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德里克·沃爾科特（Derek Walcott， 1930－2017）， 生於聖露西亞。 詩人， 劇作家及畫家。 被譽為“今日英語文學中最好的詩人”。
在其作品中， 探索和沉思加勒比海的歷史、政治和民俗、風景，
2017年3月17日， 德里克·沃爾科特在聖露西亞的家中因病去世， 享年87歲。
為祭奠這位被忽略的偉大詩人， 且聽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陳永國抒發他讀沃爾科特及其詩歌的解讀。
“我歌唱我們寬廣的祖國， 加勒比海。
——這是沃爾科特在他的代表作《歐梅爾奧斯》中表達的創作情懷，
也是他的詩學所提倡的重要思想。
對沃爾科特來說， 大海具有多重意義
對現代遊客來說， 加勒比海是個神奇的聖地， 舉目皆是熱帶植物的潟湖和海灣， 濃密的雨林、紅樹林和椰樹林， 明媚的陽光、仙人掌和各種珍禽異獸， 世界上最大的內海和冬季旅遊勝地。
對當代加勒比海作家來說， 這些仍然屬於陸地的異國情調並不完全是加勒比海的文化；它的真正文化是大海：大海的急流和浪濤、潮起和潮落、流動和迂回。 大海的易變性是作家們描寫這片國土的恒定隱喻；這種易變性也需要一種不穩定的媒介來描述任何固定話語都無法掌控的大海的自然力。
對沃爾科特來說， 大海具有多重意義：它是儲存過去的倉庫， 大海目睹了時間的銘寫和時間的塗抹， 記錄了人類社會的更替和改造， 敘說了而且仍在敘說著世代加勒比海人創造的別具一格的文明。 沃爾科特的一首名詩就叫《大海是歷史》。
199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詩人、劇作家德里克·沃爾科特
對沃爾科特來說， 航海的本質是改造和變化
與20世紀後半葉盛行的後殖民文學一樣， 沃爾科特有許多作品描寫真實的和想像的航海旅行——這是後殖民文學探討外族侵略帶來的創傷、文化根源的喪失以及重新確定文化身份之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一個重要文學手段。 沃爾科特筆下的航海旅行是包括“歸家”的“出海”旅行， 不同于奧德修斯的“入海”旅行。 對奧德修斯來說， 10年的顛沛流離並沒有改變他自己作為英雄和丈夫的身份， 因而也沒有改變裴奈羅佩作為賢妻良母的身份；但對沃爾科特來說，
從1949年的《身邊沒有船員的尤利西斯》到1980年的《幸運的旅行者》， 他在這期間的一個重要發現就是“大海是我的特權”。 這意味著大海就是航海者的家園：沃爾科特筆下流浪的奧德修斯始終被比作海龜和螃蟹——無論走到哪裡背上都背著家園的海裡動物， 而《歐梅爾奧斯》中常為跨大西洋的航海者指點迷津的則是褐雨燕。 這些動物無疑表明與它們為伍的加勒比海人屬於一種典型的航海者，旅行者，在海上漂流的流浪者；他們的身份也是綜合了流動文明的一種雜交身份，就連這部現代史詩《歐梅爾奧斯》本身也是荷馬的《奧德修紀》、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喬伊絲的《尤利西斯》和他自己的文化經歷的一種綜合。在這個意義上，這部現代史詩堪稱是對荷馬史詩的成功的挪用和重寫。
沃爾科特的故鄉聖露西亞島位於東加勒比海向風群島中部，是一個山地國家，有眾多短小河流和肥沃的河谷。這裡出了二位偉大的黑人諾貝爾獎得主。
《歐梅爾奧斯》在結構上圍繞一系列環形旅行展開；以詩人的家鄉聖露西亞開始和結束，描寫了詩人去非洲、北美和歐洲的旅行。沃爾科特給全詩的命名實際上意在恢復荷馬真正的希臘語名字：Homer實際上是希臘文Omeros的英語譯名。詩人解釋道：
“歐”（O）使人想起貝殼，“梅爾”（mer）在我們
安提列群島的方言中是母親和大海的結合，
“奧斯”（os）則是灰色的石頭，和拍擊它的白色浪花
這一重新命名不但恢復了荷馬的“原籍”，而且也是對作為西歐文化源頭的荷馬的“克裡奧耳化”，兩千多年來一直被譽為歐洲文化之源頭的荷馬現在成了一位加勒比海詩人。這或許是詩中“歸家”主題的最重要體現。
他要解決的問題是詩人的使命感
沃爾科特承認在他的詩歌中常常能聽到“他人的聲音”，看到“他人的生活和路線”。批評家們把他對其他詩人的風格、節奏甚至態度的這種挪用解釋為文化上的殖民化，意即，沃爾科特仍然沒有擺脫文化上被殖民的狀態；或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是一位重要詩人出於謙卑、警覺和探索精神而“從整個文化遺產中汲取營養”，更不用說，在20世紀60年代西印度群島獲得獨立之前，派生性甚至拼貼乃是詩歌的一大共性。
