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 首先必須讓讀者瞭解梅氏其人其事。 再探究為何竟惹得魯迅先生在百忙中多次撰文抨擊他呢？！
梅蘭芳像
梅蘭芳（1894—1961）， 京劇藝壇翹楚；名瀾，
1929年10月， 梅蘭芳應美國總統邀請赴美演出。 據著名史學家唐德剛著《梅蘭芳傳稿》載：在紐約首場演出《刺虎》， “戲中旦角是貞娥這個東方新娘， 梅蘭芳的扮相衣飾華麗， 身段美好，
1935年， 梅蘭芳應邀請赴蘇聯演出《打漁殺家》《貴妃醉酒》《西施》等， 受到蘇聯藝術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名家的讚譽。 由此可見梅蘭芳其京劇藝術造詣之深， 名揚海內外。
九一八事變後， 梅蘭芳對國民黨實行不抵抗政策深惡痛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他歷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京劇院院長、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等要職。 1956年演出的《穆桂英掛帥》為其晚年傑作。 代表劇碼還有《宇宙鋒》《貴妃醉酒》《霸王別姬》《洛神》《斷橋》《遊園驚夢》《黛玉葬花》《鳳還巢》《穆桂英掛帥》《抗金兵》等。 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親切關心與幫助下，
從上述梅蘭芳傳略介紹來看， 他一生為人坦蕩、堅貞愛國， 在京劇藝術上苦苦求索、造詣極深， 不愧有旦行“一代宗師”之稱。
魯迅是著名作家， 1933年初， 魯迅與梅蘭芳除了在上海共同出席過一次歡迎英國文豪、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蕭伯納（1856—1950）的聚會外， 以後並沒有任何接觸與往來， 可以說兩人關係是屬於“素昧平生”， 按理是不應存在什麼歷史夙怨的。 但在20世紀50年代， 北京舉行關於紀念魯迅的誕辰與忌辰的活動集會中， 作為中國文學藝術聯合會副主席的梅蘭芳卻很少出席， 有時即使應邀來了， 也十分勉強， 往往是遲到早退， 在會上從來不講話， 不談論魯迅的事。 為何“一代京劇藝術大師”梅蘭芳對被毛澤東譽稱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態度如此冷漠，這究竟是什麼原因？
這得從魯迅少年時對京劇特別厭惡談起。最早見於他於1922年12月發表在《小說月報》第十三卷第十二號的《社戲》。在這篇散文體小說中，魯迅直言不諱地說，在20年間“只看過兩回中國戲（指京劇）”，給他留下了深深的不良印象是“似乎這戲太不好”，“臺上冬冬鄜鄜的敲打，紅紅綠綠的晃蕩”，“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旦唱，看不知什麼角色唱，看老生唱，看一大班人亂打，看兩三個人互打”，總之是“冬冬鄜鄜之災”，實在“使我省悟到在這裡（指戲臺下）不適於生存了”。“這一夜，就是我對於中國戲（指京劇）告了別的一夜，此後再沒有想到他，即使偶而經過戲園，我也漠不相關，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天之北了。”小說中又說：“前幾天，我忽在無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書，可惜忘記了書名和著者，總之是關於中國戲的。其中有一篇，大意仿佛說，中國戲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頭昏腦眩，很不適應於劇場……我當時覺著這正是說了在我意中而未曾想到的話。”云云。從上述可見，魯迅在少年時代對京劇就是特別厭惡的。
後來到青年時代，魯迅仍然十分討厭京劇。他認為京劇是“玩把戲”的“百納體”，“毫無美學價值”可言。據魯迅的好友，左聯作家郁達夫的《回憶錄》中透露：“在上海時，我有一次談到了茅盾、田漢諸君想改良京劇”，不料“他（指魯迅）根本就不贊成”並很幽默地說：“以京劇來救國，那就是‘我們救國啊啊啊’了，這樣行嗎？”對於人們一致公認的京劇表演中的“象徵藝術”，魯迅卻極力反對。他認為京劇“臉譜和手勢，是代數，何嘗是象徵？他除了白鼻樑表丑角、花臉表強人、執鞭表騎馬、推手錶開門之外，哪裡還有什麼說不出、做不出的意義？”魯迅認為“臉譜”“我總覺得並非象徵手法”“它更不過是一種贅疣，無須扶持它的存在了。”
