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齊彩繪菩薩像
南北朝時期， 北方提倡石刻， 南方禁立石刻， 形成截然對比。 北朝石刻從形式上來看， 直接刻鑿於山崖石壁謂之摩崖， 撰文刻石埋入墓穴謂之墓誌， 刻石記事謂之碑碣， 造像附題的銘文謂之造像。 摩崖、墓誌、碑碣不獨北魏時期存在， 唯獨造像， 於北魏之際的數量和成就居於巔峰。
北齊貼金彩繪佛像
造像， 就是用泥塑成或用石頭、木頭、金屬等雕成一定的形象。 古代為生人、亡人或自己祈福， 多有於僧寺， 或在崖壁間鐫石成佛像。 以石刻者， 今存有北魏時河南龍門造像和山西大同雲岡石窟造像等；以銅等金屬鑄造者， 如《陶齋吉金錄》所記《宋韓謙造像》和《北魏徐常樂造像》等。 造像和寫經、造寺、造塔等， 同具種種功德。
北齊貼金彩繪佛像
自西羌的宦官王慶時於太和十二年（488）造立《大代暉福寺碑》之後， 造像之風始盛。 嚴格來說， 造像是古代宗教雕刻藝術的一個種類。 單獨成件多見於南北朝和隋唐時期。 北魏遷都洛陽之後， 社會比較安定， 經濟也有大的發展。 加上西域交通頻繁，
北魏比丘道休造彌勒佛像
從地理形貌上來說， 造像密集分佈地的石層結構為石灰岩， 石質均勻堅細， 易於開採加工， 具有堅固性、吸水性以及很好的膠結性、磨光性、不透氣性， 故能施以極為細緻的雕刻。 凡此種種條件下， 一個個華美無比、雕刻精緻的造像就誕生了。
北魏比丘惠輔造彌勒佛像（局部）
“造像”二字本身就非常傳神，值得玩味。時至今日，也經常會提到“製造”二字，最典型的莫過於“MADE IN CHINA”。造像因刻工之緣故，謂之“造”十分妥帖。古人所用的字眼，異常精闢，歸根結底決定於漢語言的豐富性。一個民族在幾千年的時間裡得益於漢字，這種文字必定不簡單。
北魏彩繪菩薩像
造像書風異常吸引人。造像雖經刀斫斧削，稍嫌生硬，或鋒芒畢露，不講含蓄，但天然之功，不假雕飾、一任自然，令後世望塵莫及。隨手取一小品，可以展玩許久。後人即便苦心經營，未必能及，有時流於皮毛，描龍畫鳳，去天趣益遠。如今審視很多的造像，風化剝蝕過甚，以一種“不完整的形態”示人，卻又因此而愈加生動。如若翻刻一通，精美齊整，失卻韻味。猶如有時看到T臺上的美人，雖然華麗服裝，身材傲人，但濃妝豔抹，終不比山野村姑自然。再者，歲月積澱的魅力無法替代，人為之力，終不敵自然之功。這當中，“龍門造像”在書法史中的影響最大，代表作稱作“龍門二十品”。龍門，即河南洛陽龍門石窟。“龍門二十品”中的《始平公造像》、《孫秋生造像》、《魏靈藏造像》、《楊大眼造像》，又被稱為“龍門四品”，是龍門石窟兩千餘種北魏造像中，書法藝術價值最高的作品。另外還有《賀蘭汗造像》、《馬振拜造像》等。
北魏彩塑菩薩像
造像興衰存廢與宗教相關。造像見證了佛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在這一過程中，北朝佛社的興起和發展，成為佛教發展的時代見證。佛教一方面與儒家思想混雜合流構成“儒釋”，另一方面與老莊思想交叉構成“佛道”，存在一個相互結合教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佛教歷經魏晉南北朝直至隋唐，伴隨著中國大一統王朝的重建而獨立發展並直抵高峰，在思想文化史上產生了重要作用。中國文化一向以忠孝倫理道德為中心，大到社會秩序，小至家庭關係。佛教為了獲得發展的需用，首先由沙門法果解決了拜佛與忠君的關係，孝的問題也順應而解。佛社造像把崇佛與儒家忠孝思想合而為一，既可以達到崇佛，又可以盡忠盡孝。龍門石窟的諸多造像，都是將為皇帝祈願和為祖先邀福結合起來的實例，說明了佛教及佛教藝術逐漸接受儒家忠孝倫理思想的影響，求得自身的存在和發展。時至今日，佛教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現今常見的來自於佛教的語彙就有五百多個，如現在、單位、愛河、煩惱、浩劫、宿命、隨緣等。
北魏賈智淵早背屏三尊像
造像包含民間文化的因素，與文人士大夫的書法創作存在一定的區別，但就哲學體系而言，同屬中華文化的認識論和陰陽觀。民間藝術傳承的是中華民族的本原哲學本體，文人士大夫表現的是人的情感理念。簡單地說，造像寄予的是生死，更粗陋直接一些，《蘭亭序》同樣是生死觀，更精美含蓄一些，兩者本質一致。每一尊造像與人的內心都是一種合拍的生活節奏方式，包含了中國文化中特有的“敬”，一種敬畏，一種詩意，一種修養。
