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1日， 中國臺灣第52屆電影金馬獎的頒獎典禮在臺北的國父紀念館舉行， 這屆金馬獎的影帝爭奪十分激烈， 入圍者中， 有像郭富城這樣的老牌影帝， 也有鄧超這樣的實力演員。 但最終， 這個影帝的桂冠卻落在了馮小剛手中。 這讓許多人頗為驚詫， 一個蜚聲國際的大導演， 偶爾做了一回演員， 就能斬獲影帝的殊榮， 他在表演上究竟有什麼過人之處呢？
馮小剛出演的電影叫《老炮兒》， “老炮兒”， 就是北京城的老混混， 電影中馮小剛飾演的六爺因為兒子的事捲入了一場跟富二代的衝突。
他偏執的用自己的“規矩”來解決矛盾， 卻不料越陷越深。
而當人們看過這部電影之後， 無論是觀眾還是影評人無不為馮小剛精湛的表演而拍手稱讚。 在影片開頭有幾段劇情， 馮小剛飾演的六爺罵小偷、教育問路的小情侶、教訓打人的城管。 熟悉他的人在看到這裡的時候不禁會心地笑著說：“真像馮小剛幹得出來的事。 ”
現實中的馮小剛確實和電影中的六爺有許多相似之處。 語氣上京味兒的口音， 生活上守舊的態度， 而且都帶著那麼一股勁兒， 不肯與他們認為“不合規矩”的事妥協。
不同的是， 六爺年輕時候輝煌過， 所以那股勁兒是往外放的；而馮小剛則在事業巔峰，
真實的馮小剛是什麼樣子？他的那股勁兒又是怎麼來的？這還要從一家公司說起。
公司名：北京好夢影視策劃服務公司；註冊號：1101081435912；地址在北京市海澱區四道口路皂君廟甲2號；法定代表人：王朔；主管單位：北京電視藝術中心；企業狀態：吊銷。
多年之後馮小剛在自傳裡回憶起這家早已不存在公司， 印象最深的幾個字——煙花爆竹除外。 這家看起來從事業務繁多， 橫跨領域多樣的公司， 事實上只有三個人——董事長王朔， 總經理馮小剛， 還有一個財務總監。
旗下沒有員工可供領導， 用馮小剛的話說， 董事長自己每天也得掃地擦桌子。
1993年底， 這家名叫好夢的公司， 在三個人的張羅下組建了起來。 由於是第一次開公司， 三人多少有些底虛， 在辦公室進行裝修的時候， 未雨綢繆地將董事長辦公室裡改造了一間密室， 如果遇到不待見的人來訪， 就可以謊稱老總不在。
開業當天， 前來慶賀的各方來賓發現公司門口有一個抽獎箱， 與一般公司開業要給來賓們禮品不一樣， 這個抽獎箱是讓來賓們出血的。 抽獎箱裡擺著的是一堆購買辦公用品的發票，
也就是說， 前來祝賀的來賓僅說兩聲“開業大吉”是不夠的， 要有實質性的表現。 最倒楣的一位來賓摸到一張四千塊大班台的發票， 也不得不照著數額全付了。
這家名字在做夢， 做事像做夢，開業當天還雞賊來賓的公司就這麼開張了，當天，來賓們給報銷的發票也成了這家公司第一筆收入。之所以這家公司能有這麼大面子，還要提到這兩個人，馮小剛和王朔。
馮小剛出生於北京，從小父母離異，母親帶著他和姐姐一路長大，上中學的時候迷上了油畫，要知道在他成長的那個60年代，學藝術絕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母親為了攢錢為他買各種顏料也是飽受辛苦。
幾年後，正是這門能畫畫的手藝，讓他能夠自食其力，為母親分憂，那是1978年，剛剛恢復高考，馮小剛面臨兩個選擇，一個是進入北京電影學院美術系，繼續進修。如果他選擇了這條路，那麼歷史可能會進入另一條有趣的岔道，和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同屆的他或許會以另一種姿態進入電影界。
第二個選項是參軍，加入戰友文工團做一名文藝兵。馮小剛毫不猶豫的選擇的後者，一來是因為參軍了有工資拿，可以減輕家裡的負擔；二來，他一早就羡慕軍人，特別是文藝兵，能夠穿幹部服，拿六塊錢工資，還能穿掐腰大衣，想想都神氣。他領到軍裝之後，還專門請假回家，讓母親看看。
馮小剛就這樣成為了一名文藝兵，用他自己的話說，當時的文藝兵比現在的海龜還牛，無論是走在街上，還是演出，都拿著一樣的皮箱，特別威風。
正是他對這段時光的懷念，促使他後來拍攝了一部專門講述文工團的電影《芳華》。
七年從軍，到1984年，馮小剛退伍轉業來到北京電視藝術中心擔任美術，也是從這裡，馮小剛結識了王朔，並和他一起擔任了電視劇《編輯部的故事》的編劇，1991年這部電視劇播出之後紅遍全國，隨後馮小剛又和鄭曉龍一起執導了《北京人在紐約》，也是萬人空巷。在好夢公司開張前的那段時間裡，馮小剛已經成為影視圈裡不可忽視的一支潛力股。而當時王朔的名氣則要比馮小剛大的多，80年代後期，他是無數年輕人心目中的精神導師。他躲避崇高、調侃精英文學作品在當時紅極一時。在影視界，他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的眾多作品被改編成影視劇，其中不乏《頑主》、《陽光燦爛的日子》這樣的經典。很多電影人都以能拍攝一部王朔的作品為榮。
因為王朔、馮小剛兩人名聲在外，好夢公司成立不久，就有金主找上門來，那是他們的第一個項目《好夢獻給你》。當時還只是一個意向，連劇本都沒有完成，投資人就把承制方的利潤打給了他們。
王朔的意思是別著急分錢，這點錢也養不了老，不如用在公司的公共關係上。馮小剛所理解的公共關係，就是一堆人吃吃喝喝不談正事，不計較一時得失，為日後相互合作埋下伏筆。
有錢之後的好夢公司開始了他們的公關：幾乎每天都在請客，從親朋好友到同行前輩或是企業家，囊括極廣。在這些飯局上，馮小剛和王朔總是不分男女貴賤，逮著人就猛誇一通。開始時，還有些詞不達意，讓被吹捧的物件心生疑竇，但反復實踐之後，竟然都練就了一身說好話的絕活兒，總是能將對方誇得十分受用。
