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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脫口秀為什麼既不正確又很尷尬?

要論“尷尬”, 在《吐槽大會》之前, 不少網綜都面臨著自嗨又解嗨的困境, 步入第三個年頭的《奇葩說》也不能倖免。

要論“不正確”, 在《吐槽大會》之前, 會令人感到渾身彆扭的還是那檔主張“一人脫單, 全家光榮”的《中國式相親》。

但要把“尷尬”和“不正確”加權算個總分, 《吐槽大會》一定能位列年度問題節目榜單前列——雖然這一年的四分之一還沒過。

節目的形態是四平八穩的。 《吐槽大會》脫胎于美國知名脫口秀《Comedy Central Roast》, 為了營造出roast式的觀看快感, 節目中的主咖要接受現場多位嘉賓的吐槽, “像是一塊在火上燒烤的肉般‘焦灼難耐’”。 因為話語本身的多面性和柔韌性, 這種秀場的獨特樣式確實只能在脫口秀環境中得以生成。 講段子沒問題, 做人物關係也沒毛病, 問題在於所謂的“吐槽是門手藝, 笑對需要勇氣”究竟達成了何種傳播邏輯?我認為這值得拿出來談一談。

狂歡背後無意義不可怕, 破壞意義卻是令人細思恐極的。 豐富的新媒體管道, 在事實上分取了曾經主導“客廳文化”的電視的影響力。 因而, 電視於人的涵化作用有多強烈?得在眼前的這個時代畫個問號。 隨之而來的, 則是對面臨多種傳播路徑下的“娛樂”一詞的重構。

娛樂存在的意義很重要, 但其本身又在同時消解著一切宏大意義。 我們希望娛樂有教化意義, 自然就有些強人所難。 畢竟, 就市場邏輯而言, 包括電視綜藝和網路綜藝在內的娛樂形態, 第一要義仍是消費性。 尤其在當代人普遍又喪又匱乏的生活狀態裡, 人們總需要有緩解焦慮的日常管道。 但沒有意義並不意味著破壞意義合理。 《吐槽大會》的原罪, 就是在假借“優雅的吐槽”之名義崩解著人們正常的交流、交往方式。

在網綜野蠻生長的這兩年, 為契合以年輕人為主體的目標受眾市場, 節目的語態正在變得年輕化, 甚至戲劇化。 大量說話類節目湧現, 但坦白講, 這裡頭寓予了多少集體無意識的時代症候呢?《吐槽大會》至少示例了兩個顯著的誤區。

一是“撕”的“惡”不僅在烈度, 也關乎形式。 《吐槽大會》隱性地嵌入了“柔和地撕”這一種交流方式。 場面上大家互指痛點(哪怕流於劇本的情節點), 實則無傷人際關係, 這種邏輯看似成立, 卻實際烙印著不易覺察的政治不正確。

且不論節目中請到的嘉賓是否是主咖真正意義上的朋友, 通過創新“說話方式”來異化說話本身的社會屬性, 這種意圖本就令人很不自在——何況, 人和人的現實關係都已經那麼有限了, 我們不僅沒讓大家拆除一層面具, 反而套上了更多枷鎖, 這對於強調個性主張的年輕一代而言, 其實是需要警惕的。

二是“自黑”等同于“洗白”的邏輯可能適用於演藝圈, 卻會造成現實關係的失序。 當“只有自黑才不會被黑”已成為所謂“圈內”的一種普遍邏輯, 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自黑”這件事呢?多少藝人端著架子名氣平平, 稍有解放天性之舉旋即能引發一陣陣“路人轉粉”狂潮。 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 寄託的是人們對偶像的多種想像, 平衡的也是粉絲經濟的生態。 但是,如果將這種邏輯平移到現實生活中來,或者以格外昭彰的形式加以放大,“自黑”恐怕並不會帶有如此強烈的“洗白”意味,甚至會成為一種固定姿態,把眼前的世界消解成更嬉皮笑臉的模樣——何況,這個時代已經那麼不嚴肅了,我們是不是還需要濃墨重彩地添上一筆呢?

