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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旗人對北京城的記憶

記憶裡祖父說:“北京城像一塊大豆腐, 四方四正。 城裡有大街, 有胡同。 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 正東正西。

北京人的方位意識極強。

過去拉洋車的, 逢轉彎處都高叫一聲‘東去!’‘西去!’以防碰著行人。 老兩口睡覺, 老太太嫌老頭子擠著她了, 說‘你往南邊去一點’。 這是外地少有的。

……大街、胡同, 把北京切成一個又一個方塊。 這種方正不但影響了北京人的生活, 也影響了北京人的思想。

無獨有偶, 蕭乾同樣也注意到北京城這種“方正”的特點。 他說, “世界上像北京設計得這麼方方正正、勻勻稱稱的城市, 還沒見過。 因為住慣了這樣佈局齊整得幾乎像棋盤似的地方, 一去外省, 老是迷路轉向。 瞧, 這兒以紫禁城(故宮)為中心, 九門對稱, 前有天安, 後有地安, 東西便門就相當於足球場上踢角球的位置。 北城有鐘鼓二樓, 四面是天地日月四壇。 街道則東單西單、南北池子。 需要說明的是,

老北京的胡同, 也有斜街, 但是數量極少, 所以凡是斜街都在胡同名稱裡直接呈現了, 譬如煙袋斜街。

長期生活在這種方正的建築格局之中的老北京人, 其生活態度及作風, 與“秩序井然”、“井井有條”建立了天然的聯繫。

大多橫平豎直的胡同, 像一個個方正的網格,

把老北京城切分得整整齊齊。 除了整齊, 還有對稱, 這些生活元素無疑孕育了北京人極強的方位意識, 甚至包括“直截了當”的思維特點。

老北京胡同的命名, 就是如此。 蕭乾在《北京城雜憶》, 設專節細緻探討了胡同的命名規律。 蕭乾說, “因為是京城, 不少胡同當時都是衙門所在地, 文的像太僕寺, 武的像火藥局、兵馬司。 還有管考舉人的貢院、練兵的校場;還有掌管穀糧的海運倉和祿米倉”, “有些胡同是以寺廟為名, 像白衣庵、老君堂、舍飯寺”, “有些胡同名兒還表現著當時社會各階層的身份, 像霞公府、恭王府, 這些胡同的命名方式, 都體現了直截了當的特點。

如果在今天, 恐怕要考慮是否涉及軍事秘密了, 但是在當時那個年代,

不需要“謹小慎微”, 一切就都“單刀直入”了。

總之, 分類標準不一, 但是所有的胡同名稱都名副其實, 一目了然。 胡同名稱與胡同的歷史淵源一定是相互呼應的, 幾乎分毫不差。 即使是後來改了名字, 也大多按照原來的發音。

眾多胡同的命名, 充分體現了北京人“丁是丁、卯是卯”的思維習慣, 與北京人要麼“東去”, 要麼“西去”的方位意識無形中達成了默契。 老北京人的生活態度、處事原則, 同樣體現了“小蔥拌豆腐”、一清二楚的特點。

汪曾祺在《胡同文化》裡講到, 他看見電梯裡小夥子打了開電梯的小姑娘, 他提出應該主持正義, 讓小夥子當眾向小姑娘認錯, 結果遭到“老北京”的反對, 說:“叫他認錯?門兒也沒有!忍著吧!——‘窮忍著,

富耐著, 睡不著眯著’!”這就是老北京人的處事原則, 不是自己的事兒, 絕不插手。

北京人不愛管閒事。 當然“不愛管閒事”, 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明哲保身的自私表現, 但這就是北京人“直來直去”的性格特點。

再比如胡同裡的“京白”, 十分講究分寸, 用詞相當考究, 同類的詞語, 不同年齡段、不同層次都有不同的表達方式。 比如“褒獎”的說法就有三個層次, “頂好”、“挺好”和“不賴”。 三個層次之間, 絕不模棱兩可。

問年紀, 也是不同年齡的人, 用不同的詞語。 問小孩, 就是“幾歲了?”青少年, 就是“十幾了?”中年人, 是“貴庚”, 老年人, 是“高夀”絕不能混淆。

說錯了, 會被認為對對方不尊重。 老北京人的耿直、認真、說一不二的品性一覽無餘。 老北京人在語言運用上的較真兒、直爽, 是其方正品格的突出反映。

作者老顧

是其方正品格的突出反映。

作者老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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