比如在誇一個老闆的時候，就說他名下產業多，多到數不過來，只能晚上站在景山上讓手下給他的產業熄燈，不大會兒的功夫大半個北京城就熄燈了。被誇的那位老闆心花怒放，直言晚上還有接著請客。
事實上，他們這麼誇人，和當時運作的項目《好夢獻給你》還有關係。在市場經濟的初期，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多少有些拘謹，他們想通過《好夢獻給你》能改變這種社會風氣，希望人們能多說好話，讓互相吹捧能成為人們交流的潤滑劑。
這段生活的積累，在多年之後，被二人搬上了大銀幕。
然而，《好夢獻給你》作為好夢公司的第一個項目，並沒有能夠如期完成，項目卡在了劇本上。之前寫過《編輯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紐約》、《大撒把》等劇本的馮小剛坐在打字機前毫無狀態，用王朔的話說，這是遇到坎兒了。
當時錢已經花的差不多了，劇組也建了，劇本就是出不來，眼看著“好夢”就要變“噩夢”了，馮小剛越是著急，就越是寫不出來。看著馮小剛心急如焚的樣子，王朔最終決定，寫不出來就放下，大不了慢慢還人家錢，總不能因此而喪失了創作能力。
之後好夢公司用《一地雞毛》、《永失我愛》、《情殤》三部戲裡摳出來的錢才把勉強這個窟窿堵上。
《永失我愛》是馮小剛第一個獨立執導的電影，改編自王朔的同名小說。這是一部描寫當代人價值衝突和精神危機的作品，但在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在九十年代中期，一部電影要想出頭，有兩條道路：要麼像第五代導演那樣，做符號化和本土影像化敘事的電影；要麼像第六代導演一樣，自費拍地下藝術電影，拿到國外去參評獎項。而《永失我愛》則是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更接近于第四代導演的風格，也沒有得到理論界的關注。
另一個方面，受到電視劇的影響，自八十年的開始國產電影就一直不景氣，1993年國產影片就減產了一半，觀眾不足也就是從前的1/3。受到大環境影響，電影的票房成績也不理想。這讓當初躊躇滿志的王朔和馮小剛不由得有些沮喪，但他們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後，還有一個更大的危機正在向他們逼近。
多年之後馮小剛依然準確記得這一天，1996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節。這一天，正在執導拍攝《過著狼狽不堪的生活》的馮小剛突然接到一個電話，一股莫名的不安湧上心頭。
當他和王朔走進時任北影廠廠長韓三平的辦公室的時候，一份電影局的通知遞到了他們手裡，上面赫然寫著“建議電影《過著狼狽不堪的生活》停拍。”
當天，馮小剛解散了劇組，和朋友喝的酩酊大醉，在馬路上睡了一宿，第二天醒來，他發現徐帆看著自己，默默地流淚，而自己腦袋右側露出了一塊拇指大小的頭皮。
這一天永遠地留在了馮小剛的記憶裡，他覺得命運跟他們開了一個莫大的玩笑，好夢公司一共投資拍攝的六部作品，或者停拍，或者遭禁，或者慘澹收場。這次事情之後，當初雄心勃勃的好夢公司也就此畫上了句號。
公司解散後，王朔跑到美國韜光養晦，馮小剛則一度躲到荒郊野外的別墅，破罐子破摔。他的事業也走入了最低谷。這是電影《甲方乙方》中葛優的一段自述，既反應了當時電影行業的不景氣，也反應了馮小剛當時的狀態。現實中，他與王朔的好夢公司已經不在，然而他電影事業的“好夢”，也恰在這個時候來臨了。
1997年春節剛過，馮小剛接到了時任北京電影製片廠廠長韓三平的電話，約他過來談談。針對當時國內不景氣的電影市場，韓三平和紫禁城影業公司總經理張和平想要救市。他們希望製作一部賀歲影片，想要尋找一個活躍、手裡有素材、符合觀眾口味的成熟導演。
業已成名的大牌電影導演顯然不是他們的考慮物件——在當時的情況下，幾乎不可能把市場理念強加給那些拍藝術電影出身的導演。不得已，韓三平與張和平把目光投向了更有觀眾緣、創作風格更接地氣的電視劇圈，馮小剛就這樣進入了他們的視線。
這一次，馮小剛拿出的創意，正是原來好夢公司沒能拍成的項目《好夢獻給你》，他把劇本的中心情節“好夢一日遊”的創意講給韓三平聽，韓三平在聽完之後，很快就敲定了這個項目。
或許是經歷了好夢公司起伏變遷的馮小剛有了更多的感悟，在時隔三年之後，馮小剛完成了那個當初心急如焚卻怎麼也寫不出來的劇本，並定名為《比火還熱的心》。當初王朔說他在創作上遇到的那個坎兒，就這麼過去了。
這部電影是馮小剛的背水一戰，他大膽地接受了製片方紫禁城影業提出的一個條件：不收錢，零片酬，只拿票房收入分賬。不成功，便成仁。
可以理解當時馮小剛的心境，在經歷了好夢公司的挫折之後，他必須要贏得民意，民意是惟一能讓他繼續當導演的因素，而民意的直接體現，就是票房。為此，馮小剛必須讓自己變得更加市場化。
為了貼近觀眾，劇本研討會請來影院經理和觀眾代表，前前後後討論了11次，修改了十來稿。有一個影院女經理姓陳，給他提出一個意見：“張富貴被地主婆虐待的那場戲不到位。張富貴始終沒有跪下，不像黃世仁虐待喜兒，出不來喜劇效果。一定要讓他跪下。”
這條意見並不專業，馮小剛一聽就急了，破口而出：“你懂劇本嗎?” 女經理面紅耳赤：“馮導我告訴你，我雖然不懂劇本，但我懂觀眾、我懂市場!”