對沃爾科特這樣的知識份子來說，接受的是宗主國的教育，因而脫離了自己“民族”的傳統，在宗主國文學經典的氛圍中錘煉自己的想像力，而當把這種想像力應用于創作實踐時，他既要用與宗主國文化密不可分的一種語言創作，同時又要找到適當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民族意識，這一任務就相當艱巨。
用適當的語言和形式表達加勒比海人的生活經驗，創造能夠合法延長“馬婁和彌爾頓”詩歌傳統的一種詩歌，這一使命感迫使沃爾科特不得不首先訴諸於他心目中大師的傑作：但丁、馬婁、莎士比亞、彌爾頓、華茲華斯、阿諾德、哈特·克萊恩、霍普金斯，或在文化地理上距他較近的艾略特、葉芝、波德賴爾、奧登和迪蘭·湯瑪斯，這些都是他為“準備一副面孔”而去會見的“那些面孔”。
1989年，沃爾科特與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左）。
在《綠夜：1948-1962》（1962）中，他仍然探索自己詩歌的風格，但已基本擺脫了前三部詩集中的純粹模仿，把西印度群島詩歌引入了具有高度思想性的現代詩歌的行列。他要解決的問題是詩人的使命感，包括與這片土地和人民的認同，對群島和島民的神話的接受，以及對待這一地區的歷史的態度。即便此時他在風格上已臻於成熟，但仍然需要協調的還有一種對歐洲傳統的依附，以及成熟後必然產生的對那個傳統的異化感。
沃爾科特採取的方法就是把詩歌的人性化力量與英語語言的雄辯力和敏感性結合起來。《來自遙遠非洲的呼喚》就採取了一種近似于幾何般平衡的態度，用整齊的兩極座標，描寫了西印度群島人（至少對沃爾科特本人而言）在非洲和歐洲之間做出選擇時的痛苦。在非洲的“民兵”與歐洲的“超人”之間進行的這場搏鬥中：
如何在這個非洲與我愛的英語語言之間做出選擇？
背叛他們二者，還是把他們給予的送還？
我怎麼能面對這場屠殺而鎮定自若？
我怎麼能背棄非洲而求生存？
在1976年發表的《海葡萄》中，詩人的情感矛盾似乎已經解決，取而代之的是夢醒後的幻滅感，是對群島政客背叛行為的憤慨，以及從憤怒的火焰中走向斯多葛式的鎮定和澄明，最終達到對生命的崇敬。
然而，這種靈魂淨化並沒有完全驅散詩人的焦慮：“加勒比”是文化還是模仿？對於歐洲傳統是不加區別地吸收還是有所選擇？他大膽宣稱“模仿是一種想像行為”。在《火山》一詩中，他提到歐洲兩位現代主義大師喬伊絲和康拉德的成就：
這些是傳奇，就仿佛/喬伊絲之死是傳奇一樣，
或康拉德已死/那個巨大的謠言。
他描寫了近海油井鐵架射出的兩道刺眼的強光，“就像雪茄之光，火山之光”。“由於大人物緩慢燃燒的信號/你可以放棄寫作”，“成為他們的真正讀者……成為世界上最最偉大的讀者”。他覺得那“至少要求敬畏之感，/而這在我們的時代已經沒有了”。顯然，對前輩大師的焦慮感已不是重要砝碼了：
“那麼多人看到了一切，
那麼多人能夠預測，
那麼多人拒絕進入勝利的沉默，”
“巨人的時代已經過去。
他們製造優秀雪茄的時代已經過去。
我必須仔細閱讀。”
“仔細閱讀”是有選擇地閱讀；只取所需，並把所需策略地用於自己的獨立實踐。
旅行者還是流亡人？
2001年，沃爾科特在米蘭參加座談會。東方IC 資料
《幸運的旅行者》（1981）使人想起湯瑪斯·納什的《不幸的旅行者》（1594）。幸運還是不幸？旅行者還是流亡者？這兩個問題的相關性不言而喻。無論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代言人，還是國際援救組織的代表，這位元“幸運的旅行者”都在北方的權力中心與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未發達國家之間舒適地往返；他們旅行的路線依然是舊的“販奴三角”。
但他並不自由；他深陷他所代表的那種制度，也深受自己良心的責備。
最終，無論是罪惡的制度還是幸運的旅行者，都必然接受末日的審判。所有這些凝聚在他的獲獎作品《西印度群島》中，以獻身于多種文化的體驗給讀者以巨大的啟發性和廣闊的歷史視野。
參考文獻：
TaeveTynan, Postcolonial Odysseys: Derek Walcott’s Voyages of Homecoming,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1.
