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大俠
3月7日， 新一輪的胡潤百富公佈。 美國科氏工業集團(以下簡稱“科氏工業”)兩兄弟查理斯·科赫與大衛·科赫， 以2980的財富總值，
類似于羅斯柴爾德， 科氏工業也是一家典型的家族企業， 查理斯和大衛均屬科氏二代。 到現在， 這個家族企業滲透到了原油開採、煉化、貿易、管道運輸、道路瀝青等諸多工業領域;獲得的殊榮亦是數不勝數：世界最重要的石油貿易商、北美最大液化石油氣加工集團、美國第六大電力供應商、世界最大的道路瀝青生產供應商……
除此之外， 科氏工業還有三個最為引以為傲的標籤：一是它如同老乾媽、華為， 是一家沒有上市的私有化企業;二是它的歷史已長達99年。 馬雲希望阿裡能成為102年的企業。 顯然， 這個目標對科氏工業而言， 只是馬拉松之前的熱身運動;三是科赫兄弟曾幾度惹毛奧巴馬，
40年， 2200倍的投資回報
1967年， 弗雷德·科赫去世。 為紀念父親， 在1968年， 新上任的查理斯將公司更名為科氏工業。
查理斯（左）和大衛（右）
弗雷德的父親也是一名生意人。 在他的影響下， 1918年， 18歲的弗雷德在念大學的同時，
科氏工業
接過弗雷德授予的重任後， 查理斯經常想起父親的一句話：“我希望你的第一筆生意賠錢， 否則你會高估自己。 ”這是弗雷德坎坷半身獲取的經驗：任何困難面前， 都不會有神的相助;一切的外來投資， 都有可能在下一刻紛紛撤走。 他是在告誡查理斯， 隨時準備好充足的資金， 才能應對一切的意外。 因為他自己的創業過程中， 都是自己掏腰包， 從未要過資本市場一分錢。
因此， 從執掌科氏工業以來， 查理斯一路步步為營， 只有在制定好最完美的退路之後， 他才會與對方建立合作關係， 而這些生意不會讓任何同行染指， 皆由自己獨立完成。
為了讓核心業務具有更嚴密的商業邏輯性，
與此同時， 他沿用了父親的套路， 進行了一系列收購：芮斯煤炭、埃爾夫瀝青、美國天然氣管道、工業城水療中心等等。 這些業務周邊如同推動跑車沖向終點的液態氮氧燃料， 讓科氏工業在2008年實現980億銷售額， 並登上當年的“財富500強”第50位。
有人在當時算了筆賬：如果在1968年， 在科氏投進1美元， 40年後， 就能收穫2200美元。
不過很顯然， 查理斯不會讓外人有機會分食這份回報。 他和大衛分別持有科氏工業42%的股份， 剩餘的18%要分給合夥人與家族其它成員。
他始終將父親的告誡奉若神明。
福布斯封面上的查理斯
“除非我死了，科氏才能上市”
2005年，科氏工業收購了佐治亞-太平洋公司。
夜晚的佐治亞-太平洋
佐治亞-太平洋的核心業務是紙漿、紙製品等。二戰期間，科氏工業可謂苟延殘喘、舉步維艱，但佐治亞-太平洋卻風光無限：它成為當時美國軍隊最大的木材供應商。戰後的繁榮，加速了經濟的發展，強盛的經濟，卻成為了紙業的掣肘。薄利多銷的時代已經過去，佐治亞-太平洋的鼎盛也一去不復返。
此次收購，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宗私企收購上市公司的事件，它轟動了商界，也讓科氏打敗了美國嘉吉——後者曾連續29年位居全球最大私有化企業。
而這也引來了一個問題：作為私企龍頭的科氏工業，到底該不該上市?
這是一種商業大流。每個行業冠軍的結局，好像都應該走上上市之路，蘋果、穀歌、臉書，概莫能外。
弗雷德應該也應該料到科氏會走到這一天，因此他留下的遺訓是“只要不將公司賣掉，你怎麼辦都行”。言外之意，就是上市也不無不可。然而，查理斯卻根本沒有考慮過這種可能性：“除非我死了，科氏才能上市!”