最終，馮小剛還是讓傅彪飾演的張富貴跪下了。影片在北京地質禮堂影院舉行觀眾見面會時，馮小剛給那位女經理深深鞠躬，說：“陳經理我得謝謝你，我看了電影，覺得你的意見特別好，雖然不符合編劇規程，但特別符合觀眾的口味，有效果、有笑聲。”
這部精雕細琢的電影最終命名為《甲方乙方》，並於1997年的12月20日推出市場，上映不久，便引起了轟動。電影成功地將許多人的目光從電視轉移回到了電影上，為了一睹影片，人們再次回到了影院。這部投資370萬的電影最終收穫了3000萬的票房，僅北京就有1150萬的票房收入，這給當時低迷的電影市場帶來了一支強心針。
然而，這部創下當時票房紀錄的電影，卻無法得到理論界的認可。一些評論家甚至說：《甲方乙方》只是不入流的“小品串燒”。這些刺耳的聲音可能和馮小剛當時在電影界尷尬的地位有關。
從年齡上來說，他比陳凱歌小6歲，年紀上正好處在第五代導演和第六代導演中間。而創作風格上，他又不屬於這兩者間任何一個群體。在很長一段時間理論界的認知裡，馮小剛的名字和王朔綁在了一起，他的作品也被看做是王朔電影的一部分。
外在的聲音並沒有干擾到馮小剛的創作，在之後的兩年裡，他連拍兩部賣座賀歲片《不見不散》和《沒完沒了》，一片空白的中國電影市場出現了“賀歲檔”概念，而馮小剛也成為了“賀歲檔之父”。憑藉賀歲片聲名鵲起後，他又試圖回頭拍那些符合自己口味的現實主義題材影片。而在拍完反映社會生活問題的《一聲歎息》後，主流評論仍然沒有好轉。2000年，《一聲歎息》的票房成績僅次於主旋律影片《生死抉擇》，囊括了除最佳導演獎之外的全部五個主要獎項，但依然未能入選當年金雞獎提名。在那段時間裡，馮小剛的作品根本沒法獲得主流評論界認可。
《一聲歎息》帶給馮小剛的另一個副產品，就是和華誼公司合作的加深。事實上，從《沒完沒了》開始，華誼公司就成為了馮小剛電影的製片方之一。
但當時的馮小剛還不是華誼公司唯一的選擇。
幾乎同一時間，華誼公司還投資了陳凱歌的《荊軻刺秦王》、姜文的《鬼子來了》、以及主旋律電影《我的1919》。在投資眾多的導演中，華誼公司的老闆王中軍似乎更中意姜文，連續投資了《鬼子來了》《陽光燦爛的日子》等不少影片。然而，既霸氣、又獨斷強硬的姜文讓華誼公司的王氏兄弟有些“HOLD不住”。
相較而言，華誼公司在和馮小剛接觸磨合的過程中，找到了許多認同。馮小剛對電影的許多考慮方式和出發點都跟製片人頗為接近，也曾多次表示願意和製片方共同承擔電影運作的商業風險，相似的理念和票房號召力帶來的商業保障，讓華誼公司下定了決心，不久就以一年400萬的高價簽下了馮小剛。
多年之後，從演員陣容上也能看得出兩家公司的勃勃雄心，不單有馮小剛的老搭檔、老牌影帝葛優，還有香港巨星關之琳、好萊塢老戲骨唐納德·薩瑟蘭。這部電影也是馮小剛的轉型之作，相較于之前大圓滿式的結局，這部戲是一部徹頭徹尾的黑色幽默。除了一如既往地保留京味兒的調侃風格之外，他還敏銳地注意到一些社會上的熱點問題和爭議話題，比如互聯網公司、房地產熱等話題。
【《大腕》最後一段：一定得選最好的黃金地段，雇法國設計師，建就得建最高檔次的公寓，電梯直接入戶，戶型最小也得四百平米。什麼寬頻呀，光纜呀，衛星呀能給他接的全給他接上。樓上邊有花園，樓裡邊有游泳池樓子裡站一個英國管家，戴假髮，特紳士的那種。業主一進門，甭管有事沒事都得跟人家說：may I help you,sir? 一口地道的英國倫敦腔，倍兒有面子。社區裡再建一所貴族學校，教材用哈佛的，一年光學費就得幾萬美金。再建一所美國診所，二十四小時候診。就是一個字——貴！看感冒就得花個萬八千的。周圍的鄰居不是開寶馬就是開賓士，你要是開一日本車呀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你說這樣的公寓，一平米你得賣多少錢？我覺得怎麼著也得兩千美金吧。兩千美金？那是成本！四千美金起！你別嫌貴，還不打折。你得研究業主的購物心理。願意掏兩千美金買房的業主，根本不在乎再多掏兩千。什麼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嗎？成功人士就是，買什麼東西都買最貴的，不買最好的。所以，我們做房地產的口號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貴！】
有趣的是，電影中看似荒誕諸多情節，竟在若干年後的現實中逐一應驗了。然而，就在拍攝這部電影時，馮小剛差點丟了性命。
事實上，在錄製這期節目之前，馮小剛的心臟已經不止一次的給過他警告，在拍攝電影《大腕》的片場，他就曾遭遇突發性心臟病，一度送到醫院搶救。待病情平穩後，他又從醫院趕回片場接著拍攝。
在外人面前恍若無事的他，內心的不安只有自己知道，在馮小剛的自傳《我把青春獻給你》中，馮小剛對自己當時的心境有過這樣的描述：
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一直在誇張的驚恐中度過。稍有不適，即刻吞下幾顆速效救心丸，吸上氧氣躺倒放平，眼神無助地望著周圍的大千世界。
在完成《大腕》拍攝後的一年多時間裡，馮小剛沒在接拍新作，而是在妻子徐帆的陪伴下休養身體。
