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2007年夏季開始在美國爆發的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 至今餘音未了。 這次危機一個重要特徵就是， 金融危機很快演變為嚴重的經濟危機。
宏觀經濟學的危機
究竟是誰該對這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負責， 是風險管理工作糟糕透頂的銀行家， 還是未能阻止他們的監管者？或者是自信滿滿的經濟學界？不正是它們提供的模型， 讓監管機構安心地相信市場可以自我監管， 而且一定會自我修正嗎？理論界一度感覺良好。 2003年， 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盧卡斯曾說， 宏觀經濟學成功實現了它的初衷：早在幾十年前， 它就從實際上解決了預防經濟衰退的中心問題。
隨著雷曼兄弟和金融危機一起倒塌的不僅僅是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 還有經濟學方法論和理論體系， 經濟危機後必然是經濟學的危機、社會哲學的危機， 甚至信仰的危機， 有人一度認為新教倫理的喪失， 是金融危機的最終源頭。 某種程度上說， 大家又重新回到了經濟學思想的黑暗時代， 期待誰會帶來光和閃電。 如同1930年代經濟危機帶來了經濟學的危機， 2007年金融危機帶來金融學的危機和經濟學的危機，
1929年危機之前是沒有所謂宏觀經濟學的， 凱恩斯引領的宏觀經濟學是對“大蕭條”的知識反應， 人們希望這些知識和專業技能可以預防經濟災難的再次發生。 儘管隨後的哈耶克對市場干預主義進行了昏暗前景預測式的批判， 但政府干預一直是戰後的主流。 在弗裡德曼的貨幣主義加盟以後，
一個不完善的工具
我們需要一種新的經濟學， 但改變範式並不容易， 太多的人投入了太多時間和精力到錯誤的模型之中， 總會有人勇敢地嘗試讓標準範式變得更加複雜和完善。 由此得出的模型會有所改進， 基於這些模型的政策也可能短期做得更好， 但由於在錯誤的方向上做更多的努力， 它們仍有可能面臨巨大失敗。
更令人擔心的是， 在高等學院中採用的洗腦教科書以及他們的各種中國山寨版， 都力圖給出一個放諸四海皆准的推理體系、理論的美感， 以及以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為核心的次序感和經典感。 錯誤的理論必然導致錯誤的實踐：在貨幣銀行學那裡是個G1模型， 貨幣發行的基礎是政府負債， 不幸山寨到中國， 這裡的貨幣基礎是美元；在國際經濟學那裡是比較優勢，實際情況是世界生產的食物鏈分為資源國、生產國和消費國；國際金融學中，教授的是小國開放模型，是購買力平價和利率平價，而現實是廣義套息交易橫行，大國貨幣和貨幣政策外溢效應巨大；現代宏觀經濟學基本是流量分析，需求管理刺激GDP，凱恩斯和貨幣主義者互相攻擊，現實情況則是資產負債表危機橫掃發達經濟，大多數經濟體都是在量化寬鬆大放水中強顏歡笑。投資學理論倒是率先作出了一些改變，已經把傳統的基於現金流貼現的機械公式轉換成瞭解讀投資者行為或者情緒方面的努力。但是如同牛頓說的，他可以計算天體的軌道，無法測量一個人的瘋狂，還沒有真正能夠令人信服的模型可以去解釋金融資產的價格變動。而且更致命的問題在於，金融工程以及發明出來的眾多衍生產品，與其說是控制了風險，還不如說只是用來吸附足夠量級的流動性，而真的系統性風險發生時，它們的作用就類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這些標準教科書不大會告訴你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整個貨幣體系的變遷，以及中國的出現會帶來些什麼。一如盧卡斯所說：“那些內嵌於一般均衡動態的、我們知道如何很好運用的理論，現在變成了一種不讓我們進行思考的殘留物質。它們阻礙我們學習美國在1930年代的經驗，或是亞洲和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機及其真實後果，它們不讓我們好好思索1990年代的日本。用凱恩斯學說的觀點來思考那些事情，可能會令我們感到失望。在理論方面，研究者正在開發一種知識積累體系，但沒人知道如何用理論成功解釋貨幣不穩定導致的實際後果。”
