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5月22日， 甲戌本《紅樓夢》在上海出現。 神秘的甲戌本賣書人胡星垣， 準確掌握了胡適行蹤， 給剛剛回國不到一周時間的胡適所住酒店， 郵寄了一封信。 高價推銷甲戌本《紅樓夢》， 並一舉成功（後來這本書以80萬美元的價格， 被上海博物館收購收藏）。 因為胡適日記缺乏這一段相關記錄， 我們只能根據有關資料記載進行分析， 詳情如下：
1、范凡先生撰文說， 1927年初， 董康到訪日本內閣文庫。 日本內閣文庫收藏很多中國古籍。 負責人樋口龍太郎說董康先生在1927年１月， 一到日本馬上就來到東京， 從那時起半個多月， 每天都在宮內省圖書寮探究宋元明版之精妙， 並與帝國大學文學部中國學研究室討論岩崎家靜嘉堂文庫中的宋版問題， 見解敏銳。 ３月２０日過後， 董康先生和樋口龍太郎見面。 最讓樋口龍太郎感動的是董康謙和的態度， 董 康在內閣文庫的一切活動均按照樋口龍太郎的安排進行，
樋口龍太郎對董康評價很高。 董康從１９２７年３月底到４月初， 多次到訪內閣文庫， 時間比較充裕。 他所看到的圖書分為兩部分， 一是楹口龍太郎推薦的秘藏， 包括蘇東坡真跡《石鐘 山記》１卷、清代各縣史、《四庫全書》中沒有的版本１２５卷等。 其中《石鐘 山記》真跡受到了董康極力讚賞。 二是董康自己要求觀看的圖書， 主要是明小說初刻本。 有《醋葫蘆》、《喻世明言》、《醒世恒言》、《拍案驚奇》、《忠義水滸傳》以及其他數種， 小說是董康最重要的研究物件。
2、1927年5月7日， 胡適到訪日本內閣書庫。 在樋口龍太郎的眼中， 胡適的形象不盡如人意。 他說：胡適很有魅力， 年輕 活潑、三十多歲， 與其說是瀟灑的青年學者， 不如說更具有外交官的氣質。
胡適於１９２７年５月７日星期六上午參觀了內閣文庫，
3、董康於民國十六年（1927）五月一日， 回到上海。 先後任上海法科大學校長、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等， 一度兼任東吳大學法律學院院長， 並開設律師事務所從事律師業務等。 由於董康是當時公認的四大法學家（另三位是江庸、王寵惠、張知本）之首， 學生無不以出其門而引以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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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27年5月17日， 胡適從日本回到上海， 住靜安寺路1225號滄州飯店， 現在南京西路1225號， 6月份搬到萬航渡路居住， 和徐志摩、餘上沅等人籌辦新月書店。 目前看最早記錄新月書店的， 是1927年6月21日出版的上海《時事新報•青燈》。 當天， 它刊登了一篇題為《新月書店》的文章， 署名“小圃”。 文中說：胡適之、徐志摩等創辦之新月書店， 聞已租定法界麥賽而蒂羅路一五九號為店址， 現已付印之新書約十餘種，正在整理待印者尚有四十餘種之多，店址不廣，但佈置甚佳，開張之日，傳說有要略備茶點之意，而此種茶點，又傳說有要作為招待來賓之用意。書店總經理已聘定余上沅先生。余先生者，戲劇專家也，對於人生，有深邃之瞭解，對於藝術，更有精湛之研究，今總理書店，如烹小鮮，措置裕如。聞滬上各界，紛紛要求認股，而定額早已超出數倍，無法應付雲。詩人聞一多，亦該店要人。詩人工鐵筆，近為該店雕刻圖章一枚，古色斑斕。。。
新月書店創辦於1927年7月1日。在1927年6月27日、28日《申報》上刊登的《新月書店啟事》中寫道：“我們許多朋友，有的寫了書沒有適當的地方印行，有的擱了筆已經好久了。要鼓勵出版事業，我們發起組織新月書店……如果因此能在教育和文化上有點貢獻，那就是我們的榮幸了。”這表達了新月同人希望擁有屬於自己言論陣地的想法。他們開辦新月書店，既為同人提供了出版便利，更想積極涉入當時的文化領域，展示其獨特面貌。新月書店成立初期，店址是在麥賽爾蒂羅路159號，發行部與編輯部在一起。之後，發行部遷到有“報館街”之稱的望平街161號，後又遷至四馬路中和裡95號。