也就是在馮小剛養病期間，中國的電影市場發生了一場巨變。2002年，張藝謀導演的《英雄》獲得2.5億國內票房、11億海外總票房的佳績，第二年，廣電總局頒佈《電影製片、發行、放映經營資格准入暫行規定》，大量風險投資開始進入電影領域。越來越多的觀眾認為，進電影院看電影就應該看“大片”；投資方也認為，拍大片，才能掙大錢，中國電影正式進入“大片時代”。
2003年，身體逐漸好轉的馮小剛也感知到了時代的變化，既然無力扭轉社會趨勢，索性和華誼公司一起投身進了這個大片時代，他要給那些人看看，我也拍一個你們認為難的電影，這一拍，就在商業大片的市場上迅速攪起了一片風雲。憑藉著馮小剛敏銳的市場嗅覺和華誼公司王氏兄弟的嫺熟的商業運作，《手機》、《天下無賊》、《夜宴》、《集結號》、《非誠勿擾》等作品相繼推出，國內電影市場的票房紀錄被馮小剛和華誼公司的組合接連打破。2008年《非誠勿擾》上映19天，就突破了3億票房，而馮小剛也成為了中國首個個人作品票房過10億元的電影導演。那段時間裡，馮小剛得意的說：自己的電影投資回報率是200%，利潤僅次於販毒。
2009年，華誼公司在創業板上市，在他們公司的上市招股書上，也毫不遮掩地強調了馮小剛對公司作出的貢獻和意義。
另外，由於公司目前業務規模有限，少數簽約製片人及導演對公司業績的貢 獻占比相對較高。如電影業務，馮小剛工作室在報告期內出品了《集結號》和《非誠勿擾》2 部影片，這 2 部影片在報告期內累計實現票房分賬收入 18,896.50 萬元， 約占報告期內發行人電影業務收入的 40%和總營業收入的 18%，公司對馮小剛團隊具有一定的依賴性。
那段時間可以說是電影的黃金時代，走進影院的人越來越多，票房總數連續幾年高速增長。製作商業類型片，也成為了大多數電影公司的共識。然而一手開創賀歲檔市場的商業片教父馮小剛，卻有一個不同的想法——拍攝一部關於民族苦難的影片《一九四二》。
這個想法在他的腦海裡盤旋了整整十八年，而在商業類型片佔據主流的時代，要想把這個想法變為現實，何其困難。
馮小剛巧妙地用合作和周旋來拍攝自己喜歡的電影。他把自己拍攝的電影分為兩種：滿足自己的和滿足別人的。
1999年，他“捏著鼻子”拍完了自己相對不喜歡的《沒完沒了》，獲得了拍攝《一聲歎息》的機會。從此往後，他每拍一部電影，都會跟投資方達成某種默契：我滿足你一部，你也滿足我一部。《一聲歎息》之後，馮小剛拍了一個滿足投資方的《手機》;大片《夜宴》拍完，則是他喜歡的《集結號》，然後又迅速拍了個滿足投資方的《非誠勿擾》。
到了2011年，他終於等來了拍攝《一九四二》的機會。
《一九四二》的故事原型來自于劉震雲的小說《溫故一九四二》，這是一篇調查體的小說，沒有貫穿人物，沒有故事情節，只是一個1942年的史實資料拼圖，在這個基礎上拍攝電影，難度可想而知。
早在90年代初期，馮小剛看完劉震雲的小說之後，就有了將這段歷史搬上大銀幕的想法。1994年，馮小剛在和劉震雲一同參加北京青聯的會議的時候，就曾向劉震雲提出想要改編《溫故一九四二》，但劉震雲拒絕了，告訴他時機不成熟。事後馮小剛笑談，他可能是怕我拍不好。
時隔六年之後，到了2000年春節，馮小剛接到劉震雲拜年的電話，同時也得到一份大禮，劉震雲在電話裡說，《溫故一九四二》可以上路了。
項目是可以啟動了，但那個問題還在，沒有人物，沒有故事，怎麼撐得起一部電影。馮小剛和劉震雲想到了兩個方法，一個是在賓館房間裡仔細構思人物和故事，還有一個笨辦法，就是把災民逃荒的路線再走一遍。
兩人對視一眼，“都沒那麼聰明，只好按笨辦法來。”於是他們從北京出發，走河北、河南、山西、陝西，用了將近兩個月。整個過程走下來，災民人物就一個個在腦海裡出現了。電影中的人物，有的是1942年倖存下來的，有的是遇到了他們的靈魂。
劇本第一稿出來的時候，每一個細節都特別鮮活，人物的語言也非常準確。
這是他第二次背水一戰，當年所有人都在拍攝藝術電影的時候，他逆流而上拍攝了《甲方乙方》並大獲成功。
多年之後，當所有人都在拍攝商業大片的時候，他再一次逆流而上，拍攝這段民族苦難，並為此賭上之前十二部影片積累的人氣。這一次，他押對寶了嗎？
2012年底，他耗盡心力、醞釀19年拍出來的《一九四二》終於上映了，然而第一天的票房只有2600萬元，口碑也很差，一些電影網站甚至一開始就打出了不及格的分數。糟糕的票房開局使得華誼公司的市值在2天裡蒸發13億。
隨後，同檔期的對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泰囧》都表現得十分強勢。前者的國內票房出人意料地突破5億元，後者則獲得了12.67億的總票房，成為當時的中國電影票房史上收入最高的華語電影。
票房失利，讓馮小剛猛然發現，自己現在摸不清觀眾的喜好了。2008年《非誠勿擾》出來時，他還很自信地對媒體說，“這麼多年，沒有一回大家會看好我的電影，可每一回，觀眾都給我撐了腰。中國導演裡，我不覺得還有誰像我一樣，票房上沒有敗過一回。”但到了《一九四二》，規律第一次被打破了。
電影下檔後，事情還沒有結束。為了回報華誼兄弟，馮小剛得拍一個常規馮氏喜 劇片，即後來的《私人定制》。隨後他又擔任了2013年央視春晚總導演，忙活了大半年，最終又收穫了一片罵聲。在那段時間裡，他過得並不順心。
