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邊對決多邊，Trump破局全球貿易頑症

中國：2016年全年貿易順差為5100億美元（中國海關）

對歐盟：貿易順差8622億人民幣， 約1243億美元（中國海關）

對美國：貿易順差16528億人民幣， 約2383億美元（中國海關）

對香港：貿易順差17902億人民幣， 約2581億美元（中國海關）

歐盟：2016年全年貿易順差393億歐元， 約441億美元（歐盟統計局）

對美國：貿易順差1153億歐元， 約1294億美元（歐盟統計局）

歐元區：2016年貿易順差2739億歐元， 約3075億美元（歐盟統計局）

其中：德國貿易順差2529億歐元， 約2839億美元（德國聯邦統計局）

美國：貿易逆差為5023億美元（美國商務部）

對中國逆差：3470億美元（美國商務部）

對歐盟逆差：1463億美元（美國商務部）

備註1：2016年12月31日牌價：USD/CNY 6.937 USD/ EUR 0.8908 EUR/CNY 7.4963

備註2：中美進出口貿易資料統計差異， 是因為美國把大陸原產地貨物通過香港出口的轉口貿易資料， 計入中國對外貿易資料中。

儘管2016年美中歐三邊貿易體系中的很多資料尚未找到， 按照現在所能採集到的資料， 依然可發現美中歐三邊貿易體系有個明顯的特徵：中國對歐盟的順差1243億美元（中國海關統計，

不含香港轉口貿易）大致等於歐盟對美國的順差（歐盟統計局為1294億美元， 美國商務部為1463億美元）， 歐盟在玩多邊平衡， 把來自中國的逆差轉移給美國， 而美國不但直接承受來自中國大陸的逆差、還間接承受歐盟轉嫁的對中國逆差。 這種不均衡的三邊貿易體系對歐盟的好處在於， 當美國向歐盟抱怨美歐雙邊貿易不平衡時， 歐盟會反駁說：瞧， 我歐盟總體上並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 所以我有理由維持現狀。 這種姿態， 和中國央行以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價格波動平穩， 來搪塞他國指控自己對單個貨幣匯率操縱是一個道理， 都是以多邊均衡為理由來拒絕調整雙邊失衡。 而在多邊貿易體系裡去解決結構失衡問題， 物件越多， 關係越複雜， 問題也就越難以解決， 其實歐盟和中國都希望把問題解決方案複雜化， 從而達到擱置問題的目的， 反其道而為之， 美國重啟多個雙邊貿易談判恰恰是化繁為簡的合理方法。 舉個經濟合同糾紛例子來理解：B向A借100萬元後逾期不還， 當A要求B還錢時， B說：“C還欠我200萬元， 其實我也是受害方， 要不我們三方共同協商， 如果 C不還我錢， 我也還不了你的錢。 ”A怎麼辦？馬上去法院訴訟B， 這是A和B之間的經濟糾紛， A無須考慮B和C的經濟糾紛， 那是另外一個案子， 而且按照經驗觀察， A和B的法律訴訟有助於提高B向C追繳欠款的動力， 所以在美中歐三邊貿易體系中， 美國把複雜的多邊貿易關係拆成幾個簡單的雙邊貿易關係， 分別對中歐開啟旨在消除貿易失衡的雙邊談判， 這種影響力會隨著多邊貿易鏈傳導給每個國家， 並促使全球貿易更加公平和均衡， 且無須搞個沒有時間表的多邊會談。 比如， 美國現在要求歐盟或者歐元區縮小對美貿易順差， 如果歐盟接受並奉行多邊貿易均衡原則， 就會謀求縮小對中國逆差， 至於中歐如何博弈則無須美國費心。

現實是歐盟和德國無意於配合美國：歐盟和德國面對白宮提議的雙邊貿易談判， 在外交策略上以相互扯皮應對， 德國宣稱自己沒有貨幣主權而把問題推給歐盟， 而歐盟依然是以對內奉行共同貿易政策、對外謀求多邊均衡立場來考慮對外貿易問題；在國際輿論上歐盟和德國則把白宮提議的雙邊貿易談判描述成“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

