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三卷是王陽明心學思想的代表作品， 比較全面完整地體現了陽明心學的思想體系， 是學習、瞭解、研究陽明心學的必讀著作。 《傳習錄》上卷， 正德十三年刻於贛州；《傳習錄》中卷主要由王陽明的論學書信所構成， 嘉靖三年刻於紹興；《傳習錄》下卷， 嘉靖三十四年以“遺言”之名刻於湖北江陵， 經錢德洪刪削， 名為《傳習續錄》， 複刻于安徽甯國的水西精舍， 次年再經增刪， 刻於湖北蘄春的崇正書院。 隆慶六年， 謝廷傑刻王陽明全書， 更《傳習錄》為三卷， 又附《朱子晚年定論》於卷末。 《傳習錄》從最初的編輯到現在的三卷本“定本”，
《傳習錄》既是陽明心學思想的集中體現， 又是瞭解中國傳統文化之歷史發展的一部重要典籍。 宋代理學出現之後， 經過“北宋五子”的卓越思想努力， 特別是經過朱熹的精研覃思， 理學作為一種“新儒學”形態已經被體系化地建構起來， 成為時代新學。 朱熹撰《四書集注》， 為這一“新儒學”確立了新的經典文本系統， 理學的問題意識、核心理念、致思方式、實踐路徑等等， 根本上都來源於《四書》。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 《四書集注》不僅是體現了朱熹本人的思想， 實質上還體現了“宋學”的基本思想。 漢、宋學術之所以分野， 根源上即在於其所依據的經典文本系統的差異。
心即理。 陽明嘗稱之為“立言宗旨”， 是為陽明心學的理論基礎。 陽明說：“所謂汝心， 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 若是那一團血肉， 如今已死的人， 那一團血肉還在，
知行合一。 如果“心即理”是哲學意義上的本體論架構， 那麼“知行合一”即是其工夫論， 是人在其現實生存過程中把同一于天道、天理的本心實現出來的根本方法。 “知行合一”的“知”， 在陽明的論述之中， 至少包含四個層面的基本意思：感知、知覺、知識、良知；“行”則涉及兩個方面的基本內涵：內行與外行。 按照陽明的闡釋， 不論在“知”“行”的何種意義上，
致良知。這是陽明先生晚年對其畢生思想的綜括與總結，他曾稱之為“真聖門正法眼藏”，是聖人相傳“一點滴骨血”。在理論上，“良知”說是“知行合一”說的進一步發展與完善。陽明曾說：“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說明陽明思想的前後發展，其實是有其內在的連貫性與統一性的。按陽明的闡釋，良知在人的存在是人人平等具足的，即是“本心”。正是這一“本心”，不僅使人成為完全意義上的人，並且使人的生命境域獲得了多重維度的綿延。就人的自身存在而言，“良知”是生命存在的本初原始，或謂之生命本原。這一本原的自身實在性同一于作為宇宙全體的終極實在之天道，因此人的生命存在境域便獲得了向形而上的天道維度的無限綿延；良知“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是聖人道命傳統之真髓，那麼良知在人的本原性存在，也就使人的存在境域獲得了歷史縱向維度的無限綿延；以良知為本原的現實存在者，正是因獲得了這一本原所本具的本原能力，才使包括知識、情感、理性、願欲等等在內的全部生命活動成為可能的，因此就人的存在的現實性而言，他同時就具備了在現實性上呈現其生命力的廣袤空間，從而使其存在境域獲得了現實維度上的無限綿延。正是基於這三重維度的綿延，在陽明看來，人的存在就必不可能是單向度的，而是多維度關聯的現實存在者。他既是現實的，又是歷史的；既是後天的，又是先天的；既是形而下的，又是形而上的。這才是人的生命狀態的本相。了知良知的本相是如此，在現實的生存過程中把這一本原良知表達于、體現於實際的生活境域，即是“致良知”，所以說“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進一步完善。作為本原性實在，良知的自體狀態總是“明瑩”的，不染任何渣滓，毫無私意私欲；良知總是“自知”而“常惺惺”的，是永遠能夠對其自身的真實狀態保持清楚明白的自我覺知與自我肯定的，因此它永遠不會陷入於二重化，而總是保持其自身的絕對性的。因它“自知”，所以能夠“知他”；因它絕對，所以即是中道。“致良知”是人實現其真實生命的途徑或方式。“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不僅是陽明所理解的“致知格物”，更是生命存在本原意義上的人的使命，是全人格的實現與完善方式。“致良知”的過程，既是現實的生存過程，是生活世界的建構過程，也是價值世界與意義世界的建構過程；既是盡人道的過程，也是達天道的過程。“良知即天道”，所以“致良知”的現實意義，就是要將天道本身的大中至正、永恆的普遍正義實現於天下。
天地萬物一體之仁。這是“致良知”的終極境界。人總是在與現實世界的交往當中來實現其自身生存的。現實的交往過程，既是人把交往物件攝入于主體之心靈世界的過程，也是把自己向交往物件開放的過程。只要交往關係存在，這種雙向互動就必然存在。通過這種互動性的實踐活動，我們現實地建立起與物件的“關心”的聯繫，從而實現與交往物件的“主體性互滲”。在“致良知”的意義上，如果我們通過自己的生活實踐而把本原良知呈現于、落實於全部的交往領域，那麼我們的生活世界，便是以良知為核心、以“知行合一”為實踐方式而建構起來的自他圓融的世界，也即是與物一體的。良知的表達，即是仁的體現，因此在終極意義上，我們便實現了“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而終究能夠享有一個無限、光明而又崇高博厚的價值世界。
