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看《納布科》重演版， 幕間休息時我的同伴問：“為什麼倫敦就不能這樣？”他指的是：演出沒有能吸引報紙頭條的大牌， 沒有大驚小怪， 沒有媒體包圍， 只有扎扎實實的精彩演出。 而這樣的演出是維也納的常規。
我對同伴說， 聽， 聽那第一個音。 開頭的和絃如晨霧在夏日的湖畔上方升起， 浸染萬物， 色彩柔和， 令人無法自拔。 每一場演出的這頭一個音都定下基調， 仿佛在向我們保證， 無論發生什麼， 卓越的演奏永遠是頭等大事。 樂團是歌劇院的品質堅兵。
不用管誰在指揮， 不用管一場重演的短暫排練是否有三分之一的樂手缺席，
150人的大樂隊， 每晚上場的樂手可能都不一樣， 但其音色始終如一。 一個糟糕的指揮可能會搞亂速度， 但無法影響音色。 當三分之二的歌劇院樂手作為維也納愛樂樂團巡演日本的日子裡（維也納愛樂樂團與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是共生關係——譯注）， 剩下的樂手會與各聲部首席的徒弟同台演出， 徒弟們都盼著有朝一日能坐上首席的位子， 尤其賣力， 坐在觀眾席的你根本聽不出與平日有何不同。
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納布科》劇照
英國歌劇院管理的第一條法則是：削減薪水開支。 最近幾年， 皇家歌劇院樂團的樂手數量已經被減到了維也納的一半，
英國國家歌劇院的態度就更差了。 在上一任管理層， 歌劇院樂團被減到了室內樂的規模， 只有五十人左右。 現在回到了七十人， 但要演瓦格納或大部分現代歌劇都不夠。
結果一聽便知。 皇家歌劇院或國家歌劇院的樂團偶爾也能超常發揮， 但常常去就會聽到各種音不准節奏不穩的小毛病。 當人們開始聽到大毛病時， 走進劇場必帶的“暫停懷疑”便消失了， 同時消失的還有他們對本應得到的世界級歌劇演出的確信。
這並不是莫測高深之事。 詹姆斯·列文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當了41年音樂總監， 其最大的成就便是打造了一支常任的、自豪的、高薪的樂團， 樂手們為觀眾演出時拿出的是同行比試的全力以赴。 米蘭的斯卡拉歌劇院有附屬的音樂學院培養下一代樂手， 其音樂總監裡卡多·夏伊在帶團巡演時自豪地稱之為“斯卡拉愛樂”。
倫敦拒絕去理解這一原則， 不光是因為預算的壓力。 其根源是階級問題。 在維也納， 一個愛樂樂團的成員有社會地位。 聲部首席或是樂隊首席在咖啡館得到的禮遇近乎盲從。 人滿為患的Sacher’s咖啡館總會為一個愛樂樂手找到座位（這可是我的親身經歷）。 奧地利共和國要求維也納愛樂在總統就職典禮上演出。 樂團是國家的頂級資源。
倫敦的歌劇院在銀行家和大老闆手裡， 加上一些有地的貴族後裔作為點綴。 這些董事認為樂團和合唱團就是提供服務的合同工， 想炒就炒。 要說樂隊池裡的樂手比歌劇明星更重要， 這在看重獎金文化的倫敦簡直是癡人說夢。沒有尊重，信心自然沉底。樂手不會全力以赴，這就是為什麼倫敦比不上維也納。
這並不是說維也納環城大道上的一切都像Sachertorte（Sacher’s咖啡館裡的招牌巧克力蛋糕——譯注）那樣甜蜜完美。文化部長Thomas Drozda決定插手國家歌劇院的管理事務。Drozda之前是城堡劇院的高管，他告訴國家歌劇院的頭Dominique Meyer2020年下臺，換上索尼唱片的老闆Bogdan Roscic，此人並無歌劇演出的經驗。Meyer是個親切的法國阿爾薩斯人，在過去十年裡致力於推動維也納愛樂的性別平等，並有98.7%票房銷售的優異成績。Roscic則極為好鬥，已經擺出要縮減常演曲目的架勢，如果可能的話，還要裁人。
維也納國家歌劇院進入了一個不確定的時代。其前途披上了多瑙河那打漩的泥濘的真實顏色。愛樂樂團相信他們最終能夠克服困難保持輝煌。我們只能希望如此。
這在看重獎金文化的倫敦簡直是癡人說夢。沒有尊重，信心自然沉底。樂手不會全力以赴，這就是為什麼倫敦比不上維也納。這並不是說維也納環城大道上的一切都像Sachertorte（Sacher’s咖啡館裡的招牌巧克力蛋糕——譯注）那樣甜蜜完美。文化部長Thomas Drozda決定插手國家歌劇院的管理事務。Drozda之前是城堡劇院的高管，他告訴國家歌劇院的頭Dominique Meyer2020年下臺，換上索尼唱片的老闆Bogdan Roscic，此人並無歌劇演出的經驗。Meyer是個親切的法國阿爾薩斯人，在過去十年裡致力於推動維也納愛樂的性別平等，並有98.7%票房銷售的優異成績。Roscic則極為好鬥，已經擺出要縮減常演曲目的架勢，如果可能的話，還要裁人。
維也納國家歌劇院進入了一個不確定的時代。其前途披上了多瑙河那打漩的泥濘的真實顏色。愛樂樂團相信他們最終能夠克服困難保持輝煌。我們只能希望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