Derek Walcott, Omero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90.
Paula Burnett, Derek Walcott: Politics and Poetics, Gain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Charles W. Pollard, New World Modernisms: T. S. Eliot, Derek Walcott, and KamauBrathwaite,Charlott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4.
Stewart Brown (ed.), The Art of Derek Walcott, Dufour: Seren Books, 1991.
Edward Baugh, Derek Walco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Maeve Tynan, Postcolonial Odysseys: Derek Walcott’s Voyages of Homecoming, Newcastl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1.
作者簡介
陳永國，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
這些動物無疑表明與它們為伍的加勒比海人屬於一種典型的航海者，旅行者，在海上漂流的流浪者；他們的身份也是綜合了流動文明的一種雜交身份，就連這部現代史詩《歐梅爾奧斯》本身也是荷馬的《奧德修紀》、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喬伊絲的《尤利西斯》和他自己的文化經歷的一種綜合。在這個意義上，這部現代史詩堪稱是對荷馬史詩的成功的挪用和重寫。
沃爾科特的故鄉聖露西亞島位於東加勒比海向風群島中部，是一個山地國家，有眾多短小河流和肥沃的河谷。這裡出了二位偉大的黑人諾貝爾獎得主。
《歐梅爾奧斯》在結構上圍繞一系列環形旅行展開；以詩人的家鄉聖露西亞開始和結束，描寫了詩人去非洲、北美和歐洲的旅行。沃爾科特給全詩的命名實際上意在恢復荷馬真正的希臘語名字：Homer實際上是希臘文Omeros的英語譯名。詩人解釋道：
“歐”（O）使人想起貝殼，“梅爾”（mer）在我們
安提列群島的方言中是母親和大海的結合，
“奧斯”（os）則是灰色的石頭，和拍擊它的白色浪花
這一重新命名不但恢復了荷馬的“原籍”，而且也是對作為西歐文化源頭的荷馬的“克裡奧耳化”，兩千多年來一直被譽為歐洲文化之源頭的荷馬現在成了一位加勒比海詩人。這或許是詩中“歸家”主題的最重要體現。
他要解決的問題是詩人的使命感
沃爾科特承認在他的詩歌中常常能聽到“他人的聲音”，看到“他人的生活和路線”。批評家們把他對其他詩人的風格、節奏甚至態度的這種挪用解釋為文化上的殖民化，意即，沃爾科特仍然沒有擺脫文化上被殖民的狀態；或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是一位重要詩人出於謙卑、警覺和探索精神而“從整個文化遺產中汲取營養”，更不用說，在20世紀60年代西印度群島獲得獨立之前，派生性甚至拼貼乃是詩歌的一大共性。
對沃爾科特這樣的知識份子來說，接受的是宗主國的教育，因而脫離了自己“民族”的傳統，在宗主國文學經典的氛圍中錘煉自己的想像力，而當把這種想像力應用于創作實踐時，他既要用與宗主國文化密不可分的一種語言創作，同時又要找到適當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民族意識，這一任務就相當艱巨。
用適當的語言和形式表達加勒比海人的生活經驗，創造能夠合法延長“馬婁和彌爾頓”詩歌傳統的一種詩歌，這一使命感迫使沃爾科特不得不首先訴諸於他心目中大師的傑作：但丁、馬婁、莎士比亞、彌爾頓、華茲華斯、阿諾德、哈特·克萊恩、霍普金斯，或在文化地理上距他較近的艾略特、葉芝、波德賴爾、奧登和迪蘭·湯瑪斯，這些都是他為“準備一副面孔”而去會見的“那些面孔”。
1989年，沃爾科特與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左）。
在《綠夜：1948-1962》（1962）中，他仍然探索自己詩歌的風格，但已基本擺脫了前三部詩集中的純粹模仿，把西印度群島詩歌引入了具有高度思想性的現代詩歌的行列。他要解決的問題是詩人的使命感，包括與這片土地和人民的認同，對群島和島民的神話的接受，以及對待這一地區的歷史的態度。即便此時他在風格上已臻於成熟，但仍然需要協調的還有一種對歐洲傳統的依附，以及成熟後必然產生的對那個傳統的異化感。