這種定論，並非是查理斯的一時意氣，而是他謀定而後動的判斷。企業上市後，要定期公開運營資料，股價會受到股票市場整體氛圍的影響而起伏不定。特別是一家專注于長遠發展的企業，在這個過程中因為開發新產品而可能面臨結構重組、增加投入，營收就將面臨萎縮;如果遇到經濟衰退、行業蕭條，投資回報減少的同時，資本市場就會要求企業採取各種短期行為來降低虧損，這就打亂了長期發展的計畫，現金流的把控也將面臨失控。
而作為工業巨頭的科氏，很明顯是依賴制定、執行長遠規劃而發展前行，這個過程中，任何環節的資金出現問題，都有可能讓科氏元氣大傷。近幾年工業環境蕭條引發的工業企業集體走衰，就是最好的應證。
此外，上市以後，資金、話語權很多時候都由不得你，而是由一群人分配、制定。這群人中，難免有的暗懷鬼胎。如果有人將上市當成盈利的目的，而非發展公司的手段，那麼鐘聲敲響那刻，或許就只能成為公司最後的輝煌。
奧巴馬最痛恨的商業大佬
政商不離家，這放在科赫兄弟頭上也不例外。從查理斯做事的風格亦可判斷，他除了擁有縝密的思維，還有極大的野心;大衛跟他如出一轍：大衛還有個叫比爾的雙胞胎弟弟，但大衛從小就跟查理斯合得來，而不喜歡比爾。
野心的背後，通常會暴露出一個人的問題;對於科赫兄弟而言，他們的問題就是激進——即國外所謂的“右派”(這和中國恰好相反)。美國右派還有個稱呼，叫做“茶黨”——發軔於1773年的波士頓傾茶事件。
早在1979年，科赫兄弟就有了從政的想法。當年，大衛在查理斯的勸說下，參與了公職競選。在當時，他就表達了“茶黨”的右派願望：廢除稅收、聯邦調查局，終結社會保障、槍支管制等制度。他覺得，政府只需做一件事：保護個人權利。
抵制稅收的茶黨上街遊行
那次競選，兄弟兩人花了200萬美元，僅獲得1%的選票。可見，美國民眾對“茶黨”右傾主義的深惡痛絕。終於，在多年後，他們的行為激怒了奧巴馬。
2008年，奧巴馬提出必須採取措施阻止全球變暖。第二天的報紙上，出現諷刺的報導：如果全球變暖，政府就會對經濟控制更多。言下之意，當前的政府已經對企業和人民的收入干預、攫取太多，民眾已經忍無可忍。
調查後得知，這所謂的報導，都是科赫兄弟在背後興風作浪。從1979年選舉失敗以後，科赫兄弟一直沒有停止與政府的鬥爭。他們花錢買通了美國智庫——卡托研究所，該所的觀點常被美國主流媒體引用。同時，科赫兄弟還向近40個政治和政策組織提供經濟資助，與他們聯合起來對抗奧巴馬政府，甚至在2012年準備將獲得連任的奧巴馬趕下臺，而奧巴馬卻無可奈何，因為在美國，政治就是利益集團之間的金錢遊戲。
2016年，美國大選前夕，兩兄弟又花費8.89億的“戰爭基金”對抗奧巴馬。如今，奧巴馬如他們所願下臺了，只不過，不知道連WTO都要拋棄的特朗普，是否合了科赫兄弟的心意?
科氏工業的發展邏輯
與政府的抗爭，粗略看來仿似一出嘩眾取寵的鬧劇，它跟花錢炒作的性質如出一轍。但從某種層面上，它也反映了科氏領導人的某些特質：為目的而執著，為理想而抗爭。在政治上，這或許是跳樑小丑的把戲;但在商業上，它是一種精神，同時代表了為爭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做的努力，尤其當更多外界人反對這種努力的時候，這種精神更顯可貴。
查理斯作品：做大私企
縱觀科氏工業，除了堅持，我們還能梳理出更多的商業邏輯，而科氏高管早已總結如下：
首先，是企業必須身陷困難，才能成長。如果一家企業始終順風順水，它上生的空間不會太大，遇到問題也無法有效解決。只有咬牙走過了風雨，才懂得珍惜來之不易的晴天。
其次，交易必須有長遠的表現。上市公司成倍增長的營收資料不代表好的表現，因為資料背後的波動無法估測，它只能蒙惑投資者的雙眼。有錢要揣在兜裡，事情要靜下心來做，而不是口沫橫飛地說。
再次，企業必須要有賺錢的技能。技術和產品，始終是企業發展的源動力。花錢打廣告找投資，不如花錢開發技術做產品;要是沒有技術，那就花錢去收購企業、去學習技術。
當然，如果企業在能成為行業老大的同時，還能惹怒(前)國家老大，那麼，它離查理斯的理想——建立一家偉大的公司——也就不遠了。
福布斯封面上的查理斯
“除非我死了，科氏才能上市”
2005年，科氏工業收購了佐治亞-太平洋公司。
夜晚的佐治亞-太平洋
佐治亞-太平洋的核心業務是紙漿、紙製品等。二戰期間，科氏工業可謂苟延殘喘、舉步維艱，但佐治亞-太平洋卻風光無限：它成為當時美國軍隊最大的木材供應商。戰後的繁榮，加速了經濟的發展，強盛的經濟，卻成為了紙業的掣肘。薄利多銷的時代已經過去，佐治亞-太平洋的鼎盛也一去不復返。
此次收購，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宗私企收購上市公司的事件，它轟動了商界，也讓科氏打敗了美國嘉吉——後者曾連續29年位居全球最大私有化企業。
而這也引來了一個問題：作為私企龍頭的科氏工業，到底該不該上市?
這是一種商業大流。每個行業冠軍的結局，好像都應該走上上市之路，蘋果、穀歌、臉書，概莫能外。
弗雷德應該也應該料到科氏會走到這一天，因此他留下的遺訓是“只要不將公司賣掉，你怎麼辦都行”。言外之意，就是上市也不無不可。然而，查理斯卻根本沒有考慮過這種可能性：“除非我死了，科氏才能上市!”