北魏貼金彩繪背屏三尊像
造像從形式上來看，一是書法，文字的藝術魅力；二是發願文內容，個人直接的精神寄託。造像題材通常是民眾崇奉對象的反映，發願文主要表達信徒的願望和追求，包含了對佛教信仰的認識與理解。常見的發願文多半為三言兩語，難成系統，這一情況真實地體現了多數信徒的水準，但也有一部分信徒對於佛教具備系統的認識。
造像在當時是一種習俗，也是一種載體。作為一種儀式，具有仲介作用。中國文化是一種“神性”文化，冥冥中有不可言說的部分，在祭祀、祭神、驅妖、巫術的過程中，都具有一定的儀式，由此可以產生寄託和感悟。造像也是一種信仰，記錄了佛教在當時的興衰流變，與儒道的融合。造像相對於墓誌來說，字數內容極少，具有固定格式，這是風俗制度的要求，文字書寫，加上人文內涵，耐人尋味。造像是一種多元融合的產物，是一種美的藝術，更是一種美的創造。
從西元四世紀到八世紀之間，印度佛教的建築藝術向東傳播，我國西北，如新疆的庫車，甘肅的敦煌，山西的雲崗，河南的龍門，河北的南、北響堂山等地現存的古代石窟，就是首先吸取了印度石窟造型藝術而建造的。敦煌石窟是我國現存比較完整的石窟群之一，它自北魏曆隋唐五代宋元至清一千多年，共計開鑿一千多窟。北魏洞窟形式都是摹仿印度石窟的制度，前面入窟地方有一個「人」字形披間，是便於禮佛跪拜的前庭，窟的後半部有一個龕柱（中心柱），是為禮拜時遵照印度習慣迴旋巡禮用的。
各時代石窟雕刻作品的鑒別，主要是從其面相、花紋、服裝等加以觀察。如六朝面相多是豐圓，後期較為瘦長，唐代則是頰豐頤滿。衣紋最初用漢代傳統的陰線刻法，後來兼採用西域的凸起線條，更發展成為直平階梯式的衣紋。服飾一般是採用印度的裝束，由單純而逐漸演變為複雜。各個時代作品的這些特徵，充分顯示了我國勞動人民的創造天才。
在我國廣大土地上，從新疆的庫車、高昌，甘肅的敦煌、永靖，大同的雲崗，義縣的萬佛堂，洛陽的龍門，太原的天龍山，邯鄲的南、北響堂山，濟南的千佛崖，南京的棲霞山，杭州的飛來峰，四川的廣元、大足到雲南的劍川，有一連串的石窟寺，分佈在各個名勝地區，把我們的錦繡河山點綴得更為雄偉和富麗。這些石窟的雕塑、壁畫等，是我國古代藝術家把傳統的藝術和外來的影響密切會合起來而創造的珍品，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所有雕塑和繪畫雖都以佛教故事作題材，但其中也有反映各個時代人間現實生活的情景，是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寶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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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像書風異常吸引人。造像雖經刀斫斧削，稍嫌生硬，或鋒芒畢露，不講含蓄，但天然之功，不假雕飾、一任自然，令後世望塵莫及。隨手取一小品，可以展玩許久。後人即便苦心經營，未必能及，有時流於皮毛，描龍畫鳳，去天趣益遠。如今審視很多的造像，風化剝蝕過甚，以一種“不完整的形態”示人，卻又因此而愈加生動。如若翻刻一通，精美齊整，失卻韻味。猶如有時看到T臺上的美人，雖然華麗服裝，身材傲人，但濃妝豔抹，終不比山野村姑自然。再者，歲月積澱的魅力無法替代，人為之力，終不敵自然之功。這當中，“龍門造像”在書法史中的影響最大，代表作稱作“龍門二十品”。龍門，即河南洛陽龍門石窟。“龍門二十品”中的《始平公造像》、《孫秋生造像》、《魏靈藏造像》、《楊大眼造像》，又被稱為“龍門四品”，是龍門石窟兩千餘種北魏造像中，書法藝術價值最高的作品。另外還有《賀蘭汗造像》、《馬振拜造像》等。
北魏彩塑菩薩像