而這就是現代宏觀經濟學家/分析師尷尬的出生環境，他們的工作就是解釋已經發生的宏觀經濟記錄，評論正在發生的重要經濟事件，預測未來的經濟資料。要做這三件事情，他們需要一個具有內在一致性的分析框架，這個框架可以解釋已經發生的經濟史，也就可以用來預測未來的資料。但遺憾的是這個框架目前似乎並不存在，至少在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中找不到合適的答案。或者說，現有的分析框架只能解釋其中的一些部分，當應用到其他樣本上去的話，錯誤的概率太大，這也是宏觀經濟學們通常受到批評的原因：拿著一個不完善的工具，對過去說三道四，對現在指手畫腳，對未來大放厥詞。他們會在三次衰退中成功地預測到五次！
宏觀經濟學需要新框架
自2008年10月13日在國《新聞週刊》上刊登《全球資本主義新時代現在開始》一文，提出“反思資本主義”以來，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的學界、政界、商界和民眾都在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理論和政策進行了全面反思。從上述的反思中，經濟學者們認為有必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對經濟學進行重構，即在宏觀經濟模型中應該更加強調金融部門的作用；應該更加重視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宏觀經濟後果的研究。
結合這些反思，筆者認為傳統宏觀理論的核心缺陷主要是出在貨幣與金融體系、人性與市場行為以及政治與歷史人文等方面。我們需要一個全新的分析框架，理解本次金融危機是理解全球宏觀經濟演化的關鍵，對金融危機的解構在於對美元霸權、金融資本的動力和中國崛起的全面理解。其中中國既是個偶然因素，現在又成為了關鍵因素。這是宏觀層次上的努力。在微觀層次上，金融市場是大眾癲狂和非理性羊群效應的集中營，也是市場失靈最劇烈最具破壞性的方面，行為分析、心理測試、人性揭示應該成為分析的起點。
而在宏觀和微觀交匯層面上，流動性經濟學應當成為突破的重點。一旦流動性被證實是經濟分析中的重要元素，那麼很多傳統的經濟學理論都將需要做出顛覆性的改變。這既現實又很緊迫。目前全球資本市場高度聯通，貨幣競爭環境下，流動性為王。天文量級的流動性在整個世界不停的狼奔豕突，逐一洗劫，把一個一個資產市場玩殘，經濟玩死。大危機後，早已缺乏彈性的實體經濟變為他們的提線傀儡。世界已經全面進入了流動性嚴重過剩造成的混沌狀態中，蝴蝶的微微振翅就會讓世界進入不可知地帶。
某種程度上，我們都生活在貨幣幻覺下，以及私人債務、公共債務、銀行信用創造的永恆龐氏騙局中，全球國內生產總值不過70萬億美元，廣義貨幣供應65萬億美元（GDP的92%），而各種債務價值100萬億美元（GDP的1.4倍），各種金融衍生產品的名義價值則達到640萬億美元（GDP的9.1倍）。這像一個頭朝下腳朝上的倒立的金字塔。恐怕這不是一個可持續的狀態，那麼究竟如此天文量級的流動性是如果創生的又帶來了什麼影響呢？歷史來看，任何國家其實從來也沒有真正清償過他們的債務，信用本位以後，各主要存續著的經濟體的負債率就一直都在上升，它們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也在不斷膨脹。借新債還舊債以外，通常消解債務的方法就是通脹，使得本代或者下代居民來承擔債務成本，有儲備貨幣發行權的國家還可以向外國人轉嫁成本，只要再融資成本不是高過鈔票印刷成本太多的話，這個遊戲就可以一直玩下去，但真的是這樣嗎？（作者為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這裡的貨幣基礎是美元；在國際經濟學那裡是比較優勢，實際情況是世界生產的食物鏈分為資源國、生產國和消費國；國際金融學中，教授的是小國開放模型，是購買力平價和利率平價，而現實是廣義套息交易橫行，大國貨幣和貨幣政策外溢效應巨大；現代宏觀經濟學基本是流量分析，需求管理刺激GDP，凱恩斯和貨幣主義者互相攻擊，現實情況則是資產負債表危機橫掃發達經濟，大多數經濟體都是在量化寬鬆大放水中強顏歡笑。投資學理論倒是率先作出了一些改變，已經把傳統的基於現金流貼現的機械公式轉換成瞭解讀投資者行為或者情緒方面的努力。但是如同牛頓說的，他可以計算天體的軌道，無法測量一個人的瘋狂，還沒有真正能夠令人信服的模型可以去解釋金融資產的價格變動。而且更致命的問題在於，金融工程以及發明出來的眾多衍生產品，與其說是控制了風險，還不如說只是用來吸附足夠量級的流動性，而真的系統性風險發生時，它們的作用就類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這些標準教科書不大會告訴你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整個貨幣體系的變遷，以及中國的出現會帶來些什麼。