宣稱和其他對美貿易順差國家（主要是中國）組成反抗聯盟， 維護所謂的“全球貿易公平和自由”。 事實上歐盟這種“雙邊扭曲多邊平衡”的外貿政策是一種極端的“自私主義” 。 歐盟對外貿易大致均衡體現在：歐盟2016年貨物進出口總額3.46萬億歐元， 同期順差393億歐元僅占進出口總額1.15%， 其中扭曲體現在對美順差1153億歐元， 是歐盟總體順差的2.93倍（美國商務部口徑是3.32倍）。 歐盟希望白宮保持對歐美貿易失衡遷就和寬鬆的姿態， 這是因為在歐盟多邊貿易總體均衡原則下， 越多的歐盟對美國雙邊貿易順差， 能促使歐盟對其他交易夥伴擴張更大的雙邊貿易逆差， 這樣能在淨出口（出口-進口）較小的基礎上最大化擴張進出口總額（出口+進口），而進出口總量提升有利於歐盟經濟活躍和就業增長，並相對節省歐盟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使用力度。歐元區對自身貿易保護比歐盟更加出格，歐元區2016年貿易順差2739億歐元，其中德國順差2529億歐元， 2016年如德國宣稱的那樣德國對歐元區內國家順差在縮小，那意味德國對歐元區外國家順差更加扭曲。由於歐元區單一貨幣機制的設定，代表歐元區可貿易部門平均競爭力水準的歐元相對德國低估，進一步分化了歐元區內部各個國家競爭力，為了照顧歐元區短板國家的經濟狀況，歐洲央行不惜動用QE手段來降低歐元價值均線，自 2014年5月1日至2015年4月9日，歐元兌美元匯率下跌23.10%，此舉雖然彌補了歐元區短板國家，卻讓德國競爭優勢進一步擴大。

歐元區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從2008年底的69.3%上升到2016年第二季度91.2%，淨增21.9個百分點；歐盟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從2008年底的61.5%上升到2016年第二季度84.3%，淨增22.8個百分點。同時美國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從2008年底67.9%上升到2016年底的107.4%，淨增39.5個百分點，2016年全年美國GDP增長僅為1.6%，被同期歐元區增長1.7%和歐盟增長1.9%反超，這是自08年次貸危機以來歐盟和歐元區首次反超美國。資料表明，歐盟和歐元區政府債務的經濟效率和債務可持續能力雙雙超越美國，透過資料看本質，其實歐盟一直利用對美順差，來借用美國債務擴張和貨幣寬鬆的外溢效應發展自己經濟，移花接木豔自家，還有什麼比歐盟這種貿易設定更能體現虛偽的“公平和自由”呢。而長年逆差、低增長和長年高速的債務膨脹會降低對美國償債能力的信心，而唯獨美國信用是不可詆毀的，由此美國外貿立場轉向強勢屬於不得不為，只不過讓那些對美國順差又持有美國債券資產的國家境地有點尷尬了。

時勢造英雄，但很多人錯誤地認為川普對全球貿易發難基於自身的個性和認知。先不說選民的意志，即便是客觀經濟環境，川普上任即刻面臨美聯儲加息預期和政府債務上限兩個難題，美聯儲加息預期讓美元走強，政府債務上限問題需要白宮對國會作出節制性的承諾，奧巴馬主政時期享受的量化寬鬆和債務膨脹兩個有利因素，在川普執政期內扭轉，變為不利因素。這種環境下，以下兩條經濟手段是被現實環境逼迫下的不二抉擇：其一，以邊境稅來抵消美聯儲加息預期之下的美元走強，可以防止逆差惡化，順便也可以減輕財政政策的外溢效應，提升政府債務和財政政策對本國經濟拉動效率；同時，在雙邊貿易談判中，邊境稅即便最終針對不同物件被有選擇性的消弱或者遺棄，也是個不可缺的博弈籌碼。其二，目前美國製造業占GDP的比重已經由歷史峰值28%降為現在不到13%，製造業創造的就業人口已經由歷史峰值32.3%降為不足10%。在就業率接近充分就業前提下，實現提振美國經濟以支撐繼續膨脹的債務，需要提高製造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提高製造業就業人口的比重，借此提高人均產出效率，增加中產家庭數量，同時把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低齡勞動力，通過效仿德國學徒制，培訓成為最具活力的產業工人，提高勞動參與率，彌補未來技術工人的年齡斷層。