最後，向讀者推薦兩個學界公認為權威可靠的《傳習錄》讀本：一是陳榮捷先生的《傳習錄詳注集評》，二是鄧艾民先生的《傳習錄注疏》。它們都是《傳習錄》研究的一流著作。另外，善於閱讀白文的讀者，則可採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王陽明全集》本。
因此陽明說“知行合一”，實質則是說“知行同一”，是用兩個字說一個工夫，“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就知識活動而言，任何“真知”都本原于行為的實踐活動，行動的過程與獲得知識的過程是同一的；本原於實踐的“真知”，也必然是能夠還原於實踐本身的，因為“行”即是“真知”的體現，所以陽明說：“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若用傳統的體用觀點來看，那麼“知”“行”兩者實際上互為體用的：知是行之體，行為知之用；行是知之體，知為行之用。知行兩相同一，一體圓融。從這一即體即用的觀點來看，“知行合一”在終極本體意義上的展開，就是“致良知”。致良知。這是陽明先生晚年對其畢生思想的綜括與總結，他曾稱之為“真聖門正法眼藏”，是聖人相傳“一點滴骨血”。在理論上，“良知”說是“知行合一”說的進一步發展與完善。陽明曾說：“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說明陽明思想的前後發展，其實是有其內在的連貫性與統一性的。按陽明的闡釋，良知在人的存在是人人平等具足的，即是“本心”。正是這一“本心”，不僅使人成為完全意義上的人，並且使人的生命境域獲得了多重維度的綿延。就人的自身存在而言，“良知”是生命存在的本初原始，或謂之生命本原。這一本原的自身實在性同一于作為宇宙全體的終極實在之天道，因此人的生命存在境域便獲得了向形而上的天道維度的無限綿延；良知“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是聖人道命傳統之真髓，那麼良知在人的本原性存在，也就使人的存在境域獲得了歷史縱向維度的無限綿延；以良知為本原的現實存在者，正是因獲得了這一本原所本具的本原能力，才使包括知識、情感、理性、願欲等等在內的全部生命活動成為可能的，因此就人的存在的現實性而言，他同時就具備了在現實性上呈現其生命力的廣袤空間，從而使其存在境域獲得了現實維度上的無限綿延。正是基於這三重維度的綿延，在陽明看來，人的存在就必不可能是單向度的，而是多維度關聯的現實存在者。他既是現實的，又是歷史的；既是後天的，又是先天的；既是形而下的，又是形而上的。這才是人的生命狀態的本相。了知良知的本相是如此，在現實的生存過程中把這一本原良知表達于、體現於實際的生活境域，即是“致良知”，所以說“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進一步完善。作為本原性實在，良知的自體狀態總是“明瑩”的，不染任何渣滓，毫無私意私欲；良知總是“自知”而“常惺惺”的，是永遠能夠對其自身的真實狀態保持清楚明白的自我覺知與自我肯定的，因此它永遠不會陷入於二重化，而總是保持其自身的絕對性的。因它“自知”，所以能夠“知他”；因它絕對，所以即是中道。“致良知”是人實現其真實生命的途徑或方式。“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不僅是陽明所理解的“致知格物”，更是生命存在本原意義上的人的使命，是全人格的實現與完善方式。“致良知”的過程，既是現實的生存過程，是生活世界的建構過程，也是價值世界與意義世界的建構過程；既是盡人道的過程，也是達天道的過程。“良知即天道”，所以“致良知”的現實意義，就是要將天道本身的大中至正、永恆的普遍正義實現於天下。
天地萬物一體之仁。這是“致良知”的終極境界。人總是在與現實世界的交往當中來實現其自身生存的。現實的交往過程，既是人把交往物件攝入于主體之心靈世界的過程，也是把自己向交往物件開放的過程。只要交往關係存在，這種雙向互動就必然存在。通過這種互動性的實踐活動，我們現實地建立起與物件的“關心”的聯繫，從而實現與交往物件的“主體性互滲”。在“致良知”的意義上，如果我們通過自己的生活實踐而把本原良知呈現于、落實於全部的交往領域，那麼我們的生活世界，便是以良知為核心、以“知行合一”為實踐方式而建構起來的自他圓融的世界，也即是與物一體的。良知的表達，即是仁的體現，因此在終極意義上，我們便實現了“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而終究能夠享有一個無限、光明而又崇高博厚的價值世界。
最後，向讀者推薦兩個學界公認為權威可靠的《傳習錄》讀本：一是陳榮捷先生的《傳習錄詳注集評》，二是鄧艾民先生的《傳習錄注疏》。它們都是《傳習錄》研究的一流著作。另外，善於閱讀白文的讀者，則可採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王陽明全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