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 《唐摹萬歲通天帖》書後王羲之的書法， 無論古今哪家哪派的評價如何， 它在歷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總是客觀存在的。 又無論是從什麽角度研究， 是學習參考， 還是分析比較， 那些現存書跡， 總是直接材料。
世傳王羲之的書跡有兩類：一是木版或石刻的碑帖；一是唐代蠟紙鉤摹的 墨蹟本。 至於他直接手寫的原跡， 在北宋時只有幾件， 如米芾曾收的《王略帖》等， 後來都亡佚不傳， 只剩石刻拓本。
木版或石刻的碑帖， 從鉤摹開始， 中間經過上石、刊刻、捶拓、裝潢種種 工序， 原貌自然打了若干折扣，
這種唐摹本在宋代已被重視， 米芾詩說“媼來鵝去已千年， 莫怪癡兒收蠟紙”。 可見當時已有人把鉤摹的蠟紙本當作王羲之的真跡， 所以米芾譏他們是“癡兒”。 到了今天唐摹本更為稀少， 被人重視的程度， 自然遠過宋人， 便與真跡同等了。 現存的摹本中， 可信為唐摹的， 至多不過九件。
（一）現存唐摹王羲之帖概觀
現存唐摹王羲之帖， 在卅年前所見， 計有：一、《快雪時晴帖》， 二、《奉橘》等三帖一卷（俱在臺灣）， 三、 《喪亂》等三帖一卷， 四、《孔侍中》等二帖一卷， 以上俱帶名款， 還有五、《遊目帖》（俱在日本）雖不帶名款， 但見於《十七帖》中。 近卅餘年中發現的重要唐摹本首推六、《姨母》等帖一卷（在遼寧），
以上各帖， 《游目》聞已毀於戰火， 《寒切》墨色損傷太甚， 《快雪》紙色過暗外， 其餘無不精彩逼人。 有疑問的， 這裏都不涉及。 在卅餘年前， 論唐摹本， 都推《喪亂》和《孔侍中》， 因為這二件紙上都有“延曆判定”的印跡。 延曆是日本桓武帝的年號， 其元年為西元七八二年。 日本學者考訂這二件是《東大寺獻物帳》中著錄的。 按《獻物帳》是日本聖武帝卒後皇后將遺物供佛的帳目， 聖武卒於西元七二九年， 那麼傳到日本時至少在七二九年以前， 摹拓自更在前， 證據比較有力。 自從卅餘年前《姨母》等帖出現後，
（二）《姨母》等帖
唐摹王羲之帖， 不論是現存的或已佚的， 能確證為唐代所摹的已然不易得；如可證在唐代誰原藏、誰摹拓、何年何月， 一一可考的除了這《姨母》等帖一卷外， 恐怕是絕無的了。
所說《姨母》等帖， 是唐代鉤摹的一組王氏家族的字跡。 現存這一卷， 是那一組中的一部份。 這卷開頭是王羲之的《姨母》、《初月》二帖， 以下還有六人八帖。 卷尾有萬歲通天二年王方慶進呈原跡的銜名。 在唐代稱這全組為《寶章集》， 宋代嶽珂《寶真齋法書贊》卷七著錄， 稱這殘存的七人十帖連尾款的一卷為《萬歲通天帖》， 比較恰當， 本文以下也沿用此稱。
先從文獻中看唐代這一組法書的摹拓經過：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六載竇臮《述書賦》並其兄竇蒙的注，
“武后君臨， 藻翰時欽。 順天經而永保先業， 從人欲而不顧兼金。 ”竇蒙注雲： “則天皇後， 沛國武氏， 士獲女。 臨朝稱尊號， 日大周金輪皇帝。 時鳳閣侍郎石泉王公方慶， 即晉朝丞相導十世孫。 有累代祖父書跡， 保傳於家， 凡二十八人， 輯為一十一卷。 後墨制問方慶， 方慶因而獻焉。 後不欲奪志， 遂盡模寫留內， 其本加寶飾錦繢， 歸還王氏， 人到於今稱之。 右史崔融撰《王氏寶章集·敘》， 具紀其事。 ”