這一年，他出演了電影《老炮兒》，在電影裡，六爺是一個社會和時代變遷中的底層小人物，生活處境並不太好。而馮小剛對角色的理解是：“這個人物心裡頭堵著一口氣，要把這口氣釋放出來，正好趕上兒子被綁架，就豁出去了。”
巧的是，當時的馮小剛因為《一九四二》的票房失利及之後的一系列事，整個人的狀態跟六爺很相似，《私人訂制》之後，他有一段時間沒有再去拍電影，那股悶氣需要有個出口宣洩、爆發，電影《老炮兒》正好趕上了。
《老炮兒》的片尾，六爺舉著武士刀在冰面上狂奔，不顧腳下隨時可能化掉的冰面，迎著對面百倍於的敵人而去，那股軸勁，又何嘗不是如今年過六旬馮小剛的寫照。
經常自感時間不多的他，在藝術創作上也更加的堅持，拒絕妥協，在他2016年的新片《我不是潘金蓮》中，他就堅持用圓形的畫幅拍攝。這種偏向于中國傳統水墨畫風格的構圖手法不僅形式新穎，而且能使影片有一定的間離感，避免人們對號入座。
但馮小剛的這個想法，只得到了攝影師一個人的支持，從製片方，到劇組的其他主創都反對他這麼拍攝。有些反對他的人還是他多年的好友。為了這份堅持，馮小剛一度放下狠話：所有投資這部電影的人，要麼拿著錢躲開，要麼和我一起往河裡跳，沒有中間路可走。
也是這份堅持，讓他站在了2016年中國臺灣第53屆金馬獎的頒獎舞臺上，這一次，他要領取的是最佳導演獎。
六十歲之後，馮小剛的心態發生了許多變化，一方面他在藝術上更加堅持，而另一方面，他的許多想法也隨著時代發生了改變，這些改變也體現在了他的電影中。
二十多年前馮小剛拍攝的《甲方乙方》最後一段，夢遊公司的人上街向所有人說好話，他們告訴那個拘謹的年代，要放開。二十多年後的《私人訂制》的最後一段裡，主人公們向人道歉，向大自然道歉，他告訴這個略顯浮躁的時代，要收著。
《檔案》播出時間：日常節目 週一，週二23:16 特別節目 週三21:20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關注北京衛視官方微博編輯拉菲克 做事像做夢，開業當天還雞賊來賓的公司就這麼開張了，當天，來賓們給報銷的發票也成了這家公司第一筆收入。之所以這家公司能有這麼大面子，還要提到這兩個人，馮小剛和王朔。
馮小剛出生於北京，從小父母離異，母親帶著他和姐姐一路長大，上中學的時候迷上了油畫，要知道在他成長的那個60年代，學藝術絕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母親為了攢錢為他買各種顏料也是飽受辛苦。
幾年後，正是這門能畫畫的手藝，讓他能夠自食其力，為母親分憂，那是1978年，剛剛恢復高考，馮小剛面臨兩個選擇，一個是進入北京電影學院美術系，繼續進修。如果他選擇了這條路，那麼歷史可能會進入另一條有趣的岔道，和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同屆的他或許會以另一種姿態進入電影界。
第二個選項是參軍，加入戰友文工團做一名文藝兵。馮小剛毫不猶豫的選擇的後者，一來是因為參軍了有工資拿，可以減輕家裡的負擔；二來，他一早就羡慕軍人，特別是文藝兵，能夠穿幹部服，拿六塊錢工資，還能穿掐腰大衣，想想都神氣。他領到軍裝之後，還專門請假回家，讓母親看看。
馮小剛就這樣成為了一名文藝兵，用他自己的話說，當時的文藝兵比現在的海龜還牛，無論是走在街上，還是演出，都拿著一樣的皮箱，特別威風。
正是他對這段時光的懷念，促使他後來拍攝了一部專門講述文工團的電影《芳華》。
七年從軍，到1984年，馮小剛退伍轉業來到北京電視藝術中心擔任美術，也是從這裡，馮小剛結識了王朔，並和他一起擔任了電視劇《編輯部的故事》的編劇，1991年這部電視劇播出之後紅遍全國，隨後馮小剛又和鄭曉龍一起執導了《北京人在紐約》，也是萬人空巷。在好夢公司開張前的那段時間裡，馮小剛已經成為影視圈裡不可忽視的一支潛力股。而當時王朔的名氣則要比馮小剛大的多，80年代後期，他是無數年輕人心目中的精神導師。他躲避崇高、調侃精英文學作品在當時紅極一時。在影視界，他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的眾多作品被改編成影視劇，其中不乏《頑主》、《陽光燦爛的日子》這樣的經典。很多電影人都以能拍攝一部王朔的作品為榮。
因為王朔、馮小剛兩人名聲在外，好夢公司成立不久，就有金主找上門來，那是他們的第一個項目《好夢獻給你》。當時還只是一個意向，連劇本都沒有完成，投資人就把承制方的利潤打給了他們。
王朔的意思是別著急分錢，這點錢也養不了老，不如用在公司的公共關係上。馮小剛所理解的公共關係，就是一堆人吃吃喝喝不談正事，不計較一時得失，為日後相互合作埋下伏筆。
有錢之後的好夢公司開始了他們的公關：幾乎每天都在請客，從親朋好友到同行前輩或是企業家，囊括極廣。在這些飯局上，馮小剛和王朔總是不分男女貴賤，逮著人就猛誇一通。開始時，還有些詞不達意，讓被吹捧的物件心生疑竇，但反復實踐之後，竟然都練就了一身說好話的絕活兒，總是能將對方誇得十分受用。
比如在誇一個老闆的時候，就說他名下產業多，多到數不過來，只能晚上站在景山上讓手下給他的產業熄燈，不大會兒的功夫大半個北京城就熄燈了。被誇的那位老闆心花怒放，直言晚上還有接著請客。
