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 年少情稠而又不識愁滋味的我又一次糾纏於生活瑣碎的樊籠裡。 在百番苦思卻終究不得其解的時候， 突然想起了之前曾拜讀過的路遙先生的《人生》，
讀書作文自古都好像是歷代文人們自我救濟的一方良藥， 或者在靈魂被現實侵害窒息之緊要關頭的救心丸。 莊子畢生自然無為在《逍遙遊》裡化身為蝶， 陶潛不媚權貴在《歸去來兮辭》中掛冠歸隱， 魯迅在麻木的民眾中振臂一揮拍案而起， 毅然擔當起醫治愚民脊樑的刀筆吏， 晦暗的牛棚下滿面傷痕的食指以詩明志《相信未來》。 諸如此類這些從肉體上脫俗， 精神上昇華之人的行為看似荒唐矯情， 可又何嘗不是與命運博弈的強者。
我不敢妄自尊大為文人墨客，
農民作家路遙的大部分文學作品都以表現黃土高原人在貧困窘迫中仍然頑強的生命力為素材， 這與作者所生存的環境、個人的經歷以及對自我的剖析和社會生活的反思密切相關， 《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等都是這類鄉土題材文學的代表作。 所不同的是《人生》中的人物更偏重於將中國某個時代中農村知識青年清高浮躁的性格，
路遙通過高加林以犧牲真愛來換得了沾染著雜質的愛情和地位， 自以為風光無限卻被人揭發後自食惡果的選擇悲劇， 將愛情擱置在獲取個人名利的拷問中， 露骨的揭示了人本性的惡劣，
路遙筆底下的高加林有著比老實巴結的父親高玉德高出百倍的精神追求， 他不甘平庸， 敢於向命運挑戰， 自信而堅毅。 這是那個年代多數知識青年身上所共有的特質， 貧寒如洗卻自命不凡。 可是現實世界卻似乎並不眷顧高家村這個當民辦教師的高中生， 先是他民辦教師的身份被有權有勢的大隊書記高明樓的兒子頂替了。 隨後又迫於生活， 做賊般地挎著竹籃去城裡賣饃以換取紙煙錢， 可一向自視過高的他卻在熙攘的鬧市裡， 怎麼也張不開叫賣的嘴。 就在高加林失意困頓乃至於絕望的時候， 美麗善良的劉巧珍闖進了他的生活。
終於， 一次難得的機遇使文化人高加林邁入了城市的廣闊天地， 就在高加林意欲在此大顯身手的時候， 他又遇上了上學時的暗戀對象黃菊萍， 城市姑娘黃菊萍的有著現代女性的開朗活潑， 又長相姣好。 他們兩人的知識背景相似， 在一起總有著聊不完的時代話題， 未過多久， 兩人便舊情複熾。 當黃菊萍向頻頻情動的高加林示愛時， 高加林也陷入了苦苦的糾結和反思， 當對此一無所知的巧珍帶著狗皮褥子來看望高加林時，他卻拿不出勇氣去立即傷害深愛著她的劉巧珍，此時的高加林人物形象是複雜的，他內心的情感是難以言說的。
然而在現實的重創之下，愛情似乎總是不堪一擊。在經過反復考慮後，高加林還是接受了黃亞萍的充滿了征服欲的愛，當高加林極其委婉地向巧珍表達了他的這種選擇後，巧珍含淚接受了，可她沒有像多數女子那樣，面對愛人的見異思遷和毫不留情的變心尋死覓活。甚至她沒有過多地責怪高加林，反而更擔心高加林以後的生活，勸他到外地多操心，可是傷心的淚水卻在臉上刷刷地淌著。
此時路遙把劉巧珍的人物形象塑造的最可憐，同時也是最美麗純真的，不能不說路遙的筆法是成功的。在要命的打擊之下，劉巧珍表現的極其剛強，她沒有因此而失去生活的勇氣，也沒有神經錯亂失常，“人生的災難打倒了她，但她又從地上爬起來了！”，因為“她留戀這個世界，她愛太陽，愛土地，愛勞動，愛清朗朗的大馬河，愛大馬河畔的青草和野花……她不能死！她應該活下去！她要勞動！她要在土地上尋找別的地方找不到的東西！”正因為劉巧珍的存在，讓《人生》的故事更顯得樸實而淒美。正如評論家所言：“路遙塑造劉巧珍這個人物，寫人在極其困難的景況下戰勝苦難的“崇高而光彩的道德力量”，基源于對現實生活的道德憂慮,其目的就是要借“困難的時候”人們心靈的“高尚美好”，來“折射今天的現實生活”。認同傳統的美德，讚美利益犧牲精神，克己利他的仁愛之心和道德善良，與人類生活的意義和進步密切相關。”
但是好夢難圓，高加林進城這件事還是被人告發了。在那個動輒獲咎的環境下，高加林被上頭停職遣返，把愛情比作野外漫遊時邂逅一場美麗春夢的黃菊萍決然離他而去，金子般的巧珍另嫁馬栓，愛情受傷事業無果的高加林又要重新接受回到土地的結局。每每讀到此處，我曾不止一次地揣摩過路遙的用意。照常理說，文人之間應該是互相同情，惺惺相惜的。高加林的經歷多少有些路遙生活的影子，路遙受文革的影響直到69年底才回到家裡務農，這一段苦難歲月在路遙短暫的生命中始終是揮之不去的，是他生活的陰影，於是他就百般設法將這段歷史通過看似虛構實則真實的句段勾畫出來，逐漸成形了自己的苦難意識和悲劇意識。儘管這並非路遙的本意，可他還是一如既往地將《人生》的故事推至一個悲劇式的結局，正當一位失意的文人終於得以施展才華時，路遙筆鋒一轉，高加林的似錦前程全成虛妄。