《法書要錄》卷四載失名《唐朝敘書錄》， 亦述此事而較略。 末雲：“神功元年五月， 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 ……獻之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 ……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寶章集》以敘其事。 複以《集》賜方慶， 當時舉朝以為榮也。 ”
五代時劉昫領修的《舊唐書》卷八十九《王方慶傳》說：
“則天以方慶家多書籍，嘗訪求右軍遺跡。方慶奏日：“臣十年代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之，唯有一卷現今存。又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並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則天禦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寶章集》以敘其事，複賜方慶，當時甚以為榮。”
按以上三條記載，“神功元年”當然不確，因為現存卷尾分明是萬歲通天二年；人數不同，有計算或行文不周密的可能；卷數不同，有傳抄傳刻之誤的可能；都無關緊要。只有賜還王氏的是原跡還是摹本?這個問題，竇蒙說的最清楚，是“遂盡模寫留內”。岳珂跋贊也依竇蒙的說法。或問這“賜還”、“留內”的問題，“干卿底事”?回答是：摹拓本若是“留內”的，則拓法必更精工，效果必更真實，我們便更可信賴了。
（三） 《萬歲通天帖》的現存情況
王方慶當時進呈家藏各帖，據《舊唐書》所記有三組：羲之為一卷，是一組；導至褒九人為一組，分幾卷不詳；獻之以下二十八人為一組，分幾卷不詳。
至於摹拓本是否拆散原組重排的，已無從查考。但看命名《寶章集》，又令崔融作敘的情況，應是有一番整理的。
現存這一卷，為清代禦府舊藏，今在遼寧省博物館。所剩如下的人和帖：
羲之：《姨母》、《初月》，
薈：《癤腫》、《翁尊體》，
徽之：《新月》，
獻之：《廿九日》，
僧虔：《在職》，
慈：《栢酒》、《汝比》，
志：《喉痛》。
（今裝次序如此，與《寶真齋法書贊》、《真賞齋帖》微異。） 共七人十帖。原有人數，按《舊唐書》所記，三組應是三十九人，今卷所存僅五分之一強；如按竇蒙所說“凡二十八”，則今卷也僅存四分之一。帖數也不難推想，比原有的必然少得很多。今存這卷內有北宋時“史館新鑄之印“，又曾刻入《秘閣續帖》。 《續帖》今已無傳，清末沈曾植曾見張少原藏殘本，中有此卷，見《寐叟題跋》，所記並無溢出的人和帖。
到南宋時在嶽珂家，著錄於《寶真齋法書贊》卷七，缺了薈、志二人的銜名和“癤腫”、 “喉痛”二帖文。《寶真齋法書贊》是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可能是《永樂大典》抄失或四庫館輯錄時抄失。今卷中二人銜名及二帖俱存，可知岳氏時未失。《寶真齋法書贊》中已缺僧虔銜名，嶽氏自注據《秘閣續帖》補出，是齊司空簡穆公僧虔。又《翁尊體》一帖列在《汝比》帖後，是王慈的第三帖。《真賞齋帖》列於王僧虔後，王慈之前，成了失名的一人一帖。
今卷次序，與《三希堂帖》同，成了王薈的第二帖。細看今卷下邊處常有朱筆標寫數目字，《翁尊體》一紙有“六”字，《汝比》一紙有“七”字，其他紙邊數碼次序多不可理解。可見這七人十帖，以前不知裝裱多少次，顛倒多少次。