造像興衰存廢與宗教相關。造像見證了佛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在這一過程中，北朝佛社的興起和發展，成為佛教發展的時代見證。佛教一方面與儒家思想混雜合流構成“儒釋”，另一方面與老莊思想交叉構成“佛道”，存在一個相互結合教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佛教歷經魏晉南北朝直至隋唐，伴隨著中國大一統王朝的重建而獨立發展並直抵高峰，在思想文化史上產生了重要作用。中國文化一向以忠孝倫理道德為中心，大到社會秩序，小至家庭關係。佛教為了獲得發展的需用，首先由沙門法果解決了拜佛與忠君的關係，孝的問題也順應而解。佛社造像把崇佛與儒家忠孝思想合而為一，既可以達到崇佛，又可以盡忠盡孝。龍門石窟的諸多造像，都是將為皇帝祈願和為祖先邀福結合起來的實例，說明了佛教及佛教藝術逐漸接受儒家忠孝倫理思想的影響，求得自身的存在和發展。時至今日，佛教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現今常見的來自於佛教的語彙就有五百多個，如現在、單位、愛河、煩惱、浩劫、宿命、隨緣等。
北魏賈智淵早背屏三尊像
造像包含民間文化的因素，與文人士大夫的書法創作存在一定的區別，但就哲學體系而言，同屬中華文化的認識論和陰陽觀。民間藝術傳承的是中華民族的本原哲學本體，文人士大夫表現的是人的情感理念。簡單地說，造像寄予的是生死，更粗陋直接一些，《蘭亭序》同樣是生死觀，更精美含蓄一些，兩者本質一致。每一尊造像與人的內心都是一種合拍的生活節奏方式，包含了中國文化中特有的“敬”，一種敬畏，一種詩意，一種修養。
北魏貼金彩繪背屏三尊像
造像從形式上來看，一是書法，文字的藝術魅力；二是發願文內容，個人直接的精神寄託。造像題材通常是民眾崇奉對象的反映，發願文主要表達信徒的願望和追求，包含了對佛教信仰的認識與理解。常見的發願文多半為三言兩語，難成系統，這一情況真實地體現了多數信徒的水準，但也有一部分信徒對於佛教具備系統的認識。
造像在當時是一種習俗，也是一種載體。作為一種儀式，具有仲介作用。中國文化是一種“神性”文化，冥冥中有不可言說的部分，在祭祀、祭神、驅妖、巫術的過程中，都具有一定的儀式，由此可以產生寄託和感悟。造像也是一種信仰，記錄了佛教在當時的興衰流變，與儒道的融合。造像相對於墓誌來說，字數內容極少，具有固定格式，這是風俗制度的要求，文字書寫，加上人文內涵，耐人尋味。造像是一種多元融合的產物，是一種美的藝術，更是一種美的創造。
從西元四世紀到八世紀之間，印度佛教的建築藝術向東傳播，我國西北，如新疆的庫車，甘肅的敦煌，山西的雲崗，河南的龍門，河北的南、北響堂山等地現存的古代石窟，就是首先吸取了印度石窟造型藝術而建造的。敦煌石窟是我國現存比較完整的石窟群之一，它自北魏曆隋唐五代宋元至清一千多年，共計開鑿一千多窟。北魏洞窟形式都是摹仿印度石窟的制度，前面入窟地方有一個「人」字形披間，是便於禮佛跪拜的前庭，窟的後半部有一個龕柱（中心柱），是為禮拜時遵照印度習慣迴旋巡禮用的。
各時代石窟雕刻作品的鑒別，主要是從其面相、花紋、服裝等加以觀察。如六朝面相多是豐圓，後期較為瘦長，唐代則是頰豐頤滿。衣紋最初用漢代傳統的陰線刻法，後來兼採用西域的凸起線條，更發展成為直平階梯式的衣紋。服飾一般是採用印度的裝束，由單純而逐漸演變為複雜。各個時代作品的這些特徵，充分顯示了我國勞動人民的創造天才。
在我國廣大土地上，從新疆的庫車、高昌，甘肅的敦煌、永靖，大同的雲崗，義縣的萬佛堂，洛陽的龍門，太原的天龍山，邯鄲的南、北響堂山，濟南的千佛崖，南京的棲霞山，杭州的飛來峰，四川的廣元、大足到雲南的劍川，有一連串的石窟寺，分佈在各個名勝地區，把我們的錦繡河山點綴得更為雄偉和富麗。這些石窟的雕塑、壁畫等，是我國古代藝術家把傳統的藝術和外來的影響密切會合起來而創造的珍品，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所有雕塑和繪畫雖都以佛教故事作題材，但其中也有反映各個時代人間現實生活的情景，是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寶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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