如果說魯迅僅僅是對京劇藝術的厭惡與否定，那也就罷了。問題是他多次撰文對梅蘭芳指名道姓地進行尖刻的抨擊，以致梅蘭芳在魯迅死後、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仍耿耿於懷，無法釋怨，並在一些紀念魯迅的公開場合上，以沉默、冷漠的態度對待之，從而表示內心對魯迅其人言行的憤懣。
那是1924年，魯迅曾寫了一篇《論照相之類》的文章，語言十分刻薄，充滿嘲弄、挖苦，對“素昧平生”的梅蘭芳進行攻擊。魯迅認為梅蘭芳飾天女、演林黛玉等，眼睛凸、嘴唇太厚，形象不美。魯迅尖刻、挖苦地說：“我們中國最偉大最永久的藝術是男人扮女人。異性大抵相愛。太監只能使別人放心，決沒有人愛他，因為他是無性了——假使我用了這‘無’字還不算什麼語病。然而也就可見雖然最難放心，但是最可愛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為從兩性看來，都近于異性，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所以這就永遠掛在照相館的玻璃窗裡，掛在國民的心中。外國沒有這樣的完全的藝術家，所以只好任憑那些捏錘鑿、調彩色、弄墨水的人們跋扈。”
魯迅在1934年6月4日又寫了一篇題為《拿來主義》的文章，收入《且介亭雜文》中。該文對梅蘭芳擬應邀赴蘇聯演出，進行文化交流一事，給予無情的抨擊。文中說：別的且不說罷，單是學藝上的東西，近來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覽，但終“不知後事如何”；還有幾位“大師”們捧著幾張古畫和新畫，在歐洲各國一路的掛過去，叫作“發揚國光”。聽說不遠還要送梅蘭芳博士到蘇聯去，以催進“象徵主義”，此後是順便到歐洲傳道。我在這裡不想討論梅博士演藝和象徵主義的關係，總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說，也可以算得顯出一點進步了”。
接著是魯迅在1934年11月5～6日兩天，在《中華時報·動向》上又發表猛烈抨擊梅蘭芳京劇藝術的文章，題名為《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令人費解的是，這是梅蘭芳在美國演出成功載譽歸國，受到國人空前熱烈歡迎與祝賀之後不久的日子裡，魯迅在百忙與疾病纏身中撰寫的挖苦、抨擊梅蘭芳的評論文章。魯迅在文中說：“梅蘭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寵兒，這就使士大夫敢於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奪取民間的東西的，將竹枝詞改為文言，將‘小家碧玉’作為姨太太，但一沾他們的手，這東西就要跟著他們滅亡。他們將他從俗眾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來。教他用多數人聽不懂的話，緩緩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都是他做戲的，這時卻成了為他而做，凡有新編的劇本，都只為了梅蘭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蘭芳。雅是雅了，但多數人看不懂，不要看，還覺得自己不配看了。名聲的起滅，也如光的起滅一樣，起的時候，從近到遠，滅的時候，遠處倒還留著餘光。梅蘭芳游日、游美其實已不是光的發揚，而是光在中國的收斂。他竟然沒有想到從玻璃罩裡跳出，所以這樣的搬出去還是這樣的搬回來”，竭力抨擊梅蘭芳的京劇藝術與人生。
《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一文見報後，梅蘭芳馬上得知，看了這篇抨擊文章，無疑給他當頭潑了一瓢冷水，氣得啼笑皆非，無言以對。因為魯迅沒有用真名而是用化名“張沛”發表的。當時梅蘭芳正準備赴蘇聯演出，工作忙得很，也顧不上去打聽“張沛”究竟何許人也，有何等政治背景？！不過，天下沒有不通風的牆，何況報界編輯、記者中，梅蘭芳也有不少朋友呢。而且在舊中國時代，還有人專門以從事“包打聽”為業。只要肯花費點兒錢，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事後自然會有人將化名“張沛”的其人真實姓名透露給梅蘭芳。可是，當梅蘭芳得知化名“張沛”者原來竟是文豪魯迅的事實真相時，他驚呆了，他百思不得其解，他與魯迅除了在歡迎英國文豪蕭伯納會上見過一面外，從沒有再打過交道，更無恩怨可言，為何魯迅先生不敢用真名實姓發表而採用如此“尖刻”文字、無情嘲弄、來抨擊自己呢？梅蘭芳知道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壇上擁有“聖人”的地位，作為京劇藝術家的自己根本無法在論戰中同魯迅抗衡，更何況當時魯迅早已遠遊另一個世界了。梅蘭芳實在無可奈何，於是也就採取以“沉默”和“冷漠”對待魯迅了。這是常人之態，不足為奇。我們也無權來責怪梅氏的“沉默”與“冷漠”，因為夙怨畢竟是由魯迅撰寫抨擊文章引起的。