以書法風格看，確與王慈接近，嶽珂所記，是比較合理的。 又原卷嶽氏跋後贊中紙爛掉一字，據《寶真齋法書贊》所載，乃是“玉”字。
還有竇臮的“臮”字，本是上半“自”字，下半橫列三個“人”字，另一寫法，即是“洎”字。嶽氏跋中誤為“泉”字，從白從水。清代翁方綱有文談到嶽氏跋贊都是書手代抄上的，所以其中有誤字，這個推論是可信的。今存嶽氏書跡，還有一個剳子（在故宮），只有簽名一“珂”字是親筆，可見他是勤於撰文而懶於寫字的。
清初朱彝尊曾見這卷，說有四跋，為岳珂、張雨、王鏊、文徵明（見《曝書亭集·卷五十三·書萬歲通天帖舊事》，下引朱氏文同此）。今王跋已失，當是入乾隆內府時撤去的。乾隆刻帖以後，這卷經過火燒，下端略有缺筆處。
（四） 《萬歲通天帖》在歷史文物和書法藝術上的價值
《萬歲通天帖》雖是有本有源、有根有據的一件古法書的真面貌，但在流傳過程中卻一再受到輕視。明代項元汴是一個“富而好古”的商人，其家開有當鋪。一般當鋪只當珍寶，他家當鋪卻並當書畫。於是項氏除了收買書畫外，還有當來的書畫。他雖好收藏書畫，卻並沒有眼力，也常得到假造的、錯誤的。
所謂錯誤，即是張冠李戴，認甲成乙。舉例如元末楊遵，也號“海嶽庵主”，與宋代米芾相重。有人把楊的字冒充米的字，他也信以為真。他還常把得到“價浮”的書畫讓他哥哥項篤壽收買，所謂“價浮”，即是認為不值那些錢的。
這卷即是項元汴認為“價浮”的，所以歸了項篤壽。事見朱彝尊文。按這卷煊赫法書，可謂無價之寶，而項元汴竟認為不值，足見他並無真識。這是此卷受屈之一；又乾隆時刻《三希堂帖》，以《快雪時晴帖》為尊，信為真跡，而此卷則列於“唐摹”類中，這是受屈之二。
推論原因，無論明人清人何以不重視它，不外乎看到它明明白白寫出是“鉤摹”本，而楊遵被明人信為米芾，《快雪》被清人信為真跡，都因上無“充”字、“摹”字，所以“居之不疑”，也就“積非成是”了。可笑的是那麼厲害的武則天，也會錯說出一句“是摹本”的真話，竟使她大費心思製成的一件瑰寶，在千年之後，兩次遇到“信假不信真”的人!
《萬歲通天帖》的可貴處，我以為有三點值得特別提出：
一、古代沒有影印技術時，只憑蠟紙鉤摹，同是鉤摹，又有精粗之別。有的原帖有殘缺，或原紙昏暗處，又給鉤摹造成困難，容易發生失誤。即如《快雪帖》中『羲』字，筆劃攢聚重疊，不易看出行筆的蹤跡。當然可能是書寫時過於迅速，更可能是出於鉤摹不善。《喪亂》、《孔侍中》二卷鉤摹較精，連原跡紙上小小的破損處都用細線鈞出，可說是很夠忠實的了。但也不是沒有失誤處。其中“遲承”的“承”字，最上一小橫筆處斷開，看去很像個“詠”字，原因是那小橫筆中間可能原紙有缺損處，遂摹成兩筆。“遲承”在晉帖中有講，“遲詠”便沒講了。至於《萬歲通天帖》不但沒有誤摹之筆，即原跡紙邊破損處，也都鉤出，這在《初月帖》中最為明顯，如此忠實，更增加了我們對這個摹本的信賴之心。所以朱彝尊說它“鉤法精妙，鋒神畢備，而用墨濃淡，不露纖痕，正如一筆獨寫”。確是絲毫都不誇張的。
又王獻之帖中“奉別悵恨”四字處，“別悵”二字原跡損缺一半，這卷裏如實描出。在《淳化閣帖》中，也有此帖，就把這兩個殘字刪去，並把“奉”、“恨”二字接連起來。古代行文習慣，“奉”字是對人的敬語，如“奉賀”、“奉贈”之類，都是常見的，“奉別”即是“敬與足下辭別”的意思。 一切對人不敬不利的話，不能用它。假如說“奉打”、“奉欺”，便成了笑談。“恨”上不能用“奉”，也是非常明白的。大家都說《閣帖》文辭難讀，原因在於古代語言太簡，其實這樣脫字落字的句子，又怎能使人讀懂呢?《閣帖》中這類被刪節的句子，又誰知共有多少呢?
