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投“慘勝”後，土耳其經濟和內政外交將何去何從？

土耳其修憲公投以支持總統制告終， 總統埃爾多安贏得勝利。 對於這次公投結果， 可以從三個方面探討。

首先需要瞭解舉行公投的主要原因是什麼？眾多分析認為， 公投是埃爾多安謀求攬權的舉措， 因為公投獲勝可使他有機會繼續掌權至2029年。 這不無道理， 但並非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土耳其發展遭遇瓶頸， 國內動盪因素增加， 民眾需要一個強勢政府， 埃爾多安想借民意繼續掌權。 但問題是， 土耳其今後發展能否清除所謂“黃金髮展期”所埋下的隱患？

埃爾多安執政期間， 土耳其經濟取得令人矚目的進步，

但存在三個隱患。 一是經濟學家所說的“無就業增長”。 自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前十年， 土耳其非農經濟增速較快， 但同期失業率卻保持高位， 失業大軍占10%左右， 青年失業率尤高。 二是通貨膨脹居高不下， 從2012年到2016年5年間， 土耳其通脹率平均保持在7.5%左右；今年3月， 通脹率更是高達11.3%， 為2012年以來最高水準。 為平衡預算赤字， 政府向國外融資， 由於外幣升值， 水漲船高的外債加劇了通脹帶來的壓力。 三是所謂“傍桅杆政策”受挫。 近20多年來， 土耳其視歐洲為經濟航船的“桅杆”， 一直為加入歐盟而追隨歐洲模式。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 歐盟自身困難重重， 與歐盟捆綁的政策由此在土耳其廣受質疑。 在這三個隱患作用下， 土耳其去年經濟增長為2.5%， 遠低於政府4.5%的目標， 穆迪評級把土耳其主權債務定為“垃圾級”。

第二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 公投結果能否消除土國內分歧。 埃爾多安是一位魅力型領導人， 在中下層民眾中擁有較高的支持率。 他推動公投是因為相信能以較大比率贏得公投。 而如今略高於51%的結果使他頗為失望， 對他打擊最大的是伊斯坦布爾民眾投了反對票。 上世紀90年代， 埃爾多安曾在伊斯坦布爾擔任市長， 他一直認為這裡的民眾是他的忠實追隨者。 英國智庫“查塔姆研究所”研究員法迪？哈庫拉認為， 受挫伊斯坦布爾使埃爾多安失去了一個政治基地， 是公投“慘勝”的顯著標誌。

“慘勝”的另一標誌是， 以共和人民黨和人民民主黨為代表的主要反對派拒不承認投票結果。

他們聲稱， 有一批選票未蓋正式印章卻仍被記入為有效投票， 而另有投票者無法在沒有他人注視的情況下自主投票， 兩黨因此堅決要求公投委員會宣佈投票結果無效。 針對反對派質疑， 埃爾多安再次展現其強硬作風， 一方面諷刺反對派要求“太遲了”， 另一方面授權副總理宣佈， 將去年7月因未遂政變實施的緊急狀態續延三個月。

埃爾多安的支持者多為右翼民族主義者、穆斯林群體和農民， 反對者多為教育背景良好的城市世俗主義人群、左翼人士和親西方人士， 兩股勢力目前形同水火。 埃爾多安如能在兩股勢力之間尋求一條中間道路， 則其重振經濟計畫有可能順利實施：倘若依仗總統制一味對反對派實施高壓、尤其是利用宗教勢力來壓制世俗力量，

結果可能適得其反。

土耳其今後的對外關係如何演變也引人關注。 一言以蔽之， 埃爾多安很可能延續目前外交的態勢， 即在其北約成員的基礎上， 與“上合組織”和“二十國集團”增進合作， 並在中東、尤其是敘利亞問題上展示其地區大國地位和影響力。 這三者之間的關係是， 利用北約維護自身安全， 利用新興大國、新興組織提升經濟實力， 在安全有保障、經濟獲提升的基礎上實現其中東超級大國的夢想。

但正如國內存在不確定因素一樣， 埃爾多安的外交“三套車”在國際車道上同樣會遇岔道， 這集中表現在土耳其在美俄敘利亞角力時的“站隊”表現。

土耳其本是俄羅斯交易夥伴， 但在擊落沿敘利亞一側飛行的俄羅斯軍機後， 兩國關係大為倒退， 經濟往來凍結。 待到土耳其因未遂政變而對美國耿耿於懷後， 埃爾多安又與俄羅斯重新走近、在敘利亞問題上的立場向俄羅斯靠攏。 最近， 特朗普在敘利亞投下59枚巡航導彈後又把土耳其拉回原點， 普京和埃爾多安憧憬的經濟合作新領域頓時成了未知數。 這段經歷充分說明， 對埃爾多安來說， 與美國軍事結盟的重要性遠超與俄羅斯經濟合作；同時也說明， 把自己綁在美國戰車上的國家很難實現自主外交， 這一點在歐洲對待伊朗核問題上、韓國對待“薩德”部署問題上同樣盡顯無遺。 (作者為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智庫理事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