一如盧卡斯所說：“那些內嵌於一般均衡動態的、我們知道如何很好運用的理論，現在變成了一種不讓我們進行思考的殘留物質。它們阻礙我們學習美國在1930年代的經驗，或是亞洲和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機及其真實後果，它們不讓我們好好思索1990年代的日本。用凱恩斯學說的觀點來思考那些事情，可能會令我們感到失望。在理論方面，研究者正在開發一種知識積累體系，但沒人知道如何用理論成功解釋貨幣不穩定導致的實際後果。”
而這就是現代宏觀經濟學家/分析師尷尬的出生環境，他們的工作就是解釋已經發生的宏觀經濟記錄，評論正在發生的重要經濟事件，預測未來的經濟資料。要做這三件事情，他們需要一個具有內在一致性的分析框架，這個框架可以解釋已經發生的經濟史，也就可以用來預測未來的資料。但遺憾的是這個框架目前似乎並不存在，至少在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中找不到合適的答案。或者說，現有的分析框架只能解釋其中的一些部分，當應用到其他樣本上去的話，錯誤的概率太大，這也是宏觀經濟學們通常受到批評的原因：拿著一個不完善的工具，對過去說三道四，對現在指手畫腳，對未來大放厥詞。他們會在三次衰退中成功地預測到五次！
宏觀經濟學需要新框架
自2008年10月13日在國《新聞週刊》上刊登《全球資本主義新時代現在開始》一文，提出“反思資本主義”以來，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的學界、政界、商界和民眾都在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理論和政策進行了全面反思。從上述的反思中，經濟學者們認為有必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對經濟學進行重構，即在宏觀經濟模型中應該更加強調金融部門的作用；應該更加重視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宏觀經濟後果的研究。
結合這些反思，筆者認為傳統宏觀理論的核心缺陷主要是出在貨幣與金融體系、人性與市場行為以及政治與歷史人文等方面。我們需要一個全新的分析框架，理解本次金融危機是理解全球宏觀經濟演化的關鍵，對金融危機的解構在於對美元霸權、金融資本的動力和中國崛起的全面理解。其中中國既是個偶然因素，現在又成為了關鍵因素。這是宏觀層次上的努力。在微觀層次上，金融市場是大眾癲狂和非理性羊群效應的集中營，也是市場失靈最劇烈最具破壞性的方面，行為分析、心理測試、人性揭示應該成為分析的起點。
而在宏觀和微觀交匯層面上，流動性經濟學應當成為突破的重點。一旦流動性被證實是經濟分析中的重要元素，那麼很多傳統的經濟學理論都將需要做出顛覆性的改變。這既現實又很緊迫。目前全球資本市場高度聯通，貨幣競爭環境下，流動性為王。天文量級的流動性在整個世界不停的狼奔豕突，逐一洗劫，把一個一個資產市場玩殘，經濟玩死。大危機後，早已缺乏彈性的實體經濟變為他們的提線傀儡。世界已經全面進入了流動性嚴重過剩造成的混沌狀態中，蝴蝶的微微振翅就會讓世界進入不可知地帶。
某種程度上，我們都生活在貨幣幻覺下，以及私人債務、公共債務、銀行信用創造的永恆龐氏騙局中，全球國內生產總值不過70萬億美元，廣義貨幣供應65萬億美元（GDP的92%），而各種債務價值100萬億美元（GDP的1.4倍），各種金融衍生產品的名義價值則達到640萬億美元（GDP的9.1倍）。這像一個頭朝下腳朝上的倒立的金字塔。恐怕這不是一個可持續的狀態，那麼究竟如此天文量級的流動性是如果創生的又帶來了什麼影響呢？歷史來看，任何國家其實從來也沒有真正清償過他們的債務，信用本位以後，各主要存續著的經濟體的負債率就一直都在上升，它們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也在不斷膨脹。借新債還舊債以外，通常消解債務的方法就是通脹，使得本代或者下代居民來承擔債務成本，有儲備貨幣發行權的國家還可以向外國人轉嫁成本，只要再融資成本不是高過鈔票印刷成本太多的話，這個遊戲就可以一直玩下去，但真的是這樣嗎？（作者為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