事實上，他們這麼誇人，和當時運作的項目《好夢獻給你》還有關係。在市場經濟的初期，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多少有些拘謹，他們想通過《好夢獻給你》能改變這種社會風氣，希望人們能多說好話，讓互相吹捧能成為人們交流的潤滑劑。
這段生活的積累，在多年之後，被二人搬上了大銀幕。
然而，《好夢獻給你》作為好夢公司的第一個項目，並沒有能夠如期完成，項目卡在了劇本上。之前寫過《編輯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紐約》、《大撒把》等劇本的馮小剛坐在打字機前毫無狀態，用王朔的話說，這是遇到坎兒了。
當時錢已經花的差不多了，劇組也建了，劇本就是出不來，眼看著“好夢”就要變“噩夢”了，馮小剛越是著急，就越是寫不出來。看著馮小剛心急如焚的樣子，王朔最終決定，寫不出來就放下，大不了慢慢還人家錢，總不能因此而喪失了創作能力。
之後好夢公司用《一地雞毛》、《永失我愛》、《情殤》三部戲裡摳出來的錢才把勉強這個窟窿堵上。
《永失我愛》是馮小剛第一個獨立執導的電影，改編自王朔的同名小說。這是一部描寫當代人價值衝突和精神危機的作品，但在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在九十年代中期，一部電影要想出頭，有兩條道路：要麼像第五代導演那樣，做符號化和本土影像化敘事的電影；要麼像第六代導演一樣，自費拍地下藝術電影，拿到國外去參評獎項。而《永失我愛》則是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更接近于第四代導演的風格，也沒有得到理論界的關注。
另一個方面，受到電視劇的影響，自八十年的開始國產電影就一直不景氣，1993年國產影片就減產了一半，觀眾不足也就是從前的1/3。受到大環境影響，電影的票房成績也不理想。這讓當初躊躇滿志的王朔和馮小剛不由得有些沮喪，但他們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後，還有一個更大的危機正在向他們逼近。
多年之後馮小剛依然準確記得這一天，1996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節。這一天，正在執導拍攝《過著狼狽不堪的生活》的馮小剛突然接到一個電話，一股莫名的不安湧上心頭。
當他和王朔走進時任北影廠廠長韓三平的辦公室的時候，一份電影局的通知遞到了他們手裡，上面赫然寫著“建議電影《過著狼狽不堪的生活》停拍。”
當天，馮小剛解散了劇組，和朋友喝的酩酊大醉，在馬路上睡了一宿，第二天醒來，他發現徐帆看著自己，默默地流淚，而自己腦袋右側露出了一塊拇指大小的頭皮。
這一天永遠地留在了馮小剛的記憶裡，他覺得命運跟他們開了一個莫大的玩笑，好夢公司一共投資拍攝的六部作品，或者停拍，或者遭禁，或者慘澹收場。這次事情之後，當初雄心勃勃的好夢公司也就此畫上了句號。
公司解散後，王朔跑到美國韜光養晦，馮小剛則一度躲到荒郊野外的別墅，破罐子破摔。他的事業也走入了最低谷。這是電影《甲方乙方》中葛優的一段自述，既反應了當時電影行業的不景氣，也反應了馮小剛當時的狀態。現實中，他與王朔的好夢公司已經不在，然而他電影事業的“好夢”，也恰在這個時候來臨了。
1997年春節剛過，馮小剛接到了時任北京電影製片廠廠長韓三平的電話，約他過來談談。針對當時國內不景氣的電影市場，韓三平和紫禁城影業公司總經理張和平想要救市。他們希望製作一部賀歲影片，想要尋找一個活躍、手裡有素材、符合觀眾口味的成熟導演。
業已成名的大牌電影導演顯然不是他們的考慮物件——在當時的情況下，幾乎不可能把市場理念強加給那些拍藝術電影出身的導演。不得已，韓三平與張和平把目光投向了更有觀眾緣、創作風格更接地氣的電視劇圈，馮小剛就這樣進入了他們的視線。
這一次，馮小剛拿出的創意，正是原來好夢公司沒能拍成的項目《好夢獻給你》，他把劇本的中心情節“好夢一日遊”的創意講給韓三平聽，韓三平在聽完之後，很快就敲定了這個項目。
或許是經歷了好夢公司起伏變遷的馮小剛有了更多的感悟，在時隔三年之後，馮小剛完成了那個當初心急如焚卻怎麼也寫不出來的劇本，並定名為《比火還熱的心》。當初王朔說他在創作上遇到的那個坎兒，就這麼過去了。
這部電影是馮小剛的背水一戰，他大膽地接受了製片方紫禁城影業提出的一個條件：不收錢，零片酬，只拿票房收入分賬。不成功，便成仁。
可以理解當時馮小剛的心境，在經歷了好夢公司的挫折之後，他必須要贏得民意，民意是惟一能讓他繼續當導演的因素，而民意的直接體現，就是票房。為此，馮小剛必須讓自己變得更加市場化。
為了貼近觀眾，劇本研討會請來影院經理和觀眾代表，前前後後討論了11次，修改了十來稿。有一個影院女經理姓陳，給他提出一個意見：“張富貴被地主婆虐待的那場戲不到位。張富貴始終沒有跪下，不像黃世仁虐待喜兒，出不來喜劇效果。一定要讓他跪下。”
這條意見並不專業，馮小剛一聽就急了，破口而出：“你懂劇本嗎?” 女經理面紅耳赤：“馮導我告訴你，我雖然不懂劇本，但我懂觀眾、我懂市場!”