5、陳林先生說，從1927年5月17日到上海，至1930年11月28日回北平，是胡適“一生最閒暇”、“最努力寫作”的三年半。1927年5月23日，胡適剛到上海沒幾天，一個自稱“胡星垣”的人給住在滄州飯店的胡適寄來了一封信，主要內容是：敝處有舊藏原抄《脂硯齋批紅樓》，十六回，四大本。聞先生最喜《紅樓夢》，特函詢，如合尊意，當將原書送閱。胡星垣拜啟 五月二十二日。郵戳為“十六年五月廿三日，上海。”
胡適在《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的開篇寫道：“去年我從海外歸來，便接著一封信，說有一部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願讓給我。我以為“重評”的《石頭記》大概是沒有價值的，所以當時竟沒有回信。不久，新月書店的廣告出來了，藏書的人把此書送到店裡來，轉交給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遂出了重價把此書買了。”
6、1961年5月18日，胡適在《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一文中又談到了他購買“甲戌本”的情形：“當時報紙上登出了胡適之、徐志摩、邵洵美一班文藝朋友開辦新月書店的新聞及廣告。那位原藏書的朋友（可惜我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丟了）就親自把這部脂硯甲戌本送到新開張的新月書店去，托書店轉交給我。那位藏書家曾讀過我的《紅樓夢考證》，他打定了主意要把這部可寶貴的寫本賣給我，所以他親自尋到新月書店去留下這書給我看。如果報紙上沒有登出胡適之的朋友們開書店的消息，如果他沒有先送書給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說我對一切“重評”的《石頭記》不感覺興趣，——於是這部世界最古的《紅樓夢》寫本就永遠不會到我手裡，很可能就永遠被埋沒了！”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適又寫道：“我當時太疏忽，沒有記下賣書人的姓名地址，沒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這部書在那最近幾十年裡的歷史。”
7、有關專家分析：胡星垣如何上門送書，如何跟新月書店的工作人員交接，胡適的如何“重價”買書，這些細節真相看來已不可確知。從情理上來推斷，一生勤於寫日記的胡適應該會在1927年7月的日記中濃墨重彩地書寫他如何得到“甲戌本”的前後經過。1927年8月11日，胡適興高采烈地寫信給遠在北京的錢玄同，告知購得“甲戌本”的“一大喜事”，查檢目前出版的最完整的“胡適日記”《胡適日記全編》，1927年5月11日之後到1928年11月28日之前明確標記日期的日記一篇都沒有，屬於整理者在出版前言中所說的“散失”部分。在這段時間中唯一談到“甲戌本”的文字是一篇未標記日期、題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劄記”，而這篇“劄記”是胡適於1928年2月12～16日寫成，3月正式發表的《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的部分文字。
其實胡適分析根本不對。新月書店是6月份才開始做廣告和宣傳的，胡星垣5月份是不大可能看到什麼消息的，更不可能準確掌握胡適居住酒店等資訊，一定是有人告訴他的。再者，胡適是一個特別仔細的人，他在1927年有好幾個月日記，卻沒有什麼記錄，究竟是無心散失，還是有意隱藏或抽毀了，這恐怕只有胡適自己才知道了。
但是就胡適和董康關係來看，能夠準確掌握胡適行蹤的人，應該就是董康。最起碼，他是最大的嫌疑人。（吳修安）
現已付印之新書約十餘種，正在整理待印者尚有四十餘種之多，店址不廣，但佈置甚佳，開張之日，傳說有要略備茶點之意，而此種茶點，又傳說有要作為招待來賓之用意。書店總經理已聘定余上沅先生。余先生者，戲劇專家也，對於人生，有深邃之瞭解，對於藝術，更有精湛之研究，今總理書店，如烹小鮮，措置裕如。聞滬上各界，紛紛要求認股，而定額早已超出數倍，無法應付雲。詩人聞一多，亦該店要人。詩人工鐵筆，近為該店雕刻圖章一枚，古色斑斕。。。新月書店創辦於1927年7月1日。在1927年6月27日、28日《申報》上刊登的《新月書店啟事》中寫道：“我們許多朋友，有的寫了書沒有適當的地方印行，有的擱了筆已經好久了。要鼓勵出版事業，我們發起組織新月書店……如果因此能在教育和文化上有點貢獻，那就是我們的榮幸了。”這表達了新月同人希望擁有屬於自己言論陣地的想法。他們開辦新月書店，既為同人提供了出版便利，更想積極涉入當時的文化領域，展示其獨特面貌。新月書店成立初期，店址是在麥賽爾蒂羅路159號，發行部與編輯部在一起。之後，發行部遷到有“報館街”之稱的望平街161號，後又遷至四馬路中和裡95號。