沃爾科特採取的方法就是把詩歌的人性化力量與英語語言的雄辯力和敏感性結合起來。《來自遙遠非洲的呼喚》就採取了一種近似于幾何般平衡的態度，用整齊的兩極座標，描寫了西印度群島人（至少對沃爾科特本人而言）在非洲和歐洲之間做出選擇時的痛苦。在非洲的“民兵”與歐洲的“超人”之間進行的這場搏鬥中：
如何在這個非洲與我愛的英語語言之間做出選擇？
背叛他們二者，還是把他們給予的送還？
我怎麼能面對這場屠殺而鎮定自若？
我怎麼能背棄非洲而求生存？
在1976年發表的《海葡萄》中，詩人的情感矛盾似乎已經解決，取而代之的是夢醒後的幻滅感，是對群島政客背叛行為的憤慨，以及從憤怒的火焰中走向斯多葛式的鎮定和澄明，最終達到對生命的崇敬。
然而，這種靈魂淨化並沒有完全驅散詩人的焦慮：“加勒比”是文化還是模仿？對於歐洲傳統是不加區別地吸收還是有所選擇？他大膽宣稱“模仿是一種想像行為”。在《火山》一詩中，他提到歐洲兩位現代主義大師喬伊絲和康拉德的成就：
這些是傳奇，就仿佛/喬伊絲之死是傳奇一樣，
或康拉德已死/那個巨大的謠言。
他描寫了近海油井鐵架射出的兩道刺眼的強光，“就像雪茄之光，火山之光”。“由於大人物緩慢燃燒的信號/你可以放棄寫作”，“成為他們的真正讀者……成為世界上最最偉大的讀者”。他覺得那“至少要求敬畏之感，/而這在我們的時代已經沒有了”。顯然，對前輩大師的焦慮感已不是重要砝碼了：
“那麼多人看到了一切，
那麼多人能夠預測，
那麼多人拒絕進入勝利的沉默，”
“巨人的時代已經過去。
他們製造優秀雪茄的時代已經過去。
我必須仔細閱讀。”
“仔細閱讀”是有選擇地閱讀；只取所需，並把所需策略地用於自己的獨立實踐。
旅行者還是流亡人？
2001年，沃爾科特在米蘭參加座談會。東方IC 資料
《幸運的旅行者》（1981）使人想起湯瑪斯·納什的《不幸的旅行者》（1594）。幸運還是不幸？旅行者還是流亡者？這兩個問題的相關性不言而喻。無論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代言人，還是國際援救組織的代表，這位元“幸運的旅行者”都在北方的權力中心與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未發達國家之間舒適地往返；他們旅行的路線依然是舊的“販奴三角”。
但他並不自由；他深陷他所代表的那種制度，也深受自己良心的責備。
最終，無論是罪惡的制度還是幸運的旅行者，都必然接受末日的審判。所有這些凝聚在他的獲獎作品《西印度群島》中，以獻身于多種文化的體驗給讀者以巨大的啟發性和廣闊的歷史視野。
參考文獻：
TaeveTynan, Postcolonial Odysseys: Derek Walcott’s Voyages of Homecoming,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1.
Derek Walcott, Omero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90.
Paula Burnett, Derek Walcott: Politics and Poetics, Gain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Charles W. Pollard, New World Modernisms: T. S. Eliot, Derek Walcott, and KamauBrathwaite,Charlott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4.
Stewart Brown (ed.), The Art of Derek Walcott, Dufour: Seren Books, 1991.
Edward Baugh, Derek Walco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Maeve Tynan, Postcolonial Odysseys: Derek Walcott’s Voyages of Homecoming, Newcastl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1.
作者簡介
陳永國，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