二、古代講書法源流，無不溯至鍾、張、 二王，以及南朝諸家。他們確實影響了唐宋諸家、諸派。碑刻大量出土之後，雖然有不少人想否定前邊的說法，出現甚麼“南北書派論”啦、“尊碑卑唐”說啦、“碑字”、“帖學”說啦，見仁見智，這裏不加評論。只是南朝書家在古代曾被重視，曾有影響，則是歷史事實。近百餘年來所論的“南”、 “帖”的根據，只不過是《淳化閣帖》，《閣帖》千翻百摹，早已不成樣子。批評《閣帖》因而牽連到輕視南朝和唐代書家作品的人，從阮元到葉昌熾、康有為，肯定都沒見過這卷一類的精摹墨蹟。 從書法藝術論，不但這卷中王羲之二帖精彩絕倫，即其餘各家各帖，也都相當重要。像徽之、獻之、僧虔三帖，幾乎都是真書。唐張懷瓘《書估》（《法書要錄》卷四）說：“因取世人易解，遂以王羲之為標準。如大王草書， 字直一百，五字（按此“字”字疑是“行”字之誤）乃敵行書一行，三行行書敵一行真正。”可見真書之難得，這二家二帖之可貴。
自晉以下，南朝書風的銜接延續，在王氏門中，更可看出承傳的緊密。在這卷中，王薈、王慈、王志的行草，縱橫揮灑，《世說新語》中所記王、謝名流那些倜儻不群的風度，不啻一一躍然紙上。尤其徽、獻、僧虔的真書和那“范武騎”真書三字若用刻碑刀法加工一次，便與北碑無甚分別。因此可以推想，一些著名工整的北朝碑銘墓誌，在未刻之前，是個甚麼情況。尖筆蠟紙加細鉤摹的第一手材料，必然比刀刻、墨拓的間接材料要近真得多。
又《快雪帖》偏左下方有“山陰張侯”四字，觀者每生疑問。我認為這是對收信人的稱呼，如今天信封外寫某處某人收一樣。古人用素紙卷寫信，紙面朝外，隨寫從右端隨卷，卷時仍是字面朝外。寫完了，後邊留一段餘紙裹在外層，題寫收信人，因常是托熟人攜帶，所以不一定寫得像今天那麼詳細。這種寫法，一直沿續到明代文徵明還留有實物。只是收信人的姓氏為甚麼在外封上寫得那麼偏靠下端，以前我總以為《快雪帖》是摹者用四字填紙空處，今見“范武騎”三字也是封題，也較靠下，原封的樣子雖仍未見，但可推知這是當時的一種習慣。
三、明代嘉靖時人華夏把這卷刻入《真賞齋帖》，因為刻的精工，當時幾乎和唐摹本同樣看待。許多人從這種精刻本上揣摹六朝人的筆法。《真賞》原刻經火焚燒，又重刻了一次，遂有火前本、火後本之說。文氏《停雲館帖》裏也刻了一次，王氏《鬱岡齋帖》所收即是得到火後本的原石，編入了他的叢帖。
到了清代《三希堂帖》失真愈多，不足並論了。 清初書家王澍，對法帖極有研究，著《淳化閣帖考證》。在卷六《袁生帖》條說：“華中甫刻《真賞齋帖》模技精良，出《淳化》上。按此帖真跡今在華亭王儼齋大司農家，嘗從借觀，與《真賞帖》所刻不殊毛髮，信《真賞》為有明第一佳刻也。”
他這話是從《袁生》一帖推論到《真賞》全帖，評價可算極高，而《真賞》刻手章簡甫技藝之精，也由此可見。但今天拿火前初刻的榻本和唐摹原卷細校，仍不免有一些失真處，這是筆和刀、蠟紙和木版（火前本是木板，火後本是石版）、鉤描和捶拓各方面條件不同所致，並不足怪。
現在所存王羲之帖，已寥寥可數，而其他各家如王獻之以下，更幾乎一無所存（舊題為王獻之的和未必確出唐摹的不論）。近代敦煌、吐魯番各處出上的古代文書不少，有許多書寫的時代可與羲、獻相當。如《李柏文書》僅比《蘭亭序》早幾年，可作比較印證，但究竟不是直接的證物。南朝石刻墓誌近年也出土不少，則又不是墨蹟，和這卷南朝人書跡真影，還有一段距離。我們今天竟得直接看到這七人十帖，把玩追摹，想到唐太宗得到《蘭亭》時的欣喜，大概也不過如此；而原色精印，更遠勝過蠟紙鉤摹，則鑒賞之福，又足以傲視武則天了!