5、陳林先生說，從1927年5月17日到上海，至1930年11月28日回北平，是胡適“一生最閒暇”、“最努力寫作”的三年半。1927年5月23日，胡適剛到上海沒幾天，一個自稱“胡星垣”的人給住在滄州飯店的胡適寄來了一封信，主要內容是：敝處有舊藏原抄《脂硯齋批紅樓》，十六回，四大本。聞先生最喜《紅樓夢》，特函詢，如合尊意，當將原書送閱。胡星垣拜啟 五月二十二日。郵戳為“十六年五月廿三日，上海。”
胡適在《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的開篇寫道：“去年我從海外歸來，便接著一封信，說有一部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願讓給我。我以為“重評”的《石頭記》大概是沒有價值的，所以當時竟沒有回信。不久，新月書店的廣告出來了，藏書的人把此書送到店裡來，轉交給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遂出了重價把此書買了。”
6、1961年5月18日，胡適在《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一文中又談到了他購買“甲戌本”的情形：“當時報紙上登出了胡適之、徐志摩、邵洵美一班文藝朋友開辦新月書店的新聞及廣告。那位原藏書的朋友（可惜我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丟了）就親自把這部脂硯甲戌本送到新開張的新月書店去，托書店轉交給我。那位藏書家曾讀過我的《紅樓夢考證》，他打定了主意要把這部可寶貴的寫本賣給我，所以他親自尋到新月書店去留下這書給我看。如果報紙上沒有登出胡適之的朋友們開書店的消息，如果他沒有先送書給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說我對一切“重評”的《石頭記》不感覺興趣，——於是這部世界最古的《紅樓夢》寫本就永遠不會到我手裡，很可能就永遠被埋沒了！”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適又寫道：“我當時太疏忽，沒有記下賣書人的姓名地址，沒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這部書在那最近幾十年裡的歷史。”
7、有關專家分析：胡星垣如何上門送書，如何跟新月書店的工作人員交接，胡適的如何“重價”買書，這些細節真相看來已不可確知。從情理上來推斷，一生勤於寫日記的胡適應該會在1927年7月的日記中濃墨重彩地書寫他如何得到“甲戌本”的前後經過。1927年8月11日，胡適興高采烈地寫信給遠在北京的錢玄同，告知購得“甲戌本”的“一大喜事”，查檢目前出版的最完整的“胡適日記”《胡適日記全編》，1927年5月11日之後到1928年11月28日之前明確標記日期的日記一篇都沒有，屬於整理者在出版前言中所說的“散失”部分。在這段時間中唯一談到“甲戌本”的文字是一篇未標記日期、題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劄記”，而這篇“劄記”是胡適於1928年2月12～16日寫成，3月正式發表的《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的部分文字。
其實胡適分析根本不對。新月書店是6月份才開始做廣告和宣傳的，胡星垣5月份是不大可能看到什麼消息的，更不可能準確掌握胡適居住酒店等資訊，一定是有人告訴他的。再者，胡適是一個特別仔細的人，他在1927年有好幾個月日記，卻沒有什麼記錄，究竟是無心散失，還是有意隱藏或抽毀了，這恐怕只有胡適自己才知道了。
但是就胡適和董康關係來看，能夠準確掌握胡適行蹤的人，應該就是董康。最起碼，他是最大的嫌疑人。（吳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