平心而論，魯迅的性格些許有些急躁。他的絕大多數雜文具有詼諧、尖刻的特色，這對敵人是可以的，但對愛國人士、對友人採用這種“刻薄”的文字，就不能理解了。為何魯迅一生“樹敵過多”呢？不能寬容待人，大約是個原因吧。他生前有不少好友諸如林語堂、徐懋庸、顧頡剛、郭沫若等等，就成為他撰文抨擊的對象。魯迅思想的鋒芒，語言的犀利，以及觀點上的寸步不讓，在這裡也可見一斑。明代學者呂坤在《呻吟語》卷中曾諄諄告誡學子們說：“處世以譏訕為第一病痛。”其意是說：喜歡尖刻譏笑抨擊別人，這是為人處世的最大的毛病。魯迅多次尖刻地抨擊梅蘭芳，可以說有“傷人傷己”之嫌了。但人無完人，我們又何必過分苛責魯迅呢？
為何“一代京劇藝術大師”梅蘭芳對被毛澤東譽稱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態度如此冷漠，這究竟是什麼原因？這得從魯迅少年時對京劇特別厭惡談起。最早見於他於1922年12月發表在《小說月報》第十三卷第十二號的《社戲》。在這篇散文體小說中，魯迅直言不諱地說，在20年間“只看過兩回中國戲（指京劇）”，給他留下了深深的不良印象是“似乎這戲太不好”，“臺上冬冬鄜鄜的敲打，紅紅綠綠的晃蕩”，“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旦唱，看不知什麼角色唱，看老生唱，看一大班人亂打，看兩三個人互打”，總之是“冬冬鄜鄜之災”，實在“使我省悟到在這裡（指戲臺下）不適於生存了”。“這一夜，就是我對於中國戲（指京劇）告了別的一夜，此後再沒有想到他，即使偶而經過戲園，我也漠不相關，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天之北了。”小說中又說：“前幾天，我忽在無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書，可惜忘記了書名和著者，總之是關於中國戲的。其中有一篇，大意仿佛說，中國戲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頭昏腦眩，很不適應於劇場……我當時覺著這正是說了在我意中而未曾想到的話。”云云。從上述可見，魯迅在少年時代對京劇就是特別厭惡的。
後來到青年時代，魯迅仍然十分討厭京劇。他認為京劇是“玩把戲”的“百納體”，“毫無美學價值”可言。據魯迅的好友，左聯作家郁達夫的《回憶錄》中透露：“在上海時，我有一次談到了茅盾、田漢諸君想改良京劇”，不料“他（指魯迅）根本就不贊成”並很幽默地說：“以京劇來救國，那就是‘我們救國啊啊啊’了，這樣行嗎？”對於人們一致公認的京劇表演中的“象徵藝術”，魯迅卻極力反對。他認為京劇“臉譜和手勢，是代數，何嘗是象徵？他除了白鼻樑表丑角、花臉表強人、執鞭表騎馬、推手錶開門之外，哪裡還有什麼說不出、做不出的意義？”魯迅認為“臉譜”“我總覺得並非象徵手法”“它更不過是一種贅疣，無須扶持它的存在了。”
如果說魯迅僅僅是對京劇藝術的厭惡與否定，那也就罷了。問題是他多次撰文對梅蘭芳指名道姓地進行尖刻的抨擊，以致梅蘭芳在魯迅死後、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仍耿耿於懷，無法釋怨，並在一些紀念魯迅的公開場合上，以沉默、冷漠的態度對待之，從而表示內心對魯迅其人言行的憤懣。
那是1924年，魯迅曾寫了一篇《論照相之類》的文章，語言十分刻薄，充滿嘲弄、挖苦，對“素昧平生”的梅蘭芳進行攻擊。魯迅認為梅蘭芳飾天女、演林黛玉等，眼睛凸、嘴唇太厚，形象不美。魯迅尖刻、挖苦地說：“我們中國最偉大最永久的藝術是男人扮女人。異性大抵相愛。太監只能使別人放心，決沒有人愛他，因為他是無性了——假使我用了這‘無’字還不算什麼語病。然而也就可見雖然最難放心，但是最可愛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為從兩性看來，都近于異性，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所以這就永遠掛在照相館的玻璃窗裡，掛在國民的心中。外國沒有這樣的完全的藝術家，所以只好任憑那些捏錘鑿、調彩色、弄墨水的人們跋扈。”
