正是董仲舒對傳統儒家學說在各個方面各個領域所作出的巨大調整，備受打擊冷落的儒學才能緊隨時代的發展，滿足統治階級的需要，而最終成為封建正統思想，得以在中國流傳長達兩千多年。但是董仲舒對儒學的改造，過於迎合統治者的需要，將很多落後的神學觀念引進了儒家學說，為儒家學說的沒落種下了禍根。

孟子與荀子在人性論上曾有過完全不同的觀點，即著名的性善論與性惡論。董仲舒則在前人的基礎上加以損益。提出了性三品說。他認為人性分為上中下三種，即聖人之性，中民之性，鬥筲之性。鬥筲之性者不可善化，聖人之性者不教而善，兩者都是少數。多數則是可教化的中民之性，而教化中民之性的責任則在於王者，‘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孟子與荀子的人性論都指的是萬民之性，並沒有作多數人跟少數人的區分，而董仲舒則對人作出了不同等級的劃分。中民佔據了人的大多數，這些人的自我修養靠的是天子的王教，再一次的將統治者的道德拔高到人民之師的地位。

義利觀：

義利之辯從孔子那裡就開始被關注了。但在董仲舒之前的儒家學者大多強調義，而很少涉及利。董仲舒從陰陽學說出發，認為“天之生人，使之生義與利”認為義與利是人自然的屬性。義是滿足人的道德需要，而利是滿足人的生理需要。因而在兩者之間關係的處理上，不再一味強調舍利求義。而是強調義與利都是人的基本需要。但是在道德實踐上，義與利並不因此而獲得平等的地位，因為利只是用以“養體”，對於道德實踐來說，義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把義作為區別人與非人的特徵。“人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董仲舒最終將其對“仁”的理解遷移到義利之間關係的處理上，認為仁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語見於《漢書 董仲舒傳》，而《春秋繁露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則是:“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對人民的道德領域提出了舍利求義的要求。

正是董仲舒對傳統儒家學說在各個方面各個領域所作出的巨大調整，備受打擊冷落的儒學才能緊隨時代的發展，滿足統治階級的需要，而最終成為封建正統思想，得以在中國流傳長達兩千多年。但是董仲舒對儒學的改造，過於迎合統治者的需要，將很多落後的神學觀念引進了儒家學說，為儒家學說的沒落種下了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