最終，馮小剛還是讓傅彪飾演的張富貴跪下了。影片在北京地質禮堂影院舉行觀眾見面會時，馮小剛給那位女經理深深鞠躬，說：“陳經理我得謝謝你，我看了電影，覺得你的意見特別好，雖然不符合編劇規程，但特別符合觀眾的口味，有效果、有笑聲。”
這部精雕細琢的電影最終命名為《甲方乙方》，並於1997年的12月20日推出市場，上映不久，便引起了轟動。電影成功地將許多人的目光從電視轉移回到了電影上，為了一睹影片，人們再次回到了影院。這部投資370萬的電影最終收穫了3000萬的票房，僅北京就有1150萬的票房收入，這給當時低迷的電影市場帶來了一支強心針。
然而，這部創下當時票房紀錄的電影，卻無法得到理論界的認可。一些評論家甚至說：《甲方乙方》只是不入流的“小品串燒”。這些刺耳的聲音可能和馮小剛當時在電影界尷尬的地位有關。
從年齡上來說，他比陳凱歌小6歲，年紀上正好處在第五代導演和第六代導演中間。而創作風格上，他又不屬於這兩者間任何一個群體。在很長一段時間理論界的認知裡，馮小剛的名字和王朔綁在了一起，他的作品也被看做是王朔電影的一部分。
外在的聲音並沒有干擾到馮小剛的創作，在之後的兩年裡，他連拍兩部賣座賀歲片《不見不散》和《沒完沒了》，一片空白的中國電影市場出現了“賀歲檔”概念，而馮小剛也成為了“賀歲檔之父”。憑藉賀歲片聲名鵲起後，他又試圖回頭拍那些符合自己口味的現實主義題材影片。而在拍完反映社會生活問題的《一聲歎息》後，主流評論仍然沒有好轉。2000年，《一聲歎息》的票房成績僅次於主旋律影片《生死抉擇》，囊括了除最佳導演獎之外的全部五個主要獎項，但依然未能入選當年金雞獎提名。在那段時間裡，馮小剛的作品根本沒法獲得主流評論界認可。
《一聲歎息》帶給馮小剛的另一個副產品，就是和華誼公司合作的加深。事實上，從《沒完沒了》開始，華誼公司就成為了馮小剛電影的製片方之一。
但當時的馮小剛還不是華誼公司唯一的選擇。
幾乎同一時間，華誼公司還投資了陳凱歌的《荊軻刺秦王》、姜文的《鬼子來了》、以及主旋律電影《我的1919》。在投資眾多的導演中，華誼公司的老闆王中軍似乎更中意姜文，連續投資了《鬼子來了》《陽光燦爛的日子》等不少影片。然而，既霸氣、又獨斷強硬的姜文讓華誼公司的王氏兄弟有些“HOLD不住”。
相較而言，華誼公司在和馮小剛接觸磨合的過程中，找到了許多認同。馮小剛對電影的許多考慮方式和出發點都跟製片人頗為接近，也曾多次表示願意和製片方共同承擔電影運作的商業風險，相似的理念和票房號召力帶來的商業保障，讓華誼公司下定了決心，不久就以一年400萬的高價簽下了馮小剛。
多年之後，從演員陣容上也能看得出兩家公司的勃勃雄心，不單有馮小剛的老搭檔、老牌影帝葛優，還有香港巨星關之琳、好萊塢老戲骨唐納德·薩瑟蘭。這部電影也是馮小剛的轉型之作，相較于之前大圓滿式的結局，這部戲是一部徹頭徹尾的黑色幽默。除了一如既往地保留京味兒的調侃風格之外，他還敏銳地注意到一些社會上的熱點問題和爭議話題，比如互聯網公司、房地產熱等話題。
【《大腕》最後一段：一定得選最好的黃金地段，雇法國設計師，建就得建最高檔次的公寓，電梯直接入戶，戶型最小也得四百平米。什麼寬頻呀，光纜呀，衛星呀能給他接的全給他接上。樓上邊有花園，樓裡邊有游泳池樓子裡站一個英國管家，戴假髮，特紳士的那種。業主一進門，甭管有事沒事都得跟人家說：may I help you,sir? 一口地道的英國倫敦腔，倍兒有面子。社區裡再建一所貴族學校，教材用哈佛的，一年光學費就得幾萬美金。再建一所美國診所，二十四小時候診。就是一個字——貴！看感冒就得花個萬八千的。周圍的鄰居不是開寶馬就是開賓士，你要是開一日本車呀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你說這樣的公寓，一平米你得賣多少錢？我覺得怎麼著也得兩千美金吧。兩千美金？那是成本！四千美金起！你別嫌貴，還不打折。你得研究業主的購物心理。願意掏兩千美金買房的業主，根本不在乎再多掏兩千。什麼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嗎？成功人士就是，買什麼東西都買最貴的，不買最好的。所以，我們做房地產的口號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貴！】
有趣的是，電影中看似荒誕諸多情節，竟在若干年後的現實中逐一應驗了。然而，就在拍攝這部電影時，馮小剛差點丟了性命。
事實上，在錄製這期節目之前，馮小剛的心臟已經不止一次的給過他警告，在拍攝電影《大腕》的片場，他就曾遭遇突發性心臟病，一度送到醫院搶救。待病情平穩後，他又從醫院趕回片場接著拍攝。
在外人面前恍若無事的他，內心的不安只有自己知道，在馮小剛的自傳《我把青春獻給你》中，馮小剛對自己當時的心境有過這樣的描述：
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一直在誇張的驚恐中度過。稍有不適，即刻吞下幾顆速效救心丸，吸上氧氣躺倒放平，眼神無助地望著周圍的大千世界。
在完成《大腕》拍攝後的一年多時間裡，馮小剛沒在接拍新作，而是在妻子徐帆的陪伴下休養身體。
也就是在馮小剛養病期間，中國的電影市場發生了一場巨變。2002年，張藝謀導演的《英雄》獲得2.5億國內票房、11億海外總票房的佳績，第二年，廣電總局頒佈《電影製片、發行、放映經營資格准入暫行規定》，大量風險投資開始進入電影領域。越來越多的觀眾認為，進電影院看電影就應該看“大片”；投資方也認為，拍大片，才能掙大錢，中國電影正式進入“大片時代”。
2003年，身體逐漸好轉的馮小剛也感知到了時代的變化，既然無力扭轉社會趨勢，索性和華誼公司一起投身進了這個大片時代，他要給那些人看看，我也拍一個你們認為難的電影，這一拍，就在商業大片的市場上迅速攪起了一片風雲。憑藉著馮小剛敏銳的市場嗅覺和華誼公司王氏兄弟的嫺熟的商業運作，《手機》、《天下無賊》、《夜宴》、《集結號》、《非誠勿擾》等作品相繼推出，國內電影市場的票房紀錄被馮小剛和華誼公司的組合接連打破。2008年《非誠勿擾》上映19天，就突破了3億票房，而馮小剛也成為了中國首個個人作品票房過10億元的電影導演。那段時間裡，馮小剛得意的說：自己的電影投資回報率是200%，利潤僅次於販毒。