確實,博觀眾一樂的目的,《吐槽大會》達到了。這在數量與規模瘋長的網生內容市場中不易,確實顯露出節目製作方在調和口味更多元、要求更細緻的年輕人時,達到了相比多數節目更難企及的高度。但終究,這算不得一檔合格的脫口秀節目。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脫口秀在美國逐漸構成一種時尚,並對社會形成不容小覷的影響力。在美國,總量佔據所有電視節目近半數的脫口秀之所以能夠長盛不衰,也在於這一節目形態記錄社會,呈現多樣表達。相比之下,脫口秀節目在中國,起步晚,制約也十分顯著。不僅政策層面,也與文化環境密不可分。

一方面是文化語境認同的問題。在人類學家霍爾看來,中國文化屬於高語境文化,語意含蓄而婉轉;而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文化更多偏向低語境文化,語意直接而強烈。因此,把西方的“說話傳統”嫁接到我們的表達之中,難免會不適應,甚至是“不正確”的。底線這東西,既是一種道德標準,也是一種文化標準,需要審慎對待;另一方面是對脫口秀在社會層面的價值生成,我們的想像仍是極其匱乏的。環顧一圈目之所及的國內脫口秀節目,不難發現堆段子和開黃腔才是多數節目尋求的言語的力量,但這也恰恰是最無力的表徵。

作為一個節目研究者,以及流行文化的擁躉者,我對各類節目的適應性其實還算強:既不會認同把一系列文化節目的回潮看作是電視綜藝的價值復興,也不會將“汙”的標籤打在正求新求變的網綜市場上。從視聽傳播的長遠發展而言,網路視聽領域的努力更應得到“善待”。無論這種努力是基於行業本身的邏輯,還是基於市場邏輯。

但值得注意的是,當互聯網成為反抗文化霸權的重要場域,也在事實上形成著另一種可能的新的文化霸權。更紛繁的節目表達在試圖建立新的話語體系與思維方式,它觀照另類思考、完成個性表達、顛覆社會成規,形成自己的“說話之道”。前有諸如《曉松奇談》新解知識甚至力圖啟蒙觀念,後有《奇葩說》為代表的節目質疑和反思主流價值。這多少折射出一些好的跡象——它們既能夠被年輕人規訓,又同時規訓著年輕人,彼此制約、理性成長。

那麼我們如何來讀解《吐槽大會》呢?它究竟是在“反抗”,還是在催生一種新的“霸權”?

文:何天平

文藝能超脫

評論是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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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將這種邏輯平移到現實生活中來,或者以格外昭彰的形式加以放大,“自黑”恐怕並不會帶有如此強烈的“洗白”意味,甚至會成為一種固定姿態,把眼前的世界消解成更嬉皮笑臉的模樣——何況,這個時代已經那麼不嚴肅了,我們是不是還需要濃墨重彩地添上一筆呢?

確實,博觀眾一樂的目的,《吐槽大會》達到了。這在數量與規模瘋長的網生內容市場中不易,確實顯露出節目製作方在調和口味更多元、要求更細緻的年輕人時,達到了相比多數節目更難企及的高度。但終究,這算不得一檔合格的脫口秀節目。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脫口秀在美國逐漸構成一種時尚,並對社會形成不容小覷的影響力。在美國,總量佔據所有電視節目近半數的脫口秀之所以能夠長盛不衰,也在於這一節目形態記錄社會,呈現多樣表達。相比之下,脫口秀節目在中國,起步晚,制約也十分顯著。不僅政策層面,也與文化環境密不可分。

一方面是文化語境認同的問題。在人類學家霍爾看來,中國文化屬於高語境文化,語意含蓄而婉轉;而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文化更多偏向低語境文化,語意直接而強烈。因此,把西方的“說話傳統”嫁接到我們的表達之中,難免會不適應,甚至是“不正確”的。底線這東西,既是一種道德標準,也是一種文化標準,需要審慎對待;另一方面是對脫口秀在社會層面的價值生成,我們的想像仍是極其匱乏的。環顧一圈目之所及的國內脫口秀節目,不難發現堆段子和開黃腔才是多數節目尋求的言語的力量,但這也恰恰是最無力的表徵。

作為一個節目研究者,以及流行文化的擁躉者,我對各類節目的適應性其實還算強:既不會認同把一系列文化節目的回潮看作是電視綜藝的價值復興,也不會將“汙”的標籤打在正求新求變的網綜市場上。從視聽傳播的長遠發展而言,網路視聽領域的努力更應得到“善待”。無論這種努力是基於行業本身的邏輯,還是基於市場邏輯。

但值得注意的是,當互聯網成為反抗文化霸權的重要場域,也在事實上形成著另一種可能的新的文化霸權。更紛繁的節目表達在試圖建立新的話語體系與思維方式,它觀照另類思考、完成個性表達、顛覆社會成規,形成自己的“說話之道”。前有諸如《曉松奇談》新解知識甚至力圖啟蒙觀念,後有《奇葩說》為代表的節目質疑和反思主流價值。這多少折射出一些好的跡象——它們既能夠被年輕人規訓,又同時規訓著年輕人,彼此制約、理性成長。

那麼我們如何來讀解《吐槽大會》呢?它究竟是在“反抗”,還是在催生一種新的“霸權”?

文:何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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