魯迅在1934年6月4日又寫了一篇題為《拿來主義》的文章，收入《且介亭雜文》中。該文對梅蘭芳擬應邀赴蘇聯演出，進行文化交流一事，給予無情的抨擊。文中說：別的且不說罷，單是學藝上的東西，近來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覽，但終“不知後事如何”；還有幾位“大師”們捧著幾張古畫和新畫，在歐洲各國一路的掛過去，叫作“發揚國光”。聽說不遠還要送梅蘭芳博士到蘇聯去，以催進“象徵主義”，此後是順便到歐洲傳道。我在這裡不想討論梅博士演藝和象徵主義的關係，總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說，也可以算得顯出一點進步了”。
接著是魯迅在1934年11月5～6日兩天，在《中華時報·動向》上又發表猛烈抨擊梅蘭芳京劇藝術的文章，題名為《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令人費解的是，這是梅蘭芳在美國演出成功載譽歸國，受到國人空前熱烈歡迎與祝賀之後不久的日子裡，魯迅在百忙與疾病纏身中撰寫的挖苦、抨擊梅蘭芳的評論文章。魯迅在文中說：“梅蘭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寵兒，這就使士大夫敢於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奪取民間的東西的，將竹枝詞改為文言，將‘小家碧玉’作為姨太太，但一沾他們的手，這東西就要跟著他們滅亡。他們將他從俗眾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來。教他用多數人聽不懂的話，緩緩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都是他做戲的，這時卻成了為他而做，凡有新編的劇本，都只為了梅蘭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蘭芳。雅是雅了，但多數人看不懂，不要看，還覺得自己不配看了。名聲的起滅，也如光的起滅一樣，起的時候，從近到遠，滅的時候，遠處倒還留著餘光。梅蘭芳游日、游美其實已不是光的發揚，而是光在中國的收斂。他竟然沒有想到從玻璃罩裡跳出，所以這樣的搬出去還是這樣的搬回來”，竭力抨擊梅蘭芳的京劇藝術與人生。
《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一文見報後，梅蘭芳馬上得知，看了這篇抨擊文章，無疑給他當頭潑了一瓢冷水，氣得啼笑皆非，無言以對。因為魯迅沒有用真名而是用化名“張沛”發表的。當時梅蘭芳正準備赴蘇聯演出，工作忙得很，也顧不上去打聽“張沛”究竟何許人也，有何等政治背景？！不過，天下沒有不通風的牆，何況報界編輯、記者中，梅蘭芳也有不少朋友呢。而且在舊中國時代，還有人專門以從事“包打聽”為業。只要肯花費點兒錢，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事後自然會有人將化名“張沛”的其人真實姓名透露給梅蘭芳。可是，當梅蘭芳得知化名“張沛”者原來竟是文豪魯迅的事實真相時，他驚呆了，他百思不得其解，他與魯迅除了在歡迎英國文豪蕭伯納會上見過一面外，從沒有再打過交道，更無恩怨可言，為何魯迅先生不敢用真名實姓發表而採用如此“尖刻”文字、無情嘲弄、來抨擊自己呢？梅蘭芳知道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壇上擁有“聖人”的地位，作為京劇藝術家的自己根本無法在論戰中同魯迅抗衡，更何況當時魯迅早已遠遊另一個世界了。梅蘭芳實在無可奈何，於是也就採取以“沉默”和“冷漠”對待魯迅了。這是常人之態，不足為奇。我們也無權來責怪梅氏的“沉默”與“冷漠”，因為夙怨畢竟是由魯迅撰寫抨擊文章引起的。
平心而論，魯迅的性格些許有些急躁。他的絕大多數雜文具有詼諧、尖刻的特色，這對敵人是可以的，但對愛國人士、對友人採用這種“刻薄”的文字，就不能理解了。為何魯迅一生“樹敵過多”呢？不能寬容待人，大約是個原因吧。他生前有不少好友諸如林語堂、徐懋庸、顧頡剛、郭沫若等等，就成為他撰文抨擊的對象。魯迅思想的鋒芒，語言的犀利，以及觀點上的寸步不讓，在這裡也可見一斑。明代學者呂坤在《呻吟語》卷中曾諄諄告誡學子們說：“處世以譏訕為第一病痛。”其意是說：喜歡尖刻譏笑抨擊別人，這是為人處世的最大的毛病。魯迅多次尖刻地抨擊梅蘭芳，可以說有“傷人傷己”之嫌了。但人無完人，我們又何必過分苛責魯迅呢？