2009年，華誼公司在創業板上市，在他們公司的上市招股書上，也毫不遮掩地強調了馮小剛對公司作出的貢獻和意義。
另外，由於公司目前業務規模有限，少數簽約製片人及導演對公司業績的貢 獻占比相對較高。如電影業務，馮小剛工作室在報告期內出品了《集結號》和《非誠勿擾》2 部影片，這 2 部影片在報告期內累計實現票房分賬收入 18,896.50 萬元， 約占報告期內發行人電影業務收入的 40%和總營業收入的 18%，公司對馮小剛團隊具有一定的依賴性。
那段時間可以說是電影的黃金時代，走進影院的人越來越多，票房總數連續幾年高速增長。製作商業類型片，也成為了大多數電影公司的共識。然而一手開創賀歲檔市場的商業片教父馮小剛，卻有一個不同的想法——拍攝一部關於民族苦難的影片《一九四二》。
這個想法在他的腦海裡盤旋了整整十八年，而在商業類型片佔據主流的時代，要想把這個想法變為現實，何其困難。
馮小剛巧妙地用合作和周旋來拍攝自己喜歡的電影。他把自己拍攝的電影分為兩種：滿足自己的和滿足別人的。
1999年，他“捏著鼻子”拍完了自己相對不喜歡的《沒完沒了》，獲得了拍攝《一聲歎息》的機會。從此往後，他每拍一部電影，都會跟投資方達成某種默契：我滿足你一部，你也滿足我一部。《一聲歎息》之後，馮小剛拍了一個滿足投資方的《手機》;大片《夜宴》拍完，則是他喜歡的《集結號》，然後又迅速拍了個滿足投資方的《非誠勿擾》。
到了2011年，他終於等來了拍攝《一九四二》的機會。
《一九四二》的故事原型來自于劉震雲的小說《溫故一九四二》，這是一篇調查體的小說，沒有貫穿人物，沒有故事情節，只是一個1942年的史實資料拼圖，在這個基礎上拍攝電影，難度可想而知。
早在90年代初期，馮小剛看完劉震雲的小說之後，就有了將這段歷史搬上大銀幕的想法。1994年，馮小剛在和劉震雲一同參加北京青聯的會議的時候，就曾向劉震雲提出想要改編《溫故一九四二》，但劉震雲拒絕了，告訴他時機不成熟。事後馮小剛笑談，他可能是怕我拍不好。
時隔六年之後，到了2000年春節，馮小剛接到劉震雲拜年的電話，同時也得到一份大禮，劉震雲在電話裡說，《溫故一九四二》可以上路了。
項目是可以啟動了，但那個問題還在，沒有人物，沒有故事，怎麼撐得起一部電影。馮小剛和劉震雲想到了兩個方法，一個是在賓館房間裡仔細構思人物和故事，還有一個笨辦法，就是把災民逃荒的路線再走一遍。
兩人對視一眼，“都沒那麼聰明，只好按笨辦法來。”於是他們從北京出發，走河北、河南、山西、陝西，用了將近兩個月。整個過程走下來，災民人物就一個個在腦海裡出現了。電影中的人物，有的是1942年倖存下來的，有的是遇到了他們的靈魂。
劇本第一稿出來的時候，每一個細節都特別鮮活，人物的語言也非常準確。
這是他第二次背水一戰，當年所有人都在拍攝藝術電影的時候，他逆流而上拍攝了《甲方乙方》並大獲成功。
多年之後，當所有人都在拍攝商業大片的時候，他再一次逆流而上，拍攝這段民族苦難，並為此賭上之前十二部影片積累的人氣。這一次，他押對寶了嗎？
2012年底，他耗盡心力、醞釀19年拍出來的《一九四二》終於上映了，然而第一天的票房只有2600萬元，口碑也很差，一些電影網站甚至一開始就打出了不及格的分數。糟糕的票房開局使得華誼公司的市值在2天裡蒸發13億。
隨後，同檔期的對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泰囧》都表現得十分強勢。前者的國內票房出人意料地突破5億元，後者則獲得了12.67億的總票房，成為當時的中國電影票房史上收入最高的華語電影。
票房失利，讓馮小剛猛然發現，自己現在摸不清觀眾的喜好了。2008年《非誠勿擾》出來時，他還很自信地對媒體說，“這麼多年，沒有一回大家會看好我的電影，可每一回，觀眾都給我撐了腰。中國導演裡，我不覺得還有誰像我一樣，票房上沒有敗過一回。”但到了《一九四二》，規律第一次被打破了。
電影下檔後，事情還沒有結束。為了回報華誼兄弟，馮小剛得拍一個常規馮氏喜 劇片，即後來的《私人定制》。隨後他又擔任了2013年央視春晚總導演，忙活了大半年，最終又收穫了一片罵聲。在那段時間裡，他過得並不順心。
這一年，他出演了電影《老炮兒》，在電影裡，六爺是一個社會和時代變遷中的底層小人物，生活處境並不太好。而馮小剛對角色的理解是：“這個人物心裡頭堵著一口氣，要把這口氣釋放出來，正好趕上兒子被綁架，就豁出去了。”
巧的是，當時的馮小剛因為《一九四二》的票房失利及之後的一系列事，整個人的狀態跟六爺很相似，《私人訂制》之後，他有一段時間沒有再去拍電影，那股悶氣需要有個出口宣洩、爆發，電影《老炮兒》正好趕上了。
《老炮兒》的片尾，六爺舉著武士刀在冰面上狂奔，不顧腳下隨時可能化掉的冰面，迎著對面百倍於的敵人而去，那股軸勁，又何嘗不是如今年過六旬馮小剛的寫照。
經常自感時間不多的他，在藝術創作上也更加的堅持，拒絕妥協，在他2016年的新片《我不是潘金蓮》中，他就堅持用圓形的畫幅拍攝。這種偏向于中國傳統水墨畫風格的構圖手法不僅形式新穎，而且能使影片有一定的間離感，避免人們對號入座。
但馮小剛的這個想法，只得到了攝影師一個人的支持，從製片方，到劇組的其他主創都反對他這麼拍攝。有些反對他的人還是他多年的好友。為了這份堅持，馮小剛一度放下狠話：所有投資這部電影的人，要麼拿著錢躲開，要麼和我一起往河裡跳，沒有中間路可走。
也是這份堅持，讓他站在了2016年中國臺灣第53屆金馬獎的頒獎舞臺上，這一次，他要領取的是最佳導演獎。
六十歲之後，馮小剛的心態發生了許多變化，一方面他在藝術上更加堅持，而另一方面，他的許多想法也隨著時代發生了改變，這些改變也體現在了他的電影中。
二十多年前馮小剛拍攝的《甲方乙方》最後一段，夢遊公司的人上街向所有人說好話，他們告訴那個拘謹的年代，要放開。二十多年後的《私人訂制》的最後一段裡，主人公們向人道歉，向大自然道歉，他告訴這個略顯浮躁的時代，要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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