這種定論，並非是查理斯的一時意氣，而是他謀定而後動的判斷。企業上市後，要定期公開運營資料，股價會受到股票市場整體氛圍的影響而起伏不定。特別是一家專注于長遠發展的企業，在這個過程中因為開發新產品而可能面臨結構重組、增加投入，營收就將面臨萎縮;如果遇到經濟衰退、行業蕭條，投資回報減少的同時，資本市場就會要求企業採取各種短期行為來降低虧損，這就打亂了長期發展的計畫，現金流的把控也將面臨失控。
而作為工業巨頭的科氏，很明顯是依賴制定、執行長遠規劃而發展前行，這個過程中，任何環節的資金出現問題，都有可能讓科氏元氣大傷。近幾年工業環境蕭條引發的工業企業集體走衰，就是最好的應證。
此外，上市以後，資金、話語權很多時候都由不得你，而是由一群人分配、制定。這群人中，難免有的暗懷鬼胎。如果有人將上市當成盈利的目的，而非發展公司的手段，那麼鐘聲敲響那刻，或許就只能成為公司最後的輝煌。
奧巴馬最痛恨的商業大佬
政商不離家，這放在科赫兄弟頭上也不例外。從查理斯做事的風格亦可判斷，他除了擁有縝密的思維，還有極大的野心;大衛跟他如出一轍：大衛還有個叫比爾的雙胞胎弟弟，但大衛從小就跟查理斯合得來，而不喜歡比爾。
野心的背後，通常會暴露出一個人的問題;對於科赫兄弟而言，他們的問題就是激進——即國外所謂的“右派”(這和中國恰好相反)。美國右派還有個稱呼，叫做“茶黨”——發軔於1773年的波士頓傾茶事件。
早在1979年，科赫兄弟就有了從政的想法。當年，大衛在查理斯的勸說下，參與了公職競選。在當時，他就表達了“茶黨”的右派願望：廢除稅收、聯邦調查局，終結社會保障、槍支管制等制度。他覺得，政府只需做一件事：保護個人權利。
抵制稅收的茶黨上街遊行
那次競選，兄弟兩人花了200萬美元，僅獲得1%的選票。可見，美國民眾對“茶黨”右傾主義的深惡痛絕。終於，在多年後，他們的行為激怒了奧巴馬。
2008年，奧巴馬提出必須採取措施阻止全球變暖。第二天的報紙上，出現諷刺的報導：如果全球變暖，政府就會對經濟控制更多。言下之意，當前的政府已經對企業和人民的收入干預、攫取太多，民眾已經忍無可忍。
調查後得知，這所謂的報導，都是科赫兄弟在背後興風作浪。從1979年選舉失敗以後，科赫兄弟一直沒有停止與政府的鬥爭。他們花錢買通了美國智庫——卡托研究所，該所的觀點常被美國主流媒體引用。同時，科赫兄弟還向近40個政治和政策組織提供經濟資助，與他們聯合起來對抗奧巴馬政府，甚至在2012年準備將獲得連任的奧巴馬趕下臺，而奧巴馬卻無可奈何，因為在美國，政治就是利益集團之間的金錢遊戲。
2016年，美國大選前夕，兩兄弟又花費8.89億的“戰爭基金”對抗奧巴馬。如今，奧巴馬如他們所願下臺了，只不過，不知道連WTO都要拋棄的特朗普，是否合了科赫兄弟的心意?
科氏工業的發展邏輯
與政府的抗爭，粗略看來仿似一出嘩眾取寵的鬧劇，它跟花錢炒作的性質如出一轍。但從某種層面上，它也反映了科氏領導人的某些特質：為目的而執著，為理想而抗爭。在政治上，這或許是跳樑小丑的把戲;但在商業上，它是一種精神，同時代表了為爭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做的努力，尤其當更多外界人反對這種努力的時候，這種精神更顯可貴。
查理斯作品：做大私企
縱觀科氏工業，除了堅持，我們還能梳理出更多的商業邏輯，而科氏高管早已總結如下：
首先，是企業必須身陷困難，才能成長。如果一家企業始終順風順水，它上生的空間不會太大，遇到問題也無法有效解決。只有咬牙走過了風雨，才懂得珍惜來之不易的晴天。
其次，交易必須有長遠的表現。上市公司成倍增長的營收資料不代表好的表現，因為資料背後的波動無法估測，它只能蒙惑投資者的雙眼。有錢要揣在兜裡，事情要靜下心來做，而不是口沫橫飛地說。
再次，企業必須要有賺錢的技能。技術和產品，始終是企業發展的源動力。花錢打廣告找投資，不如花錢開發技術做產品;要是沒有技術，那就花錢去收購企業、去學習技術。
當然，如果企業在能成為行業老大的同時，還能惹怒(前)國家老大，那麼，它離查理斯的理想——建立一家偉大的公司——也就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