原帖欣賞
東晉 王羲之：《姨母帖》
東晉 王羲之：《初月帖》
東晉 王薈：《癤腫》、《翁尊體》
東晉 王徽之：《新月帖》
東晉 王獻之：《廿九日》
南齊 王僧虔：《王琰帖》
南齊 王慈：《栢酒》《汝比》
南梁 王志：《一日無申帖》
”
五代時劉昫領修的《舊唐書》卷八十九《王方慶傳》說：
“則天以方慶家多書籍，嘗訪求右軍遺跡。方慶奏日：“臣十年代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之，唯有一卷現今存。又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並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則天禦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寶章集》以敘其事，複賜方慶，當時甚以為榮。”
按以上三條記載，“神功元年”當然不確，因為現存卷尾分明是萬歲通天二年；人數不同，有計算或行文不周密的可能；卷數不同，有傳抄傳刻之誤的可能；都無關緊要。只有賜還王氏的是原跡還是摹本?這個問題，竇蒙說的最清楚，是“遂盡模寫留內”。岳珂跋贊也依竇蒙的說法。或問這“賜還”、“留內”的問題，“干卿底事”?回答是：摹拓本若是“留內”的，則拓法必更精工，效果必更真實，我們便更可信賴了。
（三） 《萬歲通天帖》的現存情況
王方慶當時進呈家藏各帖，據《舊唐書》所記有三組：羲之為一卷，是一組；導至褒九人為一組，分幾卷不詳；獻之以下二十八人為一組，分幾卷不詳。
至於摹拓本是否拆散原組重排的，已無從查考。但看命名《寶章集》，又令崔融作敘的情況，應是有一番整理的。
現存這一卷，為清代禦府舊藏，今在遼寧省博物館。所剩如下的人和帖：
羲之：《姨母》、《初月》，
薈：《癤腫》、《翁尊體》，
徽之：《新月》，
獻之：《廿九日》，
僧虔：《在職》，
慈：《栢酒》、《汝比》，
志：《喉痛》。
（今裝次序如此，與《寶真齋法書贊》、《真賞齋帖》微異。） 共七人十帖。原有人數，按《舊唐書》所記，三組應是三十九人，今卷所存僅五分之一強；如按竇蒙所說“凡二十八”，則今卷也僅存四分之一。帖數也不難推想，比原有的必然少得很多。今存這卷內有北宋時“史館新鑄之印“，又曾刻入《秘閣續帖》。 《續帖》今已無傳，清末沈曾植曾見張少原藏殘本，中有此卷，見《寐叟題跋》，所記並無溢出的人和帖。
到南宋時在嶽珂家，著錄於《寶真齋法書贊》卷七，缺了薈、志二人的銜名和“癤腫”、 “喉痛”二帖文。《寶真齋法書贊》是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可能是《永樂大典》抄失或四庫館輯錄時抄失。今卷中二人銜名及二帖俱存，可知岳氏時未失。《寶真齋法書贊》中已缺僧虔銜名，嶽氏自注據《秘閣續帖》補出，是齊司空簡穆公僧虔。又《翁尊體》一帖列在《汝比》帖後，是王慈的第三帖。《真賞齋帖》列於王僧虔後，王慈之前，成了失名的一人一帖。
今卷次序，與《三希堂帖》同，成了王薈的第二帖。細看今卷下邊處常有朱筆標寫數目字，《翁尊體》一紙有“六”字，《汝比》一紙有“七”字，其他紙邊數碼次序多不可理解。可見這七人十帖，以前不知裝裱多少次，顛倒多少次。
以書法風格看，確與王慈接近，嶽珂所記，是比較合理的。 又原卷嶽氏跋後贊中紙爛掉一字，據《寶真齋法書贊》所載，乃是“玉”字。