這些戰略目標達成完全取決於美國能否大幅縮小逆差，以及以何種方式來縮小逆差，是脅迫貿易對手多進口美國商品，還是以懲罰性的手段阻擊貿易對手對美國出口，亦或是針對不同的對手採取不同的組合手段。無論何種抉擇，開啟全新博弈之路的前奏都是：在輿論上佔據道德的最高點。

這樣能在淨出口（出口-進口）較小的基礎上最大化擴張進出口總額（出口+進口），而進出口總量提升有利於歐盟經濟活躍和就業增長，並相對節省歐盟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使用力度。歐元區對自身貿易保護比歐盟更加出格，歐元區2016年貿易順差2739億歐元，其中德國順差2529億歐元， 2016年如德國宣稱的那樣德國對歐元區內國家順差在縮小，那意味德國對歐元區外國家順差更加扭曲。由於歐元區單一貨幣機制的設定，代表歐元區可貿易部門平均競爭力水準的歐元相對德國低估，進一步分化了歐元區內部各個國家競爭力，為了照顧歐元區短板國家的經濟狀況，歐洲央行不惜動用QE手段來降低歐元價值均線，自 2014年5月1日至2015年4月9日，歐元兌美元匯率下跌23.10%，此舉雖然彌補了歐元區短板國家，卻讓德國競爭優勢進一步擴大。

歐元區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從2008年底的69.3%上升到2016年第二季度91.2%，淨增21.9個百分點；歐盟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從2008年底的61.5%上升到2016年第二季度84.3%，淨增22.8個百分點。同時美國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從2008年底67.9%上升到2016年底的107.4%，淨增39.5個百分點，2016年全年美國GDP增長僅為1.6%，被同期歐元區增長1.7%和歐盟增長1.9%反超，這是自08年次貸危機以來歐盟和歐元區首次反超美國。資料表明，歐盟和歐元區政府債務的經濟效率和債務可持續能力雙雙超越美國，透過資料看本質，其實歐盟一直利用對美順差，來借用美國債務擴張和貨幣寬鬆的外溢效應發展自己經濟，移花接木豔自家，還有什麼比歐盟這種貿易設定更能體現虛偽的“公平和自由”呢。而長年逆差、低增長和長年高速的債務膨脹會降低對美國償債能力的信心，而唯獨美國信用是不可詆毀的，由此美國外貿立場轉向強勢屬於不得不為，只不過讓那些對美國順差又持有美國債券資產的國家境地有點尷尬了。

時勢造英雄，但很多人錯誤地認為川普對全球貿易發難基於自身的個性和認知。先不說選民的意志，即便是客觀經濟環境，川普上任即刻面臨美聯儲加息預期和政府債務上限兩個難題，美聯儲加息預期讓美元走強，政府債務上限問題需要白宮對國會作出節制性的承諾，奧巴馬主政時期享受的量化寬鬆和債務膨脹兩個有利因素，在川普執政期內扭轉，變為不利因素。這種環境下，以下兩條經濟手段是被現實環境逼迫下的不二抉擇：其一，以邊境稅來抵消美聯儲加息預期之下的美元走強，可以防止逆差惡化，順便也可以減輕財政政策的外溢效應，提升政府債務和財政政策對本國經濟拉動效率；同時，在雙邊貿易談判中，邊境稅即便最終針對不同物件被有選擇性的消弱或者遺棄，也是個不可缺的博弈籌碼。其二，目前美國製造業占GDP的比重已經由歷史峰值28%降為現在不到13%，製造業創造的就業人口已經由歷史峰值32.3%降為不足10%。在就業率接近充分就業前提下，實現提振美國經濟以支撐繼續膨脹的債務，需要提高製造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提高製造業就業人口的比重，借此提高人均產出效率，增加中產家庭數量，同時把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低齡勞動力，通過效仿德國學徒制，培訓成為最具活力的產業工人，提高勞動參與率，彌補未來技術工人的年齡斷層。

這些戰略目標達成完全取決於美國能否大幅縮小逆差，以及以何種方式來縮小逆差，是脅迫貿易對手多進口美國商品，還是以懲罰性的手段阻擊貿易對手對美國出口，亦或是針對不同的對手採取不同的組合手段。無論何種抉擇，開啟全新博弈之路的前奏都是：在輿論上佔據道德的最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