然而，路遙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沒有像大多數人那樣講述高加林如何懊悔，如何痛不欲生，也沒有像京劇《斬美案》的劇情演繹的那樣，將負心之人置於鍘刀之下身首異處血濺當場，滿足看客們痛打落水狗的心理。而是巧妙地安排高加林重新撲倒在那片生他養他的黃土地上，不再有了內心的狂熱和驕躁，冷靜的自我反省，讓他兩隻手緊緊抓著兩把黃土，沉痛地呻吟著：“我的親人哪……”
墨及此處，路遙便恰到好處的收筆，卻並非故事已然告終，也並非故意巧設懸念，只因為《人生》故事本沒有結局，當人生的一個歷程完結後，便又以另一種方式繼續著……
其實人生的道路本來就延伸著很多分叉口，對於未來的選擇我們有恐懼也有希冀。前路是未可知的，但是每一條路的選擇都有其內定的規律和法則，或者尊于現實，或者忠於心靈。只要我們不摒棄做人原則，不逾越道德底線，我們的路就能走得踏實穩重。
或許真如柳青所言：人生的道路雖然慢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是筆直的，沒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口，事業上的岔道口，個人生活上岔道口，你走錯一步，可以影響人生的一個時期，也可以影響一生。
當對此一無所知的巧珍帶著狗皮褥子來看望高加林時，他卻拿不出勇氣去立即傷害深愛著她的劉巧珍，此時的高加林人物形象是複雜的，他內心的情感是難以言說的。
然而在現實的重創之下，愛情似乎總是不堪一擊。在經過反復考慮後，高加林還是接受了黃亞萍的充滿了征服欲的愛，當高加林極其委婉地向巧珍表達了他的這種選擇後，巧珍含淚接受了，可她沒有像多數女子那樣，面對愛人的見異思遷和毫不留情的變心尋死覓活。甚至她沒有過多地責怪高加林，反而更擔心高加林以後的生活，勸他到外地多操心，可是傷心的淚水卻在臉上刷刷地淌著。
此時路遙把劉巧珍的人物形象塑造的最可憐，同時也是最美麗純真的，不能不說路遙的筆法是成功的。在要命的打擊之下，劉巧珍表現的極其剛強，她沒有因此而失去生活的勇氣，也沒有神經錯亂失常，“人生的災難打倒了她，但她又從地上爬起來了！”，因為“她留戀這個世界，她愛太陽，愛土地，愛勞動，愛清朗朗的大馬河，愛大馬河畔的青草和野花……她不能死！她應該活下去！她要勞動！她要在土地上尋找別的地方找不到的東西！”正因為劉巧珍的存在，讓《人生》的故事更顯得樸實而淒美。正如評論家所言：“路遙塑造劉巧珍這個人物，寫人在極其困難的景況下戰勝苦難的“崇高而光彩的道德力量”，基源于對現實生活的道德憂慮,其目的就是要借“困難的時候”人們心靈的“高尚美好”，來“折射今天的現實生活”。認同傳統的美德，讚美利益犧牲精神，克己利他的仁愛之心和道德善良，與人類生活的意義和進步密切相關。”
但是好夢難圓，高加林進城這件事還是被人告發了。在那個動輒獲咎的環境下，高加林被上頭停職遣返，把愛情比作野外漫遊時邂逅一場美麗春夢的黃菊萍決然離他而去，金子般的巧珍另嫁馬栓，愛情受傷事業無果的高加林又要重新接受回到土地的結局。每每讀到此處，我曾不止一次地揣摩過路遙的用意。照常理說，文人之間應該是互相同情，惺惺相惜的。高加林的經歷多少有些路遙生活的影子，路遙受文革的影響直到69年底才回到家裡務農，這一段苦難歲月在路遙短暫的生命中始終是揮之不去的，是他生活的陰影，於是他就百般設法將這段歷史通過看似虛構實則真實的句段勾畫出來，逐漸成形了自己的苦難意識和悲劇意識。儘管這並非路遙的本意，可他還是一如既往地將《人生》的故事推至一個悲劇式的結局，正當一位失意的文人終於得以施展才華時，路遙筆鋒一轉，高加林的似錦前程全成虛妄。
然而，路遙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沒有像大多數人那樣講述高加林如何懊悔，如何痛不欲生，也沒有像京劇《斬美案》的劇情演繹的那樣，將負心之人置於鍘刀之下身首異處血濺當場，滿足看客們痛打落水狗的心理。而是巧妙地安排高加林重新撲倒在那片生他養他的黃土地上，不再有了內心的狂熱和驕躁，冷靜的自我反省，讓他兩隻手緊緊抓著兩把黃土，沉痛地呻吟著：“我的親人哪……”
墨及此處，路遙便恰到好處的收筆，卻並非故事已然告終，也並非故意巧設懸念，只因為《人生》故事本沒有結局，當人生的一個歷程完結後，便又以另一種方式繼續著……
其實人生的道路本來就延伸著很多分叉口，對於未來的選擇我們有恐懼也有希冀。前路是未可知的，但是每一條路的選擇都有其內定的規律和法則，或者尊于現實，或者忠於心靈。只要我們不摒棄做人原則，不逾越道德底線，我們的路就能走得踏實穩重。
或許真如柳青所言：人生的道路雖然慢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是筆直的，沒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口，事業上的岔道口，個人生活上岔道口，你走錯一步，可以影響人生的一個時期，也可以影響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