還有竇臮的“臮”字，本是上半“自”字，下半橫列三個“人”字，另一寫法，即是“洎”字。嶽氏跋中誤為“泉”字，從白從水。清代翁方綱有文談到嶽氏跋贊都是書手代抄上的，所以其中有誤字，這個推論是可信的。今存嶽氏書跡，還有一個剳子（在故宮），只有簽名一“珂”字是親筆，可見他是勤於撰文而懶於寫字的。
清初朱彝尊曾見這卷，說有四跋，為岳珂、張雨、王鏊、文徵明（見《曝書亭集·卷五十三·書萬歲通天帖舊事》，下引朱氏文同此）。今王跋已失，當是入乾隆內府時撤去的。乾隆刻帖以後，這卷經過火燒，下端略有缺筆處。
（四） 《萬歲通天帖》在歷史文物和書法藝術上的價值
《萬歲通天帖》雖是有本有源、有根有據的一件古法書的真面貌，但在流傳過程中卻一再受到輕視。明代項元汴是一個“富而好古”的商人，其家開有當鋪。一般當鋪只當珍寶，他家當鋪卻並當書畫。於是項氏除了收買書畫外，還有當來的書畫。他雖好收藏書畫，卻並沒有眼力，也常得到假造的、錯誤的。
所謂錯誤，即是張冠李戴，認甲成乙。舉例如元末楊遵，也號“海嶽庵主”，與宋代米芾相重。有人把楊的字冒充米的字，他也信以為真。他還常把得到“價浮”的書畫讓他哥哥項篤壽收買，所謂“價浮”，即是認為不值那些錢的。
這卷即是項元汴認為“價浮”的，所以歸了項篤壽。事見朱彝尊文。按這卷煊赫法書，可謂無價之寶，而項元汴竟認為不值，足見他並無真識。這是此卷受屈之一；又乾隆時刻《三希堂帖》，以《快雪時晴帖》為尊，信為真跡，而此卷則列於“唐摹”類中，這是受屈之二。
推論原因，無論明人清人何以不重視它，不外乎看到它明明白白寫出是“鉤摹”本，而楊遵被明人信為米芾，《快雪》被清人信為真跡，都因上無“充”字、“摹”字，所以“居之不疑”，也就“積非成是”了。可笑的是那麼厲害的武則天，也會錯說出一句“是摹本”的真話，竟使她大費心思製成的一件瑰寶，在千年之後，兩次遇到“信假不信真”的人!
《萬歲通天帖》的可貴處，我以為有三點值得特別提出：
一、古代沒有影印技術時，只憑蠟紙鉤摹，同是鉤摹，又有精粗之別。有的原帖有殘缺，或原紙昏暗處，又給鉤摹造成困難，容易發生失誤。即如《快雪帖》中『羲』字，筆劃攢聚重疊，不易看出行筆的蹤跡。當然可能是書寫時過於迅速，更可能是出於鉤摹不善。《喪亂》、《孔侍中》二卷鉤摹較精，連原跡紙上小小的破損處都用細線鈞出，可說是很夠忠實的了。但也不是沒有失誤處。其中“遲承”的“承”字，最上一小橫筆處斷開，看去很像個“詠”字，原因是那小橫筆中間可能原紙有缺損處，遂摹成兩筆。“遲承”在晉帖中有講，“遲詠”便沒講了。至於《萬歲通天帖》不但沒有誤摹之筆，即原跡紙邊破損處，也都鉤出，這在《初月帖》中最為明顯，如此忠實，更增加了我們對這個摹本的信賴之心。所以朱彝尊說它“鉤法精妙，鋒神畢備，而用墨濃淡，不露纖痕，正如一筆獨寫”。確是絲毫都不誇張的。
又王獻之帖中“奉別悵恨”四字處，“別悵”二字原跡損缺一半，這卷裏如實描出。在《淳化閣帖》中，也有此帖，就把這兩個殘字刪去，並把“奉”、“恨”二字接連起來。古代行文習慣，“奉”字是對人的敬語，如“奉賀”、“奉贈”之類，都是常見的，“奉別”即是“敬與足下辭別”的意思。 一切對人不敬不利的話，不能用它。假如說“奉打”、“奉欺”，便成了笑談。“恨”上不能用“奉”，也是非常明白的。大家都說《閣帖》文辭難讀，原因在於古代語言太簡，其實這樣脫字落字的句子，又怎能使人讀懂呢?《閣帖》中這類被刪節的句子，又誰知共有多少呢?
二、古代講書法源流，無不溯至鍾、張、 二王，以及南朝諸家。他們確實影響了唐宋諸家、諸派。碑刻大量出土之後，雖然有不少人想否定前邊的說法，出現甚麼“南北書派論”啦、“尊碑卑唐”說啦、“碑字”、“帖學”說啦，見仁見智，這裏不加評論。只是南朝書家在古代曾被重視，曾有影響，則是歷史事實。近百餘年來所論的“南”、 “帖”的根據，只不過是《淳化閣帖》，《閣帖》千翻百摹，早已不成樣子。批評《閣帖》因而牽連到輕視南朝和唐代書家作品的人，從阮元到葉昌熾、康有為，肯定都沒見過這卷一類的精摹墨蹟。 從書法藝術論，不但這卷中王羲之二帖精彩絕倫，即其餘各家各帖，也都相當重要。像徽之、獻之、僧虔三帖，幾乎都是真書。唐張懷瓘《書估》（《法書要錄》卷四）說：“因取世人易解，遂以王羲之為標準。如大王草書， 字直一百，五字（按此“字”字疑是“行”字之誤）乃敵行書一行，三行行書敵一行真正。”可見真書之難得，這二家二帖之可貴。
自晉以下，南朝書風的銜接延續，在王氏門中，更可看出承傳的緊密。在這卷中，王薈、王慈、王志的行草，縱橫揮灑，《世說新語》中所記王、謝名流那些倜儻不群的風度，不啻一一躍然紙上。尤其徽、獻、僧虔的真書和那“范武騎”真書三字若用刻碑刀法加工一次，便與北碑無甚分別。因此可以推想，一些著名工整的北朝碑銘墓誌，在未刻之前，是個甚麼情況。尖筆蠟紙加細鉤摹的第一手材料，必然比刀刻、墨拓的間接材料要近真得多。
又《快雪帖》偏左下方有“山陰張侯”四字，觀者每生疑問。我認為這是對收信人的稱呼，如今天信封外寫某處某人收一樣。古人用素紙卷寫信，紙面朝外，隨寫從右端隨卷，卷時仍是字面朝外。寫完了，後邊留一段餘紙裹在外層，題寫收信人，因常是托熟人攜帶，所以不一定寫得像今天那麼詳細。這種寫法，一直沿續到明代文徵明還留有實物。只是收信人的姓氏為甚麼在外封上寫得那麼偏靠下端，以前我總以為《快雪帖》是摹者用四字填紙空處，今見“范武騎”三字也是封題，也較靠下，原封的樣子雖仍未見，但可推知這是當時的一種習慣。
三、明代嘉靖時人華夏把這卷刻入《真賞齋帖》，因為刻的精工，當時幾乎和唐摹本同樣看待。許多人從這種精刻本上揣摹六朝人的筆法。《真賞》原刻經火焚燒，又重刻了一次，遂有火前本、火後本之說。文氏《停雲館帖》裏也刻了一次，王氏《鬱岡齋帖》所收即是得到火後本的原石，編入了他的叢帖。
到了清代《三希堂帖》失真愈多，不足並論了。 清初書家王澍，對法帖極有研究，著《淳化閣帖考證》。在卷六《袁生帖》條說：“華中甫刻《真賞齋帖》模技精良，出《淳化》上。按此帖真跡今在華亭王儼齋大司農家，嘗從借觀，與《真賞帖》所刻不殊毛髮，信《真賞》為有明第一佳刻也。”
他這話是從《袁生》一帖推論到《真賞》全帖，評價可算極高，而《真賞》刻手章簡甫技藝之精，也由此可見。但今天拿火前初刻的榻本和唐摹原卷細校，仍不免有一些失真處，這是筆和刀、蠟紙和木版（火前本是木板，火後本是石版）、鉤描和捶拓各方面條件不同所致，並不足怪。
現在所存王羲之帖，已寥寥可數，而其他各家如王獻之以下，更幾乎一無所存（舊題為王獻之的和未必確出唐摹的不論）。近代敦煌、吐魯番各處出上的古代文書不少，有許多書寫的時代可與羲、獻相當。如《李柏文書》僅比《蘭亭序》早幾年，可作比較印證，但究竟不是直接的證物。南朝石刻墓誌近年也出土不少，則又不是墨蹟，和這卷南朝人書跡真影，還有一段距離。我們今天竟得直接看到這七人十帖，把玩追摹，想到唐太宗得到《蘭亭》時的欣喜，大概也不過如此；而原色精印，更遠勝過蠟紙鉤摹，則鑒賞之福，又足以傲視武則天了!
原帖欣賞
東晉 王羲之：《姨母帖》
東晉 王羲之：《初月帖》
東晉 王薈：《癤腫》、《翁尊體》
東晉 王徽之：《新月帖》
東晉 王獻之：《廿九日》
南齊 王僧虔：《王琰帖》
南齊 王慈：《栢酒》《汝比》
南梁 王志：《一日無申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